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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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作案”时间考虑，似乎也不对头；因为方家地处交通要道，邻居们上上下下都要路过他家门口。中午时来往的人尤多。他如果是“特务”，怎么会在中午时间“发报”？
　　经过向电报局调查，发报员说：“一般的发报机声，是一种较轻的打击声，不是电影中那样的‘啼、啼’声！”
　　至此，本来早就可以结束“发报机”问题的调查。不过，调查组听说有人反映，方家双职工，有三个孩子，其中两个小的是双胞胎，方的经济条件宽裕，却不雇保姆，只请了一个白天来照料一下的短工！这被“推理”成方可能从事特务活动，生怕被保姆发现。
　　调查组到底有点“本事”，打听到方兆麟的妻子在一九六七年生下双胞胎时，奶水不够，曾请过奶妈。那位奶妈住在方家，一定了解方家的详细情况。
　　好不容易，查清了奶妈孔秀香在扬州乡下的地址，又进一步查到她目前在上海哪家当保姆。调查组找到了她，外凋记录如下问：方家有带电线、小灯泡的玩具？
　　答：小孩的玩具都放在我的小房间里，没有带电线、小灯泡的玩具。
　　问：方家有外国来信吗？
　　答：方家的信件不多。外国来信未见过，也未听到过外国寄钱来。
　　问：有没有听见“嘀嘀嗒嗒”的声音？
　　答：没有，从来没有听见。
　　问：方家有壁橱吗？
　　答：没有。方家只有衣橱。
　　问：方家夫妇谈文化大革命吗？
　　答：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事，他们夫妻在家里也谈，不过我听不懂内容。
　　问：常来方家的是什么人？
　　答：有哥哥、嫂嫂、姐姐、姐夫、弟弟、弟媳。没有见过别的客人。
　　问：他听收音机吗？
　　答：他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有时候，他把半导体放在耳朵边听，听了一会儿又开大，放在桌子上听。
　　虽然奶妈如实地否定了“带电线、小灯泡的玩具”（亦即收发报机）和“嘀嘀嗒嗒”声，但是她谈及的半导体收音机看来是一条“缝”，调查组决定“钻”一“钻”。他们怀疑，这只半导体收音机会不会是经过伪装的收发报机？
　　他们设法取到那只半导体的收音机，来到生产该机的上海无线电三厂，请技术员鉴定。
　　技术员写下这样的鉴定：
　　“此27A型中短波七管半导体收音机系本厂正式产品……搞收发报机一套，要有附件，要有装置附件的地位。此机未发现装置收发报机附件及其地位。”
　　调查组的大胆“推理”，一再碰壁，无法证明方家有收发报机。但是，那“啼、啼、啼”声仿佛一直在他们耳边响着，尚未查个水落石出。
　　有人提出，会不会是打字机的声音？
　　可是，他们到方家查过，没有见到打字机，哪来打字机的声音？
　　终于，他们决定提审方兆麟，问起了英文打字机……
　　他们又从方兆麟的哥哥处，查证了是否确实把打字机借给方兆麟，甚至还查看了那台英文打字机，摸了又摸，确实并非收发报机，才结束了这一问题的调查！大胆推理之二：由送大黄鱼“推理”为同案犯
　　调查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们接到重要情报：在张佩瑛猝死的当天晚上，有人送大黄鱼到方家！这，显然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你想想，方兆麟进行“阶级报复”，“害”死了张佩瑛，居然有人立即送大黄色表示“慰问”，此人极可能是“同案犯”！
　　这一线索，绝不可放过。
　　他们使出了比福尔摩斯高超百倍的侦查功夫，很快就查明：三月三十日晚，上海基础公司第三工程队起重工虞国夫给方家送去两条大黄鱼。
　　于是，虞国夫立即成了调查组的审查对象。
　　调查组查阅了虞国夫的档案，在档案中似乎没有什么“刻骨仇恨”之类记载。
