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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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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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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两人客客气气，倒也相安无事。但总觉得内心里有所隔膜。这时领导正要提荀主任当副厅长。主任是老资格，又会来事儿会耍手腕儿，有了提升的机会，自然十分珍惜，但就是担心吕南看见的这件事儿要传出去，提升的事儿非泡汤不可。所以他千方百计稳住吕南，对他格外客气。
主任如愿以偿，成了副厅长了，还分管人事。接着副主任提拔成主任。人们说荀厅长对吕南那么好，下一步他准是副主任了，论资格、论能力也该轮到他了。事情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更是吕南所难以想象的。起初有几次是荀厅长为一些不值得的事情，无端地对他发脾气。这时吕南还没有在意，只觉得可能是官升脾气长。可是他很快意识到事情并非这么简单，不仅有时当面给他难堪，在背后也传出了对他不信任的一些话。连别的同志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有人还偷偷地问吕南：“你是怎么伤着荀厅长了？怎么他对你的态度变了？”吕南的苦涩只能埋在心里，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假装不知道：“是吗？我们之间没发生什么事情啊！”
要不是另一次偶然的事情发生，问题也许还不至于那么迅速地恶化。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机关里静悄悄地，空无一人，吕南写完厅长让写的材料，想回家休息，路过荀厅长的办公室，想到稿子应该先征求下厅长意见再修改。同时借这个机会和厅长谈谈，也可以恢复一下感情。
今天机关没人，正是单独谈话的好机会，便推门进去了，这一进可不要紧，只见荀厅长正和一个女人搂抱着，亲着吻着，如火如荼，旁若无人。见到这种情况，便立即往回走。他诅咒自己，怎么这么倒霉，老是碰见这种事情。不过心中还庆幸说：幸好他们没看见自己。不然，会有多么难堪。但他没走出几步，厅长却站在了门外，亲切地叫住了他：“老吕呀！有事儿啦？”态度和蔼，声音温和，神态十分自然，并没有像吕南想的那样有什么难堪。倒是吕南这个书呆子大大吃了一惊，神色有些不自然地说：“哦！我是想找厅长商量商量讲话稿的事儿……”还没等他说完，厅长又和气地说：“怎么不进来？进来吧。”
吕南也只好进屋了，不过仍然不太自然。进屋一看，这个女人不同寻常，水灵灵的大眼睛，长长的眼睫毛。长得眉清目秀，细皮嫩肉。比上次那个女人强过百倍。荀厅长见吕南站着，那个女人羞涩地扭着脸立在那里，便说：“坐！坐吧！都坐！”然后指了指那女人：“老家来的亲戚。”又对吕南说：“你是公事，你先说。”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吕南本来没有心思再汇报工作，此时此刻厅长哪里还有心思听这个？可是厅长让说，也不能不说呀！他便简要说了说讲话的主要内容，可以想象这自然是说的人无情无绪，听的人也心不在焉，果然，吕南说完了，厅长无可无不可地说：“老吕呀！工作也真够认真的，这事你看着写就算了，还预先找我商量商量，稿子写成了，再给我看看不就行了吗！既拿来了，就放这儿吧！”
吕南像得到了大赦令一样离开了这里。出门以后他深深出了一口气，提着的一颗心总算落到了肚里。他哪里知道，从此便进入了多事之秋。就说这篇稿子吧，一次一次地得不到批准，一次一个意见，有些意见竟然相反。提一次意见，他就必须大改一次。以后这类事情便接二连三地发生，明显地是在故意刁难。而且背后说了他许多坏话，连别的同志都为他抱不平了：“怎么竟能这样对待一个老实人？”有人也有着类似的遭遇，多少猜到了一些原因，便鼓励他向领导报告。
