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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远去的背影-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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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2——1935。6，是瞿秋白人生的第八个时期，也是最后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在国民党的监牢中度过。1934年10月，“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却被博古中央留下，不准随军撤离。“中央红军”走后，“苏区”渐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瞿秋白这些被留下的人，终于无处存身。1935年2月26日（这一日期，有2月22日、24日、26日三种说法），瞿秋白等人在“突围”途中被捕。被捕后，瞿秋白写了《多余的话》。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枪杀于福建省长汀县罗汉岭。这里的问题是：非要把瞿秋白弄到“苏区”的博古中央，为何撤离时却又像扔破烂一般扔下他不管呢？——这也是本文想要说明的问题。
二
先说第一个问题：博古中央为何一定要把瞿秋白从上海弄到“苏区”？
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牵涉到王明、博古们为何能扳倒瞿秋白，夺取中共最高权力。王明1904年生，小瞿秋白五岁。博古1907年生，小瞿秋白八岁。尽管年龄相差并不大，但在中共的代际上，瞿秋白与他们，却实在是两代人。当瞿秋白在莫斯科与他们相遇时，在“革命资历”上，他们只能算是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若无强有力的支持，凭他们个人的能力，是不可能扳倒瞿秋白的。当然，若无强有力者的教唆，他们也根本不敢在乳臭未干时，就生出踢开前辈、掌控全党的野心。直接教唆和支持他们的，是米夫，而米夫的背后，则是共产国际，说得更直白些，是斯大林。
对于米夫为何要极力支持王明、博古们打倒瞿秋白，有关研究者习惯于从米夫的个人品德上找原因。米夫1901年生，小瞿秋白两岁。20年代初，米夫开始从事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研究，并很快成为苏共党内和共产国际研究中国问题的所谓“专家”，在有关中国问题上，具有重大的话语权。1925年，米夫出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1926年底，米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抛出了《中国问题提纲》（即所谓“米夫提纲”），深受斯大林赏识。1927年，米夫升任中山大学校长，同时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任专管中国事务的副部长。其时，苏共党内的斗争已很激烈，而米夫则是铁杆的斯大林派。
代表共产国际专管中国事务的米夫，以中国问题上的“理论权威”自居。而瞿秋白则是中共党内的“理论权威”。这两个“理论权威”，在关于“中国问题”上，看法却有多方面和实质性的分歧。本来，即便瞿秋白一直在国内工作，也必然会与米夫相冲突。也算是造化弄人，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开完后，瞿秋白留下来当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这样，米夫就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两人就有了一种日常性的接触。在中共人士面前，米夫咄咄逼人，不可一世。而瞿秋白当然也不会真心佩服这个中国问题上的“洋专家”。瞿秋白自然会对米夫显示出“应有”的尊重和服从，甚至也能做到强颜为笑。但本质上是书生的瞿秋白，却不能做到彻底隐藏和清除自己的观点、思想，“摧眉折腰事米夫”。这当然会令米夫时有不快。有一件事庶几可证明瞿秋白的书生气：在忍无可忍时，瞿秋白曾向共产国际提出撤换米夫的请求。
