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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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压听不出，有危险。”
　　3：53瞳孔大
　　希望不大，脉微弱
　　脚跟着地
　　3：53脑外科参加抢救
　　心跳已停
　　3：56心跳已停，决定切开心脏按摩
　　4：00按摩无反应
　　4：08无反应
　　4：14停止抢救
　　就这样，常溪萍离开了人世。他才五十一岁，正处于年富力强的时候！
　　常溪萍含冤死去——坠楼而死，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留在那专案人员笔记本上的常溪萍垂危时讲的一句话，却是极为重要的：“不是自杀”！
　　这是“常溪萍专案组”成员在现场亲笔记下来的话。他不可能听错，不可能记错，更不可能偏袒常溪萍。
　　如果常溪萍不是自杀，那么就有两种可能：或者是他杀，或者是不慎坠楼。
　　常溪萍之死，究竟是什么原因？
　　焚尸扬灰惨绝人寰
　　宣传机器操纵在权势者手中。常溪萍临死的辩白“不是自杀”，被淹没在“常溪萍畏罪自杀，死有余辜”的一片“大批判”声浪之中。
　　常溪萍含冤屈死，本来已是人世间一桩催人泪下的悲剧。然而，他屈死之后，仍不得安宁。
　　就在他含冤死去的翌日，尸骨未寒，华东师大的造反派们居然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大会”。
　　有人声嘶力地高叫：“常溪萍死了好，少浪费国家的粮食！”
　　有人扎了稻草人，挂着“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常溪萍”黑牌，当众烧掉，象征着“焚尸杨庆”！
　　两天之后——五月二十八日、《上海红卫战报》登出大字标题：《把常溪萍焚尸扬灰——怒揭常溪萍的反革命翻案罪行》。
　　作者：“华东师大遵义兵团、工农兵突击兵团”。
　　这篇文章，加上了黑体编者按，对常溪萍切齿痛骂。今日的读者已很难有机会读到那样的奇文了，故原文照录于下。虽然牛转星移，那字里行间腾腾杀气犹在：
　　编者按：臭名昭著的常溪萍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了。这人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以自杀向革命人民作了最后的一次反扑。这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务必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切不可松懈麻痹。
　　常溪萍这个国民党反动派的死硬分子在临死之前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进行了猖狂的反攻倒算；常溪萍的阴魂还在作崇；活着的常溪萍们还企图为死去的常溪萍翻案。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人们，切不可以为太平无事了，一定要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把常溪萍这具政治僵尸连同他的主子、伙计、奴才批深批透，斗倒斗臭，让革命大批判的烈火把他烧为灰烬。
　　别以为这只是红卫兵们的语言。就在同一天，“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的一份报告中，便定下调于：“常溪萍用自杀未对抗伟大的无）”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证明他是个顽固不化的走资派。“
　　一九六九年四月儿日，驻华东师大工宣队、军宣队和校革会的《关于死不改悔走资派常溪萍的定案报告》，作了这样的结论：“常‘溪萍跳楼自杀，向党、向人民作最后的反扑。”
　　就这样，常溪萍“自杀身亡”仿佛已经盖棺论定，毋庸置疑了。
　　不，不。如果说“盖棺论定”，常溪萍死后，不仅谈不上“盖棺”，连个骨灰盒都没有！
　　他，真的被焚尸扬灰了！
　　当时奉命处理常溪萍后事的经办人——华东师大总务处一位工人写下了真实情况：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下午，L讲：常溪萍死了，你们去个人到龙华办理火化……
　　后来L说找人造反派明大问去。