　　因为虞国夫只不过是一名青年工人，档案材料非常简单。
　　他们决定找虞国夫正面“交锋”，要他“交代”在两条大黄鱼的背后，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以下，便是由两条大黄鱼引出的一段“审查”。虞国夫的“交代”，迄今仍保存在那一堆秘密档案之中。现原文照录，可看出当年的调查组神经过敏到了何等地步：
　　一九六九年，我在上海日晖港装卸污水管时，认识了万廷钰。当时，我是起重工，万是医生。一九七○年底或一九七一年初，在大屯又碰到万廷钰。我在三队，她在四队，有一次我返回上海，万托我带东西，带的是一只箱子及一些零星的东西。
　　回上海以后，我把东西送到她家，这才认识了方兆麟。
　　以上，算是详尽地“交代”了他与万廷钰、方兆麟的“认识申”。接着，在调查组的逼问之下，他开始“交代”大黄鱼问题：
　　去年（一九七三年）十月，我脸上生了一个东西，慢慢大起来了。我想他们都是医生，想托他们找熟人开刀，以便使刀疤能否小一点。我跟他们的来往多了一点。
　　万廷针和上电医院龚医生很关心我，曾替我介绍女朋友。由万医生和龚医生当介绍人，我认识了那个女朋友。见面以后，不成功，我也就算了。时间是在今年春节之后，在方医生出事情前一个月左右。
　　虽然女朋友不跟我来往了，但是我仍很感谢万医生。三月三十日，正好是方医生出事情的那天，我买到几条大黄鱼。我就在下班之后，晚上七点钟，送到方家。
　　当时，方医生还没有回来。万医生叫我坐在沙发上。她的女儿也在家。万医生说，女朋友的事，我以后替你再留意，你脸上的皮下囊肿还是要抓紧开刀。我问起方医生怎么还没有回家，她说“方医生今天为张春桥的妹妹开刀，忙得很。”
　　调查至此，大黄鱼的来历已经一清二楚，大黄鱼与本案无关亦已明明白白。但是，调查组还要查下去，继续盘问虞国夫。无奈，虞国夫只得再作“交代”：
　　大约八点钟以后，方兆麟回来了。万医生问他，手术怎么样？方说，很不顺利。
　　万又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方说：司XX针（对不起，我只记得“司”，讲不出名字来）
　　打下去以后，就不来事啦。关于开刀的事，他们讲了一会儿，我听不大懂。我见他们夫妻面色不好看，我坐在那里觉得不自然。我对万医生说，我该走了。万医生说，不送你了。
　　我在他家，总共只一个多小时。谈话的时候，我和万医生坐在沙发上，方医生坐在对面的凳子上。
　　调查组并不轻信虞国夫一面之词，又分别审问了方兆麟和万延钰，口供相符，这才排除了虞国夫的“同案犯”的嫌疑。
　　不过，虞国夫在谈到万医生为他介绍女朋友时，另一个介绍人为“上电医院龚医生”。看来，龚医生跟方家关系密切。调查组对于这条缝，又要查一查！
　　大胆推理之三：替人做媒招致立案审查
　　“上电医院龚医生”，调查组一查就查明了：上海电业职工医院麻醉护士龚雅琴，女，四十岁。
　　调查组火速赶往上海电业职工医院，与龚雅琴短兵相接。
　　初次外调，调查组便发现，龚雅琴确实跟方氏夫妇关系密切：
　　与方兆麟的关系——龚雅琴早在一九五三年入中山医院进修麻醉业务时，就认识方兆麟。一九七三年八月，龚雅琴调往上电医院之后，一直把方兆麟当作“业务靠山”，遇到疑难便向方兆麟请教。
　　与万廷钰的关系——龚雅琴一九五三年进中山医院时，万廷钰是开刀间护士，彼此相识。这些年，一直有来往。一九七四年二月，龚和万曾一起到长宁电影院看电影。为了替虞国夫做媒，又和万一起陪虞及其女友到人民电影院看电影。
　　在调查组的眼中，“关系密切”成了“同案犯”的嫌疑。
　　龚雅琴比虞国夫更不幸。虞国夫送了两条大黄鱼，遭到审查，而龚雅琴替虞国夫作筏，竟被调查组立案审查！
　　在调查组的绝密档案中，有一厚册便是龚雅琴立案审查材料，总共收入三十三份材料！
　　翻开案卷，首页标题，赫然入目：《关于对张佩瑛同志死亡事件的嫌疑对象龚雅琴的审查结案报告》！
　　报告居然振振有词地开列了三条“审查理由”：
　　一，发现龚雅琴在张佩瑛同志死亡事件前后与方兆麟及方妻万廷钰来往密切，活动频繁。
