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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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琶蠖锤治降恼夥馇妆市诺酱锴锪终蛲痔概校艿郊蠡队！把止担枪擦降持涞闹屑淞α浚嬖谑怯谕沤嵊欣摹！辈⑶冶硎荆骸耙蚜罡骶Ｖ咕滦卸罢喂セ鳌！保�44）经过谈判，双方实际上达成划区作战协议：在晋西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区域，晋西北为八路军的活动区域。对阎锡山的争取工作是富有成效的，在国民党顽固派后来发动的反共高潮中，阎基本上采取中立态度，同中共保持了合作的局面。
与此同时，在河北等地，八路军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后达成协议：以临屯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以南为国民党防区，以北为八路军防区。
八路军反磨擦斗争的胜利，也推动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在重庆，正在进行的两党谈判中，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再三向中共谈判代表申明：“决不会投降，请你们相信我们”。同时不再提八路军扩军人事归国民党中央管理。对于这次反磨擦斗争取得的胜利，毛泽东充分肯定它的重大意义。他在中央会议上说：在国共关系中，“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就是防线的划定，现在我党的力量可以起半决定作用”。（45）
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是第一位的；国内的阶级矛盾仍然存在，但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由于蒋介石和国民党实行反共和反民主的政策，国内的阶级矛盾有时还相当尖锐。如何处理好国共之间的关系？这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的重要而复杂的问题。观察形势，分析形势，都离不开这个问题。
经过打退这次反共高潮的实践，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的策略思想获得重大发展。三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策略原则，并从理论上作出高度的概括，突出的是强调争取中间势力的重要性和对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他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在讲话中，毛泽东着重分析和阐述了争取中间势力的极大重要性。他说：“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这是不同的三部分人，但都是目前时局中的中间派。”“上述三部分中间势力，我们的政策都是争取他们。”“中间派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我们应针对着他们的动摇态度，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他还指出：“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起来，便不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后来，他在致萧向荣的信中写道：“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46）
针对反共顽固派一方面主张团结抗日；一方面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特点，毛泽东提出要用革命的两手来对付，既争取他们留在革命队伍中，又要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他说：“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同顽固派的斗争，不但是为了防御他们的进攻，以便保护进步势力不受损失，并使进步势力继续发展；同时，还为了延长他们抗日的时间，并保持我们同他们的合作，避免大内战的发生。”
他强调，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要注意三个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毛泽东将这三个原则归结起来，就叫做“有理、有利、有节”。
毛泽东提出的这些重要策略原则，对全党在复杂的斗争中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确实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参谋长李达在回忆录中写道：“回顾反磨擦斗争这段历史，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维持，是贯彻执行我们党的既联合又斗争，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策略而取得的。当时，大敌当前，一切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是国共两党实现合作的条件和基础。只讲团结，不作必要的斗争，统一战线也不能够维持。”“正是由于我们坚决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因而赢得了广大人民和中间势力的拥护与同情，积蓄和发展了抗日力量。”（47）
① 周恩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9年1月21日。
②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1月5日。
③ 《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言》，《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547页。
④ 《关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554页。
⑤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2月28日。
⑥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演记录，1939年2月5日。
⑦ 中央书记处致南方局的电报，1939年2月6日。
⑧ 毛泽东、王明致国民参政会转蒋介石的电报，1939年2月12日。
⑨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2月8日。
⑩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演记录，1939年2月5日。
⑾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4月26日。
⑿毛泽东在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9年4月29日。
⒀《新中华报》，1939年5月10日。
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2月8日。
⒂《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35、236页。
⒃《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35、236页。
⒄《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54、255页。
⒅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47页。
⒆毛泽东在边区县区长联席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9年7月12日。
⒇《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77、578页。
（2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9年8月24日。
（22）《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452页。
（23）毛泽东和斯诺谈话记录，1939年9月24日。
（24）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记录稿，1939年11月14日。
（25）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9年11月。
（26）《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32页。
（27）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9年11月。
（2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20页。
（29）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7、8页。
（30）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1939年12月26日。
（31）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左权、彭德怀的电报，1939年12月6日。
（3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9年12月23日。
（33）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左的电报，1939年12月28日。
（34）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7、8页。
（35）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贺、关电，1939年12月23日。
（35）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贺、关、彭、罗、赵、陈、林电，1939年12月28日。
（36）毛泽东、王稼祥致贺龙、关向应电，1939年12月30日。
（37）毛泽东、王稼祥致八路军总部和120师电，1939年12月31日。
（3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1月18日。
（39）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0年2月20日。
（4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12、713，716、717页。
（4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12、713，716、717页。
（42）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贺、关电，1940年1月31日。
（43）毛泽东、王稼祥致贺、关并告朱、彭电，1940年2月22日。
（44）中央及军委致朱、彭、杨等并转告新军各领袖电，1940年3月5日。
（45）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3月23日。
（46）《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61—162页。
（47）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68页。
二十三、新民主主义的理论
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年之交，毛泽东接连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在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并对它作了系统的说明。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是一次飞跃，是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它不仅回答了当前时局中提出的种种问题，而且回答了中国现阶段民主革命和未来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写出这些文章，决不是偶然的。
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从原来遭受严密封锁的狭小天地里走出来，变成全国性的大党，公开走上全国政治生活的大舞台，受到人们越来越密切的关注。他们渴望了解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和中国未来前途的看法。中国共产党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也必须在全国人民面前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政治主张来，把人们吸引到自己高举的大旗下来。
