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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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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人员简单翻了翻材料说：“你到原单位去了吗？”白刚说：“去了，不接待。”接待人员说：“他们说什么？”白刚说：“根本不让进门，说我和他们已经没有了关系。让我找省委，也根本不接待，连登记表也不让填。”
“他们怎么能这样呢？你寄给中组部的材料我都见了，情况我知道，我们研究让省里复查，把意见已经转给省里了。”接待有些为难地说，“这样吧！你也别跑了，我们再给省委组织部打个招呼，过些日子再去找找他们，总得给他们一个办理的时间啊！”
听说自己的申诉信他们看了，而且批到了省里，还说再给省里打招呼解决，白刚真是喜出望外，他想都没敢想这么快就有了这样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这里没有官腔，没有扯皮，没有敷衍，显示了一片真诚。人们都说灵境胡同明镜高悬，真是名不虚传。
他回家以后高高兴兴和吴玉萍一说解决了，中组部说让省里复查。吴玉萍却没有他那么高兴：“看把你乐的，解决？还不知道有啥变化呢？”二十多年的磨难使她丧失了信心，使她很难相信好运会来得这么快，不过终究也觉得有了一线光明。尤其是听到叶珠等同志的热情接待时，她更受感动，觉得形势确实是有了变化。
过了一个时期白刚直接去找省委组织部，组织部接待的人仍是说不接待。对方冷冷地说：“中组部来信？我们不知道。他们说该解决让他们解决去，我们不管。”白刚一看这态度二话没说又去了中央组织部。中组部接待人员听了白刚说的情况以后连连说：“他们怎么能这样呢？”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问白刚。白刚又能说什么呢！他比接待的人更不理解：“为什么中组部说了话，省委组织部竟敢硬抗呢？”
沉默，令人心急火燎的沉默。接待人员突然精神一振，从抽屉里拿出一本中组部的便笺说：“这样吧，他们不是说两封信没见到吗，这回我给你写封信，你带去交给他们，看他们还怎么说。”写完信又出去盖了章，回来便交给了白刚，好像很有信心地说：“这回可能没啥问题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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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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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刚真是喜出望外，他知道中组部写信给上访人带去这是十分少见的。他不顾对方是否愿意，便主动地伸出了自己的手热情地握住了对方的手，一再表示感谢，然后马不停蹄地又去找省委组织部。
接待的仍是那位漂亮的女同志，白刚进屋时她正在用一条雪白毛巾擦手，擦完手把毛巾往盆架上一扔，看也不看白刚：“你怎么又来了？”白刚说：“我带来中组部一封信，给省委组织部的。”白刚向她走近一步，想递给她。她连忙后退两步，把双手躲在了背后，好像是害怕这信脏了她的双手：“你说吧？是不是还是你的事儿？”
“中组部说我的问题请省里帮助解决。”她把眉毛一挑，不仅不接信，反而转身走开了：“哎？我不是告诉你了，他们说解决？让他们去解决！”
“按规定我的问题应该由省里解决呀！”女同志说：“那就用不着他们说话了。”
白刚好生奇怪，年轻轻的一个同志，说话口气怎么这么大？连中组部也不放在眼里。便说：“中组部说了，省委组织部不听还听谁的？”那女同志果断地说：“我们听省委的，你告诉他们，右派问题不解决。”
白刚看看再说也是白费口舌，便又立即回北京去找中组部。他满脸沮丧，把信往接待人员面前一放。接待人员奇怪地看了看他：“你还没去？”白刚说：“我已经回来了，他们不接信，还说只听省委的，右派问题不解决。”接待人员沉默了，轻轻地说：“他们怎么会这样呢？……”这回完全是自言自语。又等了一会儿，接待员才说：“你生活很困难，不好让你老跑了，你在北京呆一段时间，我和领导商量一下，直接和省里联系，好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你实在没地方住，我给你开一封信到上访接待站吧！”
