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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飞翔-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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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马克·海耶斯说他已经把属于我们的东西拿回来了，但他只能把它们交给我的一个家人，不能通知警察。事实上，此时警察已完全介入了。
露易丝同意去伯明翰拿我的东西。她受到严格的指导，不能碰任何东西，因为警方要取指纹。不管怎么说，她在一个停车场见到了这个马克·海耶斯。在那儿，他交给露易丝一个白色手提纸袋，里面满是我们的东西。显然他们谁都没说话。然后她开车回到戈夫橡树，我正等在那儿准备检查所有的东西。
那场景肯定很奇怪。我坐在客厅的地板上，检查着这一大包大卫和我的东西。我穿着黑皮裤，黑色皮上衣，戴着一副粉红色女傧相戴的手套，上面有一排细小的纽扣，一直到胳膊肘——那是我们家惟一的手套。包里主要是一些文件和“扑费”和“史努比”血统记录相关的文件、银行结单、私人照片、散放的快照、“宝丽来”一次成相照片、卡片、还有我写的一些东西。
还有一些在我那些被偷衣箱里的文件的影印件、大卫与阿迪达斯的相关文件以及大卫的互联网合约、一张没有任何标记的金色柯达CD。真奇怪，我没有柯达CD。我把它放进立体声播放器，立刻听出来了：就是出现在希思罗翻斗车或者垃圾堆里的那张CD的复制品。我把原版搁在楼上——洛杉矶的几个歌曲作家给我的由试唱歌手演唱的三首歌。
然后我想起马克那么坚持要去我的指甲护理师乔那儿拿歌词本和CD，三四天后，他才把东西还给我，这段时间足够他去复制了。
与此同时，律师们正尽力把所有事情联系起来，每天都发现事情越来越奇怪。比如，马克·尼波里特12月，通过单条契约更名为詹姆士·马蒂。
我决定自己给马克·海耶斯打电话，使用我那种越来越熟练的方法：“你好，我是维多利亚·贝克汉姆。我只想感谢你的帮忙，麻烦你把东西装在手提袋里送给我们。我真的很感激。”
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的回答出人意料。这个马克·海耶斯说他非常想为我们工作。他自己开了一家保安公司，尽管他本人其实是个理疗师。
“那么既然马克不为你工作了，我很想负责你的安全。我猜如果我帮了你，你也许会雇我。”
别开玩笑了。但我让他误以为那是有可能的，这样一来，我们的话又多起来了。
我问他还有什么要告诉我的？他说有。
“在你公寓卧室的一个抽屉里有些女用自慰器。”
我大笑起来，因为几年前的一个圣诞节，梅兰妮·B给乐队的所有人都买了一套自慰器。当我们在家人面前打开时，会尴尬万分。她只是想开个玩笑。事实上当时的情形十分滑稽，因而我大笑起来。
“如果我是你，我就笑不起来，”他说，“而且你千万不要用那个自慰器。”
“听着，伙计，”我说，“我嫁给了大卫·贝克汉姆。我不需要用它们。它们是别人送我的圣诞礼物。”
“维多利亚，”他继续说道，“你猜我是怎么知道的？我真的不想告诉你，但马克有你家的钥匙。”
那就对了。我总希望事情不要太糟糕，但它已经很糟了。那公寓可是我的家呀。某个人——或者某些人——进去了，天知道在那儿做了些什么。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在伦敦。我放下电话，一想到回到那个家就让我恶心。这就像一场可怕的噩梦。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马克·海耶斯说的是对的，马克·尼波里特正要写一本书，他录制了我的谈话，他翻过我的内衣抽屉。事情越来越糟，越来越糟。他要对我做什么？我简直是个可怜虫。
