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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笔记-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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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我也经经穿上新装。我的新装与众不同，黄小光在他的魔幻中篇小说《市府广场》中这样夸我，说我是一面镜子、一台戏、一张脸、一幅画、一篇文章、一个圈子、一次集会，—个梦、一项政绩、一个万花筒、一个舞台、一枚商标、一枚印章、一枚硬币、一口井、一个“阿莱夫”，但归根结底，我还是一本厚重的书，一本《沙之书》中的一页。
人们之所以不了解我是一本书，是因为执政者还不懂一座城市就是一座图书馆，人们用不着修建通天塔，因为图书馆就在通天塔之上，每个公务员其实都是图书馆员，在这里，一本书就是一个人，有一种迷信的说法叫“书人”，其实这种说法并不迷信，人的本质就是书，正所谓人生如书。但是人们很难看清自己的本质，还煞费苦心地为自己是人而不是“书人”寻找理由，那么这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人不是“书人”，而是“物人”，并为自己为什么是“物人”进行辩白。
“物人”们都认为“自己是一座完整无缺的秘密宝库的主人”，于是“纷纷离开他们出生的甜蜜的六角形，拥向上面的楼梯”，但他们不知道“图书馆是个球体，它精确的中心是任何六角形，它的圆周是远不可及的”，“这些人在狭窄的走廊里争先恐后，破口大骂，在神圣的楼梯上挤得透不过气”。结果，一部分人被推下去摔死了，他们的坟墓将是深不可测的空气，尸体将久久地掉下去，在那无限坠落造成的气流中分解消失；另一部分人发疯了。只有图书馆门厅的一面镜子以有限的形式才忠实地重复着整个世界的无限性，这就是“物人”的归宿，就像一粒沙子，回归沙漠。它的意义决不能与一粒水珠回归大海相提并论，因为一粒水珠可以映出太阳的光辉，而一粒沙子却不能。
这就是《沙之书》告诉我们的道理，我觉得《沙之书》是所有书的总和，正因为如此，我只是其中一页上的部分内容。我每天卧在市政府大楼前，像一名恪尽职守的公务员一样任劳任怨地为市民服务，但是一些官员从大楼上俯瞰我时，认为我就像一座坑，从我身上走过去的芸芸众生就像兵马俑。
不过有一位特殊的公务员每天是必从我身上走两遍的，早晨走一遍，傍晚走一遍，他就是市长秘书宋道明。他家就在我的东侧，离市政府很近，因此他每天都徒步上下班，必从我的中轴线上走两遍。
今天早晨他从我身上走过时心事重重的，低着头一边走一边沉思，突然从华表底座溜出一只老鼠，从他脚边上跑了过去，吓了宋道明一跳，他无暇思考为什么从华表底座里还会溜出老鼠，气愤地追赶，老鼠狡猾地围着一座大花坛绕了两圈，钻进一个洞里不见了。大花坛中间是座巨大的古松，据说是从皇帝陵园移植过来的，旁边一位散步的老者背着手仰望古松叹道：“本来我们对一棵古松可以有三种态度——实用的、科学的，美感的，只可惜现在只剩下一种态度了。”宋道明不解地问：“老先生，哪一种态度？”老者看了一眼宋道明不无感慨地说：“你看看这棵古松像不像通天塔呀？”说完老者摇摇头走了。
宋道明仰望一眼巍峨挺拔的古松，头被太阳晃得一阵眩晕。
32。我是市长秘书兼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宋道明
本来刘市长应该在好世界宴请国家商务部部长一行，但是他却推给了彭国梁，而且他亲自给彭国梁打了电话，他刚撂下电话，就有人敲门，我打开门愣了一下，因为门外站着六个人，我只认识其中一位，就是办公厅公务科的尚小琼，但她今天的打扮却不像是公务班那个沉默寡言的小女孩，眉宇间陡然增添了一些英气。为首的是秃顶的中年人，他自我介绍说：“你是宋秘书吧？我们是省纪委的，我是六室主任邓宏昌，我们有要事找刘市长。”我赶紧将他们让进刘市长的办公室，他们走进刘市长的办公室后，尚小琼随手关上了门，将我挡在门外。
想不到尚小琼竟然是省纪委的，那么她在公务班干了一年多是为什么？这几位不速之客的突然到来，让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直觉告诉我，今天晚上东州官场要地震。我甚至能预感到他们是冲谁来的，也明白了为什么刘市长不亲自宴请国家商务部部长的原因。
