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世界风云人物-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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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毫不遮掩，快人快语地答道：“我知道，人们开始担心香港将来前途和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贯的立场。你们在座的各位先生都很清楚，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一点，就是到那时候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现在人们担心的是继续投资靠不靠得住。这一点，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告诉你，告诉英国政府，即使那时作出某种政治解决，也不会伤害继续投资人的利益。请投资者放心。”
　　但中国政府采取什么措施或者政策让投资者放心呢？
　　邓小平接着说：“我们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特殊问题来处理，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即使到了1997年，不管具体怎么做，政治上如何解决，这个政策不会改变。不管将来香港的政治地位如何解决，香港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证。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说清楚一点，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1997年香港的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
　　这是第一个英国人第一次听到中国最高领导人用“一国两制”的方法解决香港问题。麦理浩终于拿着“定心丸”回英国交差了。
　　1979年7月，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一份《关于香港新界土地契约问题的备忘录》，提出希望中国政府取消两个限制———也就是取消新界土地租约不能超过1997年的限制和取消1997年后港督在法律上不能再管理新界的限制。当这两份备忘录遭到中国政府的明确否决之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英国就频繁地派遣政要访华，包括前首相卡拉汉、外交大臣卡林顿、掌玺大臣阿德金斯以及英国国会代表团等。他们无非就是迫切地表达一个意思：英国政府对香港的前途问题着急，希望中国能够主动提出一个维持香港现状的办法。而说白了，就是英国人不愿意放弃香港，希望能够永远获得对香港的管治权。但无论谁来，中国领导人只有一句话：请放心！同时在邓小平的授意下，中国政府在1982年3月拿出了比较完整充实可行的体现“一国两制”方针解决香港问题的12条方针政策，明确提出来“50年不变”，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这些政策，邓小平也是征求过香港的许多人士意见之后才形成的。
　　而这次，前首相希思是受首相撒切尔夫人的重托来探听中国政府的态度，旨在进一步了解中国关于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
　　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再一次向希思重申了中国方面的立场，已经是成竹在胸，他说：“现在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中国政府已经确定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这些政策与中国对台湾的九条方针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我们将按这种思路解决香港问题。”
　　希思听到邓小平这么肯定，心中为之一震，急忙问道：“邓先生，我本人很相信您的话，但香港人期望看到一些更为具体的东西，比如中英双方的协议。”
　　邓小平毫不犹豫地说：“如果可能，我们愿意同英国政府正式接触，通过谈判来解决香港问题。”
　　这次希思来访，真可谓不辱使命。
　　1982年5月。港督麦理浩任期期满后，由曾4次在驻华使馆任职、通晓汉语的中国通尤德爵士接任港督。尤德一上任就穿梭于北京和伦敦之间，为中英最高级别的谈判作准备。
　　最后，双方终于确定，在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将前往北京与邓小平见面。
　　英国的“铁娘子”要和中国的“钢铁公司”握手，犹如一场好戏就要开场了一样，整个世界都睁大了眼睛。
　　□毛泽东指着邓小平对英国首相希思说：“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是他们的事情了。”
　　决定让“三落三起”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是在1977年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作出的。邓小平这次重新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这一次的亮相与以往大不相同。这次他是以一个足球比赛的观众身份出现在世界的面前，而且与香港有缘。
　　1977年7月30日，能容纳8万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座无虚席。“文化大革命”后中国举办的第一次国际足球邀请赛在这里举行。今天是香港代表队出场比赛，这对中国球迷来说也是第一次。当邓小平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体育场顿时成了欢乐的海洋，8万观众不约而同起立鼓掌长达10多分钟。邓小平复出了！或许邓小平选择在香港足球队比赛中亮相，并没有什么特别原因，但年青时就曾5次踏上香港土地的邓小平对香港回归祖国的事情，可以说是念念不忘。那5次，邓小平大都是为了革命辗转路过，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的。
　　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除了遵义会议之外，恐怕没有哪一次会议像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对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转折有着决定性之意义。有人说这标志着“邓小平时代”开始了。
　　没错！75岁的邓小平把1979年元旦称为“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并且他还把这概括为三个特点：一是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了；二是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三是把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这一天，在邓小平的授意下，还发表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紧接着，20天之后，邓小平选择大年初一，出访美国。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开始着手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
　　早在1978年，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央成立了港澳领导小组，并同时设立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直接管理港澳工作事务，由廖承志任港澳办主任。
　　而邓小平早在“毛泽东时代”就是中国关于香港问题的主要谈判和决策者之一，和英国领导人很早就有过密切接触。
　　这就还得说一说英国前首相希思。希思是英国保守党领袖，1970年出任英国首相，1974年后多次访问过中国，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都有过接触，尤其和邓小平交往比较多，情趣也比较相投。中国和英国是在1954年6月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的，1972年在希思担任首相期间，外交关系升为大使级。他下野后继续为进一步改善中英关系而努力，特别是在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穿梭于两国之间，做了大量的工作，为香港问题的解决做出了贡献。
　　在一次会面时，邓小平跟希思聊天说：“我们见面很多，不但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相同，而且也都是运动员。”希思笑着回答说：“是这样的。”接着邓小平又补充了一句：“一个是体育运动员，一个爱打桥牌。”可见他们关系的密切程度。