撤换米夫的请求，当然只能徒然增加米夫对瞿秋白的仇视。米夫除了直接打击瞿秋白外，更要“以华制华”，而他选中自己在中山大学的学生王明、博古等人，也自在情理之中。王明给人们留下了野心家的强烈印象。但王明其人，其实是典型的“银样蜡枪头”，是那种绣花枕头式的人物。应该看到，王明们的政治野心，首先是被米夫煽动起来的。是先有米夫鼓动王明们在中共党内造反夺权，才有王明们的野心勃勃。被米夫煽动起来的王明等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其实非常像“文革”中被煽动起来的“红卫兵”。王明们要在党内造反夺权，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和团长瞿秋白了。他们用种种手段对瞿秋白进行“无情打击”、与瞿秋白进行“残酷斗争”。此中详情，难以尽述。这里，只抄录其时也在中山大学留学的陈修良《怀念杨之华同志》一文中的一段话：
当时“中大”内部宗派斗争很激烈，王明等人控制了“中大”的党支部，所以又叫做“支部派”。他们想夺取中国的领导权，对中共代表团是采取对立态度的，他们特别反对秋白同志，诬蔑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甚至在墙报上把秋白同志画成一只猴子，同时，他们也公开侮辱之华同志。＇1＇
王明们的野心是被米夫煽动起来的。而大陆的有关研究者，在论及米夫为何煽动和支持王明、博古这些“革命小将”不择手段地打击迫害瞿秋白时，总强调是米夫本人想要通过王明们绝对控制中共，似乎瞿秋白的命运悲剧都应该由米夫来负责。这样理解瞿秋白与米夫的冲突，应该是很不够的。正像不能完全用个人野心来解释王明们对瞿秋白的残虐，也不能完全用个人品德来解释米夫对王明们的煽动、支持。如果说王明们的支持者是米夫，那米夫的支持者则是斯大林。最准确最简捷的说法应该是：斯大林意欲绝对控制中共，让中共全心全意为苏联服务，这样才有米夫煽动和支持王明等一干在苏联喝了几年狼奶的“革命小将”造反夺权。
以王明等一干“革命小将”取代陈独秀、瞿秋白等老一代领袖，只因为老一代领袖使唤起来，不十分得心应手。这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抛开别的方面不论，仅从性格上来说，陈独秀从顶峰跌入深谷、最终被开除出自己手创的共产党，也是不可避免的。陈独秀桀骜不驯，非任人驱使之辈，而斯大林则衣冠枭獍、顺昌逆亡。这样两个人碰到一起，当然不会和谐。瞿秋白虽然个性远较陈独秀温顺，但也有着起码的中国传统文人的节操，有着起码的书生气。更重要的是，陈独秀、瞿秋白等老一代革命者，都多多少少有一点民族情怀，“救中国”，原是他们投身革命的始因。这一份民族情怀、这一缕救国初衷，就成了他们绝对听命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一种阻碍，自然也是斯大林和米夫所深为痛恶的。
中国大陆以外的研究者林梵在《瞿秋白之死》一文中说：
众所周知，瞿秋白自中共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后，曾出任总书记一职，直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开除瞿秋白的政治局委员一事上，前后约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达四年左右。
中共党史学家，历来把这一段时期称为第二次国内战争初期，也就是国共分裂后，中共展开城乡暴动与土地革命战争，接二连三地遭受失败之际。以苏联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为了推卸自己指导失败责任，二则为了培植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王明、博古之类留苏效忠派，因此把中共初期共产主义者，具有民族主义节操的瞿秋白、陈独秀等中共老一辈领导人做为替罪羊，用尽“残酷斗争”的手段予以无情打击。＇2＇
林梵这番话中，特别令我注意的，是“民族主义节操”这句话。陈、瞿等中国的第一代共产主义者，虽然也认同了“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等口号，但国家、民族的意识却又毕竟是根深蒂固的。尽管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但在中国闹革命，首先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至少不能完全无视中国人民的利益。仅仅这样一种“民族主义节操”，就使得斯大林有充分的理由要踢开他们。王明、博古们则不同。他们没有陈、瞿们的“民族主义节操”。他们的心中的确“没有祖国”而只有苏联。杀回国内后，他们也像是苏联派出的一支别动队。如果说陈、瞿们总有着在中国闹革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样一种意识，那么，王明、博古们则不同。他们是从苏联的实际出发而在中国闹革命。他们是“身在汉营心在曹”，身在中国心在苏。只要对苏联有利，只要斯大林们欢喜，牺牲全部的中国为苏联服务，他们也不眨一下眼睛。也曾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盛岳（盛忠亮），晚年在美国所写的《莫斯大林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说得好：“不成问题，所谓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俄国人精心培养的。俄国人这样做的惟一目的，是为了控制中共，把它改造成一个无限忠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政党。”＇3＇
