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八怪传-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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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扬州八怪传
　　作者：丁家桐　朱福烓
　　内容简介：
　　本书讲述的是扬州八怪的生平事迹极其艺术成就等，对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朋友可能有所帮助。
　　正文
　　序　言
　　象这样的书，有两种朋友可能是不大喜欢的。一种是孔老夫子的信徒，“子不语：怪力乱神”，志怪的东西，当然不会有兴趣。还有一种是冷淡得过分的，“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纵然你这里激情洋溢，他那里还是无动于衷。我们两人写这本书有几个目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这两种朋友能够把这本书读下去，对于“怪”的观念有一个改变。更进一步，还可以从这一类人物的出现去研究一处地域、一种文化、一个时代。
　　扬州八怪是指康乾年间活跃在扬州的一批大艺术家，他们往往书画俱佳甚至是诗书画三绝，不少人还善治印。八怪也不就是指八家，趣味相近而又画风相似的有李鱓、汪士慎、高翔、金农、郑燮、黄慎、李方膺、罗聘、高凤翰、华嵒、闵贞、边寿民、陈撰、杨法、李勉诸人。神有八仙、人有八元、马有八骏，唐宋散文也有八大家，这些“八”，都有“八”的内容。“扬州八怪”之“八”，诸人说法不一，说法比较集中的还是李鱓诸人中的前面那八位，取得共同语言，也无妨凑个“八”数。扬州人讥讽相貌丑陋者为“丑八怪”，现在以“八怪”实指这一批大艺术家，明显地是出于贬抑。“八怪”怪在哪里？说得简单些，一个是做人不合时俗，一个是为艺我从我法。不合时俗倒也罢了，偏偏又要大张挞伐，攻讦时俗；作画另成一格倒也罢了，偏偏社会上又有许多人赞扬备至，声名越来越大。这样，卫道者们烦恼了，画坛的主流派们不高兴了，于是，选了个“八怪”的帽子套上去，念念紧箍咒，横扫一下，以便抵制异端的影响。是始料所未及吧，“八怪”这顶帽子选准了，诸位大家竟以怪名标艺史，声名日益大噪，他们的遗世之作被各地珍藏密室，看作稀世之宝，许多人都想从他们的笔墨中间领略一点罕见的怪味。
　　关键在于，觉醒的人群日益改变了对于异端的态度。一个特定的时代都有他足以维持统治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不蹈规矩者，重则为逆，轻则为怪。时易岁迁，新旧更迭，规矩大变，回过头来重新看看，往日循规蹈矩的楷模往往成为笑柄，而为十手所指的怪异则入情入理，闪耀着生命的光辉。立身如此，为艺也是如此。八怪被人攻讦的地方，离不开不遵成法，不追古风，笔墨恣肆，啸傲士林，再则便是好出狂言，臧否人物之类。封建专制的权威已成昨日黄花，拟古的山水充其量不过在华夏艺术史册中占并不显眼的一页之地位，这样的怪又何悖之有？变换角度观察，这样的怪，宛如磐石之下曲折昂首的黄山之松，宛如撕破黑幕的耀目之电。说为人，这样的怪，又正显示着智者痛苦之变形；说为艺，这样的怪，也正显示着大胆革新辉煌之实迹。
　　八怪所处的时代不是康乾盛世吗？尧舜之世，野无遗佚，盛世即便有少数才人埋没，又有多少深刻的意义？应当承认，从康熙到乾隆的100余年间，是太平盛世。它的显著标志是战乱以后的民生凋蔽状况有了改善，经济得到恢复，国力有了增强。国家的疆土统一，朝令达于四边，工商业有了发展。但是，我们更要看到，康乾之治不同于汉唐的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封建专制时代已进入末期，即便康乾都是少有的英主，也无法避免当时所存在的社会矛盾逐渐激化，这是一个封建王朝制度行将解体、一座东方大帝国的巍峨大厦在列强炮口下行将崩塌的时代，简言之，这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康乾之治，估计得充分些，也不过是封建专制时代的回光返照。