此时夕阳的余晖透过窗子射进来，让我有了一种残阳如血的感叹，空气中游荡着淡淡的红色，我听人说狗天生就是色盲，在狗眼睛里，满世界都是灰色的；其实在人的眼睛看来，又有几个人能看清淡淡的红色。此时此刻，空气中窸窣呢喃的红色犹如灵魂的细语，我心不在焉地翻看着案头上放着的博尔赫斯的《恶棍列传》，眼前映出这么一句：“同一切富有诗意的因果报应相悖，他的葬身之处也不似他罪行累累的河流。”
邓宏昌等人进入刘市长办公室两个多小时了，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市政府办公大楼内空空如也，在此之前，我听说过“双规”，但还未见识过，能见识“双规”的人大概只能有两种人，一种是在纪委工作的人，他们的工作就是“双规”别人；另一种就是被“双规”的人。我想被“双规”的人一旦被双规，面临的命运恐怕只有一个，这就是不可能再被“双规”了，因为“双规”之后紧接着就移交给了司法机关，一个公务员，一个从政的人一旦被移交司法机关，他的命运可想而知。
此时此划，我的办公空静极了，像一潭死水。我知道邓宏昌等人一定是在向刘市长汇报他们的行动计划，我不知道邓宏昌他们会如何行动，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刘市长正承受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痛。
突然，门开了，刘市长眉头紧缩地从办公室走出来，表情严肃地向我招了招手说：”道明，你来一下，省纪委的邓主任要跟你交代一些事情。”
我懵懂地跟着刘市长走进办公室，不知道省纪委办案会与我这个市长秘书有什么关系，我知道公安局办案是有线人的，纪委如何办案我还从未见识过，总不能像警察一样抓人吧，不如此双怎么能让被“双规”者上钩呢？该不会让我做诱饵吧，市刑警支队几位支队长跟我关系不错，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他们办案也经常用线人当诱饵，他们管过叫“钓鱼”，难道省纪委这些人想让我充当钓鱼者？
我脑海中迅速地胡思乱想着，坐在沙发上的邓宏昌起身拉着我的手郑重而热情地将我拽到他身边坐下，严肃认真地说：“道明同志，省纪委已经掌握了彭国梁、温华坚、陈实、胡占发等人境外豪赌、贪污受贿的证据，省纪委专门成立了专案组，决定今晚对这四个人实施“双规”，同时要求黄小明协助调查，现在我以专案组组长的名义请你帮个忙，分别给他们打电话，就说刘市长找他们有急事，请他们速到刘市长办公室，他们要问刘市长找他们有什么事，你就说不太清楚，总之，想办法让他们上钩，另外打电话时错开时间，让他们一个个到。”
我听罢顿时明白了，这和刑警钓鱼的办案方式一样，我觉得对彭国梁、温华坚、陈实、胡占发等人，省纪委早就应泼采取措施了，这些人不过是啃噬庙堂的白蚁，早就应该扫除了，只是钓黄小明我有点于心不忍，总觉得黄小明不是他们的同类，但是看邓宏昌等人的架势，我也不便插嘴，只是问：“先给谁打电话？”
邓宏昌想了想说：“先给温华坚打，然后是陈实、胡占发，彭国梁正在宴请国家商务部部长，估计这三个人到了，他的活动也就结束了，最后给黄小明打电话，据我们了解，黄小明家里有事请假了，并未陪彭国梁参加宴请。”
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异常复杂，刘市长从头到尾都没说话，我知道他心情比我要复杂很多。突然刘市长办公桌上的红机响了，这台电话是省级领导间的专线电话，刘市长赶紧接听，一开口就说：“秀英同志，你好！”然后大概就是齐秀英关于今晚行动的意见，约十分钟后，刘市长表情沉重地说：“秀英同志，一个干部也不是一生下来就是坏人，他们虽然腐败掉了，但也曾在一定时期为国家和人民作出过重要贡献，只不过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他们放松了警惕，思想上没有构起一座防腐拒变的长城啊！但话又说回来了，责任也不能全部推给他们，我觉得更主要的还是体制上有缺陷，如果有好的制度，我觉得他们不至于陷得这么深，当然我这个做班长的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没有当好领头羊啊。”两个人又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几句，刘市长将电话递给了邓宏昌。
两三分钟后，邓宏昌放下电话严肃地说：“秀英同志指示，对腐败分子绝不姑息养奸，道明同志行动吧。”
