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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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张春桥传
　　作者：叶永烈
　　内容简介：
　　张春桥，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分子。1938年去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在《晋察冀日报》、《新石门日报》任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解放日报》社社长，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和市委候补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历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
　　是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期间，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同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
　　正文
　　小引
　　我埋头于小山一般的“文革”档案之中。
　　终日阅卷，我感到有点倦怠。正在这时，我信手翻开一卷档案，那短短的几行字，使我忍俊不禁，倦意顿消。
　　那是上海师范大学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向中共上海市委文教组送去的《情况反映（五）》，内中写道：
　　……我校分部附小二年级学生（八岁）在看电视时说：“张春桥参加追悼会时，一只眼闭着，一只眼睁着，要复辟。”
　　这里所说的追悼会，当然是指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毛泽东的大会。按规定，连小学生都必须收看现场转播的电视。
　　一个八岁小学生在看电视时说的一句话竟会印在呈报中共上海市委的内部文件上！
　　更令人吃惊的是，当时中共上海市委的三个头目，居然在这份文件上，为小学生的一句话写下三条批示：
　　继续追查，并报公安局。
　　对传谣攻击者，应当严肃批判。
　　严防扩散，进行追查，严肃批判后处理。
　　随着这“追查”，我看了一卷又一卷“炮打张春桥”的档案，进而又查阅了有关张春桥的档案。我走访了众多的“炮手”，也走访了当年张春桥的亲朋故旧，终于写出了你手中的这部长篇——迄今为止第一部关于张春桥的传记……
　　第一章　混迹上海文坛
　　“四·一二”炮打张春桥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清晨。
　　刚从睡梦中醒来的上海市民们，惊喜地发现，一夜之间，街头巷尾刷出了许许多多“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标语：
　　揪出叛徒张春桥！
　　打倒臭名昭著的老牌叛徒文静！
　　文静何许人也？上海人人皆知，文静乃张春桥之妻。文静是叛徒，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至于张春桥是叛徒，小道消息亦有所传闻，甚至说某人敢以脑袋担保等等。
　　然而，如今用比今还大的字，写在要道通衢，众目睽睽，个个称快。
　　谁都明白，刷出这样的“炮打”大字标语，需要多大的勇气。因为在那年月，张春桥是上海飞扬拔扈、不可一世的大人物，用手轻轻一指，就可以把人辗得如同面粉。他的头上，闪耀着“中央文革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之类眩目的光圈。“炮打”这样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那还得了？！
　　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正处于“一月革命风暴”之中，张春桥尚未夺得上海的领导权，立足未稳，以复旦大学年轻学生为主，曾经掀起第一次“炮打张春桥”的高潮，被称为“一·二八事件”。不过，那一次的“炮打”，还只是低水平的，只不过向张春桥提出一连串为什么：既然上海市委是“修正主义”的，为什么身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春桥是“革命”的？既然上海文艺界“毒草丛生，群魔乱舞”，为什么身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张春桥是“干净”的？……
　　“一·二八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张春桥残酷地镇压了那些年轻的“炮手”。
　　这一回“炮打张春桥”，事先经过二十多天的准备，炮火比第一次要猛烈得多，被称为“四·一二事件”。真是历史的巧合：四十一年前——一九二七年，也是在四月十二日，上海人民跟独夫民贼蒋介石展开了激烈的肉搏……
　　张春桥上台以后的倒行逆施，上海人民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地火在运行。张春桥如同坐在火山口上。
　　地火终于在“四·一二”喷发了！
　　上海在怒吼！
　　徐景贤紧急电告张春桥。
　　张春桥强装镇定，复电：“要沉着，不反击”，“事情过去就算了，不要压，不要整人，有些材料也不要紧。”
　　张春桥真的如此“虚怀若谷”？如此“大慈大悲”？