更何况，康乾两代的文治都不是呈水平状态发展的，他们的晚年，特别是乾隆中期与后期为帝国的安宁留下了众多的隐患。这是一个希冀与失望并存，光明与阴暗交迭，处处似乎还有生机但又处处使人窒息的时代。这样的时代造就不了揭竿而起的大英雄，因为时机尚未成熟，但这样的时代造就一批思想性格中充满矛盾的，被世俗目为怪异的人物，则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这批人物的出现，是沉沉黑屋中的智者的觉醒，也是社会即将发生大变动的一种朕兆。八怪生活的年代，如果以郑板桥罢官返扬的时间为准，那么，距离鸦片战争约80年，距离辛亥革命约150年，80年和150年，在漫长的封建专制时代，都只能算是一组套曲的一段尾声。
　　八怪的艺术品，今天看来，依然有清新活泼之感，不过，它只能代表一种流派罢了。自然，他们只是一个流派，但是，当日的这个流派的出现，要有何等的勇气，又付出了多少代价，这些，都是需要详细撰写的。绘画首先要画出他对事物的认识，这是西方艺术大师的语言：“师古未若师物，师物未若师心”，这是中国艺术大师的语言。有出息的画家要从物象里画出他自己来。明清之际，画风日颓，由于皇室贵族的宠爱，师古拟古之画被尊为主流，清初四王，多属达官，并兼画人，他们绘画题材狭仄，笔色浓润，摹仿逼肖。他们画出的只是一种未敢越雷池一步的自己。但是，他们的影响遍于各地画坛。他们的画风得以为朝堂所推崇，考其原因，自然是因与清初之文化高压政策相契合，是慑于威势，以驯服求得安宁的士人心态在绘画中的反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画风，把中国的绘画艺术引入了绝境。在艺坛严寒肃杀的季节里，无法避免会有春雷。石涛、八大的艺术是春雷，八怪诸人所形成的声音更是隆隆的春雷。他们在绘画里表达了平民对于生活的见解，为后代艺术的长足发展拓宽了道路。说他们是磐石之下曲折昂首的黄山之松，是并不为过的，他们真正是不怕丢官、不怕坐牢、不怕终身贫贱而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的一群，在中国艺术史上，他们是屹立于历史潮头的人物，是值得人们缅怀追忆的革新的一派，幸勿以派轻视他们。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八怪诸人来自四方，汇为扬州八怪，是什么原因促进了这种历史的偶然？说偶然也是偶然，但偶然源于必然。应当说，康乾之世，号称东南一大都会的扬州有一种磁力，吸引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异端人物聚集在这里，形成一种气候、一种流派。这种磁力的形成，主要是商业的繁荣。清初帝国一统，中枢的供给，大半仰于东南。从中央到达东南的生命线是这条运河。扬州居运河与长江之交汇处，自然地成为漕运、盐运的枢纽，成为吸引万商云集之繁华都市。和南京北京相比，商业的自由多少保护与纵容了思想与艺术的自由，初见端倪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和风，把一批自由的种子吹聚在这里发芽滋长。当日苏杭自然也属商业大埠，金农便是杭州人，杭州人所以要赶到扬州来充八怪之数，考其原因，盖出于扬州画坛传统势力，相对地显得比较薄弱，这里画坛的冻土层易于冲破。先是来了石涛。若干年后，福建的黄慎、安徽的汪士慎、浙江的金农、南通的李方膺也来了。他们和本地的高翔、李鱓、郑燮以及他们的晚辈罗聘或为风雨至交，或为诗画之友，客观上形成了一种风格相近、趣味相似的画派，人杰与地灵之间形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寻遍八怪诗文，很难见到一个“怪”字，他们自己没有想到，他们身后竟以“怪”名。八怪之形成画派，只有默契，没有“文契”。如果要在八怪中推选一位“会长”，笔者以为非板桥莫属。论年龄，郑不及复堂；论书画造诣，郑又不及金农；然而复堂声色荒淫，冬心眼空无物，论在广大士民中的影响，诸人又不如板桥。所以，板桥的故事要多写几章。八怪倘若要推一位“名誉会长”，笔者以为非石涛和尚莫属。南来的奇僧开扬州画派之先河，八怪诸人有诗文为证。所以，故事要从石涛南来说起。