他也觉得忍无可忍了，便向厅里一把手吕厅长讲了，但还没敢全说。他想荀厅长和本机关那个女人的事，人们早有风言风语，知道的不只一个人，荀厅长不一定猜到是他反映的。至于和那个年轻女人，可能没有另外的人看见，如果透露出去，荀厅长一下子便会想到他了。所以他只反映了和本机关那个女人的事。但不知为什么，厅长却不相信：“那个女人那么大岁数，也没听说有这类行为，他们俩能胡来吗？”吕南说：“也不光我一个人看见，厅里也早有传闻。”吕厅长说：“传闻不可信。这样吧，遇机会我从旁劝劝他，给他提个醒儿。这事非同小可，你可不要乱讲，事情就到这吧！”吕南不安地说：“我担心他对我还要进行报复。”厅长说：“不会的，有好几位厅长，什么事儿也不是某一个人说了算，你要相信组织。”厅长说到这里，吕南还能说什么呢？他相信厅长的话是真诚的。荀厅长不过是刚提拔起来排在最后的副厅长，他能一手遮天吗？自己小心一点就是了。
要是在平时，这推断是可信的。但是不久，“肃反”运动来了，一切都变了样儿。厅长给荀厅长的提醒，不仅没有使他的行动有所收敛。而且更激起了他强烈的仇恨。他认定这一定是吕南传出去的，报复之心，迫不及待。“肃反”运动的具体领导人正是荀厅长。他提出的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吕南。而且提出立即让他停职反省。说他很可能是国民党特务。
“这怀疑有什么根据吗？对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我们可要慎重对待啊！”吕厅长有些犹豫。荀厅长振振有词地说：“我把他的档案翻了许多遍，发现疑点很多。大学快毕业了，他不等毕业，进了国民党空军，而且只是当了一个大头兵。这不令人怀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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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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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地下党派他去的吗？”吕厅长早在审干中就了解过吕南的问题。荀厅长故作惊讶地说：“可是找不到证明人啊！而且他怎么到的解放区也没有证明人啊！这不令人怀疑吗？”
“地下工作时期多是单线联系。”吕厅长说，“一时找不到证明人，也是常有的事。派他到国民党空军机场和让他到解放区是一个人，就是缺少他的证明。这个人虽然没找到，但是他老婆不是有证明吗？他老婆说的还是很恳切的。”
本来荀厅长对吕厅长一向是言听计从的，但是在这件事上却没有按领导眼色行事。他仍然坚持说：“那个地下党领导人的老婆虽能证明，但她当时根本不是地下党员，这些事她怎么能知道呢？而且按这个女人支支吾吾的说法，她丈夫是去了国外或是在哪里，都不清楚，这不令人怀疑吗？怎么能相信她的话呢？”
但是吕厅长最后还是不同意马上采取停职检查的措施，主张多方找找证明材料。吕厅长本来是出于爱护干部的好意，却想不到出现了一个意外的结果。荀厅长怀有特殊目的又派人去外调。新的材料来了，但它没有使问题得以解决，却一下子使吕南跌入万丈深渊，而且封住了党组成员的嘴。
那是因为一张照片引起的。外调人员带回来一张照片，这是从吕南地下工作领导人戈非的妻子温静那里拿来的。外调人员出发以前，荀厅长便作了明确指示，吕南很可能是国民党特务。不仅他可疑，连他那个领导人戈非和他妻子温静也都是可疑的。戈非不知去向，他妻子谈起他吞吞吐吐，竟说不知他在哪里。你们这次一定要大胆怀疑，她要仍然坚持吕南是在她丈夫领导下做地下工作，就要拿出证据来。
果然由于外调人员的一再怀疑追问，甚至怀疑他们两个关系不清楚。这种侮辱性的问题，使温静这个温顺善良的女同志生了气，她拿出了一堆照片：“你们看吧。这不，这些是他们俩的照片，他俩是好朋友好同志，这你们还用怀疑吗？”
但是一张照片，引起了外调人员的兴趣，没等温静说完，外调人员便打断了她：“那时吕南是什么职务？”
“勤务兵啊！我不是给你们说了多少次了吗？”温静不知为什么他们突然又问起了这个问题，看了看照片，她才突然明白了：原来照片上吕南穿的是一身军官服，一个杠，三个花儿，上尉军衔。温静笑了笑说：“你们是看到照片上这身衣服了吧？”
可是外调人员并没有笑，而且变得十分严厉地说：“是啊！这不明明白白说明他当时是国民党的上尉军官吗？你为什么说是勤务兵？”