　　邓小平和希思第一次见面是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时间是1974年5月25日。邓小平和周恩来等人一起陪同毛泽东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希思。在这次会谈中，领导人最后谈到了香港问题。
　　毛泽东说：“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说着，毛泽东回头问坐在身旁的周恩来：“还有多少时间？”
　　周恩来迅速准确地回答道：“……是1898年租给他们的，租期99年，到1997年期满，到现在还有24年。”
　　“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挥了一下手，指着坐在不远的邓小平等人说：“是他们的事情了。”
　　8年后的1982年4月6日，希思为了香港问题专门再访中国。此时毛泽东、周恩来都已经逝世。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邓小平会见了他。这一次，希思是以民间使者的身份来到中国的，他要在英国政府准备同中国政府即将讨论解决香港问题之前，先行一步来摸摸中国的底。
　　会见中，希思回顾了1974年5月毛泽东会见的情景，对邓小平说：“那次你也在座，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反正要到1997年，还早呢，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现在离1997年只有15年的时间，你是如何考虑在这个期间处理这个问题。”
　　时间紧迫。这次希思有些着急了。实际上比希思更着急的是英国政府和英国各方面的人士，也包括香港各方面的人士。因为国际上的投资都需要有15年的稳定。香港的前途未卜，他们焦虑的是否要继续在香港投资。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如何，香港问题能不能解决好，这是最关键和决定性的因素。对投资者来说，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
　　作为朋友，邓小平很坦诚地告诉他说：“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还有新界，包括整个香港，过去是不平等条约，实际上是废除的问题。如中国到时不把香港的主权收回来，我们这些领导人也交不了账。”
　　在谈到投资问题时，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来管理香港。
　　实际上邓小平的这个态度早在3年前就已经明确地表达过。
　　那是在1979年3月29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了来访的香港第25任总督麦理浩。麦理浩是应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的邀请来中国访问的，这也是有史以来到中国大陆访问的第一位香港总督。可见，他背负的使命是神秘而又重大的。
　　作为职业外交家的麦理浩，是很熟悉中国的。对于这次来访，英国政府极其重视，外交部专门进行了研究，赋予他一个特别任务：试探中国领导人对1997年香港归属问题的态度。从3月24日至28日，麦理浩先后在广州、北京与有关领导会谈时，就不停地放出他的试探“气球”———根据《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租借香港新界99年，将于1997年期满，英国希望中国在1997年以后继续租让。
　　在29日会见邓小平时，麦理浩赶紧抓住机会，一定要把问题谈透，所以一落座，他就直奔主题，问邓小平：“现在离1997年只有18年了，许多投资者开始为这个问题担心。作为港督，我很想知道中国政府和阁下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邓小平毫不遮掩，快人快语地答道：“我知道，人们开始担心香港将来前途和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贯的立场。你们在座的各位先生都很清楚，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一点，就是到那时候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现在人们担心的是继续投资靠不靠得住。这一点，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告诉你，告诉英国政府，即使那时作出某种政治解决，也不会伤害继续投资人的利益。请投资者放心。”
　　但中国政府采取什么措施或者政策让投资者放心呢？
　　邓小平接着说：“我们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特殊问题来处理，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即使到了1997年，不管具体怎么做，政治上如何解决，这个政策不会改变。不管将来香港的政治地位如何解决，香港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证。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说清楚一点，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1997年香港的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
　　这是第一个英国人第一次听到中国最高领导人用“一国两制”的方法解决香港问题。麦理浩终于拿着“定心丸”回英国交差了。
　　1979年7月，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一份《关于香港新界土地契约问题的备忘录》，提出希望中国政府取消两个限制———也就是取消新界土地租约不能超过1997年的限制和取消1997年后港督在法律上不能再管理新界的限制。当这两份备忘录遭到中国政府的明确否决之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英国就频繁地派遣政要访华，包括前首相卡拉汉、外交大臣卡林顿、掌玺大臣阿德金斯以及英国国会代表团等。他们无非就是迫切地表达一个意思：英国政府对香港的前途问题着急，希望中国能够主动提出一个维持香港现状的办法。而说白了，就是英国人不愿意放弃香港，希望能够永远获得对香港的管治权。但无论谁来，中国领导人只有一句话：请放心！同时在邓小平的授意下，中国政府在1982年3月拿出了比较完整充实可行的体现“一国两制”方针解决香港问题的12条方针政策，明确提出来“50年不变”，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这些政策，邓小平也是征求过香港的许多人士意见之后才形成的。
　　而这次，前首相希思是受首相撒切尔夫人的重托来探听中国政府的态度，旨在进一步了解中国关于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
　　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再一次向希思重申了中国方面的立场，已经是成竹在胸，他说：“现在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中国政府已经确定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这些政策与中国对台湾的九条方针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我们将按这种思路解决香港问题。”
　　希思听到邓小平这么肯定，心中为之一震，急忙问道：“邓先生，我本人很相信您的话，但香港人期望看到一些更为具体的东西，比如中英双方的协议。”
　　邓小平毫不犹豫地说：“如果可能，我们愿意同英国政府正式接触，通过谈判来解决香港问题。”
　　这次希思来访，真可谓不辱使命。
　　1982年5月。港督麦理浩任期期满后，由曾4次在驻华使馆任职、通晓汉语的中国通尤德爵士接任港督。尤德一上任就穿梭于北京和伦敦之间，为中英最高级别的谈判作准备。
　　最后，双方终于确定，在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将前往北京与邓小平见面。
　　英国的“铁娘子”要和中国的“钢铁公司”握手，犹如一场好戏就要开场了一样，整个世界都睁大了眼睛。
　　交锋与较量
　　———邓小平和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这个名字，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老少皆知。那是在中国和苏联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的时候，他是代表苏联老大哥来到中国并受到欢迎的。后来他成了“修正主义”的头子，成了一个反面人物，共产党国家把他叫作“反动派”。因为赫鲁晓夫留着一个光光的脑袋，于是人们又给他送了一个不雅的绰号，叫作“赫秃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曾有过一句名言，使赫鲁晓夫在中国更加出名并受到批判———“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后来，国家主席刘少奇就被激情燃烧的“红卫兵”们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呢？