　　第二天，一个穿黄穿军装的学生和我到陈波浪家（陈波浪为常溪萍之妻——引者注）。他对陈波浪的十七岁的外甥女鲁江说，要火化常溪萍，把户口薄拿出来，打埋葬证。当时陈波浪同志受折磨躺在床上，呻吟，为心难过，讲不出话来。尔后小鲁江出户口薄……当时造反派在旁边。陈波浪同志当时未作决断。片刻，那个造反派讲：“烧掉算了。”我说，要得家属同意签字才行。最后，造反派气势汹汹地对鲁江说：“你签字，骨灰不要，和大叛徒划清界限。”当时鲁江被吓呆了……
　　造反派逼迫一个十七岁的孩子签字，使蒙冤而死的常溪萍，连骨灰都不知去向！
　　惨绝人寰！
　　就在常溪萍死后，遭到挞伐，被诬为“畏罪跳楼自杀”的时候，他的妻于陈波浪也被栽上“畏罪跳楼自杀”的可怕罪名，仿佛常溪萍夫妇俩都“爱好”跳楼！
　　幸亏陈波浪九死一生，劫后犹存，能够揭露事实的真相。
　　她迈着沉重的步伐，慢慢走问沙发，坐了下来。她用带着山东口音的普通话，强忍着心中无限痛苦，向我诉说着她所谓“畏罪跳楼自杀”的真情……
　　她所谓的“畏罪跳楼自杀”，发生在常溪萍之死以前三个多月———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农历正月初三。
　　差不多跟本文中叙述的常溪萍被送进医院的情景一样，也是一辆汽车，也是一群造反派战士呼拥着，也是向医生声称患者系“跳楼自杀”。所不同的是：她是在早晨进院——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她没有得到“为了运动需要，不能让她把材料带走”之类“恩典”。
　　经检查，她的七根肋骨断了，其中两根插入肺中，把肺部刺破了。右脚小腿骨龟裂。血压降到零。她已昏迷不醒。
　　所幸的是，主持手术的是王道民大夫——一该院原副院长，“走资派”。他倾注了极大的同情。一听见她的心脏还在跳，王大夫就决定尽力抢救。
　　输血。当鲜血源源输进她的血管，血压回升了。
　　切除了断裂的肋骨，代之以不锈钢。
　　缝好了肺部的两个洞洞。
　　她，终于被穿着白大褂的“走资派”从死亡的边缘救回来。
　　然而，离开手术台，推进病房，她却落在一个“造反派”医生手中。他得知她是“大叛徒常溪萍的臭老婆”，射来了冰冷的目光，不许家人看望，不准家人送东西给她吃……
　　她受到病痛和冷遇双倍的折磨。
　　她十几天大便不通，向那个“造反派”医生要几颗通便药片，他都板起面孔：
　　“不给！”
　　手术后才半个月，就逼她出院！
　　她躺在家中，奄奄一息，断绝医疗，生活无着落……
　　她的历史清清白白。她在上海财经学院担任党委办公室主任多年，工作向来认认真真。仅仅因为她是“大叛徒常溪萍的臭老婆”——这十个字写在大字标语上，写在她胸前的黑牌上……
　　华东师范大学“常溪萍专案组”一个成员，对于她“自杀”那天的情况，曾作如下回忆；
　　一九六八年春节，常溪萍放假回去过春节。我于年初三晚上八点多钟回到学校。
　　刚到宿舍放下东西，有人就来告诉我，财经学院来通知，陈波浪“自杀”了，现在在市一医院抢救，常溪萍住在家里，怎么办？当时我和这人就到办公室，找学校领导汇报。记得几人常委在场。他们已经知道陈波浪“自杀”了，当即要我们到财经学院、医院去看看，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到常溪萍家里，把他带到学校里来住，当时打电话，派了一辆黑色的小轿车，我和另外两人一起上车……汽车到财经学院时，发现财经学院两派对立很严重……
　　我们从财经学院出来后，就到××路常溪萍家里。当时已十一点钟光景……我对常说，陈波浪自杀，你知道吗？常回答说，知道，小孩去看过了。我又说，自杀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知道吗？常说：自杀是判党，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我又问常的态度，常说决不走她这条路。我当时告诉他，学校要他住到学校里去。当时常溪萍拿了一包被于，就和我们一起上车……
　　就从那一天起，常溪萍再也没有回家。
　　也就从那一天起。陈波浪“自杀”的消息，传遍了医院、学校，传到了许多地方。令人吃惊的是，迄今，在我采访的时候，许多人还在说陈波浪“自杀”！
　　法西斯蒂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过：“语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
　　陈波浪被谣言泼上一身污水，迄今还未洗刷干净！
　　她用愤怒的声调，痛斥那无耻的谣言……
　　一九六八年，那是非常“革命”的年头，春节也“革命化”了：学校不放寒假，只在春节休息三天。
　　她被关押在学校。
　　就在年初三晚上，来了一群凶神似的红卫兵，用棍棒对她进行“审问”。
　　她的腿骨是被一群凶神似的红卫兵打断的。她的七根晌骨也是被打断的。她被打得失去了知觉。
　　红卫兵们不得不把她送进医院。为了遮掩自己的罪恶暴行，他们就放出了谣言：