“我以前不是和你们外调的人说过吗？当时敌人机场很严，不许一般人员出入，地下党领导让他送一份紧急情报，给了他一身军官服，坐在吉普车的里面，让他混出了大门。他已经暴露，不能回去，准备送他去解放区。我丈夫说穿这身衣服，正好做个纪念，便照了这张相片。”
外调人员对她这种解释已不感兴趣：“好吧，这张照片我们需要带走！”温静说：“你们不能就这样带走，要带走我得附一张说明。”她知道不加说明拿出照片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荀厅长拿到了这张照片，如获至宝。他认为这是铁证，看人们还有什么话说！至于那份说明，他不屑地看了一眼说：“纯属欺骗，毫无价值。你们也绝对不要对外人讲。”
在厅党组会上，他首先亮出了照片，使在场的人十分吃惊，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自己突然高大起来，俨然成了党的正确领导的化身，用不可一世的口吻说：“我早就说他是派遣进来的特务。你们看，现在找到了证据，他是上尉军官，但他一直隐瞒真实身份，为什么？这目的不是很清楚吗？中央文件说得很清楚：我们现在的党政军民各个机关中，厂矿学校中，也都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有人员在内，大约占百分之五左右。请同志们注意：各机关厂矿学校都有，占百分之五左右。按文件要求，我们厅就有五六个，六七个之多，可是我们却一个也没揭出来。像吕南这样的人现在又找到了确凿证据，还犹豫什么？再这样下去是要犯政治错误的，可没法交待啊！”
这一席话好像在每个人头上打了一闷棍，打得人们哑口无言。政治运动中无情的斗争人们都是经历过的，大家还能说什么呢！对吕南的看法吕厅长一直是有不同意见的，尤其又有吕南反映荀厅长男女作风的问题掺杂在内，总觉得在这问题上应该慎重些。可是他也知道这样一个大机关不搞出几个反革命来是交待不了的。何况现在吕南确有可疑之处，别人不发言可以，一把手是必须表态的。吕厅长终于发言了：“荀厅长抓这项工作，对中央精神确实吃得透，怎么样，就按荀厅长意见办吧！”没有人反对，这意见也就算结论了。
情况急转直下，吕南立即被看管起来。荀厅长经过厅党组会上这一番较量，旗开得胜，顿觉身价百倍，找吕南谈话时完全变了一副模样，声色俱厉：“你伪装得很好啊！欺骗了不少人，但我早就看透了你，你是个地地道道的国民党特务。”
领导定了调子谁敢反对？从此机关里工作全部停了，白天斗，晚上斗，夜里有时还要加一个班。斗争虽然日夜不停，但后半夜基本上休息，吕南还可以脱衣服睡会儿觉。后来换了一个女人带班，情况便完全变了样。此人在斗争中异乎寻常的积极，大会上很少有人动手的时候，她便是最爱动手的一个。当了夜班带班人以后，一来便向吕南宣布三条纪律：不许脱衣服睡觉；不许喊叫；什么时候一叫就得起来。不许脱衣服，吕南想因为她是女人，整夜在一个屋里，有些不方便，觉得有道理。不许喊叫这是为什么？吕南想错了，这三条是一个整体。很快他就体会到了这个女人多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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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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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的批斗以后，吕南本可以睡觉，可是这女人带班以后，不是让他跪砖头反省问题，就是立在凳子上坐飞机。尤其是当她一个人在屋的时候，更是吕南的末日。只见她围着吕南转，这边屁股上一拳，那边腿裆里几拳，她一打，吕南便喊叫，她便严厉地斥责说：“不许喊叫！”这时吕南才悟出了为什么会制定“不许喊叫”这一条纪律。
一个女人打几下还值得喊叫吗？因为她手里拿着一根大针，是用针重重地扎他。一边扎，还一边说：“我让你瞎说！我让你多嘴！”原来这个女人就是星期六黄昏吕南撞见的那个女人。她担心自己暗自做下的手脚，一脱衣服别的人便会发现那些带血的针眼。这时吕南才了解不许脱衣服的真正用意。
