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八怪传-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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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花万蕊，管领灞桥风雪中；西唐画疏枝，半开軃朵，用玉楼人口脂，抹一点红；良缣精楮，各臻其微。
　　艺术家的相互推崇，溢于言表。但金农性好游，常常外出，朝夕相处的，唯有高翔。
　　汪士慎和高翔的足迹，几乎遍及了扬州的角角落落。他们联袂泛舟在瘦西湖的前身保障河；眺望今蜀冈观音山一带的隋宫故址；维舟在据说为避免隋炀帝的葬处遭受雷击而建起的铁佛寺（在今蜀冈茶场）；宴饮在王渔洋集众“修禊”，唱出了“红桥飞跨水当中，一字栏杆九曲红，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的红桥；踏访过西北的田野和历史陈迹；登过纪念李善注《文选》的“文选楼”。在小玲珑山馆里拍案诵诗更是常事。只要多日不见，便有诗相寄或相忆。汪士慎《赠西唐五十初度二首》之一云：
　　猿鹤狐踪不易同，到今谁复问穷通。
　　七条弦上知音少，三十年来眼界空。
　　每欲放杯还藉酒，不言生计转如篷。
　　相交相爱垂垂老，朝夕过从风雨中。
　　他们确是“知音少”中的知音，“眼界空”中的知心，决非世俗之交所能相比的。
　　乾隆三年（1738年）和四年（1739年）汪士慎曾两次游越。渡钱塘江，谒曹娥庙，登小白华山，观浙江涛，兴致是很高的。待回到扬州，原来视力很差的左眼却失明了。画家失去一目，其不幸可知，但他认为少一目更能安心作画，未尝不是不幸中之大幸。仍作画不辍，且越发精神了。59岁（乾隆十九年，1754年）秋天，汪士慎在扬州北城边买了一处“蓬窗”小屋，作为养老之所，并画了一幅《移居图》。厉鹗题云：
　　买屋古城下，闻君喜客寻。图书初检校，邻曲共幽深。
　　扫壁除蛛网，开窗纳树阴。自怜流转意，对此一沉吟。金农赠诗云：
　　落落与君好，相怜老勿谖。此生同瓦砾，无累及儿孙。心外得太古，耳中思妙言。草堂赀若办，先办种鱼轩。
　　汪士慎在这所茅屋里，布衣蔬食，品茗读书，写字作画，生活是安宁的。厉鹗题汪士慎的《煎茶图》说：
　　巢林先生爱梅兼爱茶，啜茶日日写梅花。要将胸中清苦味，吐作纸上写梅花。要将胸中清苦味，吐作纸上冰霜桠。……先生一目盲似杜子夏，不事五侯恣潇洒，肯留一目著花梢，铁线圈成春染惹。……①
　　汪士慎自己也很自得，曾自刻一印云：“尚留一目著梅花”。对他的八分书（隶书），厉鹗又说：
　　……巢林居士老好事，典农不惜穷蒐罗，手摹心追成笔冢，坐卧三日难同科。腕悬仍似蚕头篆，笔磔稍存隼尾波。……②
　　盲一目后书画创作上出现的新境界，使他的作品更为人所重了。
　　乾隆十七年（1752年），67岁的汪士慎右眼也失去光明，完全成为一个盲人了。别人都为他的双目失明担扰，他似乎颇为泰然。金农有真实的记述：
　　乾隆壬甲（十七年）初春，春雪盈尺，湿突失炊，予抱孑影，坐昔聊之庐，……是日汪隐君巢林，著屐扶短童相访云：“衰龄忽而丧明，然无所痛惜，从此不复见碌碌寻常人，觉可喜也。”