清除了陈独秀之后，瞿秋白之所以成为米夫们着力打击的第一对象，除了瞿秋白是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任中共领袖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瞿秋白作为中共党内理论权威的身份。米夫要让自己的理论成为中共的信条，就必须不但要在政治地位上打倒瞿秋白，还要在思想、观念方面彻底清除瞿秋白的影响。在政治上让瞿秋白出局，这比较容易。开一个会，米夫一通声色俱厉的发言，王明们一番吠影吠声的鼓噪，就能解决问题。但要在思想和理论上彻底清除瞿秋白长期以来产生的影响，就不是开几次会能做到的。这需要较为长期的批判和迫害，尤其需要在名誉上把瞿秋白搞臭。这也正是瞿秋白在政治上被闲置被抛弃后，王明团伙仍咬住他不放、仍对他进行批判、侮辱、摧残，甚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原因。王明逃离上海、跑回他精神上的“祖国”苏联后，由博古执掌中共最高权力。博古从王明手中接过权杖的同时，也接过了打压瞿秋白的大棒。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中共地下组织在上海越来越难以存在，中共中央不得不迁往瑞金。1933年初，博古到达瑞金。中央机关迁往瑞金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央上海局，“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李竹声任上海局书记。打压瞿秋白的大棒，又从博古手中传到李竹声手中。李竹声则把这支大棒舞得更高、抡得更狠。顺便指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被捕后立即叛变，成为国民党的“中统”特务。李竹声于1934年6月被捕叛变，加入“中统”。接替李竹声的，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的作者盛岳。盛岳于1934年10月被捕，也立即叛变，加入“中统”。这些当初疯狂迫害瞿秋白而终于当了“中统”特务的人，得知瞿秋白被捕后宁死不屈，不知作何感想。
话说回来，瞿秋白在政治上被踢出局之后，之所以还不断受到王明团伙的打击迫害，也有“咎由自取”之处。本来，米夫、王明们把瞿秋白从政治上踢出局后，就希望他从此销声匿迹。而如果瞿秋白果真从此匿影藏形，或许王明团伙打击迫害的劲头会渐衰，因为打一只早已皮开肉绽的死老虎，自己也会感到厌烦。也许是不甘寂寞，也许是不识时务，瞿秋白偏偏仍以一支笔，强劲地显示着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价值。学术界一般都认为，瞿秋白是并未得到中央派遣的情况下，积极主动地介入“左联”的。以瞿秋白的革命资历和曾经的政治地位，以瞿秋白在文学艺术上的修养造诣，很快便成为“左联”的精神领袖和实际上的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则更是在文艺理论问题上笔耕不辍。这一点已足以令王明团伙嫉恨了。更糟糕的是，在实际的政治问题和理论性的政治问题上，瞿秋白仍然坚持发言。从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出局，到1934年1月被迫离开上海，这三年的时间里，瞿秋白在党内党外的刊物上，不断发表谈论政治问题的文章，或对那种重大的政治问题发表看法，或对一些关键的理论问题进行阐释。这就必然令王明团伙恼羞成怒。在王明团伙看来，这是一种捣乱，是一种对抗与挑战。瞿秋白过去的思想理论“流毒”已令他们头痛，岂容瞿秋白继续“放毒”，岂容瞿秋白在精神上“另立中央”。既然瞿秋白“人还在，心不死”，既然瞿秋白仍然“顽强地表现自己”，那“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就是必须继续的。
