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飞翔-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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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上所有的门，家里任何人不得离开房子。
　　然后我打大卫的手机。伯纳姆比奇斯的总机在比赛前的那天晚上通常不转电话。在这个时候，我才不在乎英格兰队呢，除了布鲁克林我什么都不在乎。我没办法不告诉大卫。这该死的足球。
　　我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有一刻信号中断了，电话里喀喀作响，我真受不了。大卫说他一会儿打给我。他要跟英格兰队的主教练凯文·基冈谈谈。听到大卫的声音本该让我平静下来，但没有。我感觉在跟一个巨大的有回音的山洞说话。房子里可能都是人，但当我放下电话时，我感到非常孤独。
　　半小时后马克来了，他已不再是那个几小时前接送我的司机。起先他的穿着看起来很随意，但现在他身上的每一部分都在说：我来负责。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检查门窗。亮着灯的窗户目标太明显，他说。如果他们带枪来，他不会让他们轻易得手的。
　　我在发抖，哆嗦着。我能感到血在我的脖子里涌动。嘴里非常干。大卫怎么还没打电话来？我必须做点什么。我要是不找点事做我会发疯的。所以我去检查检查窗户，那些窗户我早已检查过了，马克也检查过了。但马克不是我家里人。除了家人，你不能相信任何人。
　　看起来我就像个机器，只是在检查窗户，等着玻璃被砸碎，等着有人端着枪、戴着面具从窗户冲进来，带走布鲁克林，他们选中的那个。
　　谁也别碰我的孩子！
　　我呆在楼上布鲁克林的房间里，看着他，这时大卫打电话来。我妈妈接了。我像患了紧张症或是什么的一样坐着。
　　她在门口低声对我说，大卫正在路上，主教练也一起来处理这件事。我记得当时这么想，阿莱克斯·弗格森不会这么做。
　　我能听到楼下我父母正悄悄地和迪、戴尔说着话。我只是在布鲁克林的房间外面的平台上走来走去，而马克则在黑暗中从一个窗口走到另一个窗口，注视着外面的动静。
　　谁也别碰我的孩子！
　　当我听到大门口汽车的声音时，我强烈地感觉到松了一口气，这种感觉我记得我以前从没有过。大卫。和他一起来的有凯文·基冈，还有特里·贝尔纳，他是英格兰队的按摩师，其实更是一个朋友。
　　这时肯定有凌晨一点了。大卫看上去很糟糕。我以前从未见过英格兰队的主教练，但是，我再怎么称赞他都显得不够。他真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人，是你可能遇见的最好的人。他说他知道我的感受，当他在德国时，他和他的妻子曾收到过死亡恐吓。
　　尽管警察说呆在屋子里会没事的，马克说根据他对情况的判断我们应该出去，找个安全的房子。
　　正是凯文·基冈建议我们去伯纳姆比奇斯。英格兰队不在那儿训练时，它是个普通的旅馆。正如我所说，英格兰队的训练基地就像一个修道院。谁也别想进去。
　　“给我们半个小时，”凯文在和大卫离开时说，“你们到的时候，房间就为你们准备好了。”
　　我本以为我和布鲁克林会跟他们一起去，但大卫拥抱了我说一小时后我们就要在一起了，并说最好照老板说的‘做，一切都会准备好的，而我爸爸的四驱车会更安全。
　　我上楼，把布鲁克林和我的东西扔进了几个包里。我哆嗦得如此厉害，几乎打不开抽屉。我们上了我爸爸的切诺基，马克开着我的奔驰跟在后面，他说以防万一有人想跟踪我们。出门前，妈妈回到厨房，从抽屉里拿了一把刀。她连马克也没告诉。除非你是我家里人，不然我永远不可能完全相信你。
　　45分钟后，我们通过了伯纳姆比奇斯的安全门，大卫和安全主管正等在那儿。凯文·基冈说我、大卫和布鲁克林可以呆在同一个房间里——这是英格兰队比赛前夜从未听说过的事。这些房间并不是顶好，却是我最愿意呆的地方，和大卫在一起，布鲁克林睡在我俩中间。