我尽力去想马克·尼波里特的生活肯定糟糕透顶，所以才不得不做这样的事。但这很难让我不恨他。我尽力去做我小时候做过的事情，闭上眼睛，把他放在一只小船上，注视着那船远去，直到天边。但那还是没用。我不禁想，我也有部分责任。毕竟，首先是我雇了他。我的直觉怎么会错到这种地步？我真无法相信，我居然信任一个如此背叛我的人。为什么？我到底做了些什么？
这种事你只有在电影里才会看到。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怎么可能会这样？现实生活中真会发生这样的事吗？我一直待他不薄。我做了什么让他做出这样的事？
第二十三章 绝妙的安排
在我一生中睡眠一直不成问题。绑架的威胁开始出现时，情况就变了。现在不论是室内还是室外的一点点声音都能吵醒我。我只是躺在床上，头嗡嗡直响，心怦怦直跳。现在我和大卫无论想去哪儿，如果那意味着要和我们不相识的人同乘一辆车的话，我们都不会去。说到布鲁克林，我满怀恐惧地注视着他，好像每一刻我都有可能失去他。我知道我该享受与他在一起的每一秒钟。可当你被恐惧所困扰，你还能有什么享受呢？惟一的解脱方式是全身心地投人工作。
当大卫随英格兰队在法国征战2000年欧锦赛时，我开始了一个新的工作计划。5月初，一个叫尼克·拉斐尔的人与“辣妹”办公室的南希·菲利普斯有些接触。他是伦敦“阿利斯塔”唱片公司的歌手选拔与签约人。他想知道我是否有兴趣与戴恩·波尔合录一首歌，他是前“超凡四帅”合唱团成员，这是继今年早些时候他的第一首畅销单曲《烦扰》之后的又一首单曲。
南希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我的歌手选拔与签约人，保罗·麦克唐纳，他和维京公司的每个人都认为这个主意不错。我也这么认为。因为我确实有个问题：其他“辣妹”要么已经出了专辑，要么正要出，而我才刚刚开始做。然而如果我不尽早拿点东西出来，到我的专辑完成的时候，公众会问：维多利亚，是谁？但如果专辑一年以后才能上市，那么发行里面的一首单曲就没有意义。我知道我想做些什么，也许这就是了。
我从托斯卡纳回来后，南希把那首曲子的复制带给我送了过来——它并不十全十美，但可以修改呀，而且我非常喜欢，歌名叫《心神迷乱》。这首歌让我如此兴奋的地方在于，作为我的原唱单曲，它与“辣妹”唱过的任何一首歌都不同，和其他任何一个“辣妹”单飞后唱过的歌曲也不同。这是一首舞曲，不是流行歌曲。
舞曲是俱乐部里的音乐，不是流行音乐排行榜上的音乐，或者说以前不是，只到最近才有一两首舞曲游离出了舞曲排行榜，进入了主流流行音乐。《烦扰》就是其中一首。
舞曲早在80年代末就出现了，但只是近几年才在俱乐部外面听到它。舞曲是通过电子合成录制而成，制作起来很快，风格一直在变。我14岁时才在托特汉姆“里兹”旅馆第一次进俱乐部。那时多是电子合成舞曲，没有演唱。然后有了流行舞曲，鼓和低音和弦；再后来从美国传人了汽车库音乐，添加了歌词，带有更多的爵士灵歌的感觉。戴恩和“真步者”（英国乐队）做的就是英国的汽车库音乐。
传统的舞曲以四步为基调，就是说有四个基本鼓点。英国的汽车库音乐在低音和弦部只有两个主要鼓点——更像两步舞曲（真步者：一个文字游戏，实则是“两步”的意思）。
这使它听起来有点被切分的感觉，更给人一种跳跃感，可以这么说，它有点像早期的“甲壳虫”乐队的音乐，只是“甲壳虫”乐队使用真正的乐器。或者像我爸爸说的，这种音乐比较轻灵，而四步舞曲则没有这个特点。这正是跟着两步舞曲跳舞更有趣的地方。正因为这个，2000年夏天人人都说英国的汽车库音乐将成为“继英国流行音乐全盛期之后英国音乐最大的出口产品”。
是的，我认为样本唱片中有些部分可以作些改进，旋律上倒没什么，但是歌词有点重复。但那正是我一直都非常擅长的方面：我知道有些东西什么时候不太行，而且能找到答案。
然而我说，在我同意做任何事之前，我得和乐队的所有人见见面。六个月前我在“黑人原创音乐奖”颁奖典礼上见过戴恩，我很喜欢他。