　　“陈波浪跳楼自杀！”
　　她以顽强的生命力，战胜了病痛，在棍棒下活了下来。她斜靠在沙发上，那用不锈钢支撑着的胸脯急剧地起伏着，终于说出了谣言的来由。
　　她说，那和她一起被隔离的，还有上海财经学院的组织部长和人事科长。人事科长被打得下肢残废，组织部长被打得尿血。她是挨打最重的一个。
　　就在她被驱出医院，躺在家里，生死维艰之际，传来了丈夫的死讯！
　　就在她如刀剐心、痛苦难言之际，那个“穿黄军装”的“造反派”逼着鲁江签字，不要常溪萍的骨灰……
　　暂且把常溪萍是不是“自杀”这个问题放一下。耐人寻思的是：为什么常溪萍夫妇一个死、一个残，蒙受如此残酷的迫害？常溪萍最大的罪名是“叛徒”，而常溪萍一生从未被敌人逮捕过，怎么会成为“大叛徒”？……
　　这一个个问号的答案是惊叹号。一旦把一个个“？”拉直成“！”，常溪萍之死那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也就明朗化了。
　　上海是个海，这个海很深。当年的常溪萍一案所及，很深很深……
　　一个戴大口罩的神秘女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从北京开来的特快列车，呼啸着驶入上海站。
　　硬席车厢如同筷子笼似的，挤满了串连的红卫兵。列车靠上月台之后，一扇扇车窗成了出口，一个个红卫兵从窗口跳下，踏上了上海的土地。
　　这时，从宽敞的软卧车厢里，从从容容走下一个中年女人。她戴着眼镜，一个大口罩遮住大半个脸，身穿一件草绿色的棉军大衣。
　　她马上被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和几个红卫兵接走，坐上小轿车，直奔上海西区高级宾馆—一衡山宾馆。
　　此人来沪，非同小可。就在她动身之际，当时正在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便给中共华东局宣传部来了电话，关照道：“给予方便。”
　　正因为这样，她一来，就被安排住进衡山宾馆。
　　然而，才住了几天，她就趁夜色浓重之际，戴着大口罩，跳上一辆铁皮车厢的三轮卡。卡车上虽然装着高音喇叭，此时此刻却默不作声。这辆红卫兵的“宣传车”
　　消失在上海马路上的车流之中。
　　此后，关于她的行踪，外人莫知。
　　她到哪里去了？
　　她，悄然住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第三宿舍三楼，神不知，鬼不晓！
　　第三宿舍本是留学生宿舍。那年月，不收外国留学生，那幢宿舍楼空着。她住进去以后，红卫兵们为她守卫大门，“闲人莫入”。
　　她一般昼伏夜出。外出时总是戴大口罩，总是坐那辆“宣传车”，很少惹人注意。
　　前文已经提及的那个华东师范大学的“最早造反的老工人”，成了她的“保镖”，替她带路，替她联系。有几次，宣传车另有任务，当她深夜返回华东师大时，跳上了Z的自行车。这时，Z既成了她的“两辆车夫”，又成了时时提防“保皇派”袭击她的忠实卫士。
　　她为什么不住衡山宾馆，却在华东师大住了一个月？
　　她的上海之行，据说是“串连”。
　　她来上海，打的是“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旗号。
　　就在她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上海造反派们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她公开露面了。
　　她在大会上的讲话，清清楚楚地印在次日出版的《师大简讯》上。
　　她说来沪的目的，“是揪出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大叛徒、大刽子手常溪萍，代表新北大全体革命师生来和他算帐。常溪萍的问题上下都有根子，上面的根子是邓小平、彭真，下面的根子是以陈丕显、曹获秋为首的上海市委。”
　　哦，怪不得她如此看中华东师大，怪不得她悄悄住在那里——原来是要“揪出”
　　常溪萍！
　　她，聂元梓，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她和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墙上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张大字报以及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于是聂元梓顿时名扬全国，成为“文革”风云人物。此后，她成为北京红卫兵运动的“四大领袖”之一。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聂元梓此行，颇有来头。