这个女人还真是恪尽职守，别人值班时在吕南睡着后还可以坐在那里打个盹儿。她在班上是一会儿也不会合眼的。就是有时让吕南睡一会儿很快又会把他“扎”起来。天长日久，已把吕南折腾得不成样子，人又黑又瘦，精神恍恍惚惚，白天的批斗会上，有时头都抬不起来了。看守的人中也有好心人。当那个女人不在的时候，劝他说：你看你都成了什么样子？还是先承认了吧！以后还可以推翻，运动后期定案时领导总会核实的。吕南无奈，有时逼急了便承认是特务，稍微平静了又推翻，就这样反反复复，终因没证据定不了案，恢复了他的工作。但很快又接上了1957年的“鸣放”。
“鸣放”十几天了，所有的人都发言但吕南没有说话。一天荀厅长到这个小组来，对吕南说：“吕南，党外人士都提了许多意见，你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言不发，这不大好吧？有什么意见，也谈谈嘛！”吕南说：“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我没有意见。”荀厅长说：“没有意见，不是真心话吧？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向党交心嘛！你是不是还有顾虑啊？”
要说没顾虑是假的，不过吕南不敢如实讲出自己的顾虑。虽有疑虑，但反省自己又深感老不发言确实不对。这不明显是对党不信任吗？这不明显是对毛主席的号召抱对立态度吗？不用别人上纲，自己就给自己上纲了。终于开口了：“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厅的领导工作也是兢兢业业，我没什么意见。要说有点意见，就是我这个问题，我做地下工作，党组织介绍来解放区，入党时这一切都有证明，只是现在找不到这个介绍人，就当国民党特务整我。我觉得冤枉。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那时我就是个屈死鬼。”谁知道就是这句话种下了祸根。
当时谁也没说什么。反右一开始，机关贴了不少大字报，点了两个人，也没有吕南，因为人们觉得他发言不多，只是讲了个人问题，而且“肃反”中也的确整他太厉害了。还是荀厅长眼睛亮，马上看出了问题，召开会议让大家擦亮眼睛：“一个特务说他是屈死鬼？这是什么问题？不要认为他只说了一两句，看问题要看本质，咬人的狗不露齿，别说他还有言论，没言论他也是右派。”吕南的大字报立即铺天盖地，他已经是在劫难逃了。经过一个时期的批斗以后又突然沉寂下来。吕南想又和“肃反”一样要把我挂起来了吧！
他想错了。突然一天处长来找他：“你和家里还有什么事情没有？”这问题提得突如其来，吕南马上说：“是不是要处理我？”没等对方回答，吕南的妻子哭哭啼啼地闯了进来：“你明天就走了，为什么不回家看看？你到底是下放还是劳改？为什么连家也不回？”吕南急得问那个处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劳改？我有什么问题？要说清楚。”那个处长一看瞒不住了，马上说：“不是劳改，下去锻炼锻炼！以后还回来工作。”吕南说：“我得回家看看，我爱人刚生了小孩！”处长劝说着：“不要回去了，这不是你妻子来了吗？回去孩子哭大人叫的也不好！”正在争吵着，来了一辆吉普车，省公安厅来人了：“谁叫吕南？”吕南说：“我是。”来人说：“你被捕了，上车！”吕南对处长大喊大叫：“为什么？你不是说下放吗？”来人不容他分说，马上把他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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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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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躲过了初一，也难逃十五。老百姓常说的这几句话，用在白刚交心上正合适。交心这一关终于不能逃脱，今天轮到他了。交心关，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那些从社会上来的小偷、流氓们，说起自己过去的那些错误和罪恶来，简直是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津津乐道。别人的批判也都是官话，什么思想根源挖掘不深啦！检查不彻底啦等等。就是真正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或是没有多少问题但是已违心承认了自己罪恶的右派，交心这一关也是不难应付的。可是白刚什么问题也不承认要过这一关可就难了。这关，真成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因为你说没有问题不等于说政府冤枉好人吗？这就是继续放毒，谁敢放你过去？