　　瞎了双眼可以不再看见蝇营狗苟的庸碌之辈，省心省事，反觉可喜。这是旷达语，然而仔细想来又何尝不是无可奈何的伤心之语？
　　深居蓬门僻巷，交游本来不多，失去双目不能作书作画，来往的人更少了，除了“三四素心，时相过从”，门前冷落得很。汪水慎耐得住寂寞，也忍得住“蓬生三径逐年贫”的生活，但失明剥夺了他视若生命的书画创作，这种痛苦毕竟是难以忍受的。金石篆刻家丁敬向他索画梅，他的回书是“目已失明，不能复作”。丁敬回想起十年前（乾隆九年甲子）与他在扬州相识的情况，不胜感慨。因次当日汪士慎《腊八日集寒木山房，喜钱塘丁敬身至》的原韵，回了一首诗：
　　邗江惜别十冬春，每忆茅堂满案尘。
　　赵壹门闲时谢客，梁鸿灶热肯因人。
　　饮安茗乳平生嗜，画断梅花宿世因。
　　肉眼已无天眼在，好看万象又更新。
　　好个“肉眼已无天眼在”，这话给丁敬说准了。艺术家眼瞎，心是不会瞎的。出于意外的领会和难以遏制的创作冲动，汪士慎突然提笔写了一幅狂草大字，他本能地感到，这不比失明以前差。他迫不及待地赶到金农的住处。金农记道：
　　汪六士慎，失明三年，忽近展纸能作狂草，神妙之处，俨然如双瞳未损时。知予卧病萧寺，自携大书一通见赠。……相对终日，尘事俱忘。
　　汪士慎的喜悦，金农的喜悦，两位艺术家尽在不言中会心默契，达到了如何神妙的地步。
　　还有一件事使汪士慎得到极大安慰的，是他的诗集《巢林集》，由马氏兄弟替他雕板印成了。
　　汪士慎“朴不外饰，俭不苟取”，他的晚年是孤寂贫困的，但他得到的是知友们的理解，他别无所求了。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汪士慎在他的城隅草屋中与世长辞，享年73岁。这位象梅花一般一生疏淡的老人，也象梅花的一缕清香那样消逝了。
　　“扬州八怪”中，扬州本籍人不多。李鱓、郑板桥是兴化人，兴化隶属扬州府，罗聘原籍歙县，出生扬州，他们都可以说是扬州人。但最具扬州人资格的却是高翔。高翔为扬州府甘泉县人。甘泉县是雍正年间析江都县地而另置的县，其治所仍在府治所在的江都县郭内，高翔当是道地的扬州人。
　　高翔的家世所知不多。他父名玉桂，字燕山，号竹屋，是江都贡生。终身也就是个贡生，没有做过一官半职。会做诗，有《秋轩诗草》。只会做诗饱不了肚子，所以到高翔出生时已没有房产。高翔的一生是在一处名字很好听（“五岳草堂”）、事实是“所栖唯一庵”的地方度过的。据马曰琯贺高翔50大寿的诗上说：“与君同调复同庚”，他们是同年。马曰琯生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高翔亦生于是年。他字凤冈，号西塘，别号有西唐、西堂、犀堂、山林外臣等。从“山林外臣”联系到他有一方印章“臣高翔”，大约他已经具备了秀才的资格，但也到此而已。
　　高翔青年时代就过着清寒生活。曾教过蒙童，这种收入是很菲薄的，所以更多的时候是“匡床自在拥寒衾，卧听儿读妻织履”。他穷，穷得清高，穷得自在，像“猛如食叶蚕”似的好学不拙。他和汪士慎一样，交游很少，“避客年来高凤冈，扣门从不出书堂”③，关在家里种花、养鸟、写篆字、画梅花。孤傲不群和嗜学成癖的性格，使他在学问词章、书法绘画上自成高格。
