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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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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红军的环境相当艰苦。部队中，包括领导层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这时，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由中共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对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任意指责。这就促发了红四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一场争论。
五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县湖雷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一种意见认为，当前前委的领导工作重心仍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并批评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争论中意见未能统一，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六月八日，毛泽东在上杭县白砂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一度以书面提出辞职。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免除。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少数人还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去，情况日趋严重。会后，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请江华转交。江华后来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毛泽东根据前委“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们自己的意见”的要求，于六月十四日给林彪写了回信，并送交前委。复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归纳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指出红四军还没有能建立起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因是：第一，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第二，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结集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第三，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复信批评了不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指出：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厉害的。流寇思想产生于四军中的游民成分，党与这种思想曾经作过许多的斗争，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这种思想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复信还指出：红四军中向来有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复信指出：“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这封信，是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经验的重要文献，系统地提出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为半年后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打下了初步基础。
六月二十二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毛泽东在会前曾向前委提出建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
红四军七大由陈毅主持，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围绕从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各方面问题进行讨论。会议所作的决议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通过的决议说：“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的斗争，也不是事实”，还把“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在会上最后发言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中间的经验，加强这个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⑨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七月上旬，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分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那时，闽西特委正准备在上杭县蛟洋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到蛟洋后，发现党代会的准备工作还不够充分，提议会议推迟一周召开，由代表先在本地区进行调查。他自己也参加调查，并为大会制定切合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作准备。二十日至二十九日，代表大会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闽西党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同赣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建立中心工作区域。并且论述了实现这个任务的三项基本方针：深入土地革命；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阵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
在毛泽东指导下，大会总结闽西土地斗争经验，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比井冈山和兴国《土地法》又有新的发展：对大小地主加以区别对待，对地主也“酌量分与土地”；对富农土地只没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不过分打击”；对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对大小商店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在土地分配上，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会后，闽西在六百多个乡进行土地改革，约八十多万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会议后期，毛泽东因疟疾病倒了，由上杭蛟洋转移到苏家坡。以后，又到永定县金丰山区养病。在这期间，红四军打破了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队对闽西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
红四军攻克上杭县城后，在九月下旬召开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并致信毛泽东要他出席大会。据陈毅回忆，毛泽东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作“八边美人四方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⑩回信送到上杭，前委给了毛泽东党内“警告”处分，并要他马上赶来。毛泽东只得坐担架到上杭。但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大家见毛泽东确实病得很重，让他继续养病。红四军八大开得很不成功。第二年，红四军军委代理书记熊寿祺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由于“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大大小小的问题，事前没有准备意见，就拿到会场上来争，往往争论到最后还得不到一个结论。甚至“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中共红四军“八次大会时，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这就是九次大会前各级指导机关的极端民主化倾向的现象。”⑾这以后，毛泽东留在上杭临江楼继续治病。经过一位名医吴修山十多天的治疗，病情明显好转。正逢重阳节，看到院中黄菊盛开，填了一首《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十月下旬，毛泽东随闽西特委机关撤出上杭县城，转往苏家坡，又休养了一个多月。
毛泽东这次病得很重。在转往苏家坡的途中，他对曾志说过：看起来我这个人命大，总算过了这道“鬼门关”。国民党却造谣说，他已死于肺结核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听到毛泽东病故的误传，第二年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一千多字的讣告，对毛泽东作出很高的评价：“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这个“讣告”，虽因传闻失实而来，但它透露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就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重要地位不仅为国内而且也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以后，毛泽东虽又多次遭受“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打击，但他们仍不敢完全抹煞毛泽东的地位，同这个事实多少也有关系。
中共红四军七大决议案和毛泽东、刘安恭等的信件，通过中共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共中央。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认为这个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刘安恭的信将毛泽东、朱德分成两派，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故意造成派别。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信，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军委可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调刘安恭回中央⑿。
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并且批评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是错误的。
