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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笔记-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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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气愤地）：不管发生了什么，这都是堕落。
老四（同情地）：堕落啊，你的名字叫女人！
老二（嘲讽地）：永恒的女性引我们上升。
小妞儿（惋惜地）：为什么人类经典中有那么多教诲，可还是挡不住他们的虚荣。
老三（痛苦地）：什么教诲！人类何曾看重教诲？海上老人说，金玉良言僵死在愚钝的耳朵里，即使事实经常狠狠责备自己，人们依然执拗如昔。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虚荣是心灵的表皮。
老大：小妞儿，日记里没说强奸犯是谁吗？
小妞儿（沮丧地）：老大，你在我们几个中阅历最丰，以你的经验推一推，你认为应该是谁？
老四（傲气地）：别看大哥德高望重，但做福尔摩斯非我莫属！既然她在日记中不敢提这个人的名字，说明这个人是个大人物，妞姐，尽管你的主人心里讨厌那个家伙，但欲望却把她推到那个家伙的怀里，这说明既慑于那家伙的淫威，又对他心有所图。
老二（不屑地）：能图什么？无非是权力、地位、身份、荣誉、财富、享乐这些害人的东西。
老三（沉思状）：以我看这件事不简单，说不定是一桩离奇案。
老大：老三，不要什么事都扯上“案”，要知道“案”是我们的祖先。
老四（好奇地）：老大最懂历史，说说看。
老大：最早的桌子是既矮又小的案，汉以前，人们阅读、书写、吃饭都在矮床上放置“案”，汉末，胡椅传入中原，随之出现简单的桌子。别看桌子比案个头高，案在人们心目中可比桌子有地位。人们常说拍案惊奇、拍案而起、拍案叫绝，谁听说拍桌子惊奇、拍桌子而起、拍桌子叫绝的，都说拍桌子瞪眼，拍桌子砸板凳，是吧？
老三：老大，眼下在人们心目中最有地位的不再是案，更不是桌，而是台。
老二（狐疑地）：老三，你是指写字台？
老三：不光是写字台，还有老板台、大班台，领导讲话在哪儿，当然是主席台。领导高升叫什么？叫上台。显而易见，台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早就取代了案。
小妞儿：老三，我看也不尽然，小姐上班叫坐台，小姐被客人领走叫出台，难道此台非彼台？
老大：老三，看来“台”有两面性，或者说有下贱性，古人办公都用案，所以才有文案、方案、草案、议案，没听说过有文台、方台、草台、议台的，特别是大案要案，更彰显了案的份量。没听说有大台要台的，老三，按你的说法，“审案子”莫非改成“审台子”，简直是乱弹琴。
老四：照你们这么说，桌子一钱不值了？
老二：谁说一钱不值，老四，桌就是卓，它是高起来的意思，卓然而立、卓尔不群说的就是我们。
小妞儿（开玩笑地）：老二，照你这么说，“审案子”可以改作“审桌子”了？
（办公桌们哈哈大笑。）
老大：总之，一张办公桌如同一本书，我们肚子里有什么内容，主人脑袋里就有什么内容，从办公桌不仅可以看出主人的个性，也可以看出主人的生活态度。
老四：从办公桌的档次，还可以看出主人的身份、地位。
老三（不屑地）：人类只会凭身份和地位生活，从来不懂得凭生命生活。
小妞儿（逗趣地）：这么说我们办公桌是个秘密基地，什么作风问题、情感问题、趣味问题统统地在这里汇总了。
老四（兴奋地）：妞姐，你起个头，我们唱首歌吧！
小妞儿（高兴地）：唱什么好呢？
老大：就唱老三编的《办公桌之歌》吧。
（此时所有的办公桌抽屉全部打开，办公室内充满了欢乐的歌声。）
小妞儿领唱：
小小办公桌，人生大舞台，
喜怒哀乐悲恐惊全能演出来，
若是你不信，就做公务员，
办公桌前坐一坐，命运不徘徊。
“别去琢磨这独一无二的命运”，
安心坐下来，
要知道“存在就是义务”，
义务就是服务，
“即使不过是一瞬”，欢乐又开怀！
·3·
横：现实
5。我是正处级调研员