　　这位在斯大林去逝后就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俄罗斯人，1894年出生在俄罗斯一个矿工家庭。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34年起任苏共中央委员。1939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52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在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去逝后，苏共中央书记马林科夫接任部长会议主席不到10天，赫鲁晓夫取而代之。同年9月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64年被迫“辞职”。
　　赫鲁晓夫头脑灵敏，点子不少，但比较粗鲁，脾气暴躁，工作方法简单。因其说话做事常常信口开河，莽撞失礼，所以在国际舞台上常常做出有失身份的事情。其当政期间，中国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高级领导人曾访问过苏联，赫鲁晓夫也曾3次访问中国。
　　赫鲁晓夫比毛泽东小1岁，比邓小平大10岁。他和邓小平的交往基本上都是“打嘴仗”般面对面的交锋。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看见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赫鲁晓夫连连点头说：“这个人可厉害。别看他个子低一点，他的智慧、思想水平很高。”
　　在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中苏关系经历了从结盟到对抗的巨大变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和争吵。
　　邓小平和赫鲁晓夫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54年。
　　这年的9月29日，赫鲁晓夫和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副主席米高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参加中国国庆庆典。30日，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主要领导人，会见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成员。
　　当时邓小平只是很多副总理中的一位，中苏友协的名誉理事之一，在国家重大活动中基本上不怎么出头露面，自然没有引起赫鲁晓夫的注意。
　　然而矮壮的赫鲁晓夫要真正认识这位比他更矮的“来自四川的小个子”，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3年后的1957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应邀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于11月2日清晨离开北京，乘专机飞往莫斯科。此行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的庆祝活动；一个是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代表团的副团长是宋庆龄。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沈雁冰、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等人。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出国，也是最后一次出国。
　　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尤其是在这年的10月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苏联在尖端科技和国防科技上居世界领先地位，无形中也给社会主义阵营增强了力量。一生中惟一一次参加国际会议的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说出了一句名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东风终究会压倒西风。”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期间的一次宴会上，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私下里交谈时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
　　“有人接班吗？”赫鲁晓夫问了一句。其实他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半年前伏罗希洛夫已经带回了这个信息，他只是随口问道。
　　“有！我们党内有好几位同志完全可以，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毛泽东一边说着，一边扳着手指头一个个地点起了名：“有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
　　接着毛泽东还认真地给赫鲁晓夫介绍起来：“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邓小平了。”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呢！”
　　“唔，是的！是的！”说到邓小平，赫鲁晓夫似乎和毛泽东的看法一致，他连连点头说，“这个人可厉害，我跟他打过交道，1956年是他来了，你可别看他个子低一点，他的智慧、思想水平很高。”
　　毛泽东一听也笑了。因为他知道，赫鲁晓夫说的“1956年是他来了”，讲的是1956年2月11日，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等到莫斯科，会同已在莫斯科的朱德一起出席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事情。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对赫鲁晓夫的许多政治观点是抱有不同意见的。
　　1956年2月1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公开报告中提出了三个理论性的问题，即：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问题；存在着避免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在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通过议会争取多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简称为“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
　　中国代表团在讨论这几个问题时，邓小平对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的提法是不同意的。这和毛泽东的观点也是一致的。
　　大会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会上第一个出来点名批判斯大林的是米高扬。其他苏共中央领导人也程度不同地表示了反对个人崇拜。
　　2月24日夜至25日凌晨，赫鲁晓夫突然召集与会苏共代表，作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随后，在苏联内部逐级传达。而没有像以往那样事先向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其他国家代表通报。中共代表团也是在事后才得到苏联方面的通报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首先在西方公开披露。6月4日，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发表，一下子成了西方国家反共的把柄，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并掀起了一个反苏反共的浪潮。
　　邓小平看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速记稿后，坚定地说：“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是胡来！不能这样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