我郑重地点了点头，心情极度复杂地回到办公室，我知道这几个电话打出去将会是什么结果。俗话说，拔出萝卜带出泥，这几个人一旦进去不知道要有多少人跟着一起倒霉，兔死狐悲，如果人们知道是我钓的鱼，舆论会怎么评价我？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想不到这么得罪人的事落到了我的身上，说实话，无论“双规”谁，我从骨子里都不愿意充当这个钓鱼者，我既不是省纪委的工作人员，又不是腐败分子，凭什么让我充当钓鱼者？但这都是我的心理活动，根本没敢表露出来，尽管我心存顾虑，但是一想起平时彭国梁、胡占发等人背地里对刘市长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便毫不犹豫地拨通了温华坚的手机。
温华坚接到我的电话，似乎没多想，只说马上到，看样子他自己开着车。果然他开着奥迪驶入市政府大院时，忘了锁车，他前脚刚进刘市长办公室，后脚值班的武警战士拎着一个精致的皮箱就跟进来了，武警战士告诉我，楼下的奥迪车没锁，后座上有一个黑皮箱，他怕丢了就随手拎了上来。武警战士将皮箱放到我的办公桌上后，行了个军礼便走了。我仔细查看了眼黑皮箱，发现是个密码箱，根本打不开，便拎着进了刘市长办公室。
办公室内没人，我便穿过办公室来到刘市长的小会议室，此时邓宏昌正义正言辞地宣布：“温华坚，从现在开始，你被‘双规’了，你必须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说清问题。”
温华坚见我拎着密码箱进来了，顿时脸色苍白，额头上渗出细汗来，我将箱子放在茶几上，说明了情况，邓宏昌厉声问：“温华坚，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温华坚支支吾吾地不肯说。邓宏昌给尚小琼使了个眼色，只见尚小琼不慌不忙地走到箱子前仔细研究了一会儿，不费吹灰之力箱子就“啪”地一声开了，当尚小琼打开箱子盖的瞬间，大家全都惊呆了，箱子里竟然整整齐齐摆放着十叠美元，每叠两万，都是崭新的绿票子。温华坚腿一软瘫在了椅子上，两名大汉架起了他离开了小会议室。邓宏昌目光炯炯地与刘市长交换了一个眼色，刘市长向我摆了摆手，于是我又回到办公室给陈实打电话。
我坐在办公桌前，感觉今晚的市政府办公大楼成了一只巨大的“捕鼠器”，我打完电话后，陈实和胡占发像两只老鼠一样又陆续钻进了“捕鼠器”。
该打最关键的一个电话了，我的心不免有些紧张，我定了定神，然后果断地拨通了彭国梁的手机。此时彭国梁刚刚宴请完国家商务部领导，正坐在奥迪车内同家，他接到我的电话后似乎有些心神不安，他试探地问：“道明，刘市长找我到底有什么急事？”我故作镇静地笑着说：“彭市长，我真不知道是什么事，反正他说有重要的事要和您商量。”我说话的语气尽量让彭国梁感到刘市长很看重和他商量这件重要的事，丝毫没让他察觉出来有什么异样，很显然彭国梁对自己的事有所察觉，他是抱着侥幸心理答应过来的。
大约过了一刻钟，彭国梁身心疲惫、无精打采地走进来，他进门就问：“道明，刘市长呢？”我赶紧引领他穿过刘市长的办公室来到小会议室，刘市长见彭国梁来了如释重负地从沙发上站起身说：“国梁，这位是省纪委六室主任邓宏昌同志，老邓，其他几位位同志由你来介绍吧。”
邓宏昌根本没起身，只是黑着脸说：“彭国梁，想必你应该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来。我想党纪国法都讲了些什么，就不用我重复了，总之，党纪无私，国法无情，从现在开始你被‘双规’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彭国梁借着酒劲不屑地说：“刘一鹤，我为东州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邓宏昌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你就这么不容我，竟然用反腐的名义排斥异己，打击报复！”
很显然彭国梁的话戳到了刘市长的痛处，其实刘市长对彭国梁的问题早就看在了眼里，且不止一次地点拨他，提醒彭国梁悬崖勒马，但是都被彭国梁看做是刘市长嫉贤妒能、排斥异己。今天窗户纸捅开了刘市长痛心地说：“彭国梁，功过是非，自有公论，常言道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踩的，自作孽不可活，难道你贪污公款在赌台上一掷千金，也是我排斥异己让你去的？”