　　孤傲不群不等于没有知心朋友。他最早的知心朋友是马家兄弟。据有关记载，高翔家的“五岳草堂”在扬州新城西北，与马氏兄弟的住宅相近，几乎是“两家老屋常相望”。这座草堂虽简朴，环境却不凡。汪士慎有诗云：“五岳堂上生清风，檐花石竹香濛濛。两深苔老户常键，二分月堕蓬蒿中。”这样一处住所，住着这样一位年轻才人，马氏兄弟当然很快就结识了。高翔、马曰琯“同庚”，当时都是15岁，又是“同调”——有共同的爱好和情调，从此他们成了密友。弟弟马曰璐更进一层，把这位年长几岁的朋友看成是老师——“烟云翰墨亦吾师”。
　　成为马家的常客，生活上得到资助固不必说，重要的是结识了一批意气相投的同道。邗江吟社的一班诗友，如金农、汪士慎、华嵒、高风翰、陈章、陈撰、丁敬、厉鹗等，先后成为高翔的挚友。应该说，高翔艺术上的成就，他的声名的传扬，小玲珑山馆这块艺林聚珍之地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在这些朋友中，相处最为投契的是汪士慎。上面已提到过他们联袂出游、相互关切的情况，他们在艺术上的合作也不比一般。乾隆七年（1742年）元宵前一日，高翔在小玲珑山馆朗诵他自作的《雨中集字怀人诗》120首，汪士慎击节称赏，作《试灯前一日集小玲珑山馆听高西唐诵雨中集字怀人诗》：
　　细听子吟诵，琅琅山馆清。
　　所怀多相识，入耳是新声。
　　春雨得诗句，东风寄远情。
　　今宵作餐会，花径已灯明。
　　这是两颗诗心碰撞而溅出的诗的火花。
　　乾隆八年（1743年），高翔与汪士慎在小玲珑山馆合作绘《梅花纸帐》巨制，疏干繁枝，交相辉映，获得一致赞誉。唐建中、程梦星、马曰琯、马日璐、厉鹗、方士庶、陈章、闵华、全祖望等都题诗于上，传为艺术史上的佳话。
　　高翔与汪士慎、二马的友谊数十年如一日。高翔50岁生日，汪有贺诗，前已引。马曰琯亦有《寿高西堂五十》两首：
　　十五论交今五十，与君同调复同庚。
　　琴书偃仰堪晨夕，风雨过从直弟兄。
　　贫里能忘三径隘，秋来多感二毛生。
　　频年踪迹追相忆，酒绿灯红倍有情。
　　掩却书关昼懒开，更教锸棘护苍苔。
　　卷帘或有鸟窥席，抬眼惟邀月入怀。
　　未许人来怜遁迹，几曾天不厚清才。
　　松筠健质婴儿性，日日斑衣戏老莱。
　　情真意切，写出了他们亲如兄弟的友谊，写出了高翔的品格和境遇，也写出了人世的沧桑，非知已不能熨贴如此。顺便说一句，从第二首的最后两句看，50岁时，高翔的高堂尚健在。
　　后来汪士慎在北城隅购置草堂，与高翔更邻近了。高家的“五岳草堂”和汪家的“青山旧馆”，是他们的常聚之所，“一屐走深巷”，别有一番画意诗情。他们的住处，与小玲珑山馆近，与金农寄寓的三祝庵、高凤翰寄寓董相祠（董仲舒祠堂）、罗聘的住宅弥陀巷也相距不远，都在新城西北隅。这里成了“八怪”汇聚的特别文化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翔与石涛的关系。石涛晚年寓扬州，按《扬州画舫录》的说法，高翔“与僧石涛为友。”石涛比高翔大四五十岁，是忘年交，其关系在师友之间。《广陵诗事》载：
　　石涛和尚自画墓门图，并有句云：“谁将一石春前酒，漫洒孤山雪后坟。”诗人高西唐（翔）独敦友谊，年年为之扫墓酹酒。闵帘风有《题石涛墓门图》诗云：“可怜一石春前酒，剩有诗人过墓门。”