那是在我和麦克西·普利斯特（活跃于90年代的流行歌手）颁了一个奖之后，我回到观众席大卫的身边。大卫当时的观点是男孩乐队是些十足的蠢蛋，认为他们只是些巧克力，甜得可以吃。但当戴恩真的走过来，并且说他和他爸爸都是曼联队的大球迷，要是他不过来打声招呼，他爸爸将永远不会原谅他的时候，大卫的观点有了点变化。显然戴恩是个非常聪明的家伙，一点儿也不蠢。我一直认为“超凡四帅”很棒，为英国的节奏蓝调音乐做了许多贡献。但那只是五分钟的闲聊，而我主要是听戴恩和大卫谈足球。录制歌曲比较容易，到了这个阶段只需在录音棚里呆上几个小时就行了。接下来几个星期的宣传会让你筋疲力尽。如果我们的宣传不成功，它就产生不了什么影响。
那天，当我走进“圆形机车库”工作室时，我很紧张。我也许看上去并不紧张：流行歌星、太阳镜、专职司机驾车送到门口。但流行音乐与汽车库音乐有很大差别。可以这么说，流行音乐才是我的工作，而汽车库音乐是跳舞的乐曲。
当我告诉露易丝我要去见“真步者”乐队时，她兴奋得发狂。
哦，老天，她说，你最好换件不同的衣服。然而这一点也不能缓解我的紧张情绪。
“真步者”有两名音乐主持人兼制作人安迪和约翰尼。
他们看上去酷极了，但实际上是两个非常温和的家伙，他们从来不会忘记妈妈的生日。安迪·利桑觉非常胖，没有头发；约翰尼·李思讷斯又高又瘦，一头漂白的参差不齐的头发，戴着耳环，还有些文身——他们称他为皮包骨摇滚乐手。他们俩没有丝毫相似之处，然而又确实具有互补性。安迪很安详，不管做什么事总要考虑周详；约翰尼极其兴奋，总在说，对，对，对，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那个，好像他总是充满激情。
你一旦了解了他们，他们绝对是可爱的小狗。第一个下午，2000年5月，我的心情十分紧张。一个“辣妹”去面对一屋子酷酷的音乐主持人一类的家伙。
这种场合，我到底穿什么好呢？我可不想露着两个乳房、以一副流行明星的模样出现。因此最后我穿上了很随意的衣服，一条大而宽松的蓝色牛仔裤，一件短短的紧身T恤，立领粗斜纹棉布夹克，蓝色纽约扬基帽，还有林地鞋。但是我仍然带着“高贵辣妹”的路易—威顿帆布背包，希望能有好运。
我推开门，走进去，一边轻快地说着“嗨，大家好！”，一边环顾四周，发现我是惟一的女性；这间屋子充满烟雾和男人。尽管我知道他们只是坐在里面，努力显得很酷，不为所动，因为“辣妹”要进来，不过那阵势可真有点吓人。就这样他们都坐在那儿，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说，除了戴恩。他走来走去，在炫耀他的唱功——他的声线非常好。
和安迪、约翰尼、戴恩在一起的还有其他工作人员：斯普尼，是“梦幻组合”中杰出的音乐主持人；尼克·拉斐尔，戴恩的歌手选拔与签约人，他很瘦弱，给人的感觉是，只要你撞他一下，他就会倒在地上。但他精力充沛，仿佛一颗出膛的子弹。接下来的几个月，我真正了解了他，他简直棒极了：工作态度和我一样；总是在打电话；一旦想做什么，他就要立刻做好，一分钟都不想等。有抱负，非常容易兴奋。他确实能提出一些构想并且让它们实现。对这首歌他和我、戴恩确实有着同样的梦想。
总而言之，我说了对这首歌的看法还有我想做的改动，如果由我来决定的话。戴恩和我坐下来，重新考虑了一下歌词和部分旋律。那真是太酷了。一切都进行得轻松而自然。
我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就说，好了，进录音室，开工。我还没做出决定，但是我接着就想，知道我想什么吗？我还是进去，唱一下，如果我不喜欢就放弃。事实上，对我来说，这是一首很难唱的歌，因为它不在我的音域，而且我以前从未做过这样的尝试。