　　二，据揭发方兆群的材料提供：“怀疑方兆麟于三月二十九日晚（事故前一天）
　　九时左右，骑自行车往淮海中路方向行驶“。龚家也住在淮海中路XXX弄XX号。
　　三，龚及其夫有参与作案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
　　鉴于上述理由，认为有必要对龚雅琴的政治面貌、龚雅琴在“张死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进行调查。
　　咄咄逼人的口气，几乎欲置无辜的龚雅琴于死地！
　　调查组居然开列了龚雅琴的“五大问题”，查她，查她的丈夫，查她的父母……
　　限于篇幅，本文无法—一例举调查组对那“五大问题”的种种审查，这里仅以调查龚雅琴在“张死事件”前后与方兆麟的联系为例，便可见调查组曾花费了多少气力！
　　调查组不厌其烦地“考证”了龚雅琴在“张死事件”前一天及当日的活动：
　　“三月二十九日，龚雅琴上午在手术室，做颚裂手术。下午在科内业务学习。晚，科内政治学习。然后值夜班。没有发现调班或有人代班等情况。也没有发现龚雅琴与院外有电话联系。
　　以上情况，有五份旁证，一份本人交代，还附上电医院工作人员值班表。
　　三月三十日，龚雅琴在上午和本院外科医生、内科医生一起到瑞金医院观看阑尾针刺麻醉手术，十一时结束。下午在本院参加一例头皮再植手术，五时离院。
　　又是三人旁证，本人交代。
　　最为详细的调查，要算“考证”龚雅琴何时获知“张死”消息。
　　据龚雅琴本人交代，她是在四月八日，亦即“张死”之后第九天，才得知这一消息的。
　　调查组认定，龚雅琴在耍花招！因为“龚及其夫有参与作案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有着“同案犯”的极大嫌疑，怎么可能直到“张死”之后第九天才知道的呢？
　　里里外外地查，一个一个地问，调查组把上电医院搞得人心惶惶。
　　卖身求荣者虽有，但毕竟不多，上电医院的医师、护士们，在审查面前不说假，不诬陷加害于人，使调查组抓不住任何把柄，不得不写出如此曲折、如此繁琐的查证：
　　标题——《龚雅琴如何获得方兆麟出事的消息》。
　　查证——“据查，在上电医院内第一个说方兆麟出事故的消息，是医务组副组长邵幼善。他的消息来源是通过其子邵元麟在瑞金医院外科进修的机会，从那里听到后，向其父转告的。四月八日，邵幼善进手术室时，将方兆麟出事故的消息又告诉护士赵影，要她在麻醉用药时多加小心。当时还提到，‘不要给龚雅琴听见’。
　　同时在场的有外科主任黄士勤等。同一天，黄士勤遇见龚雅琴就问：‘是否知道方兆麟出事？’龚雅琴一呆，回答：‘没有听说。’黄士勤就把从邵幼善那里听来的情况告诉龚雅琴，并说明是‘听邵幼善讲的’。“
　　附件——
　　（1）外科主任黄士勤旁证；
　　（2）手术室赵影旁证；
　　（3）邵幼善之子邵元麟旁证；
　　（4）方兆麟交代；
　　（5）万延钰交代；
　　（6）龚雅琴交代。
　　就这样，一个与“张死事件”风马牛不相干的女护士龚雅琴，遭到无端“立案审查”！
　　调查组的成员们忙得“废寝忘食”。像他们如此这般的荒唐调查，即便是福尔摩斯，恐怕也会累得倒下！
　　大胆推理之四：妻子是丈夫的“同谋”
　　关于龚雅琴的“立案审查”理由之二中提到，据揭发，“怀疑方兆麟于三月二十日晚九时左右，骑自行车往淮海中路方向行驶”。在调查组的眼里，这是极端重要的“敌情”！
　　须知，方兆麟在“蓄意谋害”张佩瑛的前夜，骑着自行车外出，必定是进行“预谋”！尤其是晚九时左右还骑车外出，行踪蹊跷，值得打上个大问号。
　　龚雅琴家不巧正住在淮海中路，受到牵连。方兆麟的妻子万廷钰，竟也受此连累。
　　本来，“一人做事一人当”，夫是夫，妻是妻。在那种无法无天的年月，方兆麟成为“政治谋杀犯”，理所当然，妻子万廷钰成了嫌疑最大的“同谋”。调查组对万廷钰进行“立案审查”，其中重要的一条理由，便是万廷钰在“张死”前夜于上海耳鼻喉医院值班，而这家医院正巧在“淮海中路方向”！