　　闵华字帘风，江都人。他在上引两句诗的后面自注道：“诗人高西唐独敦友谊，至今犹为之扫墓。”石涛墓在平山堂后，身后无人，唯有高翔年年为之扫墓，至死弗辍。“独敦友谊”，表现了高翔对这位前辈艺术家的敬重和他的古道热肠。孤傲不群和独敦友谊在高翔身上是如何突兀而和谐的结合！高翔逝世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享年67岁。病中，友人们十分关心，马曰琯有《问西唐疾》：
　　念切平生友，敲门问讯频。
　　窗虚通药气，秋冷怯吟身。
　　以我霜加鬓，怜君病损神。
　　何时杯酒共，把臂复相亲。
　　他们频频探讯，嘘寒问暖，多么希望这位老画师病愈而起，“把臂复相亲”。然而他竟然过早地走了，怎不令人“一想一沾衣”。马曰琯《哭高西唐》两首之一云：
　　狷洁不可浼，高风人共尊。
　　烟云托性命，枯菀付乾坤。
　　以我平生久，重君交谊存。
　　深情难尽说，痛哭返柴门。
　　深沉的感情表达了生死不渝的交情，马氏不以富贵傲贫贱的敦于友谊，堪为典范。“高风人共尊”，高翔可以无憾矣。
　　这时，68岁的汪士慎，蛰居茅屋，双目失明，已经无泪可洒了。
　　汪士慎、高翔俱以画梅闻名，正如金农所说，汪“画繁枝，千花万蕊”，高“画疏枝，半开軃朵”，一是“管领冷香”，一是“抹红一点”，各臻其微。他们当然不只是画梅花，但汪士慎基本以花卉为主，高则花卉、人物、佛像、山水俱有佳制。《冬心先生集》卷首“冬心先生四十七岁小像”，即为高翔所绘，他还画过观音大士像。高翔的山水有渐江、石涛的纵姿，也吸取了元四家之一倪云林的简静工整。《弹指阁》是高翔的代表作之一。据李斗《扬州画舫录》载：弹指阁在天宁寺下院的枝上村，“南筑弹指阁三楹，三间五架，制极规矩。阁中贮图书玩好，皆希世珍。阁外竹树疏密相间，鹤二，往来闲逸。阁后竹篱，篱外修竹参天，断绝人路。”在高翔笔下，即简练明洁地再现了这个环境，又弥漫着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清幽冷静之气，观之如入清凉世界，确是出神入画之作。此画今藏扬州博物馆。
　　有人将高翔和高凤翰、李世倬、允禧、张鹏翀、李师中、董邗达、王延恪、陈嘉乐和张士英称为“画中十哲”，颇严谨的郑昶的《中华绘画全史》又列十哲为以王原祈为开山的娄东派的嫡系。这和“八怪”的风格相差甚远。不过从这矛盾的分类中，可以追寻“八怪”承先启后或继往开来的线索，也是不无启发的。
　　汪士慎和高翔还精于篆刻，当时与丁敬齐名，他们都为金农制过印，“无印不佳”。高翔与高风翰、潘西凤、沈凤称为印中“西凤”，这在篆刻史上是值得深究的。
　　他们都是诗人。汪士慎生前刻有《巢林集》；高翔生前编成《西唐诗钞》，并请友人陈章写了序，但未及刻印就去世了。为画名所掩，他们的诗不如他们的画那样为人所熟知。
　　注：
　　①厉鹗《樊榭山房续集》卷一。
　　②同上卷八。
　　③董耻夫《扬州竹枝词》。
　　第九章　自笑一身浑是胆
　　——李方膺
　　一、波涛宦海几飘蓬
　　雍正十年（1732年），在当时的山东青州，发生了一件极不平常的事件：一大批来自兰山县的民众，要求轮流探视关在青州监狱里的一名犯人。当得不到允许时，老百姓就围聚在监狱外面，把担来的钱贝鸡黍等慰问品，从墙外往里投，把屋上的瓦沟都填满了。这样做，虽然关在狱中的那位犯人得不到什么，但老百姓却表达了同情和宣泄了愤恨，心里觉得好过些。