　　这本书的绪言、序章和一至五章由我撰写，六至十一章及附录和后记由朱福鱓先生撰写，大事年表则共同编成。卷首概括地写了一点关于八怪的理解，算是开锣戏。有开锣必有压轴，最后的话将由福烓先生向读者请君交代。
　　是为绪言。
　　丁家桐
　　一九九一年岁末
　　序　章　南来一奇僧
　　——石涛在扬州
　　一、金枝玉叶的和尚
　　石涛来到扬州，约在半百之年，那一年是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那时候，他已是名满南北的画僧。
　　关于他的身世，“西来君莫问，托迹住人寰”，和尚守口如瓶，他的密友也劝人不必打听。当时人只知道他叫“苦瓜和尚”。何谓“苦瓜”？懂得一点佛教皮毛的人，都知道茫茫人世，不外苦集之场，佛家认为，人的一张脸，眉毛是草字头，眼鼻合成一个十字，嘴是一张口，人脸合成一个“苦”字。“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人的一生，就是在苦难中煎熬。和尚自称苦瓜，大概是为了潜心修持，以期脱离苦海，到达涅槃之彼岸吧。士民这样理解，官府也这样理解，觉得这和尚也没有多少特别之处。但是，也有少数几位，即知道和尚底细的，在“苦瓜”两个字的背后，看到了和尚内心隐处的深沉的痛苦，知道和尚的命名实在是大有深意。
　　他的身世，直到晚年，才透露一点消息。他给另一位画僧八大山人写过一首诗。这首诗写的是八大，也是写的他自己：
　　金枝玉叶老遗民，笔研精良迥出尘。
　　兴到写花如戏彩，眼空兜率是前身。
　　为什么说，这首诗双关呢？因为八大和石涛有若干相同之处。都是前朝的遗民，都出身于朱明皇族，都是出家当了和尚，都是当日著名的画僧。还有一点相同的，两人都以苦为号：八大原名朱耷，所以称“八大山人”者，因为“八大”的签名极象一个“苦”字，至于石涛自号苦瓜和尚，就显得更加直截了当了。知道他的出身，就容易明白亡国毁家的和尚当日内心埋藏着的痛苦。
　　石涛出生在桂林靖江王府。第一代靖江王是朱元璋的重孙，关系很亲。石涛的父亲朱亨嘉属“亨”字辈，是世袭的第十一代桂藩；石涛属“若”字辈，叫朱若极。假设明祚能够延长一个世纪，那么石涛便有可能成为第十二代靖江王的。可是，历史不容假设，和尚生不逢辰，还在幼童时，就国破君亡。①清军入关，号召明藩“识时知命，削号来归”，石涛的父王无重兵在手，却蓦然自称监国，惹来了麻烦。结果，不等清军入桂，实力略强的同宗唐王很轻易地囚杀了他。这样一来，石涛这位“胜国天潢”，在幼稚蒙昧状态，就成了逆臣子嗣，不管按照明律，还是按照清律，都有了应当服诛的大罪。于是，一颗又嫩又小的“甜瓜”，转眼之间成了“苦瓜”。
　　唐王的军队入宫搜捕逆臣亲族的时候，据说是在深夜。该囚的囚了，该劫的劫了，该杀的杀了，独独不见了小王爷。一个未知世事的娃娃能躲到那里去呢？点着火把的将士四处寻找，最后才发现独秀峰的刘海洞内有孩子说话的声音。将士蜂拥至岩洞前，想夺头功。千钧一发之际，洞内跳出一只蟾蜍，从众人头上越过，窜进了洞外的月牙池。眼尖的发现，蟾蜍背上，正驮着一个孩子。搜捕的将军大怒，命令把月牙池的池水戽干，把蟾蜍和孩子一起缉拿归案。将士们设法戽水，可池水边戽边涨，三日以后，水深如故。左右说，这是神泉。还有的发现，洞内壁上“刘海戏金蟾”的石刻上，那只蟾蜍已不知去向。
　　石刻是第八代靖江王朱邦苎主持制作的。这回是祖宗显灵，演出了一幕神蟾救主的故事。据说，大约半年以后，壁上又有蟾蜍的图象，大概是神蟾已把小王爷转移到安全地带，复归神位了吧。