录完音以后，我走出来，和那些小伙子们喝了一杯。我仍然感到非常害羞、拘谨，但我能听到每个人都很兴奋。我告诉他们我还没有下定决心。但现在想来，其实当时我已做了决定。我还记得当时看到了戴恩的眼睛，当时他穿着肥大的裤子，松松的外衣，戴着一顶变了形的帽子，在房间里转悠。我已经看出他和我都有一种非常相似的英国著名娱乐节目主持人阿里奇（英国“第四频道”电视台的节目“11点秀”的主持人，以搞笑闻名，他主持的节目在英国家喻户晓）式的幽默感，我能看出来其他有些人没有这种东西。是的，我想。这能行。这能行。
接下来的七天，我对做与不做仍然犹豫不决。因为事实是我不相信我独自做出来的东西会有人感兴趣，更不用说还要花掉大笔辛苦挣来的钱了。
“辣妹”的成功本应该改变一切，但它没有。实际上我认为这使情况变得更糟。自从我们几个凑到一起来，我就一直听到这样的话：我是最无用的一个，是个凑数的。我一直渴望独立做点什么。但是要独自站在舞台上，你需要信心。我最后一次对独自站在那儿感到信心十足是在去雷恩之前。
当观众与你在一起、一切进展顺利的时候，独自站在舞台上的感觉是世界上任何事都无法比拟的——你感到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其他演员在侧面的后台等着，还有观众，所有人——因此，舞台表演就像是毒品，人们登台表演就是为了有机会达到如痴如狂的状态。但与之相对立的就是害怕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摔倒了、忘了台词——一旦出错，舞台就成了世界上最恐怖的地方，那时候，每个人都会看到你是个怎样的人。想像一下，你站在大街上，发现每个人都在看你，然后你意识到原来你一丝不挂。就是这种感觉。
导致我未能立即同意的那种焦虑可能也是一种自我防护手段。如果我同意了，而他们却拒绝了，我也许就没办法应付了。一周之后，我听说“真步者”预约了怀特菲尔德街工作室。“辣妹”的大部分专辑都是在那儿制作的。《心神迷乱》将正式录音并灌制原版带。那时我教会了布鲁克林击掌庆贺。
我原有的一点疑虑顷刻间烟消云散。他们都是非常棒的家伙，而且才华横溢。这一次现场多了一个姑娘，乔·切林顿，戴恩的经理人，尽管在巡演途中我才真正了解她。她非常疯狂，电话不停，但是非常干练，我特别喜欢她。
开始前，安迪问我：“你看哪些还需要改动？”我正要说，嗯，这一段听起来好像扬声器要炸了，有一种“砰砰”的噪音。就在这时，他们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歌曲中这个最烂的部分”，我意识到“歌曲中这个最烂的部分”就是我想说的我特别不喜欢的那个部分。所有人都在说：“太烂，太烂，老兄，鼓，低音和弦。”而我只是想，好了，我最好闭上嘴，别在这儿咋咋呼呼地惹人烦了。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的歌手选拔与签约人尼克·拉斐尔满是溢美之词。
关于我，我的想法，我的演唱，我的天哪！我无法相信。这就像一部卡通片，我四处张望，想着他在说谁呢。这个家伙非常了解他的这群人。一生中第一次有人这么相信“高贵辣妹”——不，不是“高贵辣妹”，而是维多利亚·贝克汉姆。
我记得当时想大卫进球的时候肯定就是这种感觉，其他队员围着他，拥抱他，想分享那美妙的时刻。那种有人完全信任你的感觉。
不管怎么说，那天下午，突然感觉一切都好了。我们讨论策略，首先在俱乐部里播放，然后某些无线电台未经允许就擅自播放，但是这个阶段不要提及我的名字（事实上，他们就是这么做的。当我发现有人打赌在“真步者”的新歌里演唱的那个不知名姓的女人是麦当娜时，我真的感到无比荣耀）。然后戴恩说，如果我们参加“公园晚会”那岂不是很棒？每年夏天，“王子委托慈善”都在海德公园举行一场盛大的露天音乐会。一切都确定下来后，我知道下面该我了。