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当政治中心还在武汉时期就起劲地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主张。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这种宣传更变本加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在主张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同时，还要同毛泽东讨论“共产党之理论”，咄咄逼人地写道：“窃以为目前阶段中，先生等既努力于对外民族战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使国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涂，而不必出以灰色与掩饰之辞。诚能如此，国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国家为出发点，而其接近也自易易矣。”①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号称国民党“理论家”的叶青（任卓宣）更公开主张：“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它的实现，中国便不需要社会主义了，从而组织一个党来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也就不必要了。”他还说：国民党外的一切党派，不止今天，就是将来也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蒋介石自己也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发表一篇《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长文，鼓吹所谓“以党治国”、“以党建国”、“要使抗战胜利之日，即为建国完成之时”。②这就把“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十分尖锐地提到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的面前，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对这个问题系统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中国共产党早就说过：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所解释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最低限度的纲领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真诚地愿为它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在当时来说，强调这一点，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又说明：两者之间仍然是有区别的。既然有区别，而一些人又正在叫嚷只要有一个三民主义就够了，要共产党把自己的旗帜收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就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自己的旗帜更加鲜明地打出来，同形形色色冒牌的或歪曲了的“三民主义”宣传分清界线，系统地阐述自己的理论和纲领，为中国人民指出中华民族要建立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的前途。这是历史发展的需要。
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战爆发以来共十多年成功和失败的丰富经验，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上成熟了的政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已经能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纯熟地结合起来，能够系统地回答前面所说的那些问题，将党关于现阶段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纲领这面大旗更加鲜明地打出来。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他说，只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在抗日时期，“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③这就是新民主主义这个全新的理论能够在这时由毛泽东系统地提出来的历史背景。
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早就感到，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进入抗战时期后，中国共产党面对的形势和肩负的任务比过去更艰巨，更复杂。这使毛泽东更深刻地感觉到理论的重要性。因此，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就向全党发出学习理论的号召。他指出：“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④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艰苦的进一步的探索。美国作家斯特朗在访问记中写道：“党的负责干部，住着寒冷的窑洞，凭借微弱的灯光，长时间的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享受，但是住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毛泽东是她曾经采访的对象之一。一九三九年，毛泽东已经四十六岁，长期的战争磨难和陕北的艰苦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但是，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他一面紧张地处理着战争年代的繁杂工作，一面坚持进行理论研究，常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工作疲劳时，他就用力握几下用来当作“镇尺”的铁条，舒展一下关节，算作休息。
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经过长时期的思考和探索才提出来的。这个理论以中国的实际国情为出发点。而要真正懂得中国的实际国情，并且依据它提出正确而完整的革命理论，是极不容易的。它需要经历一个过程。
大革命时期，特别是十年内战时期，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所进行的周密而系统的调查研究，使他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深刻的了解，与此同时，他撰写了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些重要文章，包括总结革命经验教训的在内，都是形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准备。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一个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新阶段，他阐述党的理论、路线、战略、方针和政策的著述，更加丰富了。
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发表的《五四运动》一文中已经说到：“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他在五月四日所作的讲演《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把正在进行着的中国革命称作“我们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他说：“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它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后，要“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它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来是不相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但是毫无疑义的，“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
毛泽东在这两篇文章中已经明确地讲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从五四运动起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需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它要建立的是既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又不同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将来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显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这时已在酝酿、思考和形成中，只是还没有把“新民主主义”这个明晰的概念提出来，也没有来得及进行系统的论证和说明罢了。
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这个科学概念，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写成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这是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作的一个课本，第二章“中国革命”是他自己写的，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别人起草后经他修改定稿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最早发表在延安出版的刊物《共产党人》上。建国后，这篇著作经他审定收入《毛泽东选集》。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第一次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区别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明确地规定：“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为什么中国现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是由中国的实际国情所决定的。
毛泽东写道：“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正因为如此，《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部著作，首先从分析中国社会着手，以此为基础，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问题逐一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他指出：中国现时的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种社会性质决定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其中又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国以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奸和反动派。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这两项革命任务是互相关联的。
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的艰巨任务谁能完成呢？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状况等方面的特点逐一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中国无产阶级有着许多突出的优点，所以能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但如果单凭它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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