　　不管人们是否相信，后来去太平岩看洞壁刘海戏蟾的，终年络绎不绝。人们特别注意的，便是这只金蟾。后来又有人说，当时救出小王爷的，是位内官，不是蛤蟆。不管是谁，反正朱若极被救了。被救出的朱若极，后来又有人说，当时流落在桂林北边湘水一带。后来石涛作画，常常署名清湘老人、清湘陈人、清湘遗人，或者叫湘源济山僧，都是这一段经历的符号。石涛年幼时的遭遇，很容易使人想起杜甫的《哀王孙》。“腰下宝玦走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通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石涛当日的境遇，可能比中唐时破国的王孙还要悲惨。因为明代朝廷的恢复已是无望了，即使他愿意卖身为奴，试想，有哪一家主人敢冒风险，肯收留他呢？于是，命运迫使这位金枝玉叶走向一条狭仄的通道：出家当和尚。
　　“兵尘不上七条衣”，出家的和尚安全有了保证，但是，这是形式上的保证。对于诛杀朱明皇族孑遗的态度，一批明朝的降将比他们的新主子态度还要凶狠，还要坚决。吴三桂就提出过“勦尽根诛，一劳永逸”八个大字，即使是逃出国界到了缅甸的朱姓子孙，也要诱回来捕杀。这样，石涛的前半生一方面披着袈裟，一方面仍要防刀斧之祸。所以，他们的行踪忽东忽西，长时期又避居深山，所以，石涛讳言身世，害得今人还不能准确地弄清他的来龙去脉；所以，石涛作画用的名字极多，待在南京一枝寺，就叫枝下僧；待在山里，就叫济山僧；可问可不问的事不问，就叫瞎尊者；佛经念多了，又称小乘客；到了胸中的怨愤难平时，则称苦瓜和尚了。
　　和尚的一股不平之气，集中表现在他的画上。几十年来，别人忙于饮食男女，这个时间他省下来用于领略名山大川了；几十年来，别人争逐于名利之场，这个时间他省下来用于潜心作画了；几十年来，别人用于参禅悟道，这个时间，他应付一点，却运用禅理来揣摩他的画理了。他的画一旦与世人见面，迥然不同流俗，惹得南北震动；他的画理一旦问世，一时万人争传。在50岁左右年纪，他应友人之邀，沿漕河北上京师。路过扬州时，被这座运河之滨日益繁盛起来的淮左名都吸引了，便暂时在天宁寺挂锡。
　　二、神笔震动了扬州
　　扬州有八大名刹。八大名刹中，最著名的又是拱宸门外的天宁禅院。传说这座寺院原是晋代谢安守扬州时的住宅，后来舍宅为寺了。寺中伽蓝七堂规模宏大不必说了，就说大雄宝殿两侧的东西耳房也一眼望不到头。游方僧侣、文人墨客到了寺里，大都就在耳房下榻。当家的老和尚知道石涛的画名，便问石涛：“扬州景物，法师以为有何特色？”石涛说：“唐人云：园林多是宅，车马少于船。果然如此。”老和尚说：“扬州尚缺一景，不知法师可曾注意？”石涛说了一个字：“山。”老和尚笑了：“真是慧眼慧心。法师能不能为寒寺留点墨宝，也算是补尝扬州的无山之憾。”石涛颔首。老和尚看看石涛：“不敢多劳。殿侧耳房，一房一幅。”石涛的眉头微微耸动一下，又点点头。待他走到屋外，东边数数，西边再数数：东边36间，西边也是36间。
　　善于画山的画家，扬州也有。可是要画72座山峰，展现72种面貌，这样的画人别说扬州没有，大江南北也很少见。再说，石涛在宣城、南京经常讥笑当今皇室的山水画家，自称“我用我法”，那么，请你画72座山峰，既要峰峰各异，又要能峰峰都有别于皇室画家，看你有多大能耐。如果72峰中有若干雷同，如果72峰中有几幅用上了画院画家的笔法，那么，南来的画僧就成了扬州人嗤笑的对象，流传的一本《画语录》不过是夸夸其谈。天宁寺的老和尚虽说是出家人，但是他为歧视石涛的宫廷画人所指使，也算是用尽了机关。
　　石涛和老和尚约定，他一日一幅，要画72天。他约天宁寺僧和扬州画坛诸家到第73天的清晨来看画。待到第73天，一批人一大早就聚拢在一起，想看石涛的笑话。可是众人才出拱宸门，只觉晨雾迷漫，河上、城边、寺外、寺内处处都是白茫茫一片。越是靠近寺院，那雾气越浓，连对面僧俗都显得隐隐绰绰。闻闻气味，在西南住过的人说，仿佛是山岚，这种现象在扬州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是奇怪。更奇怪的，是诸人过了天王殿，只闻飞瀑之声不绝于耳，可是四处寻觅，大雄宝殿前的佛院内除了几株银杏以外，别无所有。后来人们才发现，这一切均来自耳房。原来，每一间耳房里都挂了一张石涛的画。72峰，峰峰不同不必说了，那山峰间有一股氤氲之气，从画面透出，汇为一天晨雾；那峰间的溪水流动，又汇为与晨钟相间的哗哗的水声。看画的人，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没有一个人不在心底佩服这位大和尚真是神笔。