1933年春夏，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用狄康的笔名，连续发表了《国民党最大借款的目的》、《庐山会议的大阴谋》等近20篇政论时评。这批文章虽然主旨是在抨击国民党，但博古们却也感到了异样的疼痛。9月22日，博古中央突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发动对瞿秋白的批判。该《决定》强调瞿秋白在《斗争》等刊物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是“完全与中央的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相对抗，企图以他的机会主义观点来解除党动员群众的武装。这一错误的实质是右倾机会主义，主要的是由于他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的估计不足，看不到苏维埃与红军的伟大力量，因此在新的任务面前表示惊慌失措，又来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同时在客观上，他是整个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决定》号召：“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展开最无情的斗争……以保证彻底执行中央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4＇10月30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周报》，发表题为《白区党在反对五次“围剿”中的战斗任务》的社论，社论强调批判瞿秋白是白区党完成反对五次“围剿”各项任务的必要前提，社论号召对瞿秋白要“开展最无情的斗争”，甚至引用了高尔基的名言：“敌人不愿意解除武装，我们就必须消灭他。”在中央上海局主政的李竹声，忠实地、甚至是变本加厉地执行了博古中央的这个《决定》。瞿独伊在《怀念父亲》一文中有这样的回忆：
一九三一年初，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一伙把我的父亲排斥于中央领导机关之外。王明写的那本《为中共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中，多处攻击我父亲——维它同志。父亲在党刊《斗争》上发表了若干不符合王明一伙观点的文章，他们就诬蔑他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犯有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从而对他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听母亲说，在一次小组会上，父亲对这种歪曲和诬蔑进行了平静的申述，但是，宗派主义分子竟蛮横地吼道：“像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并且重新提起父亲在“八七”会议之后犯的错误。＇5＇
对于瞿秋白的“政治残年”，这次的打击，可算是最后一击。博古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发动批瞿的同时，做出了令瞿秋白离沪赴赣的决定。——这样，瞿秋白就不得不走了。
三
博古中央在对瞿秋白进行残酷打击的同时，又命令其奔赴“苏区”，当然并不意味着在上海已难以存身，更不意味着“苏区”的工作需要瞿秋白。周扬、夏衍等人就一直在上海隐蔽下来并且平安无事。瞿秋白无论在哪种意义上，都比周扬、夏衍们更有理由留在上海。一来他早已被闲置抛弃，二来重病在身。对于博古中央来说，除了作为“反面教材”而“供批判使用”外，已无丝毫价值。但他却不能在上海养病而必须到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的瑞金。尽管瞿秋白极其不愿意离开上海，但博古中央既然有命令，他就不得不执行。问题是，博古中央为何非要把瞿秋白弄到瑞金不可呢？这应该有两层用意。一是为了更好地对瞿秋白进行监管。在上海，瞿秋白还可以“乱说乱动”，还可以在文化界和思想理论界，继续发挥自己的影响。以瞿秋白的书生气质，只要留在上海，就不可能不继续在各种问题上发言。而到了瑞金，又在博古们的眼皮底下，瞿秋白就成了真正的死老虎了。实际上，瞿秋白赴赣后，就果然再也没有写过政论性文章。