　　聂元梓来沪之前，忽地“失踪”了几天。那阵子，她叱咤风云，每天有许多“左派”围着她团团转。可是，她突然不知去向，在北京大学校园里消失了。
　　直到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九日，聂元梓在由北京大学保卫部监管审查期间，这才交代了其中的奥秘：
　　……我正在考虑串连的时候，突然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办事组W打电话来，说江青为了你的安全，要我们接你离开家里，到另一个地方去。我不同意，认为没有必要。W说：这是江青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一定要接你去。我问发生什么情况了？为什么一定要我离开？W说他也不知道，只是指示他要接我住在另一个地方，并把我认为最重要的材料带上，以免在家里丢失。还说希望我也一定执行江青的指示。这样，我被接到中央文革对外不开放的一个地方（花园街X号）。到这里后，住了三、四天……
　　就这样，在北京大学传出了聂元梓“失踪”的消息。
　　在花园街X号，决定了聂元梓的上海之行。软卧车票送到了她的手中。张春桥打电话，关照了上海的中共中央华东局。
　　聂元梓继续交代说；
　　在一两天之内，动身赴上海了。临走前，王力来看我，说了些恭维话，又谈到去上海串连的问题。他说可以介绍我们认识上海记者站的负责人，请他帮助我们介绍、了解上海的一些情况。我问了王力，如果我们有事或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时，怎么写法？王力说，交给记者就可以了……
　　哦，原来聂元梓是江青手中的一颗棋子，如今杀到上海，矛头所向，直指常溪萍。
　　常溪萍是在一九五四年六月至一九六四年十一月，担任华东师大党委书记。一九五七年三月起，兼任中共上海市委教卫部副部长。一九六五年七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教卫部部长。虽说他的职务不算小，但他毕竟还只是中共上海市委一个部门的领导人。他自一九六三年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但还不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江青为什么锋芒直逼常溪萍？为什么密谋指派聂元梓来沪专程“揪常”？
　　此事说来话长……
　　一张大字报背后的尖锐斗争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晚。一辆义一辆小轿车驶入北京大学校门。
　　此刻，北京大学大操场上灯火辉煌，万名师生集聚那里，批判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的群众大会即将开始。但是，主席台上依旧空空如也，意味着可能会有重要人物出场，全场只得以高唱革命歌曲来暂且填补等待的时间。
　　一连串小轿车在夜幕中，驶入北京大学幽静的燕南园，停在六十四号前。
　　一个又一个“中央文革小组首长”从轿车里出来了：中央文革顾问康生，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中央义革副组长张春桥，组员戚本禹等。
　　聂元梓早就在门口迎候他们的光临。
　　这么多的“中央文革小组首长”倾巢而至，当然决非寻常。待“首长们”坐定之后，聂元梓手下的一员大将C，见张春桥在座，抓紧时机，挑出了一个与当晚大会并不相干的问题——常溪萍问题。
　　C问江青：“六月份，我们给上海市委转去一份常溪萍的材料，不知道是否收到？”
　　江青把脸转向张春桥：“春桥同志，你们收到了吗？”
　　张春桥马上答话：“收到了，正在市委领导中传阅。”
　　C趁机说：“我们给常溪萍写了一张大字报、中央文革的领导能不能帮我们转一转？”
　　江青当场拍板：“可以帮助你们转，你们把大字报拿来吧！”
　　C大喜。聂无梓的脸上、也泛起了微微一笑。
　　C赶紧离开燕南园，奔向哲学楼，从办公室里拿了一卷黄纸头那是一份事先已经写好的大字报。十七个人签名，打头的名字便是聂元梓。
　　当C风风火火赶到燕南园六十四号，“首长们”已在大操场的主席台上就座了。
　　C奔上主席台，把那卷黄纸头塞到张春桥手中。张春桥接过黄纸头，说了一句话：
　　“保证转到！”
　　这一过程，不仅C后来在一九七九年九月一二十四日作了详细交代，（C是那张大字报的十七个签名者之一），而且张春桥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友谊电影院，也谈到了：