　　原来关在狱里的，是刚上任不久的兰山县的一位县令。这位县令才到任，就碰上了压在他头上的封疆大使——河南总督王士俊下令要“垦荒”。垦荒，从名义上来说，并不是坏事。可是这位总督既不了解民情，又没有经过周密筹划，只是出于一时的心血来潮和好大喜功，便硬行规定每县的开垦目标和严格的完成期限。那些唯上峰鼻息是仰的太守们更是不顾农民的死活，催逼不已，有的官员还乘机勒索，弄得农民不仅不能从事正常生产，反而加重了不堪承受的负担。这位兰山县令是个明白人，看出这是“借垦地之虚名，而成累民之实害”，力陈开垦之弊，面对太守的日夜催迫，郑重表示：“虚报无粮，加派病民，不敢腈附粉饰，贻地方扰”，坚决不予执行。他这种态度，大大扫了总督王士俊的兴，王一怒之下，捏造个罪名，把他投入了监狱。
　　这位县令为民请命而得罪，老百姓当然站在他一边，于是发生了上面提到的事件。
　　其实，这位县令被诬已不是第一次了。在这之前，他经历过一次宦海风波，但没有这次严重罢了。
　　看得出来，这位县令是位爱民、务实、有胆识的小官吏。然而他后来知名于世的，主要不在政绩，而在另一种本事——
　　画艺，或者说，是为政的经历促成了他的画艺。他，就是“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
　　李方膺，江苏通州（今南通市）人，生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他的家庭，据他后来追题在《三代耕织图》的诗中所说，是个“半业农田半业儒，自来家法有规模。耳边犹听呼龙角，早起牵牛下绿芜”的半耕半读的人家。龙角是他的乳名，说明他从小放过牛。这样的人家毕竟和本色农民不同，还是以读书为主。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父亲李玉鋐中进士，走上仕途；二哥擅长绘画；他是补邑弟子员。他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走父亲的路，“奋志为官”，一是学哥哥的样，“尽力作画”。起先受父亲的影响较大。李玉任福建按察使，把这个排行第四的小儿子带在身边，使他有机会听到了不少“嘉言善政”和“民生休戚，国家利病”的道理，懂得了怎样做才是一个“爱民”的好官。
　　雍正七年（1729年），李玉鋐到京城述职，三十四岁的李方膺陪同父亲进京。觐见的时候，雍正皇帝怜悯李玉鋐年老（一说李玉鋐与雍正有私交），问道：“有儿子和你一同来么？”李玉鋐答：“有第四子方膺同来”。雍正问：“现任何职，能胜任么？”李玉鋐答：“是个生员，性情憨直，不宜于做官。”雍正听了风趣地说：“没有先学会生孩子然后才出嫁的。”立即召见了李方膺，并把他交给河南总督田文镜，以知县录用。田文镜字抑光，汉军正蓝旗人。田不是科举出身，但因任河南布政使，巡抚期间执法严厉、政绩卓著而得到雍正的宠眷，为他特设了河南总督这一官职，田对属下的严苛是出了名的。雍正把李方膺交给田，大概有既能得到照顾，又可得到严格锻炼的意思。果然在第二年，李方膺作为生员破格出任山东乐安县令。
　　李方膺到任不久，就遇上了一场大水灾。救灾如救火，严重的水情使他来不及向上级报告便开仓发粮施粥赈饥，又募民筑堤防水以工代赈。不料这一救民于水灾的应变之举，竟遭到青州知府“擅动官谷”、“违例请粜”的参劾。好在这一做法是对的，李又是特任新官，因而得到田文镜的理解和庇护，未引起更大的麻烦。
　　灾后，李文膺亲自到附近各地勘察水利，谋求治水之道。
