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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飞翔-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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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儿来，维多利亚。你拿着什么？”
“只是用来展示和讲述的东西。”
“张开手。”
我张开手。
“你不能把这个拿到学校去。”
“但是，妈妈，为什么不？”
“因为这不合适。”
“为什么不合适？”
“因为这是我的避孕环。”
“避孕环是什么？”
“它让人不能生小孩。”
“可是你刚生了一个小孩。”
有时大人们真难懂，哪怕是我妈妈。她没有对我发火，反而好像在大笑。
“不要再问了。如果你不抓紧，就没时间梳辫子，只能扎几束了。”妈妈总是给我梳头，直到大约14岁。
大一点后，我就不再只站在操场上看其他孩子跳房子，或者跳绳，或者只在一起说悄悄话；我做我喜欢的事：跳舞。
我不只是随便跳跳，我会编排完整的有故事情节的舞蹈。有时是芭蕾，有时是现代舞。这样，下午点名结束后，我们老师，那时是哈代夫人，就会说：“今天为我们跳舞吗，维多利亚？”我会说是的。接着她就让班上其他同学坐下，我就站到学生座位前面去，放我将要跳的舞曲磁带，然后就开始了。
几乎每天都这样。或者说我记得好像是这样。
我太热望表演了——我感觉在舞台上比在书桌后更舒服。假如我没有让他们微笑，我就会让他们大笑，那就是表演所要做的一切。每年圣诞节，我们学校都搞演出，我不惜做任何事都要参加，只要有可能就担任主要角色。有一年我们被告知将要上演《雪人弗罗斯蒂》。哈代夫人说：“哪位同学有像雪人服装的衣服？”我飞快地举手：“我有。”
唔，第二天早上我就会有了。我妈妈在服装方面很棒。
只要有奇特服装比赛，她都会为我和露易丝做出点儿很特别的东西。她喜欢竞赛——我们的约克郡小猎犬甚至获得过“靓丽小狗”奖。我知道她会做出你能想像到的最漂亮的雪人服装。她确实做到了，用做窗帘剩下的衬里布料。它的形状像做成人形的姜饼，带有大大的黑纽扣。我穿在身上，戴一顶高礼帽，扎上一条围巾。
我们住在离学校大约一英里的一所房子里。这所房子曾经是戈夫橡树的乡村小学，直到60年代才建了新校舍。这是一幢涂成黑白两种颜色、华丽却不太实用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妈妈在她搁在厨房地板上的一张报纸上看到了这则广告。我家的狗，一条名叫萨曼莎的约克郡猎犬，那时已经很老了，在上面撒了一泡尿。那样她才注意到那则广告：“地处宜人的乡村，占地三分之一英亩，一幢华丽而风格独特的独立住所。”
那时，我们住在霍兹顿的一所小房子里面。那是我妈妈爸爸结婚时买下的。1974年4月17日，我在那里出生。其实，我并不是出生在卡克斯顿路，我是在哈洛的一家医院里出生的。但是，有好多年我尽力想把它忘掉，因为哈洛在埃塞克斯郡。我是“辣妹”，不是“埃塞克斯妹子”。
那幢老校舍他们是买不起的，不过他们还是买了。1977年，那儿没有其他房子，只有教堂和路尽头的酒馆。但是，那儿不是农村。如果你相信报纸，你会以为我们在农村里。完全不像那样。我们的周围过去是苗圃——所见之处是以前留下来的数百个温室，那时，“野草谷”种的西红柿和黄瓜比英格兰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它们中的多数现在已经消失了，变成了独立的高级商务房的小型种植园。爸爸认为那些温室不管怎样看着都不舒服，并说那些新房子不错，因为每英亩他们只允许建4幢。但是我想念它们。那些温室，有时玻璃反射出一闪一闪的光，就好像是在海滩上。而我一直都想生活在水边。