　　“我一到北京，第一次到北京大学开群众大会，他们给我送来了大字报。常溪萍在北大问题很严重，这个我知道。但详细情况我不清楚。大字报是我接过来的……”
　　张春桥的面孔，通常是不笑的。但是，当他回到钓鱼台，打开这卷黄纸，他眉开眼笑——他钓了一条大“鱼”！
　　这张大字报的标题是；《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
　　大字报一开头，那语气便咄咄逼人：
　　最近，我们得知常溪萍负责领导上海的高等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十分震惊！
　　常溪萍究竟是什么人了他是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是三家村黑店的新伙计，是暗藏在前北大社教工作队中的政治投机家……
　　张春桥不由得拍案叫绝、他处心积虑，日夜盘算着如何轰倒上海市委，正愁炮弹不够，而这卷黄纸头正是一发重磅炮弹！
　　须知，原北京市委，正是被一张大字报轰倒：在康生的妻子曹轶欧的“指导”
　　下，聂元梓等七人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贴出那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炸仆了北京人学这个缺口，导致六月三日“撤销北大党委正副书记陆平、彭佩云的一切职务，改组北大党委”，导致同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六月四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欢呼“新胜利”……
　　如今，张春桥手中的这张大字报的“第一作者”，正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第一作者”。或者可以说，这是“全国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能不能把上海的华东师大，变成第二个“北京大学”？能不能把常溪萍，变成第二个“陆平”？
　　轰倒上海市委，看来要从常溪萍身上打开缺口！
　　顿时，张春桥仿佛觉得，那卷轻飘飘的黄纸头在膨胀，变成了一颗硕大无朋的巨型炮弹。
　　怎样把这颗重磅炮弹，从北京发射到上海呢？
　　如果让张春桥自己来发射，未免过分暴露。他向来颇为谙熟借刀杀人之法。
　　真是难得的巧妙机会：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获秋前来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住在北京饭店。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也出席会议。
　　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张春桥出了难题给曹获秋，叫曹获秋把大字报带回上海去：如果曹获秋同意带回上海，借曹获秋之手，炮轰上海市委，当然很妙；如果曹获秋不同意，那将落个“包庇常溪萍”的罪名。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四日，曹获秋在一份材料中，写及此事经过：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晚间，北大帅生开个体大会，中央文革的负责人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过程中，聂元梓等人把写就的一张对常溪萍的大字报交给张春桥。次日，张春桥把这张大字报送给我。对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我和张春桥研究结果，决定去请示康生。二卜六日见到康生，工谈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时，他临时被别的人找去了，没谈下去。几天和他相约都没有空，我感到这张大字报老摆在我这里不是办法，这时我想到北大社教问题是邓小平处理的，决定去找他……
　　康生避而不见曹获秋，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一他的妻子正“指导”着聂元梓的工作，而他的妻子又是根据他的意旨在办事。有着如此微妙的关系，他不会对那张大字报明确表态。他跟张春桥一样，在这种场合都喜欢打“太极拳”。
　　曹获秋让秘书糜欣祥给邓小平的秘书挂电话。
　　八月一日上午八点多，糜欣祥挂了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