　　调查组调查了万廷钰开出的处方、病人病假单，查阅了病人病历，证实“张死”
　　前夜，万廷钰确实在上海耳鼻喉医院值夜班。如果方兆麟在夜九点去医院找她，那必定与她商量第二天如何作案。
　　马上有人反映，方兆麟在夜里来过耳鼻喉医院，给万廷钰送过东西！
　　“重大线索！追！”调查组死死抓住这一问题，要万廷钰“交代”。
　　妻子蒙受不白之冤。在绝密档案中，有一厚本《万廷钰谈话记录》。仅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九月十一日不到三个月内，调查组便审问万延钰达二十三次之多。每一次审问，都作了详细记录。其中有一次审问记录，竟达十九页！
　　妻子一下子就瘦了三十多斤！
　　其实，在“张死”前夜，万廷钰自早上八点至下午两点，在医院值班，中午未回家，未与方兆麟见过面。而那天下午方兆麟在中山医院，从晚六时至夜九时，在一医党委办公室出席针刺麻醉会议。万延钰则从晚七时至次日晨八时在耳鼻喉医院值班。妻子根本没有与丈夫照面，毫无“预谋”的“迹象”。
　　可是，调查组一口咬定，有人见到方兆麟连夜去过耳鼻喉医院，送过东西。
　　“方兆麟真的来过吗？他送过东西，送什么东西？”妻子苦苦思索，回忆。
　　幸亏她的大脑记忆仓库之中，还储存着方兆麟送蛋糕的印象。
　　记起来了记起来了，她终于写出了“交代”，标题就叫《关于方兆麟到医院里送蛋糕一事》：
　　今年二月六日前后，有一大晚上，我在汾阳路耳鼻喉医院值急诊夜班（晚上七点至次日晨八点）。七时许，我女儿来医院洗澡，洗完澡到急诊室来梳头，约八时回家。到家后洗衣服，发现一只塑料梳子不见了，便对方兆麟说：“我刚才在妈妈急诊室里还梳头。不知会不会丢在急诊室？”方兆麟说：“要不要去找一找？”方兆麟拿起饭盒，装了一个蛋糕，放在网袋里，骑自行车来医院……
　　纯属家庭琐事，只是阴差阳错，被调查组误接镜头，接到了“张死”前夜！
　　调查组向万廷钰的同事调查，向万廷针的女儿调查，又要方兆麟多次交代，直至确证“送蛋糕”不在“张死”前夜……
　　万延钰无端遭到审查还不算，甚至牵连到她的父母、叔叔和其他亲友。调查组到处查“缝”找“洞”，随意整人，大有株连九族的势头……
　　大胆推理之五：姐夫几乎成为“杀人凶手”
　　调查组从万廷钎身上没有查到“政治陷害”的证据，依然紧抓方兆麟“骑自行车往淮海中路方向行驶”这一“重大线索”不放。
　　他们把方家住在淮海中路一带的亲友名单、地址，都一一开列出来。
　　方兆麟的二姐方秀梅、二姐夫李精武住在淮海中路XXXX号XX室，一下于就引起了调查组的注意。
　　真是天下奇闻，光凭家住淮海中路，李精武、方秀梅便成了“立案审查”对象！
　　这一查，不得了，从李精武身上撬开了一条缝，差一点把他打成“杀人凶手”！
　　我翻阅着厚厚的《关于对张佩瑛同志死亡事件的嫌疑对象李精武审查报告》，整个案卷收入三十七份审查材料。我一边看着，一边暗暗替李精武捏了一把汗。
　　真是无巧不成书，就介方兆麟被诬为“谋杀”张佩瑛之际，调查组查出了李精武“谋杀”华汾的重要“证据”。虽说张佩瑛之死与华汾之死毫不相于，但是，调查组的“阶级斗争觉悟”甚高，马上作了“推理”：李精武“谋杀”了华汾。势必会参与“谋杀”张佩瑛！
　　调查组在“立案依据”上，便明确写着：“为查清李精武是否参与谋杀张佩瑛同志的嫌疑问题，特立案对李精武进行审查。”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谋杀”，何等惊心动魄的字眼。怎么会落到李精武头上？
　　李精武，上海某中学数学教帅。华汾，女，身材高大，与李精武同校，也是数学教师。
　　李精武怎么会“谋杀”同事华汾呢？
　　又是“有人反映”！虽然案卷上清楚地写明反映者的姓名，本义暂且略去。此人说得有声有色：一九六一匕年四月十九日厂午，华汾来到李精武家。李精武一边请她喝茶，一边谈着。李与华在“文革”初朔，本属一派群众组织，后来产生分歧。
　　华汾到李家，劝说李精武不要分裂。华汾喝了李精武的茶，回到家中，突然发病，急送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翌日凌晨，华汾身亡。死者浑身青紫。