　　我们大约还有4个小时的睡眠。主教练说他将让大卫决定自己的状态是否好得足以参赛，他还说大卫可以到第二天早晨再做决定。当我们醒来时，大卫还在犹豫不决，但我说我认为这会对他有好处，脑子里不要想任何事。毕竟凯文·基冈是个相当不错的人，而且大卫也不能让英格兰队的球迷们失望。
　　因此他参赛了。
　　我们被安置在和球员分开的一个侧厅里，那是主教练和教练组人员呆的地方。不能让球员们知道我们在那儿，因此第二天我们就呆在房间里，或餐厅里。
　　最近的这次恐吓之后，警察决定我们应该装一个全新的带报警按钮的安全系统。安装起来要花些时间，那这几天我们去哪儿呢？
　　我给埃尔顿打了个电话。他说，只要我们需要，他在尼斯的房子就是我们的。
　　“只要告诉洛朗你们坐哪班飞机，他会安排好去接你们的。”
　　但马克说仅在室内装安全系统是不够的，他说最近的一次恐吓相当严重，我们需要24小时贴身保护，他一个人顾不过来。
　　“为了更好地做这事，为了布鲁克林的安全，我得再雇个人。”
　　如果马克认为有必要，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他说，在博乌他和道杰合住的房子里还有一个做保安工作的司机，曾和他一起在北爱尔兰工作过。这将意味着每周再花一千英镑，他说，但是由于布鲁克林性命堪忧，他知道钱不是问题。
　　大卫说，雇吧。
　　第二十章　你去死吧
　　只有我爸爸一个人留下看着他们安装新安全系统。我、布鲁克林、我妈妈、露易丝和利伯蒂带着两个保镖飞往尼斯。我们回家时，房子里到处都装上了报警器，12分钟内苏格兰场会做出反应。房子外面摄像机监视着花园的每一英寸土地。他们给我们的电话装上了窃听器，警车在我们房子外面的街道上定时巡逻。
　　但对我来说，这还不够。每一位父母都有的那种担心孩子有不测的噩梦已经完全变成了恐惧。正如那个人所说，妄想症对人的影响很深。它直袭我内心深处的自信，我已经丧失了冷静判断孰轻孰重的能力。
　　马克说他和那个新来的保安司机每晚将轮流坐在厨房里盯着监视器。这种状况持续了几个星期。最后，我爸爸说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我们达成一致意见，三天监视，两天休息，那就是说，他们有一天时间是重叠的。只有那一天我妈妈才真正可以自由外出。
　　在接下来的9个月里，布鲁克林几乎不曾离开房子半步。马克说布鲁克林去花园也不安全，鱼池边喂鱼也不行。
　　如今我妈妈说她都不知道他们当时是怎么生活的。她不能老是匆匆忙忙去药店，匆匆忙忙去某个地方啊。我妈妈和大卫的妈妈都不能像其他的祖母那样推着婴儿车带他去购物。马克说那太危险了。我们的生活笼罩在一片恐惧中。
　　为了来去更方便些，我们让马克和另一个保镖使用罗尼贝里房产处的一套公寓，这套公寓先前是建筑工人居住的地方，工人们曾在那儿煮过咖啡和食物，因此需要清理一下。铺上了新地毯之后，我和妹妹又上街买来所需的东西：从沙发到与之相配的窗帘、羽绒被、高脚凳、微波炉、水壶、电视和录像机。当然，他们是不用付租金的，所有的账单都由我们来付，而且他们还可以用我们的车。
　　到11月初，没有再收到绑架的恐吓，于是我们决定不再用两个保镖。而且，说真的，另一个人连马克的一丁点儿都比不上。通常，他更多的是个碍手碍脚的家伙，而不是个帮手。我想马克会因再次独自承担所有的责任而有些不安，但事实上他好像不顾一切地想和我们呆在一起，尽管我指出既然另一个人已经走了，我们还是照原来的时间表工作。马克的父亲一直生病，他额外休了很多天的假。
　　然而，他总是会问我，维多利亚，你对我满意吗？我会保住我的工作吗？总的说来，我对他非常满意——他父亲生病又不是他的错。但我还是抓住机会向他指出他对我并不总是很直率——比如我第一次面试他时，他告诉我说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我们呆在尼斯的几天足以证明那是十足的幻想。此外，我们在法国的时候，我发现他在给布鲁克林拍照。如果你是保镖，你是不会那么做的。接下来就是他戴眼镜是为了伪装的事。