彭国梁气急败坏地反驳道：“刘一鹤，你这是血口喷人！邓宏昌，秀英同志是了解我的，我要和秀英同志通电话。”
邓宏昌猛然站起身大手一挥说：“不必了，到了规定的地点，你自然会见到齐书记。此时齐书记正欣赏你在澳门大鸟笼子里的赌技呢。”
彭国梁不解地问：“你什么意思？”
邓宏昌轻蔑地一笑说：“彭国梁，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为，你在大鸟笼子里的风采，已经被执行任务的国家安全局的侦察员录下来了，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彭国梁一听，脸顿时白了，邓宏昌大手一挥，两名大汉一左一右站在了彭国梁身边，彭国梁垂头丧气地走出小会议室。紧接着黄小明就到了，六个人与刘市长和我握手后，簇拥着黄小明走出了小会议室。
我情不自禁地走到窗前，只见市政府大院内，猛然出现了二十几辆车，车队像长龙一样缓缓驶出，市府广场上的霓虹灯像鬼火一样闪烁，我脑海中忽然闪现出黄小明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堕落其实是我们对天堂的无知。”
33。我是市政府办公大楼
我还是第一次做捕鼠器，据说捕鼠器又分为连续性捕鼠器和单只捕鼠器，其中连续性捕鼠器采用常规食物诱饵及纯机械原理灭鼠，避免了药杀时药物本身及死鼠腐烂对环境的污染，而且具有连续性。其原理是，捕一只老鼠后，连续性捕鼠器都会自动地恢复为初状态，采用诱饵仓、踏板、制约门、自复位等机械原理，一次最多可诱捕几十只老鼠。很显然，我做了一次连续性捕鼠器。但是我的功能不是捕鼠。有人将我比喻成东州的大脑，我很喜欢这个比喻，其实我还兼有心脏的功能。
既然是大脑，就小仅拥有大脑的全部功能，而且拥有大脑的全部病症，包括痛苦的记忆，像神经衰弱、焦虑症、癔症、强迫症，恐怖症和抑郁症，甚至脑肿瘤、脑梗塞等等，我都可能得上。但是我又不同于肉体的大脑。实际上，我是一个理念的 圆球，我的圆心无处不在，而圆周则不在任何地方，我的圆心在哪里，就相当于心脏在哪里。既然是心脏，就不仅拥有心脏的全部功能，而且拥有心脏的全部病症，像心动过缓、心动过速、心律不齐、心血管梗塞等等，我都可能得上。但是我又不同于肉体的心脏。
有人说，宇宙的命运操纵在造物主手上，而我的命运有时操纵在政治家手中，有时操纵在人民手中，有时操纵在时间手中，有时操纵在历史手中。如果操纵在政治家手中，按常规的说法，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我只能算做座庙堂；如果操纵在人民手中，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我便成了名副其实的江湖；如果操纵在时间手中，时间是无限的，我必然成为尘烟；如果操纵在历史手中，历史是一部书，我也只能是书中的一段内容。我必然要回归时间和历史，但是我的命运却必须摇摆在政治家和人民手中。庙堂与江湖很像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相对的，质量和速度是紧密联系的，物质的质量和能量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但是我无论如何都是一座大楼，我的外形很像一艘巨轮的驾驶舱，我实际上也是东州这艘巨轮的驾驶舱。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按理说刘一鹤是这艘巨轮的船长，他却不待在驾驶舱内，而是在大船搁浅时，亲自到岸上拉纤，还口口声声说，自己到东州就是当纤夫的。刘一鹤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大概是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启发，他要用科学的方法拉纤，并称之为科学发展观。刘一鹤认为，科学是对真理的追求和探索，但不是宣布绝对真理或终极真理的。爱围斯坦认为，自从黑格尔以后，那种企图建立绝对观念、终极真理的时代就一去不复返了。绝对观念、终极真理来源于绝对事物，世界上没有绝对事物，也就没有绝对观念、终极真理。