　　不，不，我在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三日《人民日报》上，看到如下惊人的数字：
　　张春桥对曾经参与炮打张春桥的人，要搞所谓“秋风扫落叶”，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仅上海大专院校因“炮打”张春桥而受到拘捕、隔离、批斗或者作检查、写鉴定的达三千多人……
　　我又从档案中，查到徐景贤当年在“四·一二事件”发生后的讲话记录稿，切齿之声，跃然纸上：
　　四·一二事件的发生，是蓄谋已久的。去年（指一九六七年——引者注）就有一批人，把矛头指向张春桥，斗争形式虽有所改变，但更加隐蔽，而且外地也时有谣言。他们选择了张春桥开刀，正是符合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四月十一日，正是在贯彻最新指示时，他们在夜里向我们发动了进攻。这不能单单看成炮打张春桥一个人，这是直接破坏了党中央伟大的战略部署……
　　事件发生后，春桥很关心，文元也很关心……
　　四·一二事件，是适应了走资派、叛徒、特务和牛鬼蛇神的利益。有人不是说，“张春桥倒了，你们也要倒。”这是反动思潮向我们反扑。这次进攻，是不折不扣的右倾翻案风，右倾分裂主义，分裂中央文革，分裂市革会，分裂革命造反派，是右倾投降。
　　有人说，对张春桥“吃不准”。实际上是对中央讲话“吃不准”，而对反动言论吃得很准。
　　现在，我们已处于掌权地位，要慎重。有一些人唯恐天下不乱。复旦的右派又动了（指参加“—·二八”第一次“炮打”的复旦大学师生——引者注）。
　　四·一二事件，检验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立场。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是坚定的。文教系统不坚定，到现在还有人提出“为什么”。
　　总之，有人灰心，有人说没有什么了不起，有人幸灾乐祸。要总结教训。犯错误的人，要找到错误的根源，要进行阶级分析，要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找根源——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闹独立性，思想上的主观唯心主义……
　　好家伙，炮打张春桥，还得从那么多“主义”中“找到错误的根源”！
　　在“四·一二事件”中，有一颗“杀伤力”颇大的“新式炮弹”，不仅引起了上海全市的注意，而巨使张春桥颇为惊慌——揭了张春桥的疮疤！
　　那大字标语的内容，是前所未闻的：
　　“狄克攻击鲁迅，罪该万死！”
　　“打倒狄克！”
　　“狄克就是张春桥。打倒张春桥！”
　　说实在的，狄克就是张春桥，连张春桥的档案上也无此记载。张春桥也从未向人透露过这一“机密”。
　　是谁泄漏了这一重大“机密”？主炮手何在？
　　显然，这主炮手深知内情，而且必定是“长胡子”的家伙！
　　此人不除，乃是隐患。
　　一道密令自京来。张春桥要查明主炮手究竟在何方……
　　鲁迅当年曾痛斥“狄克”
　　文化革命，革尽文化。
　　好在鲁迅的书未在革除之列，与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一起，站在各个图书馆的书架上。
　　忽然，许许多多人，拥进平日冷冷清清的图书馆，目光都投向《鲁迅全集》。
　　因为“狄克=张春桥”的大字标语，使人们记起了《鲁迅全集》，想弄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哦，鲁迅先生仿佛抽着烟，满脸严肃的神情，在那篇《三月的租界》里，痛斥着狄克：
　　……三月里，就“有人”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的说道——
　　“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
　　谁说的呢？就是“有人”。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八月的乡村》“里面有些还不真实”。然而我的传话是“真实”的。有《大晚报》副刊《火炬》的奇怪毫光之一，《星期文坛》上的狄克先生的文章为证——
　　“《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
　　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假如“有人”说，高尔基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急须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希忒拉（即希特勒——引者注）
　　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倘使有谁去争论，那么，这人一定是低能儿。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却还有说几句话的必要，因为我们还不到十分“丰富了自己”，免于来做低能儿的幸福的时期……
　　鲁迅先生提到的田军，读者们熟悉——田军就是萧军。
　　鲁迅先生提到的《八月的乡村》读者们也熟悉——那是萧军的长篇小说，鲁迅先生推荐它，称赞它，为它写序。
　　然而，惟独那个骂田军，骂《八月的乡村》，进而骂鲁迅的狄克，读者们向来不知是谁。就连《鲁迅全集》中，对狄克也未加注释。
　　如今，读者们忽然得知，“狄克=张春桥”。
　　哦，那个穿上一身军装、戴着黑框眼镜、神气活现的“中央首长”张春桥，原来就是三十年代的文坛小丑！
　　“狄克=张春桥”，其实，等于掀开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那很不光彩的老底。
　　张春桥焉能不老羞成怒？
　　须知，上海市多少个单位的《鲁迅全集》忽然被争借一空。好事者甚至刻印了《三月的租界》一文，大量散发，名曰“学习鲁迅，捍卫鲁迅”……