“我被骗到这里，然后又受到让人撵走的威胁。”土地测量员K这句话始终在我脑海中萦绕，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我的命运与K越来越相似。
我是从市政府研究室调到办公厅综合二处的，尽管赏识我的是时任常务副市长的刘一鹤，但是具体操作的却是综合二处处长赵忠，因此我对赵处长一直心存感激。别看市政府研究室号称市长的智囊团，但是研究室的智囊们除了几位主任，处以下干部谁也没有机会被市长、副市长们召见过，别说市长、副市长，就连秘书长、副秘书长，也无缘真容。
研究生毕业后，我踌躇满志地走进研究室的大门，《隆中对》没少写，当然都署上了市领导的名字，却一直没有遇上三顾茅庐之人。你不顾我只好我顾你了。我等待着，我准备着，我寻找着一切可以证明自己的机会，我像一只孤独的蝙蝠期盼着黑暗的来临，我知道黑暗是光的源泉，光是一条思想的河流，寻找光源必须逆流而上。
我的机会终于来了，时任常务副市长刘一鹤终于给研究室布置了一个重要课题，由研究室副主任李玉民牵头，对全市招商引资项目落实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摸底调查，当时研究室只有两名科班硕士，我是其中之一，恰恰又在外资处，于是便成了这项课题的主笔。在调研过程中，我发现假招商、假外资问题非常严重，但李玉民指示，问题要轻描淡写，主要写成绩，因为这份调研报告很可能全文登在《东州日报》上。我非常理解李玉民的心情，因为最近有传闻，说刘一鹤对李玉民很赏识，有意调李玉民到办公厅任副主任，如果传闻属实，那么这项课题很可能决定李玉民的去留。
我做事一向有两手准备的，我判断刘一鹤仅仅为了在《东州日报》上登一篇宣传自己在招商引资方面政绩斐然的文章，根本用不着让研究室大动干戈，办公厅综合二处搞这类文章轻车熟路，看来刘一鹤是想摸清一些真实情况，对症下药，使全市招商引资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因此，我按李玉民的指示写了一个调研报告，私下里我按照实际调研的情况又写了一份，这份报告浓缩了我对全市招商引资工作的全部真知灼见，我本打算将私下里写的这份报告作为资料保存的，当然骨子里期待他能成为刘一鹤赏识的《隆中对》。
在研究室工作快五年了，级别也从主任科员混到了正处级调研员，但是却总是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在我的周围，仿佛总是围着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墙，有光而无芒。有时候我恨不得想一头撞在南墙上，但是墙就在你面前，却根本不给你撞的机会。我不想成为地下人，我讨厌所有公式，讨厌所有表格，讨厌所有几何图形，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撞一回南墙，否则我不知道我究竟是活着，还是死了。结果皇天不负有心人，课题完成后，刘一鹤破天荒地让李玉民带着课题主笔一起到他办公室汇报，于是我逾越了外资处副处长、处长，意外地获得了一次撞南墙的机会。
这是我第一次直面刘副市长，给我的印象是既平易近人又和蔼可亲。这更增加了我撞一回南墙的信心。当时赵忠也在场，与刘副市长的随和相比，赵忠的脸上有一丝如临大敌的紧张。可能是由于胖的缘故，尽管屋子里开着空调，但是赵忠仍然不时地用纸巾擦汗。
李玉民胸有成竹地汇报了半个多小时，我发现刘副市长脸上的微笑渐渐地散去，尽管仍然呈现出随和，但随和之中有严肃。刘一鹤听完汇报，沉思片刻问了几个问题，李玉民轻描淡写地做了回答。我听了刘副市长的问题心中暗喜，因为这几个问题正是全市招商引资工作的要害问题，看来刘副市长之所以没将这个课题交给以短平快见长的综合二处，而是交给了以研究见长的研究室，就是想搞清楚这几个问题，李玉民却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显然没领会领导意图，而这几个问题产生的原因、背景以及解决对策我已经烂熟于心。