做室内改建的那些人已经加好了一层，但就是他们也知道做得不是很好。所以，爸爸决定把所有的都拉掉重新开始。他拆房子很有一手。他甚至在霍兹顿的家里也这么干，那可是崭新的房子。他觉得人们真正想要的是乔治王时代风格的窗子，所以如果他加点什么，在卖的时候，他就要卖出一个更好的价钱，即使是加在一座70年代砌的房子上。我最早的记忆是看到我妹妹爬过一堆一堆的水泥。我3岁半，她1岁。开始的几年，我们好像生活在建筑工地上，里面的墙推倒了半截，很可怕。我记得从暖气片、洗涤槽、木板上爬过去，门没有把手。惟一整理好的房间是我和露易丝共用的卧室。
爸爸自己的电器批发生意刚起步，因此他们请不起工人。让人吃惊的是，爸爸大部分活儿都自己做，帮他的有一些建筑工朋友和我外公——一个退休的码头工人。
外公的头发呈波浪形，从前额向后梳，有点儿秃顶。他绝对是个绅士——甚至在花园里干活儿时，他都穿着西装；哪怕是大热天，他在脱夹克之前总要征得别人的同意。他里面总穿着一件V字领的无袖厚运动衫——“为了不抓住死亡（英文短语catchhisdeath意为”患上重感冒“，小维多利亚从字面上曲解了），”外婆说。好多年我都担心死亡是个什么你能抓住的东西。
妈妈一家来自北部伦敦的托特汉姆，这个地方在那时相当繁华，至少和艾德蒙顿相比是这样。艾德蒙顿更偏东一些，我爸爸来自那个地方。妈妈一家十分富有。外公工作很长时间，外婆经常把一个房间租给托特汉姆“热刺”队的足球队员，滑稽的是，“热刺”队就在那条路上。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足球队员每周只能挣大约9英镑。
外公在码头上工作，他经常带回家一些奇怪的动物——他的小偷渡者们，外婆这么称它们。他们有一只企鹅，他们把它安置在洗澡间里，还有一只叫杰基的猴子。我喜欢听外婆讲杰基的故事，讲他如何顽皮，如何爱吃果酱，有一次如何从碗柜里拿出一瓶果酱，在厨房里到处跑，上了碗柜，爬上窗帘。那是战争年代，我外婆聚起所有的配给券才买到这瓶果酱。她说，求你了，杰基，把那罐果酱给我吧。
而杰基只是把它扔在地板上，摔碎了。最后，他们管不住杰基了，只好把它送给了动物园。
接着，我妈妈出生了，他们就叫她杰基。有一次我问妈妈她是否介意用一只猴子的名字称呼她，她说她从来没想过。
我的外公外婆一直等到战争结束才生我妈妈。那时，外婆已经39岁了，再生孩子就太迟了。这就是我妈妈没有弟弟、妹妹的原因。
我爱外婆和外公。开车去托特汉姆并不很远。过去，他们经常做些照看孩子的事。有时我们到他们那儿去，但是通常是他们来我们这儿。我记得坐在窗口等着他们那辆旧福特“和风”沿路疾驰而来。疾驰是个恰当的词。妈妈称他为开车奔死亡。没有任何信号灯，也不减速。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以至于在我大约10岁时，妈妈不允许我们搭乘他的车了。
看到那辆车突然转到我们家的车道上来时，我们三个都迅速跑下楼，争着第一个打开前门。外婆的口袋里总有一些东西给我们。妈妈是他们惟一的孩子，他们确实很宠她，现在他们对我们也一样。那段时间，我妈妈和爸爸一无所有，他们甚至买不起烤箱——妈妈做饭都用一种汽化煤油炉。我记得有一次和爸爸一起去给妈妈买生日礼物，我们给她买了洗发水、护发剂和肥皂，因为其他东西他买不起。我还记得当时我很生气，想自己给她买点什么。
但是，外婆的口袋里总有一些小东西给我们。“这儿有些钱，不要告诉你妈妈或外公。”她会说。或者可能是糖果。
不像我奶奶。有一次，我看到她把别人给她的一盒巧克力藏了起来，这样，她就无须给我们分一点儿了。但我还是爱她。
毕竟，她是我奶奶。
亚当斯一家和我妈妈那边的坎农家一点儿也不一样。
我妈妈开始和我爸爸约会时，我外婆说，她本以为他有点儿“浪荡”，但是，他们了解他以后，她对他赞不绝口。她说他就像是她从没有过的儿子。