　　这是传说。传说是有根据的。石涛画山水，善于用墨，重视表现氤氲之气，赋予山林以生命。他在黄山观察多年，为朋友画过72峰，“搜尽奇峰打草稿”，胸中有千山万水。他的挚友梅清曾经形容和尚的画说：
　　天都之奇奇莫纪，我公收拾奚囊里。掷将幻笔落人间，遂使轩辕曾不死。我写泰山云，云向石涛飞；公写黄山云，云染瞿硎衣。白云满眼无时尽，云根冉冉归灵境。②
　　他到扬州来初试身手，就带来了氤氲之气，使得扬州沉闷的画坛为之倾倒。
　　三、秘园之会
　　在扬州，石涛参与了一次秘园之会。在这次会上，石涛的烟云之姿给扬州士人，特别是给会议的主事者八个字的印象，这就是“可望难即，道味孤高”。③
　　这样的印象和石涛的一贯为人是未必切合的。石涛长期养过一只猿猴，但他绝不是只与猿鹤为伍的隐者。他在宣城、在南京结交过许多僧俗至交，他是一个感情极丰富的人。除了前面提及的梅清以外，“闲携卮酒夜移船”，与“宣城四子”及“南社诸人”都是莫逆。在宣城的朋友，不仅是布衣，也还有文章太守，他交友也并不以朝野舍取。即至住持长干一枝寺，结交的朋友更多，诗人屈大均就以女萝与松树的关系比喻他们的友谊，可见这位大和尚尽管深谙禅理，却决不是“无去无来，无住无往”的心体俱寂、万事皆空的人。他到扬州来，所以显得“道味孤高”，自然有他的具体原因。
　　秘园这地方在扬州北郊，属当日与会者的住宅园林，确址今日已不可考。与会者都是当日四方名流，其中有南京的龚贤、杜浚，江都的吴园茨、卓子任、闵宾连弟兄、瓜洲的陈鹤仙等。主事者则是山东的孔尚任。有姓名可考的约30人。因为与会者籍贯广及八省，又称“八省之会”。石涛在这里的会上显得落落寡合，看看会上留下的诗文便可猜详。
　　秘园之会留下了沾有官气的诗。孔尚任的诗说：“北郭名园次第开，酒筹茶具乱苍苔。海上犹留多病体，樽前又识几多才。蒲帆满挂行还在，似为淮扬结社来。”这首诗把作者的身份、此次奉命南下滞留邗上的使命都点明了，特别是对座中诸贤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孔尚任日后以《桃花扇》蜚声文坛，但此时则显得很不成熟，也就难怪石涛对他显得十分轻藐，“可望难即”了。
　　秘园之会也留下了针砭时弊的佳作。龚贤诗云：“十里旧倡家，空留几片霞。野田埋战骨，山鬼种桃花。暂触兴亡感，翻为古今嗟。吾生多不遇，此地正繁华。”此地为隋炀葬身之所，此时距“扬州十日”的大悲剧的发生不过40余年，这里今日又是遍地桃花了。石涛与龚贤也是莫逆，但他没有和诗，只是表现出一派“道味孤高”的印象。这一点孔尚任是不能理解的。顺治五年（1648年），毛重倬等坊刻选文案，受到法办；顺治十八年（1661年），庄氏明史稿案，死72人；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等人的诗集案，诸人被斩绝，都涉及明代遗臣。作为明代宗室的后裔，是不能不有所警惕的。
　　在这次会上，石涛给孔尚任画过一把扇子。但是这位孔圣后裔，康熙亲自擢拔的才子不够满足。他理解石涛的艺术是“笔笔入悟，字字不凡”，但是对于和尚为什么“道味孤高”有些茫然。他想请石涛为他画几幅册页又“不敢经请”，怕碰钉子，表现了一种惶遽状态。
　　四、行行住住，我行我素
　　康熙二十八年（1679年），三月辛未，皇帝南巡，在扬州平山堂接见了石涛。
　　康熙见石涛，扬州民间有一种传说。传说说：康熙二十八年，有一位专收释画的商人来到扬州，到各寺院以重金收购僧人的山水佳作。当日扬州寺庙三百余座，数日之间，许多寺庙都有释画请商人过目，商人看了，也都一一摇头。后来，商人携来一幅释画，画面朦胧隐约，萧瑟荒疎。诸僧所画均与此幅不同。商人说，求访的便是作此画的画僧。识画的说，这不是粤西和尚石涛的手笔么！又说，此人住锡扬州，不妨到天宁寺去找他。商人赶到天宁寺，查实了手中的画果然是石涛的作品，于是变下脸来，命令从人捕杀了石涛。原来，这位商人便是乔装的康熙皇帝，他在南京看到石涛的画，心中十分不满。别人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