刘一鹤虽然对李玉民的汇报没表现出什么，但是破天荒地让我补充几句，却让李玉民脸上掠过一丝尴尬，本来为了维护李玉民的面子，我应该顺着他的口气打圆场，但是这是我进市政府工作五年以来，第一次在市长面前展示自己，而且是面对面地坐着，我是个什么？不过是个处级调研员，全市公务员中有几个人能有机会面对面地向刘副市长汇报工作，没有，也不可能有，但是这个馅饼却砸在我头上了，我不仅要吃掉这个馅饼，还要让他在我体内全部消化掉，全部变成营养吸收，连一点屎也不许拉出去。
我定了定神，口若悬河地说了十分钟，不仅刀刀见血，而且还配好了灵丹妙药。刘副市长听完我的补充意见后，很兴奋，他让我将刚讲过的观点整理个报告给他，并做出了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决定，他让李玉民和赵忠先回避，却将我一个人留在了他的办公室。
我顿时紧张起来，我知道这回是真的撞到南墙上了，说不定比撞南墙还要严重，很可能是撞在枪口上了。我，一个从未直接面对过市长的正处级调研员，平时只有很少的机会坐在主席台下听坐在主席台上的刘副市长讲话，当然中午到食堂吃饭时，虽然市长们有小灶，但是由于走的是一个大门，因此迎面也见过刘副市长几次，当时除了心跳就是恐惧，别说打招呼，就是直视的勇气都没有，何况像今天这样，单独与刘副市长面对面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这不是撞在枪口上了，是什么？
此时此刻，我恨不得变成一只老鼠找个洞钻进去，然而，四周除了墙什么也没有，哪怕有只捕鼠器也好，我会毫不犹豫地钻进去，但是，这间办公室内没有任何可以钻进去的东西。我转念一想，其实我早就钻进猫嘴里了，眼下活下去的唯一办法就是拔掉猫牙。我心一横，不失时机地将私下里写好的另一个调研报告递给了刘副市长，怕刘副市长多心，我冠冕堂皇地解释了一遍理由，想让刘副市长相信这份报告不过是一份我私自整理的资料，可是解释完我却多了一份欲盖弥彰的心虚。
刘副市长根本没有理睬我的小聪明，他越看眼睛越亮，最后，一拍桌子兴奋地说：“黄小明同志，你这场埋伏打得不错呀，这才是我需要的调研报告，不仅实事求是，而且高屋建瓴。小明，你知道我为什么单独把你留下吗？”
这可真是世事难料，没想到撞枪口上比撞南墙上幸运，本来撞南墙顶多撞个头破血流，而撞枪口上的却没有几个活下来的，看来我不仅幸运地活了下来，还要因祸得福。刚进研究室时，虽不敢自比卧龙，但亦有卧虎之志。研究室号称市长的智囊团，听起来都让人兴奋，无奈蜗居五年，这个清水衙门不过是南阳卧虎冈，每天过的日子是“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多少次刘玄德劝诸葛孔明的话回荡在耳畔：“大丈夫抱经世奇才，岂可空老于林泉之下？”莫非这刘一鹤要效仿刘玄德？“壮士功名尚未成，呜呼久不遇阳春？”莫非我破天荒地遇上了阳春？
弄不清刘一鹤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不敢贸然开口，只是慎重地摇了摇头，刘副市长哈哈一笑和蔼地说：“小明啊，眼下市政府办公厅七百人多中，旁门左道的假硕士不少，但文凭怎么来的，我心知肚明，我身边急需有真本事的真秀才啊。”
我腼腆地说：“刘市长，您的综合二处哪个不是出手不凡的笔杆子呀？真秀才也未必有真本事啊！”
刘副市长郑重地说：“是啊，他们写八股文章个个是出手不凡，可是没有思想，我说的思想不是道德训条，而是创造。刚才李玉民汇报的调研报告就是按八股文章套路写的，而你现在给我的这份报告才是创造性的，这两份报告都出自你的手，看来你的可塑性很强嘛！怎么样，有没有兴趣调到综合二处？”
说实在的，到市政府研究室工作五年了，听到的见到的也不算少，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之声就不绝于耳，这说明不够解放的思想一直束缚着我们，从一位念惯了官样文章的常务副市长嘴里说出“解放思想”四个字不足为奇，反正所有的领导都在说，但是刘副市长不仅谈思想，而且与创造一起谈，这就不得不让我对他刮目相看了。我一直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这也是我们只意识到经济上是发展中国家，却意识不到在政治上、在文化上、在社会上更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原因，“思想”的主题就是政治权威，谈何创造？