有些右派一直不认罪，到这里以后，便采取幡然改悔的办法，“彻底”认罪了。白刚办不到。经过反复权衡，他决定只能蒙混过关。有了吕南那些话垫底儿，他也不那么害怕了，顶多是皮肉吃苦呗！
白刚真的像叙家常一样，讲起了他那一条条的事实。也故意说得生动些，像讲故事一样，首先从“肃反”讲起，说“肃反”领导怀疑他和胡风分子有牵连，如何斗他整他。由于他和领导一直对抗，有问题的重点人都解放了自由了，他还一直被看押，因此对领导不满等等。听起来“对抗”啊“不满”啊也似有检讨之意，他就想以这种似是而非的叙述，混过这一关。但叙述时间长了，终究有人听出点门道来了，他这不是检讨呀，便喊叫起来：“少说过程，讲你那反动言论！”
“不说说这些情况，后边那些言论说不清。”白刚还继续说自己的。有人又喊叫了。但班长说话了：“让他说完！”花班长对很多人都是严厉的。可能是干馒头还在发挥作用，对白刚倒是有点照顾，明显看出了问题，却不想深究。人们看到班长这种态度，多数人自然也不愿意那么积极。又加白刚平时文文静静，吃亏让人，不生是非，人缘不错，人们也不想为难他。但也总是有好事者愿意起哄，斗一场打一场，热闹热闹，也显示一下自己的积极。虽然势孤力单，有人还是不时地冒出一两句来：“说你的反动言论！少扯闲篇！”
白刚看看不说点言论不行了，便说：“肃反以后领导给自己做了没有任何问题的结论。”他特别加重了没有任何问题这几个字，这样就说清了“肃反”中的是非了。然后才说但由于对“肃反”中被批斗看押七八个月不满，鸣放时说了“那时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讲了半天过程，这时才说出了一句言论，但仍不加批判，又说另外的问题。
“你说说这是不是攻击‘肃反’？是不是攻击党？”这里都是“老运动员”（政治运动中被斗的人），还看不出他这种蒙混过关的态度吗？所以又有人喊起来。白刚早想好了，不到最后关头，不正面回答这类问题，可是再继续罗列事实好像又不行了，所以一时沉默起来。会议一僵持，便看见有些人叽叽喳喳，有人已在摩拳擦掌，准备动手了。在机关批斗时为这句话就僵持了很长时间，大家说这就是攻击党攻击“肃反”，白刚说我说的是事实，明明没有问题，把人关起来，硬让交待反革命活动，那时有理能讲清吗？算什么攻击？在这里他不想辩论，但也不能违心说话，所以他仍是说另外的事实，喊叫的人更多了，追问他是不是攻击？不利的局势眼看一触即发，围攻殴打已不可避免。
正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突然进来一个人，人到声音也到了：“别让他说了，说也是放毒。右派就是因为反动言论，让他交待也是放毒，说肃反不讲理，不是攻击是什么？还用问吗？他的言论还多着哩，不能再让他放毒了。”然后转向白刚：“今后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此人是谁？就是公安厅下放的秦大队长。他显然已在窗外听了多时了。听到这里要形成一场武斗局面才进来制止的。这里的队长常常采取在窗外偷听的办法参加晚上的所谓“学习”。如果都是在屋里听会，便会队长在时一个样，队长一走又是一个样，那么多班，队长哪能都参加？采取偷听办法便可以以一当十，不知队长什么时候会站在窗外，所以都得时时小心谨慎认真学习批斗。
白刚心里明白，秦大队长是有意给他解围，可是其他人都蒙在鼓里，还认为真的是怕扩散那些反动言论造成不好影响。这样的情况在别人身上也发生过，尤其是说到毛主席如何如何时都是立即制止不允许再说下去。所以秦大队长那气势汹汹的训话，大家也心服口服了。
秦大队长掩护白刚过关，固然和他们以前相识有关，更重要的原因还因为他看了白刚的档案。白刚的档案里只有白刚说到的这一句话算是个具体事实，似乎有些问题。其实从他“肃反”中的遭遇看来，这句话也在情理之中。可是档案里就凭这句话构成一条重要罪状：恶毒攻击“肃反”运动。反党集团问题只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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