　　密告信提供了重要线索
　　“四·一二”炮打的硝烟还未曾散去。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张春桥、上海市革委会、于会泳和市文教组的S忽然都收到一封检举信，内容相同，都是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寄出的。这一式四份的信，告发了极其重要的线索：炮弹来自上海图书馆！
　　急如星火。上海市革委会马上派人前往上海图书馆调查，写出了报告。
　　报告马上送到了张春桥手中。
　　张春桥微微一笑，提笔在报告的天头上写了一句话：“应查清，但不要扩散。”
　　多妙，既要“查清”，又不要“扩散”，张春桥滴水不漏，把“攻”与“防”都作了安排。
　　五月二十二日，王承龙一接到张春桥的手谕，立即写道：“请按春桥同志批示办，抓紧！”
　　于是一个很不醒目的所在，成了“查清”、“抓紧”的目标。
　　它坐落在上海徐家汇，离那座在当时被砸去尖顶的天主教堂不过一箭之遥。它犹如陶渊明当年隐居的田庄，“门虽设而常关”。即使是大门旁那扇仅容一人通过的边门，你刚一进去，便立即自动关上。
　　高高的围墙里，一片草地包围着一幢上了年纪的楼房。早在爱狄密勒著的《上海——冒险家的乐园》一书中，便曾提到它：“耶稣教教会办有一所图书馆，里面藏着好几千卷书，大部分已变成蠹虫的眠食所。没有一个人到那边去看书，也没有一个人去注意那个地方。”
　　其实，那个地方原本是外国牧师的宿舍。早在李秀成攻入上海时，就曾到徐家汇天主教堂做过弥撒，也曾步入这个牧师宿舍。
　　后来，那里成了收藏教会图书的“藏经楼”。
　　罗马教皇为了搜集中国的情报资料，订阅了大量的中国报纸、杂志，也存放在“藏经楼”。慢慢的，随着报纸、杂志逐年增多，那里积聚了旧中国近百年的报刊资料。藏经楼成为藏报楼、藏刊楼，成为一座珍贵的中国现代史料库。
　　解放后，那里被人民政府所接收，隶属于上海图书馆特藏部，人称“徐家汇藏书楼”。
　　矗立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上海图书馆，大门口挂着陈毅市长题写的招牌，为广大市民们所熟知。然而，徐家汇藏书楼悄然站立在潜溪九路西侧，除了一块只有一本书的封面那么小的门牌号之外，没有任何招牌。它不对一般读者开放。然而，手持组织介绍信的读者们，从四面八方、全国各地来到这里，步入那扇狭窄的边门。
　　其实，徐家汇藏书楼所拥有的众多的发黄了的报刊，是一面清澈的历史的镜子。美即美，丑即丑，善即善，恶即恶，一切都保持历史的本来面目，一字不易，一笔不改。
　　公安人员那敏锐的目光扫过镜子，从那些“脱离共产党声明”、“反省宣言”中，查出叛徒的真面目。文学史专家、历史学家也都从中探究历史的真实面貌。
　　然而，当奉特殊使命的上海市革委会的专员进入这座藏书楼，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那里记载着蓝苹当年的丑闻；
　　那里记录着狄克当年的劣迹；
　　那里刊登着《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那里甚至还有徐景贤之父——徐宗骏的《自首自白》……
　　除了王洪文太年轻，还不够格之外，那面历史的镜子，如实地映出了江青、张春桥当年的真实形象。
　　麻子怕镜子。经过初步清查，上海市革委会清档组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迅即草成《关于查封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的紧急请示报告》。
　　确实“紧急”。再晚一步，如果让徐家汇藏书楼里的一篇篇文章变为“炮打江青”、“炮打张春桥”的炮弹，后果不堪设想！
　　五月二十五日，王承龙“紧急”批转报告：“同意。请少庸同志审阅，报春桥同志审核。”
　　王少庸“紧急”批转：“以同意，并请徐景贤同志阅定。”
　　徐景贤考虑得更加周全，作了如此“紧急”批示：“同意查封徐家汇藏书楼，同时把电影局、作家协会等单位的三十年代影剧、黄色刊物封存，请春桥批示。”
　　最后拍板的，是张春桥。他在五月三十一日，“紧急”批示：“同意。”
　　张春桥为了掩藏狄克，也为了替同党江青、姚文元、徐景贤遮丑，开创了查封一座图书馆的空前纪录！
　　一九六八年六月六日，由上海市清档组和政宣组组成的特派小组，杀气腾腾进入幽静的徐家汇藏书楼，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查封了旧中国三十年代的全部图书报刊资料。
　　这些资料被搬入指定的房间，加锁，贴上封条，在查封时，就连查封专员也未敢翻开这些报章看一眼。
　　查封专员当众宣布了如下规定：“未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准，不准查阅这些资料。
　　书库管理人员未经同意，也不得进入书库。“
　　真是难得，从查封专员口中，居然说出如此具有高度“阶级斗争觉悟”的话：
　　“对这些材料，看一眼就是犯罪，听一句也是犯罪！”
　　上海图书馆的钟楼成了炮楼
　　手中拿着《查封徐家汇藏书楼的汇报》，张春桥的眉头舒展了，仿佛了结一桩心事。
　　从此，狄克那篇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的《大晚报·火炬》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封入“冻土层”。他的许许多多暗箭般的毒文，也不再有暴露之虞。
　　细思量，他又不由得双眉紧锁。死材料易禁，活口难封。那么多书库管理员，势必看过那些三十年代报刊。这些人一张口，就会发射出“炮打江青”、“炮打张春桥”的炮弹，更何况那个泄露“狄克=张春桥”这一天机的主炮手，迄今隐伏，未曾抓获。