　　这句“死者浑身青紫”，使调查组顿时联想到张佩瑛死时也浑身青紫。他们猜测，李精武会不会是“主谋‘，以同样的”毒药“毒死了华汾和张佩瑛？
　　这是“重大发现”，这是“重要线索”李精武差一点被押上断头台！
　　千幸万幸，面对如此重大的“嫌疑”，许多被调查者根据事实说真话——一如果有人投井下石的话，李精武就不堪设想了！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董兴康医师，当年曾负责抢救华汾。董兴康医师明确指出，华汾死于高血压脑溢血，绝非被人谋害致死。华汾个性好强，除了向要好同事讲起过自己有妇女病之外，从未谈及高血压症，加上她身材高大，于是给人以身体健壮的印象。其实，据病历记载，她怀孕时便查出血压极高。她的父亲高血压。她的亲戚中也有不少患高血压。她自己也时有心跳过快、头昏的感觉，甚至曾突然晕倒在地。根据这些情况，可断定华汾死于高血压脑溢血。
　　上海市公安局法医室则解释了“死者浑身青紫”的原因：华汾死于凌晨，而同事们来看她遗体已是上午，她已死亡多时，遗体当然会发青发紫。
　　调查组以丰富的想像力，对李精武提出新的怀疑：可能李精武已事先知道华汾患高血压症，于是在茶水中加了一种药物，使华份的血压猛然升高，达到“谋杀”的目的。
　　上海市公安局法医处和上海药品检验所的答复，既严肃，又幽默：在我们多年的工作中，从未发现用药使血压上升导致死亡的谋杀案件！
　　科学从不与荒唐为伍。铁的事实，无情地嘲弄了那个草包调查组。
　　在李精武身上，他们本以为可以撬开一条大缝，无奈，撬断了棍子，白费力气！
　　我看罢李精武案卷，不由得替他庆幸：他总算没有被那个发疯了的调查组置于死地。
　　大胆推理之六：大哥成了“帮凶”
　　祸水殃及方兆麟的大哥方兆祥。
　　方兆祥最初引起调查组的注意，是因为他和妻子孙用余在“张死”之前，于三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两次来到弟弟方兆麟家。
　　兄弟之间，有来有往，本乃人之常情。何况大哥、大嫂两次来访，是因为大嫂孙用余准备到中山医院作乳房切除手术。既然弟弟方兆麟是中山医院医生，找他了解一些手术情况，更是极为正常的来往。
　　不料，调查组把这也作为“重要动向”：早不来，晚不来，为什么在“张死”
　　之前频频而来？何况夫妻双双同来，必有阴谋！
　　显然，这又是一条“缝”。“查！”调查组扑向方兆祥的工作单位——上海制药二厂。
　　说实在的，大哥方兆祥身上、可以说既无“缝”，又无“洞”：他，生于一九一二一年。一九四四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理学院化学系。一九五四年入党。一九五六年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历任生产技术科长、副厂长、总工程师。即使在“文革”中，他也未受到大的冲击，仍任上海制药二厂厂革委会常委、技术级负责人。
　　调查组不管二七二十一，一到该厂，就查方兆祥的干部档案。方兆祥的历史清清楚楚，打不上什么问号。
　　陡地，方兆祥自传上一句极其平常的话，被调查组那灵敏的嗅觉闻出了问题：
　　“一儿五六年左右，在五洲制药厂工作时，曾与开明化学厂朱先生联合试制过笑气。”
　　好家伙，你原来试制过笑气！你一定深知笑气的性能。你弟弟正是用笑气毒死张佩瑛——你显然是“帮凶”，甚至可能是“主犯”！
　　兴奋，以至近乎发狂。调查组以为能从方兆祥的自传中，找出如此重要破案线索，陷入极度的亢奋之中。
　　于是，调查组挥笔疾书，写下了对方兆祥“立案审查依据”。
　　方兆祥系张佩瑛问志死亡事件肇事者方兆麟之大哥……方兆祥在出事前后，与方兆麟接触往来频繁。又，方兆祥于一九五六年曾在五洲药厂工作过，参加笑气试制工作。我们根据上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