　　我说：“你肯定认为我很笨，马克——任何人都能看出你戴着近视眼镜。”
　　第二天他来的时候，我觉着有点不对劲，但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我意识到了。他没戴眼镜。他的眼睛蓝得令人难以置信，好像是在给加勒比海度假做广告。他戴了隐形眼镜。
　　以前他的双眼是一种空洞洞的灰色。现在他的双眼如此之蓝，以致于他看起来像是一直处于惊讶之中。我什么也没说，因为他很敏感。他的工作一直很出色，让他走是我最不、愿意做的。正如他总是提醒我的那样，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任何事。委屈了你的保镖，说不定那种事就要发生了。
　　12月，“辣妹”在曼彻斯特和伦敦有一系列的演唱会。真有些奇怪，仿佛又回到了“辣妹”世界。我们在埃尔斯特里工作室排练，那里的舞台已经搭好了。工作室距我们住的地方都不远，在最后彩排时，我们邀请了所有的家人和朋友前往。
　　我一直都非常渴望重返舞台。但当我看到演出服装时，我感到十分恐惧——短裙，短上衣——我只想把全身都遮住，因为我知道媒体会说什么。我已从布鲁克林出生前的“丰腴辣妹”变成了“骨感辣妹”。
　　这开始于我和大卫到迈克尔·凯恩的餐馆、兰根餐馆吃饭的时候，接着报纸就开始谈论我看起来有多么瘦。当他们在大卫·弗里希（埃尔顿的合伙人）的生日派对上拍到我的照片时，“骨感辣妹”的称号就被叫开了。
　　我将穿着高跟鞋跳舞，他们就会说，要是我摔倒怎么办？他们会说我的身体快要垮了，因为我有厌食症。而事实是，比起以前的那些年，我现在可能更健康。我在想，我什么毛病也没有，但我将会摔倒，这是俏皮的墨菲法则（一种认为凡有可能出差错的事终将出错的俏皮论断）。
　　报纸上说我瘦，这一点不假，我确实很瘦。自从生了布鲁克林，我的体重就开始减轻，越来越轻，我变得越来越瘦。
　　我真的不知道我出了什么问题。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饮食真的有了规律。事情已经发展到如果不吃糖我就会晕过去的地步。我吃了一听又一听的芒果、荔枝、橘瓣、梨，还有其他的水果。我一次能吃5听。我吃起来就像个易饥症患者，但我从不呕吐。
　　最后，别人劝我去看了中医，他给我做了个奇怪的测试，检查过敏症和食物的不耐性。这一切听起来十分荒谬，但最后你还是照他说的做了。你得拿着一小瓶他认为你可能过敏的东西，然后他会把你的胳膊往下摁，而你得努力往上抬。这显得非常古怪，但是很好玩。有些东西我拿着的时候能把胳膊抬起来，没问题。而拿着另一些东西的时候，尽管我使足了劲儿，我的胳膊就好像是毛毡做的。
　　结果证明，我缺锌，有假丝酵母（假丝酵母是一种真菌，可能会引起鹅口疮等病）。这有点像曼迪·史密斯病重时的症状（她曾嫁给比尔·威曼）。我认识曼迪是通过她妹妹尼库拉，她与特迪·谢林汉姆订了婚。她们姐妹俩都很可爱，而曼迪吃了不少苦。
　　那个中医给了我一些药剂，并说我不能吃糖，包括酒、水果、所有的碳水化合物、奶制品和健怡可口可乐。我和我的家庭医生讨论我的症状时，他说我可能有些低血糖——那是与糖尿病相反的一种病——但血液检查从未有过显示。直到今天我才确信我得的就是这种病。
　　这太可怕了。我确实努力遵循这个食谱，但没能坚持多久。我的偏头痛疼了一星期后，被告知那表明我正在解毒。
　　那些药片没有任何作用。我的身体在渴望所有我过敏的东西，尤其是水果。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一直躺在床上。更糟糕的是，我们还不在自己家里。我们当时在贝里，加利·内维尔的家，因为奥尔德里—埃吉的公寓正在安装附加的安全系统。尽管这套公寓在顶楼，只有坐电梯才能上去，但是大卫去训练时，只有我和布鲁克林呆在那儿，我还是感到恐惧。