如今“创造”两个字在常务副市长刘一鹤嘴里说出来，我还真有一种“长空雪乱飘，改尽江山旧”的冲动，便重重地点了点头说：“刘市长，一个民族总要有人拆下肋骨，点燃火炬，这样的人一般都出现在秀才中，想不到您作为政治家也有勇气仰望星空，这不光是东州人民之幸，更是我黄小明之幸！”
这虽是我的恭维之话，但确实发自肺腑。人活在世上，有一半也是为了“看重”这两个字，不然追求成功干什么？我在市政府大院熬五年了，还不知道多久才可以做到“凤翱翔于千仞兮”，虽然说伟大是熬出来的，但是又有几人仅仅靠熬着而成为伟人的？平庸的人熬着可能是日常生活，而有鸿鹄之志及鸿鹄之才的人熬着很可能是坐以待毙！老地方坐久了，心里还发凉、双眼还发黑呢，何况命运？人的命运是绝不能建立在二乘以二等于四这样的真理上的，人活着就是活那么一线光亮。想不到撞南墙竟然撞上了大运。
我是和李玉民脚前脚后调到办公厅的，虽然都是平调，但是办公厅副主任与研究室副主任比起来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当然我这个办公厅综合二处的正处级调研员比研究室的正处级调研员腰杆也直了不少。我的事由于赵忠没少操心，因此我到处里工作后，大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劲头，处处站在赵忠的立场上全力维护赵忠的利益。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综合二处在赵忠的领导下不仅不是思想创造的圣地，而且是大搞绝对君权，实施养蜂战略，全处同仁每天坐在办公室内就像进了蜂箱。最惨的就是我，由于赵忠自以为在我调入综合二处这件事上出了力，俨然以我的恩人自居，将我这个在刘副市长眼里的大秀才，当成了他的小秘书，甚至是拎包的，呼来唤去，每天忍气吞声地活着，不仅丢掉了在研究室工作时的那份清闲，更有一种丢了尊严的屈辱。
赵忠对我采取的最专制的手段就是不让我有任何与刘副市长接触的机会，但是刘副市长的发言稿却成了我的专利。赵忠显然是在提防我，尽管我谨小慎微地压抑着自己，但是赵忠很清楚，如果给我接触刘副市长的机会，全处最可能取代他的就是我。别看我是正处级调研员，刘副市长要想把我的“调研员”三个字换成一个“长”字简直是易如反掌。
然而，自从我调入综合二处以后，刘副市长似乎把我忘记了，我写的全部材料先要由赵忠过一遍，然后他根本不与我打招呼，就拿着我辛辛苦苦写的材料邀功请赏去了。凭我的直觉，刘副市长心里应该是有数的，可是为什么再也没有召见过我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就是我刚到综合二处时，许智泰、欧贝贝和朱大伟对我都带搭不理的，我以为他们是嫉妒我文凭高、级别又是正处级，将来在进步上挡了他们的路，时间久了，我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们几个之所以对我不冷不热的，是因为我和赵忠走的太近了，他们都以为我是赵忠调来的，认为我是赵忠的人。
我心想，当初明明是刘副市长看中了我，和赵胖子有什么关系？他不就是奉刘副市长之命跑了跑手续吗？其实手续上他也没费多少心思，具体事宜都是人事处办的，我尊重你赵忠，完全是因为你是综合二处处长，还真以为自己是别人的大恩人呢，整天拿我当丫鬟使，被大家孤立的滋味太难受了，我不能弄得里外不是人，于是便试着向许智泰、欧贝贝和朱大伟靠近。这几个人并不领情，我知道他们有顾虑，根本不相信我，于是我当着大家的面，让赵忠吃了两次软钉子，当时赵忠很下不来台，许智泰、欧贝贝和朱大伟这才渐渐接纳了我。
但是赵忠被我得罪了，别看赵忠胖得跟猪似的，心胸却小得很，我知道赵忠一直在伺机抓我的小辫子，我对待工作愈加认真，试图不给赵忠机会。然而人要是点背了，喝凉水都塞牙。市委书记到市招商局调研，刘副市长陪同，这次会议我并未参加，是朱大伟陪同赵忠去的。会上市委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赵忠录了音，当然刘副市长也发表了讲话，发言稿还是我写的。赵忠回来后将录音笔交给了我，让我连夜将书记的讲话和刘副市长的讲话整理出来。
