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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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克海姆预测，这种方式有望在几年内推广到其他精神疾病。这种治疗方式必须在脑部两侧植入微小电极，刺激脑部特定区域。沙克海姆对这种治疗方式可能导致后遗症的质疑极为不悦，随即反驳：“抑郁症才会伤害健康的脑部组织。抑郁症患者的海马回比正常人小了15％。”

方法有没有效，就看敢不敢尝试。手术完成后，纽维兹头上包着大捆绷带，被推入病房。妻子看着他，说：“亲爱的，你还好吧？”他双唇剧烈颤抖，手指放在鼻梁前，突然大笑起来。他说：“跟你开玩笑的！我很好，我想吃冰淇淋。”

他的幽默感丝毫不受影响，我想这足以证明他并未丧失生命的活力！5天后，纽维兹回到得州。过了一阵子，我打电话给他。他对我说：“强迫症完全好了，真是太神奇了。”我说：“全好了？”

他说：“至少减轻很多，已经完全不会困扰我了。”

得州天气干燥晴朗，纽维兹头脑清醒，只是多了两个小洞，上头覆盖着薄薄一层脑膜。他现在很好，头上这两个洞既是高科技的产物，也是原始手法的结果。

纽维兹说：“强迫症是好了，不过我的情绪有些低落。”手术并未导致他记忆受损，此外，一系列的测验显示，他的智商比手术前还高。我问：“你不后悔动手术吗？”他说：“我还想再动一次手术。这次的效果已经很惊人了，我的强迫症完全不见了。如果抑郁的问题没有改善，我会回医院再动一次手术。”

不管医生加大服药的剂量，或是在大脑皮层上多割几刀，头骨下这1。5公斤重、布满皱褶、形似核桃的大脑，仍有其神圣之处。也许医生越来越容易进入大脑，我们也会越来越习惯大脑有洞这件事，甚至像其他手术伤口一样，展示给别人看。我们也会认为乳房切除和脑部切除，其实并没有不同。

不过我不这么认为。莫尼斯带给我们药物以外的另一种选择，从而衍生出另一项手术，它将影响范围减至最低，准确程度大幅提高。我们要感谢莫尼斯，不过我认为莫尼斯带给世人的还不仅如此。虽然还有待观察，但莫尼斯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深信人脑乃神圣之所。尽管这种牢不可破的信念并不妨碍我们探索其他治疗精神疾病的手术，但我们的言行举止、思想观点都屡屡反映出这一信念的可贵。

后记　盖棺定论还太早

本书始于寻找斯金纳的女儿德博拉。斯金纳是20世纪最前卫的行为主义学派学者，而德博拉的一生就像个扑朔迷离的谜团，我找不到她本人，只能确定她还活着，我也找不到有关她的精神状态的资料。身为父亲的实验被试多年，她现在过得好吗？生活快乐吗？我不知道。

关于心理实验，也许我们还有许多疑问，也不了解这些实验对人类有什么影响，也不确定这些被试能否受益。没有米尔格拉姆、罗森汉、莫尼斯，我们对人类心理的了解将乏善可陈，缺乏实际案例佐证。但到最后，谁能告诉我们，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得？成本与收益能否平衡？

我想在本书的结尾回答这个问题，提出我的结论。但这些实验所得的资料几乎都可更进一步探索，因此想在此书中盖棺论定，我力有未逮。为了写这本书，我看了丰富的资料，但我无法概括一切，形成定论，指引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我决定不再另行归纳，因为启示已经蕴含在字里行间了。从不知踪影的德博拉到坎德尔的红色药丸，就待读者细细品味，深入思索，发掘文字表象下的深层含义。

尽管各章内容看似独立，但仍可归纳出若干共通的脉络，揭露这些实验的本质。这些反复出现的主题包括：自由意志（斯金纳、亚历山大、洛夫特斯、莫尼斯）、服从顺从（米尔格拉姆、达利与拉丹、费斯汀格、罗森汉）、实验的伦理争议（哈洛、斯金纳、米尔格拉姆、莫尼斯）。即使是最专业的实验（如，坎德尔），最终所关注的重点其实还是与道德、存在相关的“哲学”问题，而非心理学界向来强调的价值中立的“科学”。