　　张春桥又下一道密令……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日，“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向解放军学习”的口号响彻上海文化广场。“工军宣队进驻上海文化系统”的盛大的“欢迎仪式”，在那里举行。
　　主席台上，戴着大红纸花的工、军宣队代表，慷慨激昂地发言，不断引述姚文元在八月二十五日发表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九月二十二日，一支由穿绿军装和蓝色工装者组成的队伍，挎着鲜红色的语录袋，步入上海图书馆大门。军人六名，工人二十七名。这支“领导一切”的队伍，事先接到张春桥的密令，肩负特殊使命，进驻这“敌情非常严重”的单位。
　　张春桥毫不含糊地说：“上海图书馆有一批很坏的人！”
　　不仅“坏”，而且是“很坏”；不只是一个，而已是“一批”。上海图书馆的“敌情”如此严重，张春桥这一句话就说得够清楚的了。
　　在上海市革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张春桥说及有人用三十年代资料“炮打”他，顿时竖眉瞪口，穷凶极恶地说：“以后谁再要提这个事，我就不客气了，我是要整人的！”
　　果真，张春桥“不客气了”，“整人”了！
　　徐景贤为“整人”定下了罪名：“上海图书馆有人曾提供了三十年代资料，就是提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
　　不言而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现行反革命。
　　在“清理阶级队伍”、“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口号下，“整人”开始了。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徐家汇藏书楼的工作人员。诚如一九七七年三月二日《人民日报》所披露：“藏书楼的九名工作人员，包括工勤人员、图书馆修补工，也没有一个逃脱‘四人帮’的魔掌。甚至临时在藏书楼工作过的人、进过藏书楼的人、接触过三十年代资料的人，统统成了‘审查’对象。”
　　藏书楼那百年老屋里，刀光剑影闪耀，腥风血雨可闻，一时间一片白色恐怖，人人自危。
　　“学习班”不断收进“新学员”。只进不出，挨整的人数从九人扩大到二十人、三十人、四十人以至五十多人！
　　张春桥还不解恨。他批评进驻上海图书馆的工、军宣队还太右，指派得力干将、市文教组头头徐海涛亲自坐镇上海图书馆，工宣队员增至三十七人，军宣队员增至九人。
　　大军压境，乌云欲摧藏书楼。
　　张春桥激将了：“‘一办’（即市文教组——引者注）的徐海涛，你好像没有一点波涛。我看你很怕。（徐海涛马上答曰：”我不怕！“）我看你怕。怕什么？在这块阵地上战斗，不准备头破血流是不行的！”
　　徐海涛掀浪兴涛了。
　　一九七○年二月九日，徐海涛杀气腾腾，在上海图书馆召开了“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全馆动员大会”。
　　坐在台上，他的手指朝上海图书馆主楼顶上的巨钟一指，骂声咧咧：“你们上海图书馆的钟楼，不是钟楼，那是炮钟！”
　　这句话，顿时成了徐海涛的“名言”！
　　徐海涛从军装口袋里，掏出一张名单。台上念一声，台下的打手们抓一个。
　　一个又一个无辜的图书馆工作人员，被抓进了隔离室。
　　徐海涛还宣布，对这些被拘留者的家，进行“保密检查”。
　　多么动听的词儿——“保密检查”，其实就是抄家！抄家的重点，是收缴那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防扩散材料”。惟其“防扩散”，故日“保密检查”。
　　以下是一部分被隔离审查者的名单及隔离期限：
　　费毓龙　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七二年九月。
　　罗良健　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七二年九月。
　　施龙生　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七二年六月。
　　任光亮　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七○年五月。
　　刘　萱　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七○年五月。
　　于为刚　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七○年四月
　　当年，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如今，张春桥则“封书囚儒”！秦始皇焚书坑儒，为的是“禁止儒生以古非今”；张春桥封书囚儒，为的是遮盖自己的罪恶，掩人耳目。
　　满口马列的张春桥，到头来率由旧章，拾起封建帝王的牙慧。“藏书楼案件”，震惊上海。一九七一年四月，王洪文把“藏书楼案件”列为上海所谓“十大反革命案件”之一，竟又增派工、军宣队二十多名。
　　在那风云变幻的岁月，忽地全国上下掀起“五·一六分子”来了。
　　徐景贤像绕口令似的，把“藏书楼案件”提到了新的高度：“清查‘四·一二’，就是清查‘五·一六’，清查‘五·一六’，就要清查‘四·一二’。”
　　如果将来不出版一部《文革辞典》的话，不用说后人将弄不清楚这些“四·一二”、“五·一六”了，就连现在三十来岁的人也不知所云。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在上海文化系统清查“五·一六”动员大会上，藏书楼又成了重点目标。王秀珍声色俱厉，大叫道：“‘五·一六’分子在藏书楼查了那么多的材料，杀了他们的头也不解恨！”
　　无端受审，无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