对中组部的接待，白刚充满了感激之情，几乎流下了感动的眼泪。虽然事情进行得很不顺利，使白刚颇感意外，但是中组部接待的真诚、热情，却使他感到亲如一家！
他听说不久前人们对中组部没有一点好印象，该办的事顶着不办，对被冤枉多年的老同志冷若冰霜，想不到组织部只换了一个胡耀邦，变化竟然这么大，从政策到态度到作风全变了。省里僵化死硬的态度，曾使白刚心灰意冷，看到中组部的态度，他又增加了信心。
白刚在接待站住了几天听到了许多奇闻怪事。以前他觉得自己就够惨的了，已经是莫大的冤枉，莫大的不幸。看到了许多人更悲惨的遭遇，听到了许多更加骇人听闻的冤案以后，他觉得自己和许多人的冤枉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以前他觉得自己被人无中生有地制造组织集团，篡党夺权等等的罪状太离奇了，谁想到还有那么多案件更离奇，更荒唐。
不久中组部告诉白刚，他的问题和省里联系好了，让他回去等待解决问题。说也许你要等待一个时期，但一定会解决的。白刚喜出望外，眼前一片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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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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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1978年下半年，报纸上连续发表评论、社论，催促加快解决右派改正问题。1979年初这类文章更是连篇累牍。文章说，划错多少就改正多少，绝不应划框框、定调子和按什么比例。对那些受冤枉二十多年的同志，要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一定要珍惜每一分钟的时间，尽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这项工作做好。现在离春节不远了，能在春节前解决的，就不要拖到节后，让那些背着沉重包袱多年的同志，愉快地过个春节吧！
这是多么真挚的感情和令人兴奋的话呀！听了都让人高兴。可是白刚听了这些话只是增加了他躁动不安，本省不仅按兵不动，甚至连点进展的消息也没有。1978年，他等待。1979年初，全国许多右派已经改正，报纸上发表了许多机关右派改正的消息，他仍然等待。这期间他几次给原机关打电话都问不出一点情况，最好的情况是说正在复查，你等着吧！看到报纸上说得那么果断，春节前没解决，春节后该解决了，他又打电话，问是否能解决。
奇怪的是接电话的人竟什么话也不说，不管你说多少你问什么，他只是嗯嗯地应付，打十分钟的电话，对方只有一个字：嗯。对方是在故意折磨他，你有钱打长途？好！你打吧！我一分钟一分钟地拖着你，看你有多少钱？白刚十分气愤也十分奇怪，这种人对中央政策怎么会是这种态度？对受冤枉多年的同志不仅没有一点同情，竟然是这样一种狠毒心肠。他气得把电话一摔，撂了，决定再去中组部告状。
白刚正要出发去北京，原单位突然来了两个人，找他谈落实政策问题。白刚见到来人非常高兴，便开门，让二位到屋里坐。虽然地震已经过去四年了，他们住的还是地震棚，来人一看这房子这么低矮窄小，进门还得低头猫腰，便说：“时间不长，就在院里说吧！”来人便在北风怒吼中对他们两口子简单宣布：“你们的问题已于1979年1月9日经领导批准给予改正，恢复原来的工资级别，恢复党籍。你们应该感谢领导对你们的关怀……”
什么？原来是春节前一个多月就解决了，离现在已经两个月了，白刚听了以后非常不满，没等对方说完便打断了他，生气地说：“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
“工作忙，没有工夫。腾不出时间来通知你们！”白刚说：“春节后我打电话询问过，为什么不告诉一声？”来人说：“是吗？我们不知道啊！”白刚说：“接电话的××，也是分管这个工作的呀！”
“那可能是他一时很忙顾不上说吧？”白刚大声地抗议说：“不！我和他通话十几分钟，问他什么他都是嗯嗯地应付，一句话也不回答，他哪里是忙？纯粹是故意折磨人，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受冤枉二十多年的人呢？”
一直和白刚对话的人一时语塞，另一个人解围说：“这个问题是早已解决了，可是也要等领导决定什么时间通知才能说话呀！”
白刚一想是啊！关键在领导，这些具体办事的哪能做主啊！便又提出了他们的工作问题。来人好像有些惊奇：“工作？还要什么工作？你们不是已经有了工作吗？”