　　毕竟，第一次绑架恐吓来自一个有北方口音的人，子弹也曾被寄到沃斯利的房子。恨我的是曼联的球迷，谁都知道大卫·贝克汉姆搬到哪儿去了，他们只要来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抓到我。我们曾想装一道安全门，但其他住户不同意，即使我们说了费用由我们承担也不行。
　　那时候，我父母家似乎是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了。
　　因此，当圣诞节“辣妹”演唱会到来时我很高兴，那将意味着我们可以住那儿一段日子，还意味着布鲁克林可以和利伯蒂一起玩了。布鲁克林甚至还不会爬，而比他大9个月的利伯蒂已经能到处跑了。但马克仍说他们不能出去，甚至不能进花园，除非有他陪着。
　　尽管我妈妈竭力让我吃一些她认为合适的饭菜，我的体重还是没有增加。因此当大多数媒体报道演唱会时，它们登出的照片尽量让我看起来十分瘦，我并不感到吃惊。但不是所有人都企图攻击我。《镜报》（该报纸在布鲁克林出生几天后，登出了我的一张照片，上面画了些箭头，指着我身体的某些部位说，他们认为我该减肥了）写道：“高贵辣妹”惟一不适应的就是几千名歌迷喜欢她在演唱会上的表演。其他的媒体就没这么好心了。
　　圣诞节后，大卫随曼联队去巴西踢球，我再度感到恐惧的降临。我不想独自呆在那套公寓里。因此我决定，与其呆在英格兰我妈妈家，为什么不出去，逃离这一切，去晒晒太阳呢？他们和我一样已忍受了那么多痛苦。平生第一次我不再考虑花多少钱，我想要的只是我们都能平安地生活。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多少选择——因为每年这个时候许多旅馆早已被那些与我们想法相同的富人预订了。而且许多地方都不许你带孩子。我本可以去巴厘岛或者塞舌尔，但是那航程对布鲁克林和利伯蒂来说太长了。而我也不想去太远的地方。我只想离开英国一段时间，大卫回国我也就回来了。
　　我从佩里格林·阿姆斯特朗…琼斯那里第一次听说了莫斯迪克。玛格丽特公主在那儿建了一所房子以后，这个地方开始出名了。名人们到那儿去可以乐得清静。显然，有时侯，你能看到玛格丽特公主穿着短裤在那儿蹓跶。“棉花屋”是岛上惟一的旅馆，其他地方都是私人别墅。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正是他们引以自豪的一点：他们从不让新闻记者上岛。如果不让任何新闻记者上岛，那绑架者和谋杀者也无法上岛了。我甚至觉得马克都没有必要和我们一起去，尽管我知道他会因去不成加勒比海而失望。我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我们要去——甚至艾伦·爱德华兹。我告诉他我们要去滑雪。如果没人知道我们去哪儿，那我们就安全了。
　　莫斯迪克很小——只有3英里长，2英里宽。机场更像一所飞机跑道上的简陋小屋，你得趁天还亮的时候飞进来，因为他们没有雷达。从伦敦飞到巴巴多斯，然后改乘一架小飞机飞到莫斯迪克，只要40分钟。那真美。飞机飞得相当低。我们掠过小岛的沙滩，它在落日的映照下呈现出一片粉红色。
　　我一走下飞机立刻感到放松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拂过我全身。到“棉花屋”只有5分钟的路，一切完美得如我所想。那里星星点点地散布着一座座小房子。我和露易丝合住一间，我妈妈和爸爸在另一间。餐厅在主要的一间房子里。一切都很低调，不是很奢华，但是有一张很大的老式木桌，还有手工制作、古色古香的石灰水粉刷的家具和许多奶油色的挂件。
　　这个地方本身就十分美丽。到海滩只要走两分钟，游泳池边上还有一小块僻静的晒日光浴的地方，大多数人都到海滩上去。一切都如你想像的那样：围满棕榈树的白色海滩，波光粼粼的蓝色海面，即使最好的照片也无法展现它的美丽。
　　但对我来说，最好的事情莫过于我们可以独自呆着。在英国，我已紧张到这个程度：只要电话铃一响，我就会跳起来。任何一点点突如其来的、意想不到的声响都会使我紧紧抓住布鲁克林。有时候他会吓得哭起来。在这儿，电话铃不会响，也不会有意想不到的声响。只有滑稽的小乌鸫觅食来访。我只需决定早餐吃芒果还是木瓜，在“棉花屋”还是到码头边的“罗勒酒吧”去吃午餐，我们坐上小小的像是高尔充球场上使用的那种轻便车，只需5分钟就可到那儿，那儿的地产食品中有许多种鲜鱼。