我告诉他们，如果我们去做，就要把它做好。我解释了所谓做好是什么意思。许多伴舞，许多舞台烟火，令人着迷的服装。我说话直来直去：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但我知道只有那样才能成功。我要证明许多事：维多利亚·贝克汉姆不是个被人小瞧了的“辣妹”。我是个舞者，因此我们要展示他们从未看过的舞蹈。不要那种晃来晃去的东西，不要高跟鞋——我已看见了：漂亮的摩托车手的长靴，皮装，许多的金色、银色——太空时代的装束。我会请普里西拉·塞缪尔斯编舞。（后来发现普里西拉和戴恩合作过，他那时还在“超凡四帅”。戴恩对她和我有同感。）
我要让人们大吃一惊。每个人都期待着一袭长裙，一首情歌，我要让人们无法相信站在台上的是我。我要做一些谁也想不到的事。我能感到兴奋在涌动，撞击着我的血管。
“这些都得花钱，”我指出。但我想尼克·拉斐尔已经看出来我是个完美主义者。他完全知道我的背景，那天下午，他立刻就领会了。接下来的几个月，尼克、我和戴恩真的在分享着一个梦想。这首歌是戴恩的，我帮着完善了它，但我绝不会想从他、安迪和约翰尼做的工作里分一杯羹。我能做的是把余下的事情做好。我知道会有许多好嘲讽别人的家伙在那儿等着看我们摔得鼻青脸肿。
我有将近两年没跳舞了。还有几个美国的歌曲作者来和我一起做我的个人专辑，那是我不能取消的事。但是在你的一生中，有些时候，你就得凡事都提高一个档次，然后再实现它。
从那时起一直到7月8日的“公园晚会”，我几乎每天都是从黎明工作到午夜。只要有可能，我都会带着布鲁克林。
他喜欢呆在工作室里——响亮的音乐和舞蹈。他那时候常和我们一起跳舞。
每天上午我在卡姆登和普里西拉、戴恩、其他舞者一起排练舞蹈，然后一辆汽车载着我横穿伦敦，把我送到巴恩斯去做我自己的专辑。然后坐一个半小时的车回我爸妈家。我很少晚上十点钟之前进家门。那时大卫已准备好晚餐。我累极了，但我不在乎。我拼命工作，感觉比生布鲁克林之前要好。
夫妻之间，通常是一个人状态好而另一个人却差一些，但那年6月我和大卫的事业如此协调一致，没有哪两个人会这样。他和我一样状态极佳。在法国每件事都聚到了一起——英格兰队主教练凯文·基冈是个非常好的家伙，营地的氛围与两年前世界杯和格伦·霍德尔在一起时完全不同。
2000年欧锦赛是大卫一直在等的一个机会，他可以把一切都抛开。我知道他希望我去看揭幕赛。但我的工作压力这么大，上午与戴恩、伴舞一起排练，下午与歌曲作者一起工作，还要考虑到布鲁克林。
伴随了我九个月的妄想症不可能一夜之间消失殆尽。
这需要些时间——说句心里话，我想我永远都无法完全摆脱它。所有这些大卫都理解。
后来那个周五早晨我开车去工作时，收听了首都电台；他们援引了《每日邮报》的一篇文章说：我不去看球赛是轻慢其他英格兰球员的妻子。所有的媒体都激烈反对我的做法。电视里不停地播放可怜的加里斯·索斯盖特在1996年欧锦赛上射失点球的镜头以及大卫在世界杯赛上领到红牌的镜头，并且问他会重蹈覆辙吗？电视画面上出现阿兰·希勒（1998年世界杯英格兰队队长）的照片，并且说，他是不是太老了？保罗·因斯的伤病会影响他比赛吗？而我想的是，等等，难道他们不应该播放些这些出色的英格兰球员进球的剪辑、说一些英格兰队能行之类的话吗？这地方怎么了？我需要生活在一个有爱国心的国家里。我只是祈祷千万别让大卫罚点球。
自从解雇了马克，我们就很少在报纸上露面了。如果需要证据证明他是那个泄密者的话，我想，这就是最好的证据。
但现在大卫成了个“合法的靶子”，为什么不把他的妻子也带来？《每日星报》说有研究显示，外国球员在大赛前事实上被鼓励和他们的妻子发生性关系，因为那样能使他们踢得更好。因此这位博士，管他名字叫什么，说“高贵辣妹”必须随行，好好照顾她丈夫一下。怎么这么粗俗？
因此我决定去看球赛。我要让他们看看。但是我得保持低调，不告诉任何人，因为，你知道吗？那一天的焦点可是大卫。再说，如果新闻界拍到我的照片又该唠叨个没完了，诸如：她穿什么衣服？她的头发什么颜色？现在她的体重是多少？她看上去瘦吗？那衣服她以前在哪儿穿过？她为什么又穿上同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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