是的，此前县里按中央精神给摘帽右派安排过工作。白刚分在县文化馆。白刚听了来人的话更是惊奇，心里说你们领导还没睡醒吧？建国以前我就是科长，就是二十多年没提级，工资级别比现在的县长还高，平反了还让我在县文化馆吗？白刚虽然生气，却没有把这话说出来。但是指了指身后的小平房：“你看，我们一家人就一直住在这样的地方，改正以后还让我们在这里吗？中央文件不是说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工作吗？”
“你们的档案已交到县里，原单位和你们就没有关系了。领导决定，你们这类人不准回城市，只能就地安排。”来人说得理直气壮。他们眼里好像“你们这类人”虽然平反了，仍然是“等外干部”，哪有什么权利提什么要求。
白刚听到这句话十分寒心。不过知道他们也做不了主，说什么也没用。他是个能自我克制的人，不能回城市就在农村干吧！这二十多年在农村，对农民熟悉，我还可以写写农民，写作，不正是自己的愿望吗？在这整个过程中，吴玉萍也是百感交集。刚一听到改正时，她高兴得直想说谢谢他们，很快她就感到了不平，觉得原单位不仅绝情而且不讲理。改正以后什么问题也不解决，就一推了之，连句好听的话也没有。那个谢谢还没出口，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盼望了二十多年，平反了，想不到和原单位却是这样简单冷漠地分手，连工作也没人管。白刚在省里还有不少老关系，一直在台上的和平反后又重新工作的，不少是高级领导人或是握有实权的人物，但他不想再求什么人了。既然平反了，我不管重用不重用，也不管在什么地方，只凭个人的努力，发挥些作用吧！好在自己还可以写作，如果写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那也只好怨自己了。一生中金色的年华都在批斗、劳改、上访中度过了，仅有的一些好时光，还能再在申诉、上访、四处奔波中耗费掉吗？就在这里安心工作算了。
他觉得自己这样做已经够退让够容忍了，他带着这种自我牺牲自我解脱的心情，去找文化馆的领导，愉快地告诉他自己的冤案已经平反了，工作让就地安排。说他来这里虽然只有几个月，但领导和同志们相处都很好，他就在这里长期干下去了。他认为领导一定会欢迎他这种不计名利地位的表示的，既然原来是个摘帽右派时大家相处还很好，现在平反了，还愿意在这里干，不是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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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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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宿舍里和同屋的说：“老武！我的问题已经彻底平反了，刚才我已经和馆长谈了，就留在这里，以后咱们就要长期相处了。”想不到老武却非常冷淡，不仅没说高兴的话，脸上还立刻收敛了笑容。头一歪，略加沉思，反问说：“你要留在文化馆？领导怎么说？”
“没说什么，那就是同意呗！”白刚心里很平静。老武斩钉截铁地说：“没说什么？那就是不同意！”
“为什么？”白刚有些莫名其妙，没等老武回答，他又自问自答地说，“不会吧，要是不同意，为什么不告诉我？”老武仍然十分肯定：“你等着啊！”
就像精心安排的一样，老武刚说完这句话，漂亮的年轻女会计便拿着一个厚厚的大账簿进来了，满脸堆笑地向白刚说：“听说你的问题彻底平反了？这可是大喜事，祝贺你啊！”女会计笑得那么甜，那么真诚。说完收敛了笑容，一本正经地说：“你们正说什么呢？我没有打扰你们吧？”
“没事儿，闲扯。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没事决不会上我们这寒舍来，你有事儿你先说。”老武很客气。女会计说：“那我就先说，是这么回事儿，刚才馆长把我叫去了，问我还有多少钱。我说一共还有五千多元，到年底只够发工资的，只有几百元富余。除了少量办公用品，什么钱也不敢花了。这不，他就说到老白同志，他的工资还得从一月份平反时补发，全年开支多出一千大几百，工资都没法儿保了。馆长让我向老白同志汇报一下。”说着他翻开了账本，翻到现金结余的最后一页说：“你们二位看看，咱们馆里现在就还有这些钱。老白每月一个人的工资就顶咱四个人啊！”
没等白刚说话，老武先喊了起来：“你们这不是下逐客令吗？人家受冤枉二十多年，刚平反恢复工作，你们这样也太不够意思了吧？”女会计一脸无奈：“不是下逐客令，是庙小留不住大神仙啊！”