不久，陈毅到达上海，八月二十九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和党内的争论，说到毛泽东“在政治上比较正确”。政治局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一封指示信。三人委员会确定，以中央八月二十一日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为基础，由陈毅执笔起草这封指示信。经过三人多次讨论，陈毅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得到很大提高。他在多年后曾几次对身边工作的人说，到上海党中央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这封信，也就是“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在总结红四军经验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这些指示，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指示信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中央的“九月来信”，为红四军党内统一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根据。
“九月来信”由陈毅带回。陈毅受中央的委托，回红四军做解释和纠正的工作。
十一月下旬，毛泽东在他养病的蛟洋收到中央的“九月来信”和陈毅转达中央指示请他回前委主持工作的来信。这时，他的健康正在恢复，便随前来迎接的部队回到长汀。他向朱德、陈毅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陈毅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介绍了他上海之行的情况。毛泽东也说他在红四军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⒀中共中央收信后，在给广东省委的信中说道：“润之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导亦已确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
半年后，当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红四军时，毛泽东、朱德分别同他谈了这次争论的经过，并作了自我批评。涂振农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写道：“据我在那里时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朱德同志很坦白的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的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过去军政关系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缺乏积极的政治领导的精神。同时要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⒁应该说，在探索的过程中，面对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这种坦诚的党内争论的发生是正常的，最后也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军党内的思想，急需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一、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一些旧的封建残余制度（废止肉刑、禁止枪毙逃兵等）。随后，他和朱德、陈毅率队伍到达上杭县古田村，为红四军九大的召开作了认真的准备。他在军内外进行了周密的调查，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和红四军的实际情况，起草了“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党的组织”、“党内教育”、“红军宣传工作”等八个决议草案。
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在上杭古田举行。这是红军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
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大会选出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十一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近三万字，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在部队建设上的基本经验教训，确立了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它的主要内容是：第一，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完全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必须同时担负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大任务。这是它区别于其他一切旧军队的根本标志之一。必须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不重视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把宣传工作当成“第一个重大工作”。
第二，确立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决议规定，红军中必须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反对以任何借口来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并且尖锐地批评了“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和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决议规定，党的各级会议都必须讨论军事工作，一经形成决议，“通过群众路线去执行”；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党内要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无论担任什么军职的党员干部，都应该参加党的会议，报告工作，接受党组织的监督。
第三，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决议提出，在省级地方政权未建立前，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领导下平行执行各自担负的工作：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的指挥；作战、宿营、给养等，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的指挥。在没有建立政权机关的地方，由政治部代替当地政权机关的工作，如负责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设政权等。决议批评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错误观点。指出这种思想发展下去，便有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道路一样。
第四，强调在红军内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决议从红四军的组成和处在农村分散游击环境的实际出发，指出对红军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是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军队政治素质，完成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中心环节。《决议》对各种错误思想的表现和社会根源作了分析，并提出克服的办法。
第五，规定处理红军内外关系的原则。决议坚持官兵平等、实行民主主义制度。指出：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不同，没有阶级的分别。长官应当爱护士兵，关心士兵，切实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坚决废止肉刑。士兵要尊重长官，自觉地接受管理，遵守纪律，克服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雇佣思想等错误倾向。在军政关系上，要求红军指战员严格尊重人民政权机关，巩固它在群众中的威信。在军民关系上，要求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在对敌军的工作上，要求在坚决消灭一切敢于顽抗的敌人的同时，实行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政策。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这样的军队是中国过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其他各部分红军也先后照此来做，大大加快了人民军队建设的进程。
毛泽东没有满足于古田会议取得的巨大成功。紧接着，他又继续思考着“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这时，他收到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元旦贺信，觉得林彪对时局的估量比较悲观，而且有一定的代表性。一月五日，他给林彪写了回信，也就是以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在这封信里写道：“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革命不适合的。你的这种理论的来源，据我的观察，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中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一件事认清楚。”认清了这一点，“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与游击队的存在与发展，以及伴随红军与游击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政权（苏维埃）之存在与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他强调指出：红军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苏维埃“无疑义的它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二十年后，他把这封信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又在“重要因素”前加了一个“最”字，把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表达得更明确了。
毛泽东在信中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问题提到异常突出的地位。他批评林彪等“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并且明确地指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是不能达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⒂，有计划的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地配合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
这是继古田会议后又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它进一步纠正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后一部分人中滋长起来的单纯流动游击的错误观念，要求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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