事实上，我爸爸的童年相当悲惨。他最早的记忆是他被迫到酒馆从烟灰缸里捡烟头给他父亲抽。我爸爸是那些孩子中的一员，他们不得不在酒馆外逗留数小时等他们的爸爸出来。我想他的妈妈也差不多。他们过去总把所有的家务活儿让他干。他从来没有玩具或类似的东西。有一年圣诞节，他们给了他一辆自行车，他无法相信。他完全正确。他们忘了告诉他，他得自己分期付款。他们听说他要结婚了，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是：“那么，现在谁来给我们修补房子呢？”
但是，即使知道了这些，我仍然爱他们。毕竟，他们是我的祖父母。
我父母在妈妈住的威斯伯利大街对面的教堂里结婚了。他们是在一次舞会上认识的。那时，我妈妈正和另外一个人约会。“那小子长得真不错，有六英尺四高，”爸爸说。而爸爸只有五英尺九。不管怎么说，这小子去了什么地方，而杰基和托尼——那是我爸爸的名字——最后接吻了。但是，接着这小子又回来了，面对着他们两个，他喝完了一杯咖啡。我妈妈还是和他走了，但是，第二个星期我爸爸得到了她的电话号码，事情就是这样。
他们开始约会时，我妈妈只有17岁。她在泊尔商业中心的太阳保险公司上班。差不多10年以后我才出生，但是，我还记得她很迷人的样子，黑黑的长发，蓝蓝的眼睛。她现在依旧光彩照人，也许这些日子更是这样，因为她有漂亮衣服了。她还是那么瘦，不过，她的黑色长发现在变成金色短发了。
我们住的地方离学校约有一英里，因此，爸爸经常用车接我们，一辆鲜绿色希尔曼“复仇者”客货两用车。但是，他把所有的座位都拿掉了，把它用作货车。因此我们得挤在乱糟糟的电线、一箱一箱的插头、开关以及很长的霓虹灯管中间。有些电线绕在纸板棉线轴那么大的东西上，我总是力图坐在其上，目的是不把我的校服弄乱。但是假如我们认为那很糟糕的话，这和不得不乘坐爸爸的劳斯莱斯相比，简直不算什么。
第三章 某个年龄
和我一样，爸爸完全是个工作狂，他从来停不下来：如果他不在办公室，他就出去送货；如果他不是出去送货，他就在花园里穿着高统靴清除池塘里的草；或者把游泳池里的苍蝇弄出来，或者修锁，修吱吱呀呀的门。接着他的电话就会响了，你只能听到对话的一方。比如：“你要让我哭了，基思。”
“你在等我开始拉小提琴吗，特尔？”
还有更好懂一些的话，如：“告诉瑞假如他能把每件的价格降百分之十五，那就成交。”
站在我父母家外边等着抓拍我和大卫照片的摄影记者认为我们总是有东西往外送：货车停下来，箱子签字交接。
他们不知道大部分只是运到车库去的电气部件。在戈夫橡树房子的车库里，你看不到一辆车，只有电线和成箱的插头、插座。楼上是爸爸的办公室。人们总以为是一个有司机、销售员的大批发公司，但是，这里只有他一个人。
每当爸爸有紧急定单，他就会把需要的所有零件都搬到大厅来，然后我们就组成一个微型生产线。
“快点儿，孩子们，”妈妈就会叫道。接着我们就都跑进来，坐在分配给我们的一堆东西前。工作成了游戏：我们都有专门的事要干。克里斯琴，我弟弟，因为他最小，会从这些东西里挑出一个递给我。然后，我就从我那一堆螺丝或者无论是什么里面加上一个部件，再递给露易丝。露易丝再装上别的什么，递给妈妈，妈妈再加点别的什么。爸爸最后检查我们的产品，把它包装起来。我们是灯具组装、电气部件领域的冯·特拉普（美国经典音乐片《音乐之声》中的人物，家有七个孩子）一家。这个我们做了若干年。
从我很小的时候，我就记得爸爸一遍又一遍说着同样的话：“如果要想把事情做好，我一定要自己做。”
“但是你工作这么努力，工作这么长时间，”我们就会说，“你累了，你本来可以拥有丰富多彩的社交生活。为了你获得的东西，你工作得如此辛苦。你应该出去走走，多度假。”
但是，他回来时总说着同样的话：“要想做成什么事，我就得自己做。因为我不能依靠别人去做。”
爸爸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这让我妈妈很生气，因为如果他不能按自己的方式行事，他可能会相当蛮不讲理。那真让人懊恼。要理解一个人是很难的。