白刚本以为自己甘愿留在小小文化馆是十拿九稳的，谁知这里也不能留他。万万没想到，平反后仍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多余的人。原单位把他一推了之，这里又不愿收留。白刚心中虽然满腔悲愤，但是看到女会计那期待的眼睛，还是心平气和地说：“好吧！你们也不用为难了，我无所谓，在哪里工作都是一样。”他脑子里还是多年的老规矩，一切依靠组织。便说，“在这里不行，那就和馆长说说向上级反映，由组织另行安排吧！”
女会计看到白刚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觉得奇怪，真是让人整傻了，简直可笑。只是由于白刚是个老同志，才没有笑出声来。不过她还是快人快语十分惊讶地说：“唉呀！什么组织安排，工作得自己跑！”这回是白刚十分惊讶了：“自己跑？工作不都是由组织安排吗？”
二十多年前，他从来没有自己跑过工作，肃反时只是领导怀疑他自己活动调动工作便惹来一场大祸。他的大学同学，是全国作协领导的秘书，想下去体验生活，领导提出让他选一个合适的人代替，他提出了白刚，领导同意了，中央已发信调动，他的朋友担心他可能不愿当秘书，便给他写信说不要失去这个机会，当二年秘书也可以下去，就可专业搞创作了。
这信被领导知道了，不但不放他走，反而说他是“非组织活动”，引起了组织上怀疑。正巧这时已开展了“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便对他进行调查，一调查这个朋友有胡风分子嫌疑，白刚便立即成了胡风分子的重点对象，在肃反中长期被看押批斗。这件事他一直记忆犹新，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怎么还能离开组织自己去跑工作呢？
面对白刚的惶惑，老武说：“工作是得自己跑。你想想文化馆这么个小单位怎么能安排你的工作？”老武一说，他觉得真是形势变了，也只好如此。白刚觉得这儿归文教局管，便想找文教局长谈谈，哪怕当个中学教员也行啊！但是到了文教局连个股级干部也没出来，只是个小青年接待他，当白刚说明来意后，别看是个小干部，倒很干脆：“你哪儿也不用跑了，县里没法留，唯一的出路回原单位。”
白刚把原单位的话说了一遍，对方说：“谁说也不行！县里没地方安排。右派一平反，光教员就回来二百人，往哪儿放？”说到这儿，小青年也是满腹牢骚：“咱国家真是穷折腾。当年一下子打那么多右派，‘文革’中又清理了一大批老教员，补充了许多连小学也没毕业的人。现在可好，一阵风又全平反了，就地安置，往哪儿安置？县里早决定了，不管谁说的，外地落实政策回来的，一个不留。明天我就给你开介绍信，回原单位。”
白刚回家以后十分气愤，真想不到竟会落到这样一个下场。吴玉萍提出她去找找县委书记说说，白刚说不，不能再向他们求情了，按中央文件原单位应该安置，就找原单位。哪里都不要也不怕，顶不济还回去干我的木匠活。他认为如果是整天和这些人打交道，还不如去当个自由兵。现在政策放宽了，凭木匠手艺，我可以走遍天下，何必整天受这些人的窝囊气。于是他又坐火车到了省城。
原单位一看县里把党的关系、工作关系、工资关系、粮食关系、户口全开过来了，是决心不收了，只好把白刚收下了。这时也不提省委就地安置的决定了，他因冤案被折磨二十多年，平反了，不仅仅没有一个人对他说句道歉的话，而且没有一个大小领导和他谈谈心，更没有人问问他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而是随随便便地弃置一旁，没人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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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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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县文化馆当临时工时还有自己一张桌子，平反了，恢复原级别了，把他放在一个部，却连张桌子也没有。只是谁不在了坐在那里，人家回来了他再换一个位置。人们通常把没人要没人理没个正经工作的人叫“坐冷板凳”，“坐冷板凳”终究还有条板凳，他可好，恢复了工作，却连条自己的板凳也没有。他决定找机关领导谈谈。