精神医学家布拉金斯基（Dorothy　Braginsky）曾撰文深入探讨心理学，文中提到：“心理学的所有文献证明了，我们无法以有意义的方式来探索、调查任何有意义的问题。事实上，如果心理学期刊是我们留给后代考古学者的唯一资料，那么后代学者应该根据这些资料推论，认为我们如同置身天堂般快乐。20世纪中，我们目睹了许多重大的事件，如暴力斗争，社会、政治、经济的动荡不安以及个人心灵的无所适从，心理学的所有研究却未能反映这些事件。”

20世纪初期，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写信给身为小说家的弟弟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也提到类似的观点。“听到有人谈论‘新心理学’的成就，这着实让人不解。看到有人写‘心理学史’，大谈心理学一词所涵盖的元素与影响，而我们在里面却看不到任何真知灼见，这真让人匪夷所思。一连串粗略的事实、些许闲聊漫谈，掺杂着个人意见，几种分类、几项结论，充其量只在描述现实……完全不见任何称得上严谨的科学定律，也欠缺假设可用于推论结果。”

布拉金斯基和威廉·詹姆斯显然不认同心理学，然而他们的论点并不能代表心理学的全貌。有些心理学的做法与论点确实过分简单荒谬。20世纪40年代新兴的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与心理学合流，致使越来越多的学者都仿效这种随性漫谈，使情况更为恶化，这些都是事实。此外，也有心理学的分支领域煞有其事地研究老鼠在一定时间内出现眩晕的比率，仿佛这是攸关人类心灵的重大议题，还为此沾沾自喜。

布拉金斯基与威廉·詹姆斯认为心理学与社会现实脱节，然而综上所述可知，两人的见解并不正确。综观20世纪重要的心理学实验，莫不由若干明确的理念出发，针对人类面临的心理课题，深入探索反思，让我们看清了人性的残酷无情、同情与爱的机制、记忆与意义。这些实验秉持坚强的决心与浪漫的想像，这为这些实验增添了许多寓言式的色彩。

实验确实“证明”原本应当理性超然的实验心理学，不仅反映出实际生活的样貌，而且甚至可以说实验就是生活。实验结果恰巧与实际生活不谋而合，这也许就是这些实验带给我们的启示。

许多米尔格拉姆的被试表示，他们经历的实验情境让他们发生了深沉的改变，获得了启发。塞利格曼曾在罗森汉的实验中伪装病人，他谈起当年混进精神病院的经历时，也提到他所感受到的人性的残酷与温暖。30年后，塞利格曼已成为知名的心理学家，对于自己参与该实验的始末细节依然记忆犹新，这项实验不仅改变了他的人生，也让他体会到情境与期望对于经验形成的重大影响。

不管批评者怎么说，实验心理学不仅反映现实生活，也直指问题核心，实验结果令人信服，也让人惊骇，更带有些许趣味。为什么人会缺乏道德理念，不敢反抗权威？为什么我们不能对国际盟友及时伸出援手？为什么我们不顾自己的感受，屈服于主流观点？这些都是20世纪实验心理学所专注的主要课题。这些议题与世界的关系非常密切，但在心理学的心理治疗领域中却付之阙如，这种现象非常值得玩味。

实验心理学与临床心理学的交集何在？显然没有交集。我访问了12位有执照的心理治疗师，他们为病人看病，施以治疗，但对这些实验，却闻所未闻，也不在乎它们对其工作有何影响。这些学问尽管都归属于心理学领域，但却缺乏共通一致的准则，这是一个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心理治疗对于相关领域的资料未能加以吸收利用，两者间落差究竟有多大？心理治疗在20世纪的发展趋势是治疗病痛，使人心神舒坦。另一方面，实验心理学则不断探索有关服从、恭顺等道德议题，着重在使人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做应该做的事情，并对此引以为荣，便能感受到自尊。临床心理学家所受的训练向来要求其忽略价值判断，以绝对超然客观的态度对待病人。如果他们敢于突破成见，引用米尔格拉姆、阿希、罗森汉、洛夫特斯实验所得的结果，深入了解病人的心灵世界，也许更能让病人得其所欲，超越自我。