80年代，爸爸的生意做得很好，他买了一辆二手的劳斯莱斯，“银影”MK2型，棕色，但是，媒体喜欢称之为金色。爸爸童年生活窘迫，他决心自己要做得更好，拥有一辆劳斯莱斯一直是他的梦想。滑稽的是，他对车并不那么感兴趣，这和大卫截然相反，大卫是个车狂。因此，大卫在那儿谈论引擎规格、制动马力和扭矩时，爸爸看上去一脸的茫然。大多数时候，他都不知道如何打开引擎盖检查引擎。
从一开始我就恨那辆劳斯莱斯。和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相比，我们周围的人也许相当富有，但是那并不意味着他们有劳斯莱斯。我们受到了如此多的嘲笑。我、我的弟弟和妹妹经常恳求爸爸用那辆送货车带我们，但是这就像对着冰柜讲话。
他现在说那时我们并不经常乘劳斯莱斯，只有当他去见客户的时候才开。但是，那辆车影响了我的生活。为什么我们不能像阿曼达·戴维斯家那样买一辆梅斯特罗（英国车，全名奥斯汀·梅斯特罗）呢？她的眼镜、她的高跟鞋，我想要的每样东西她都有，而我和露易丝看起来就像是为三星鞋做广告，鞋子擦得锃亮，而且一模一样。
我妈妈一直想要一对双胞胎，因此我和露易丝就成了她从未得到的双胞胎。我们到哈洛的“哈维”购物中心买衣服，回来的时候每样东西都是不同颜色的两份。有一年圣诞节，我们甚至得穿同样的灯笼裤，只有颜色不同。我记得有一次妈妈甚至为我们用钩针编织同样的衣服。露易丝无所谓，她不仅漂亮、伶俐，而且比我小3岁，而我是这么个没长牙齿的丑小鸭。以她的雀斑、拳曲的红发以及完美的皮肤，露易丝属于那种能赢得漂亮宝宝比赛的小女孩儿。她小的时候，在大街上，完全陌生的人会走到她跟前。
“多可爱的头发。”
妈妈就会微笑着，露易丝也微笑着。
“多漂亮的宝宝。”
这时，露易丝就会咯咯地笑出声来。
我知道我不漂亮。每个人都喜欢露易丝。他们不喜欢我。谁会怪他们呢？谁让我脸上千瘪瘪的，头发向后梳着，看起来就像一个被人收养的孩子。
有时，甚至我妈妈也不好，比如告诉我不能穿高跟鞋。
“我不会允许你看上去像个妓女，维多利亚。”
她什么意思，一个“馅饼”（tard一词兼有“妓女”和“馅饼”的意思）？哪种馅饼？我外婆有时做黑莓馅饼和苹果馅饼。在布罗克斯堡有一家商店卖馅饼，上面有可爱的草莓和黑莓，做成各种花色。
那么眼镜怎么样？它们会让我看起来像“馅饼”吗？
“不要这么傻，维多利亚。”
“那么，我能买吗？”
“不，除非你眼睛有问题。”
在我学跳舞之前，我妈妈曾送我去上钢琴课。我外婆的钢琴弹得很不错。她不会读谱，但是她什么都会弹，从《把桶滚出来》到“甲壳虫”乐队的歌，甚至《荣誉》。什么东西她只要听一遍便能弹奏。
滑稽的是我的老师，她叫亚当斯夫人，她是一个寡妇，住在布罗克斯堡一条宽阔的大街上一座很大的半独立的宅院里。虽然有很大的窗子，但即使是在夏天，她也总是把里面的灯开着，因为房子周围的灌木和树长得太茂密。房子里面很可怕：每样东西都又旧又脏，散发着霉味、樟脑丸味以及猫身上的气味。不只是一两只猫，而是数百只。我想那些猫她肯定是捡回来的——她是那种从来不把东西扔掉的人。钢琴是深棕色的，琴盖每次打开或合上时都吱吱呀呀地响。惟一的灯是高高地挂在天花板上的枝形吊灯，一半的灯泡已经不见了。这是一幢破旧的房子，而亚当斯夫人可能和这幢房子一样老，灰白的头发拳曲着，头发稀得你能看到她的头皮。我记得有一次对妈妈说，如果我正在那儿上课的时候她死了我该怎么做？我给谁打电话？
就像对阅读一样，我厌倦透了。我们练习音阶和一些无聊的调子，如《老麦克唐纳有一个农场》。亚当斯夫人是一个特别让人感到不舒服的老女人，总是对我抱怨个不停。有一个东西叫节拍器，据说是用来帮助你保持节拍的。这是一只三角形的棕色盒子。你把前部拿掉，在侧面把发条绞几圈，接着这根大针就会摇过来、摇过去，像车上的刮雨器。滴嗒、滴嗒、滴嗒、滴嗒。你可以把它由快调慢。但是无论她调多慢，我总是跟不上。对亚当斯夫人来说，我的手指抬得从来都不够高。它们应该弯得像鹰爪。她常常在我手指下放一根尺以防止它们耷拉在键盘上。有时，她就用那把尺猛抽我的手指。