我心想，你带着朱大伟去的，这活应该交给朱大伟干，干嘛交给我？便冷漠地说：“刘副市长的讲话是我写的，现成的发言稿，还整理什么？”
赵忠不怀好意地笑道：“刘副市长基本没按你的稿子讲，是发挥的。”
我无话可说，只好接过录音笔放进公文包内。这支录音笔是赵忠从市财政局化缘来的，刚弄来不到一个月，崭新的，价值一千五百多元。下班后，我将公文包夹在了自行车后座上，快速往家赶，路过动物园时，门前有卖菜的，老婆早晨上班前就嘱咐我下班后买把菠菜回去，我下了车挑了把水灵灵的菠菜，付了钱，我把菠菜扔进车筐内，回头一看顿时傻了眼，公文包不见了。
我不知道是被偷了，还是掉到半路了，呆立了片刻，下意识地跳上自行车往回骑，骑着、骑着我意识到，平时我都是将公文包夹在车后座的，架子很紧，从未掉过包，一定是买菜时被偷了，只要是被偷了就不可能找到了，公文包并不贵，关键是丢了录音笔，这回我可是主动把小辫子送给赵忠了。
我十分沮丧地回到家，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跟老婆说了，老婆一句也没埋怨我，通情达理地在床头柜里取出一千五百块钱塞给我，此时我岳母正在住院，这是给老人家准备的医药费，我把钱重新塞给老婆，老婆说，丢了录音笔咱们还了不就完了吗？我垂头丧气地说，哪儿有这么简单，刘副市长下面管着二三十个局，综合二处跟下属单位张张口，别说一个录音笔，小轿车也一样给，关键是领导讲话丢了不好交代。老婆安慰地说，杀人不过头点地，给你们处长打个电话，让他搪一搪，或许没这么严重。“老婆，”我底气不足地说，“其实领导讲话丢了不要紧，市招商局肯定也录了音，只是赵忠一直在找我的小辫子，这下还不知道他怎么做文章呢。”
老婆为我担心起来，他劝我去找一找李玉民，我恍然大悟，对呀，我和李玉民毕竟都是研究室出来的，我在研究室时是他最得力的干将，他现在是办公厅的主管副主任，不可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我晚饭都没吃，星夜打车去了李玉民家。
进李玉民家门时，是他老婆开的门，我在研究室时去李玉民家拜过年，他老婆认识我，很热情地把我请进客厅，此时李玉民正坐在客厅的茶几旁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我进去时屁股也没抬，只是努了一下嘴示意我坐，我心里有事，哪儿敢随便坐，只是用半个屁股坐在沙发上，惴惴不安地说了丢包的事。李玉民听明白后，一边啃着鸡腿一边问我，向赵处长汇报了吗？我没拿李玉民当外人，简单说了我和赵忠近来的微妙关系，李玉民并未表态，只是说我应该先向赵忠汇报，便不再理我。
我尴尬地坐了一会儿，心想，你李玉民竟是个鸟人，看样子是下决心袖手旁观了，我心一横，起身告辞，我就不信还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李玉民的老婆也觉得丈夫有些过分了，一边数落他一边把我送出门。
我走出楼道仰望星空，发现一颗流星划破夜空，我猛然顿悟，如果这颗星星不划破夜空，谁会知道他的存在？看来它是以不存在换取了存在，我应该学习这颗流星，一旦出发就不问归程，其实人生是永远走不了回头路的。想到这儿，我掏出手机拨通了赵忠家的电话。
赵忠懒洋洋地接了电话，当他听明白我汇报的情况后，半天没说话，我叫了两声赵处长，他才像有屎拉不出来地说：“小明，这件事太严重了，明天我向厅党组汇报后再定吧。”说完电话一摔就挂了。
我茫然地站了半天，我知道赵忠有机会向我发难了。从电话的口气里，我能听出来，他将丢录音笔的事上升到了政治错误，而且怀疑我私密了录音笔，眼下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向王朝权求救，王朝权是欧贝贝的老公，在市招商局办公室工作，正好负责材料这一块，市委书记和刘副市长的讲话录音，王朝权手里一定有。
果然，我给王朝权打电话时，他正在办公室整理录音，而且刚刚整理出来，王朝权在我眼里不仅为人正值，而且很有才气，只是不懂政治，一直没干起来。我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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