　　岛上的每个人都知道，只有名人们确信这里没有人打扰他们，莫斯迪克才能保住它作为旅游胜地的名声。我们看到了米克·贾格和他的女儿伊丽莎白、皮尔斯·布鲁斯南、迈克尔·J·福克斯——尽管我们不能肯定那些是不是与他们极为相似的人。
　　好就好在“棉花屋”里没有一个人认出我来。除非我穿上“高贵辣妹”的衣服，否则我一点儿也不像“高贵辣妹”。而且，其他的客人中有一半是外国人。对他们来说，我只是一个和家人外出度假的年轻的妈妈。我们也不来往。
　　尽管我的手机关了，我每晚还是会打开语音信箱。我想大概是第三天，我收到了艾伦的信息，他让我回电。
　　“那么，”他说，“那儿很热，是吗？维多利亚。”
　　“阳光明媚，”我回答道，突然想到我应该是在滑雪，“但不是我所说的热。”
　　“那就奇怪了，”他继续说道，“从报纸上的照片看，那儿看起来像烤箱。”
　　我的心跳停了一下。
　　“什么照片？”
　　“你穿着比基尼，戴着棒球帽。在莫斯迪克。”
　　我无法相信，简直无法相信。
　　我的身体僵住了。我的第一反应是，布鲁克林在哪儿？
　　他四肢伸展着正在婴儿床上睡觉。
　　艾伦说他会把照片传真给我。事实上，照片拍得不错。
　　令人害怕的是摄影者与我们如此接近。有一张是我髋骨的特写，他们称它“已凸出来”，还有一张是我上半身的特写。
　　这些都是在游泳池边拍的，但我当时并没有注意到什么奇怪的东西或什么人。我们谁也没有注意到。但是——正如每一个女人都知道的——有人拍到你穿比基尼的照片，而你却不知道，这是很可怕的事。但那不算什么。头版有一张布鲁克林的裸照。他们怎么敢这样呢？如果有人可以偷着用长镜头拍下这样的特写，如果那是枪，结果会怎样呢？我气得浑身发抖。前几天我过得很平静，很开心。现在，我又一次犯了妄想症。在这个岛上我有一个敌人，不仅如此，在英国我有一个敌人。有人告诉了新闻界。会是谁呢？肯定是旅行社的人。我因为没带上马克而对自己发起了火。
　　马克曾告诉我他认为他该跟着来，但我真的认为我们会没事的。后来才知道有个男人曾独自在岛上呆了一天。他原来预订了莫斯迪克岛上惟一能住的另一个地方，一个叫“荧火虫”的饭店，那里有房间，但他跑到“棉花屋”来，声称那儿出了点问题。因此他住进了游泳池对面的一所别墅，正对着我们的住处。他只需靠在他卧室的窗户上喀嚓、喀嚓、喀嚓地按快门就可以了。我们记起来了，有一天晚上在饭店看到他一个人呆着，还开玩笑说他看起来像个摄影师。现在他早已走了。我们在岛上又呆了4天，但其实我的假期已经给毁了。
　　回来后不久，我参与制作的一个节目“维多利亚的秘密”在四频道播出了。那是婚礼之后，我正在四处想找点事做。“辣妹”办公室收到一份建议书，有一家叫“斯温制作”的电视公司想让我做一个访谈节目——在节目中，我得采访一些朋友。整个节目非常搞笑。一切都由“辣妹”总部的朱莉娅协调处理，她是个可爱的姑娘，主要负责处理梅尔·B的事务。她表面上很害羞，但骨子里却非常有股韧劲儿，做事相当有条理。
　　幸运的是，我想采访的每一个人——一长串眩目的顶级名人，包括华伦天奴、埃尔顿·约翰、理查德。E。格兰特（更不用说某某著名球星了）——都非常乐意接受我的采访，我们非常开心。每一个表演者都知道，做某件事情时感觉开心对效果而言通常是表面有益，实质有害。然而这一次并非如此。“维多利亚的秘密”（本身就是一个玩笑——“维多利亚的秘密”是一家知名的美国性感内衣商店）评价甚高，到处都在讲：谁会想到“高贵”居然这么有趣。
　　我采访的人中有一位盖伊·里奇，那是在电影《贪得无厌》的外景地，他也曾经出演过电影《两根大烟枪》。在美国巡演时，我曾遇到过麦当娜。就在演出开始前，她和她的几个朋友来到了麦迪逊广场花园，到后台来祝我们好运。她的女儿劳伊兹也和她在一起，她扎着漂亮的小辫子，一双棕色的大眼睛，橄榄色的皮肤，她看起来与利伯蒂惊人地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