我们还看不出实验心理学对心理学的影响，倒是可明确指出实验心理学受哪些学术领域的影响。我在本书中不断提到这些问题：什么是实验？实验是在阐释观点，抑或是在追寻科学真理？科学是什么？心理学是科学、想像、哲学？也许都是。实验心理学不断质疑与道德、与生存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与奥古斯丁、康德、洛克、休谟等哲学大师的思想息息相关，显示了一脉相承的传统。有些重要议题向来被视为哲学思辩，实验心理学或许就是以有条理、有组织的方式，对哲学课题提出质问。

心理学长久以来都被归于哲学领域，从19世纪起，心理学者们一直努力要与人文学科划清界限，脱离哲学掌控。长久的努力只得到这个结果，实在令人遗憾。最早的心理学家其实也是哲学家，长期以来，心理学与哲学并未明确区分。直到19世纪晚期，有位名叫冯特的人说：我受够了，你们这些哲学家尽管坐着空想高谈吧，我可要去测量计算，找出真凭实据了。他的同事还捻着胡须，仰望天空时，冯特已经离开，并设立了一所备有各式仪器的实验室，且开始进行测量。一般认为以科学为本的心理学就此诞生。

心理学先天不良，所以必须要依附科学，否则无法独立生存。若将科学定义为揭露普世遵循的法则，发觉其中问题并以系统条理的方式予以探索，则心理学始终无法达到此项要求。科学需要赋予某些现象名称，加以单独检视，不考虑其时空背景。然而怎么能把思想和产生思想的人截然分开？怎么能把想法与其来源分隔？怎么能剔除其他因素，只探究一系列的思想？心理学的本质不符合成功的科学研究与实验之准则。我并不主张要全然推翻前述各章的论点。但许多心理实验不论在本质或走向上，确实较趋哲学。如果能从直觉观点看待这些实验，而不只专注于量化信息，这些实验将能发挥最佳作用。

米尔格拉姆的实验犹如影音效果绝佳的戏剧，哈洛让我们看清在我们单薄的躯体骨架之下，人类究竟失去了什么。不管我们能否量化这些实验结果，这些效应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上，我们不需要从哈洛的实验中导出相关定律，这样做不仅匪夷所思，也只会把爱简化为一连串的等式。心理学家试过这种做法，这听起来只让人觉得愚蠢、含糊。幸好人类的内心并不科学。

不过我并不认为心理学不需要科学作为基础。心理学的若干分支领域明显借用了化学、生物、物理学的技术，其中以神经心理学最为明显，例如坎德尔的海蜗牛实验。我一开始写这本书时，以为心理学实验的动机必定离不开对人性的探究，而且都要经过分析探索的历程，逐步导出具有科学性质的结果。然而事实却不尽然。

实验心理学分为两派，一派强调身体实验，例如，20世纪初的莫尼斯、20世纪末的坎德尔，另一派则喜好探究社会与认知现象。我们执着地探索神经元的倾向由来久矣，研究人脑的风潮持续了整个20世纪，只是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议题罢了。

迈入21世纪，那些像米尔格拉姆、罗森汉、费斯汀格这类与生理无关的实验是否会被排除在主流之外？实验心理学会全然以神经突触为研究对象吗？坎德尔相信，新世纪到来，脑部生物学终会涵盖其他心理学的分支，主导所有相关的研究。他相信我们终会发现所有事物的神经本质，如果能发现这种物质，心理学将可摆脱伪科学的名声，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我相当期待那天的到来，因为无限可能将随之产生。要是我们知道是哪些神经元素导致服从、爱、悲伤、强迫等情绪反应，我们就能改造人类的心灵！也许心理学会继续发展，甚至可精准地掌握哪些潜在的活动可以引发特定神经传导物质的作用，从而让人们脸上浮出笑容，我们会乐于见到这种景象成真吗？我们未必想对自己从头到脚的各个部位都了若指掌。因为，这样一来我们还能探讨什么呢？罗素写过，人之所以为人，在于我们具有质疑的能力。

当然，我们随时都有新问题，至少我们还可以探讨为什么自己会毫无疑问，这种心理状态有什么意义。兜了一圈，我们又回到哲学领域，这是心理学无法逃避的宿命。不管新的实验采用多么高深精密的科技，我们都无法逃避人心自有的神秘幽暗之处，我们只能带着这些不可知的成分前行，寻找答案，寻遍各种可能。我们在生命中感受情绪，努力付出，看到人心的冷漠、健忘与愚昧。每个人都努力活出自己，每段故事都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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