她的教学方法没有任何现代的东西，没有什么能让我这个年龄的人感兴趣。甚至外婆弹的我爸爸那个时代的“甲壳虫”的老歌也比我要练习的那些玩意儿好。一天，我在同一张乐谱上盯的时间太久了，乐谱开始变得模糊。因此，我对亚当斯夫人讲，我不能再练了，因为我看不清乐谱。她就告诉我妈妈我的眼睛出问题了。我当时并不知道如果你盯着一个东西太久都会发生这种事。
因此，我终于要戴眼镜了。为了防止他们以为我的视力还不够糟糕，我决定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他们举在你前面的那些字母你都看不见。哪怕是那些大个儿的字母。妈妈真的担心起来了。
“看到那辆客货两用车吗，维多利亚？”她的意思是我得把车牌号读出来。
我们要去学跳舞了。妈妈从学校把我接上，那段路开始了。从“新门大街”路下来，到十字路口，穿过村庄，进入切斯亨特，从A10公路下开过，到卫理公会礼堂或者叫童子军棚屋。大约15分钟。
“太远了，妈妈。”
“不，不远。试试看。”
但是这时候，那辆客货两用车左拐右拐，或者超了一辆公共汽车。所以，她就重新找了一个目标。
“那辆阿斯特拉看得清吗？”
我胡编一气。
或者我们因红灯停了下来，这样，小汽车或是卡车近得连鼹鼠都能读出它的号码。
但是，我就是看不见。妈妈想我要瞎了。她这么煞费苦心。最后，他们带我去了哈里大街一个眼科专家那儿，做这个测试、那个测试。身穿白大褂的那个人给我戴上这些很重的架子，然后插进去不同的镜片，先是右眼，再左眼，一个镜片摞在另一个上，直到重得我感到鼻子都快掉了。
“好了，维多利亚，那怎么样？”那个男人说，把另一个镜片放到了架子上。
“哦，是的。现在我看得好多了，谢谢你。”
我感到很得意。而且这一次不是谎话，我真的能看得很清楚了。现在只是挑选镜架的问题了，在哈洛的一家商店我曾看过一副，很喜欢。
我的兴奋很短命。因为后来才知道他最后插进去的镜片只是玻璃，我的眼睛一点问题也没有。因此，我一直也没能得到那副眼镜，至少好多年之内没有。但不管怎样，钢琴课就此结束了。
我一点也不介意往返布罗克斯堡的那段路，因为这意味着我可以和妈妈在一起。我不知道这是否因为我确实没有朋友而只有靠着妈妈才感到安全。我过去常常以为我的头顶系着一根绳，把我和妈妈连在了一起。假如我们在大街上走路，比如有一只垃圾箱，我就一定要以和妈妈一样的方式绕过垃圾箱，否则的话，我就会感觉这根绳乱了，继而我的脑子也会跟着乱。有时我走到街尾，意识到我绕过灯柱或者什么东西的方式不对，不是我妈妈的方式，我就得走回去，用妈妈的方式绕过灯柱，要不我会感到心里打了结一般。
这像是一种精神折磨。有点像你听说过的有强迫症的人，出了门后，上帝啊，我锁门了吗？然后走回去察看一番；接着还一样，上帝啊，我锁门了吗？再走回去。就像那样，只不过，我会想，我绕过垃圾箱的方式对吗？或者绕过汽车的方式对吗？我从来不像我的弟弟妹妹。他们离开家从不会感到困难，总是参加学校旅行一类的活动。而我不行。
一天晚上我们住到希拉姑妈和艾里克姑父家。我的妈妈、爸爸要开一个晚宴什么的。希拉姑妈是我爸爸的姐姐，她比他大好多。她和艾里克姑父有一个女儿卡伦。总之，妈妈、爸爸开车把我们送到位于托德汉姆的他们的家里。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我真的不想去。因此，这一切对我，而言有点像一次冒险。我们卸下行李后，希拉姑妈和艾里克姑父带上我们所有人到了A10大道上的一家很大的老式餐馆——牛肉馆之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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