他知道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人，没敢贸然去领导的办公室。有一次他上楼正好碰到了机关一把手，想问问她这是怎么一回事。但看到她瞭了自己一眼赶紧扭头走了，看她那一脸鄙夷的神气，根本不想理他。白刚的心凉了，同时联想起报纸上那样连篇累牍地说右派改正问题能在春节前解决的，决不要拖到节后。她竟然春节前一个月在中组部多次督促下解决了，却拖了两个月才通知本人。这样的冷血心肠，还能希望她解决什么问题？他决心不再和这样的领导打交道了。
在这被弃置的日子里，白刚一直在捉摸一个问题：我们这样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反右时全国只有知识分子五百万，实在少得可怜，反右却一下子打倒了几十万。“文革”时有成就的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几乎都没能逃脱厄运。连中、小学里有成就的教师都未能幸免。现在平反了，仍然把这些人踢来踢去，为什么领导口口声声说：“人是第一最宝贵的”，人却是这样不值钱？对人这样地不负责任？对知识分子却是这种态度？经过敌人监狱的考验，经过革命战火的洗礼，甘愿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人民的大学生，中国能有多少呢？却毁之如草芥，弃之如敝屣。白刚在内心里不断愤怒地呼吼：“这是为什么啊！”
不过生气归生气，他知道也没处去讲理，这里虽不得不收留他，但绝不是久留之地，也不能指望他们给自己帮什么忙，还得按县文化馆女会计的指点自己去跑工作呀！就这样，他不得不开始新一轮的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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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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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刚以前终究在省里呆了十几年，青年时代那些朋友、同事和老领导，现在许多人都是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以前不少人对和他接触有顾虑，现在完全平反了，旧日的情谊也就基本恢复了。人们都知道白刚能干，是个有名的笔杆子，这类人很缺，不少人愿意为他帮忙。白刚经过走动，有些单位包括很富裕条件很好的单位都同意接受。但白刚最后却选了一个新建的穷单位——中国科学院农业研究所。办公在郊区农村租了一座小楼，住房基本上是一家一间筒子楼，没有厨房，大家都在楼道里做饭，蜂窝煤、劈柴、炊具等等也都堆在楼道里。做饭时烟熏火燎拥拥挤挤过个人都很困难。
白刚一家就在这里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既然有很富裕的有油水的单位接受，他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单位呢？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农村，深知农民的贫困和苦难。以前他相信过集体化的道路，还曾写教材去教育农民。以后集体化又发展到公社化，说什么公社是金桥，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天梯，他十几年实际的体验这是一条死路，把农民捆在每人一亩多的土地上是走不出贫困的，荒村依旧，富裕空谈。
那么出路何在呢？农村的希望在哪里？这一直是困扰着他的一个大问题。现在好了，中科院——他心目中的科学圣殿、中国的最高科研机构，设个所专门研究这类问题，里面一定有很多大专家，能有幸参加这样的研究，这不正是自己的向往吗？他是多么急于解决多年心中的困扰啊！穷点苦点怕什么？只图在有生之年，做点有益的工作。
白刚是带着很大希望来这个所的，他想在这里他那些困惑一定会得到答案。同时他也知道自己学疏才浅，多年在劳改队和农村，孤陋寡闻，自己只有很好向人家学习，多向专家请教。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他连科研系统的一些基本常识都不了解，连人所共知的普通术语都弄不清。他越想虚心请教，越是暴露了他的浅薄无知，人们越觉得奇怪，所里怎么来了这么一个人？很快人们又都知道他二十多年一直在农村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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