　　他在《登任城酒楼放歌》一诗中写道：
　　惜哉黄河水汩汩，搴茭未得纾民忧。壶中虽有酒，楼头不可留。拂衣又上黄河舟。
　　表现了一种追求实学、经世致用的精神。经过实地考察写下的《小清河议》、《民瘼要览》、《山东水利管窥》等著作，确实对治水利民提出了有益的意见。
　　雍正十年，李方膺调任兰山县令，其时正是王士俊继任河南总督。这位王总督求功心切，“喜言开垦”，李方膺力陈其弊，拒不执行，遂造成了上面所说的这场冤狱。
　　这场冤狱，一拖就是三年。直到乾隆元年（1736年），新皇帝追究起开垦失策忧民的事，罢了王士俊的官，并召开所有因此事下狱的人员，才使这场冤狱得以平反。那天二鼓文书传到青州，当夜李方膺就被释放了。
　　李方膺入都觐见，立候在军机房丹墀西槐树下，大学士朱轼指给诸王大臣说：“这就是劝阻开垦的知县李兰山也。”那些欲见而挤不上前的人，以手加额远望着说：“就是那个瘦而长，眼睛很有神的那位吗？”少宗伯赵国麟和李方膺的父亲是同年进士，握着李方膺的手说：“李贡南（即李玉鋐）真有个好儿子了！”
　　觐见以后，调安徽以知县任用，李方膺请假回乡奉养老母而不就任。也许是青州的这个事件给他的记忆很深吧，这次回程或稍后，他又到过一次青州。有乾隆四年十月青州题画诗云：
　　市上胭脂贱似泥，一文钱买一筐提。
　　李生淡墨如金惜，笑杀丹青手段低。
　　是自负他艺术上的独立不群也好，是以“淡墨”自喻，笑杀趋炎附势的“丹青”也好，不论从那一角度说，都是他自我品格的真实写照。
　　李方膺回乡侍奉老母，过了不久老母便去世了。奉养接着丁忧，在家乡南通一待就是十年。这十年，是他画艺大进的十年。比李方膺年长而结成忘年交的南通名画家丁煜曾说：李方膺“谢事以后，其画益肆。为官之力，并而用之于画，故画无忌惮，悉如其气。”他自己也说：“波涛宦海几飘蓬，闭户关门学画工。自笑一身浑是胆，挥毫依旧爱狂风。”为官的正直之气，经意不经意地凝聚笔端，一种雄浑恢宏的气象，便喷薄纸上了。
　　大约在乾隆十一年（1733年），李方膺由家乡入京候选。途经扬州时，在僧舍作《梅花册》，其中有两帧的题诗，直接提到扬州：
　　官阁成尘事已凋，我来僧舍画梅条。
　　扬州明月年年在，收拾春光廿四桥。
　　知己难逢自古来，雕虫小技应尘埃。
　　扬州风雅如何逊，瘦蕊千千笑口开。
　　诗中引用了南朝何逊扬州观梅的故事，引伸了杜甫“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的诗意，又和扬州明月、二十四桥连在一起，信手拈来，浑然一体。尽管何逊诗题“扬州法曹梅花盛开”的扬州是金陵，不是由唐及清所实指的扬州，即今天的扬州，但已成为熟用的典故，也就合二而一了。这些诗句咏的是梅花（画梅），又都与扬州切合，李方膺对扬州的风物是熟稔而亲切的。
　　进京的第二年，李方膺受命任安徽潜山县令，权知过滁州府，不久调任合肥县令。这时又逢上饥荒，他按过去的做法，自订了救灾措施，且又因不肯“孝敬”上司遭到嫉恨，太守便加了他个莫须有的“贪赃枉法”的罪名，使他罢了官。前后做县令二十年，竟三次为太守所陷，他感慨万千地说：“两汉吏治，太守成之，后世吏治，太守坏之。”话虽不免偏激，他确是吃了太守不少苦。那些说他“赃”的清知府，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