刘一鹤认为，爱因斯坦毕竟是科学家，而不是政治家，他太乐观了。实际上，在东州，很多人认为我就是绝对的，我不仅是绝对权力的象征，还代表了绝对的观念。刘一鹤声称，改革就是通过对相对论的验证推翻绝对沦。至此，我又恢复了大脑的功能，因为刘一鹤提出的验证方法就是将压抑在大脑中的思想都释放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大脑不得病，然而刘一鹤太乐观了，因为他只是一名纤夫，还不是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医生。于是，刘一鹤开始恶补医学，想时我进行开颅手术，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实践，他断定我得了脑肿瘤，但是以他的医术还没有勇气和把握给我开颅，多亏他没有给我开颅，因为有一位女外科医生说，像我这种不同于肉体的大脑，最容易寄生老鼠，其病症类似于肉体大脑的脑囊肿，脑囊肿就是大脑生了虫子，但是我不同于肉体的大脑，我比较容易生老鼠。
这位女外科医生叫齐秀英，她的诊断结论是“盗可盗，非常盗”，开出的处方是“道可道，非常道”。她的“非常道”对付“非常盗”有效，但治标不治本，属于西医的治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治本大概还需要用“中医”的辩证施治，只可惜，刘一鹤和齐秀英学的都是“西医”。“西医”是“有为”之治，“中医”是“无为”之治。
别以为“无为”就是马放南山。老子认为宇宙万物，包括人类，都是有为的、都是竞争的、都是有欲望的，正因为宇宙万物包括人类有欲望，去竞争、去有为，它才能够生存和发展。但这种有为往往趋于过分，“无为”就是倒置所为，就是否定那些过分的有为，否定那些妄为，进而达成和谐。好的执政者就应该是好的“中医”。
一直以来，很多人视我为一座巨大的城堡，我的确是由一块块坚硬的石头组成，但是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我不再是坚硬的城堡，而是一座伟大的思想库。当然这些思想取之于民，在我这个特殊的大脑内经过加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再用之于民，这就叫“以百姓之心为心”。所谓“以民为本”的前提是要有“愚人之心”。历代统治者将老子的“愚人之心”理解成实施愚民政策，他们不仅禁止开启民智，而且刻薄地算计老百姓，将“愚人之心”当作愚民的机巧和阴谋，正因为如此，王朝才一个接一个地更叠。别看天空看似虚无的真空，其实那里面正发生着像大海一样的量子涨落，谁将老百姓的纯朴看成愚钝，谁的王朝终将似真空中的正负粒子对撞，对撞之结果是烟消云散。老子用“愚人之心”告诫统治者，若想王朝永固，必须用纯朴之心、仁爱之心、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才是真正的“愚人之心”。谁自作聪明将“愚人之心”当作“愚民政策”，谁就将自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苦吃。我掌握在刘一鹤的手里，就是一颗“愚人之心”，我要是掌握在彭国梁手里，非得心脏病不可。
此时，彭国梁被齐秀英像抓老鼠一样抓进了看守所，最心急如焚的就是彭国梁的老婆张佩芬，在夫妻俩预感到要出事之前，张佩芬就做好了准备，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丈夫官复原职。没有人不相信这是种神圣的爱，但是有一次张佩芬开着车驶入市府大院坐在车里等综合二处副处长许智泰时，我偷听到了他们之间的谈话，也只有我能偷听到，因为没有人会发现张佩芬开车驶入了市府大院。化装毕竟是女性的天分，何况张佩芬不仅善于化装，更善于伪装，我从她与许智泰之间的谈话中发现一个问题，这就是位子比脑袋重要，为了使丈夫官复原职可以牺牲掉丈夫的脑袋。张佩芬在市行政学院不仅是副院长，她也教哲学，她不愧是教哲学的，如果丈夫恢复了原职，当然也就保住了脑袋。由于我是脑袋的同类，我为张佩芬的冒险捏了把汗。
如果东州没有我这个中枢会是什么样子？如果彭国梁没有了脑袋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非常佩服张佩芬的自信，尽管我不知道她哪儿来的自信。“德·昆西说人脑就像一个隐迹纸本子，每次写的东西会盖住上次写的，这一次的又会被下一次的盖住。但是，只要给以充分的刺激，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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