另一层用意或许更卑劣恶毒。常人认为，瞿秋白重病在身，所以应该留在上海养病。但博古们或许正是为了不让瞿秋白在上海安心养病，才决定把他弄来“苏区”。瞿秋白的病体越是需要上海这样的环境，就越是不让瞿秋白留在上海；“苏区”的条件越是不利于瞿秋白的健康，就越是要让瞿秋白来到“苏区”。——所谓“残酷斗争”，所谓“无情打击”，所谓“就必须消灭他”，不就是这意思么？如果说瞿秋白到“苏区”后，身体一天天恶化，那正是博古们高兴看到的。只有这样理解博古们的用意，才能理解他们为何强令瞿秋白到“苏区”却又坚拒杨之华同行的请求。瞿杨结合后，十分恩爱。杨之华不但是瞿秋白精神上的安慰者，也是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者。对此十分清楚的博古们，当然就不会同意杨之华与瞿秋白同来“苏区”了。既然令瞿秋白来“苏区”本就是以人身迫害为目的，又怎么会同意杨之华这个瞿秋白离不开的人，不与瞿秋白分离呢？说得更直白些，博古们令瞿秋白到“苏区”，不仅是要把瞿秋白从上海拉开，也是要把瞿秋白从杨之华身边拉开。在莫斯科时期，王明团伙就想从肉体上消灭瞿秋白。不妨说，此番令瞿秋白只身赴“苏区”，仍是要了莫斯科时期未了之愿，仍是要竟莫斯科时期未竟之业。
博古们强令瞿秋白只身赴赣，可能还有更阴暗的心理在驱使。从被王明们一脚踢下政治舞台，到离沪赴赣的这几年，某种意义上是瞿秋白一生中最快意的几年。前面说到的林梵《瞿秋白之死》中，亦的这样的论说：“自此之后，瞿秋白与杨之华双双盝居隐蔽地在上海生活多年。两人相依为命，甘苦忧患共尝，并结识了鲁迅，成为挚友，瞿秋白还搞了自始至终锺爱的文学创作与翻译工作。可谓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是好景不长，王明、博古对瞿秋白在上海夫唱妇随的隐居生活，仍继续进行打击。”“十分清楚，指令瞿秋白去江西中央苏区与藉口工作需要，强迫瞿、杨分离，是当时执掌中共大权的王明、博古派对瞿、杨自莫斯科结下的宿怨，予以无情打击的继续。”＇6＇这几年，瞿秋白夫妻生活很甜蜜，与鲁迅、茅盾等人的交往，也让他品尝到真正的友情。虽然在政治上出局，虽然仍然遭受王明团伙的打击，但在爱情和友情的双重滋润下，瞿秋白的心态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宁、惬意。王明团伙处心积虑地把瞿秋白踢下去，没想离开政治舞台后的瞿秋白似乎生活得比以前更好。这当然是王明、博古们所不愿看到的。仅仅在全党发动批瞿，还不足以摧毁瞿秋白的这种甚至令他们嫉妒的生活状态，于是才使出了令瞿秋白只身赴赣的狠招。让瞿秋白只身赴赣，是把他从上海拉开，从杨之华身边拉开，也是把他从鲁迅、茅盾等人的诚挚友情中拉开。
关于瞿秋白到达瑞金后的生活状态，抄几段有关人士的回忆，或许可看出个大概。瞿秋白是中央政府“教育部长”，徐特立曾任“副部长”。20世纪50年代，徐特立在一封写给杨之华的信中，有这样的回忆：“秋白同志到苏区时敌人封锁最严重，粮食按人分配，……为着解决苏区全部粮食问题，每一个党员和群众都自动的节省。……有一天我到教育部去了，他留我吃饭，他说有某同志送给他几两盐，留我吃一顿有盐的菜。”＇7＇陆定一与瞿秋白相识多年，且算得上是瞿秋白的学生。陈清泉、宋广渭合著的《陆定一传》，写到陆定一在“苏区”情形时，有这样的叙述：“这个时候，瞿秋白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也到苏区来了，陆定一很想去看看他，但是他们都受王明路线的打击，都被视为‘调和路线’的人物。为了避免麻烦，陆定一始终没有去看瞿秋白。咫尺天涯，他感到十分遗憾！”＇8＇物质上，食不果腹，连盐也吃不上。慑于博古们的淫威，连多年老友，也不敢做一次哪怕是礼节性的探望。瞿秋白身心两方面，都处于受煎熬的状态。
1934年10月，“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有一部分中高级干部必须留下。谁走谁留，成了十分敏感的问题。当时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成了最高决策机构。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计划、周恩来则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由“三人团”决定。这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实际上就由博古决定。瞿秋白虽然早不是什么高级干部，然而，他的去留问题，无疑是博古非常关心的。其时，国民党大军压境，“苏区”危在旦夕。走，是人人渴望的。既如此，博古当然不会同意瞿秋白走，博古当然会把瞿秋白扔掉。“延安整风”时期，张闻天（洛甫）有这样的回忆：“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9＇手无缚鸡之力，眼有高度近视；肺疾重而血常咯，热不止则风难禁。——这就是当时的瞿秋白。这样的瞿秋白，留下，则如鼎鱼幕燕，生之可能性十分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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