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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论个人与个人自我意识-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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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看出这种独特性有什么值得鼓励的可贵之处。
“在他最了解的一个基督徒的心灵史中,他看到了所有基督徒的典型史。”
①他按照他那个时代所特有的一般“人的理论”改造自己的生活,强调了人的发展的全体性倾向。由此才有《忏悔录》的这种自传与神学议论的结合、这种公开示众的性质和毫不隐晦的说教。
奥古斯丁的中世纪读者完全理解作者的意图。
但丁认为,过分的自我显示是自私的表现,可是他却为奥古斯丁《忏悔录》的真诚作了辩护,而辩护的理由就是“他弃暗投明,精益求精,这种堪为楷模和富有教育意义的生活转变”可以成为他人的榜样和借鉴。但丁认为,如果不是为了供人借鉴或者必须进行自我辩护,那就不必要自述身世和坦白灵魂,特别是不必要公之于众,因为“没有人能真实公正地评价自己,我们的自爱是很不可靠的”
②。
“人人如此”
是中世纪思想的一般特点。
在米什写的大部头自传文学专史中,从6世纪到15世纪(意大利部分到1350年止)这一时期内只能提出七部有份量的自传著作,即使再把标准放宽一些,为数也不过八——十部而已。
尽管如此,在整个中世纪的历史上,特别是在11—13世纪,还是发生了生活方式个体化和人的价值提高的复杂过程。
在西欧,早在11世纪之初就已经有以第一人称撰写的忏悔性
①维尼特奥勃,K。
J。
:《个性的价值,自传文学中的自我与环境》,芝加哥,1978,第45页。
②《但丁短篇集》,莫斯科,1968,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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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歌和祈祷词。在12世纪,由于“外部”忏悔和“内心”忏悔的区分,个体忏悔(区别于集体忏悔)
逐渐推行开来。
1215年,拉特兰公会议规定,每一个基督徒每年至少必须忏悔一次,而且不是一般承认罪过,还要有内心忏悔才成,教会不但要评价忏悔者的行为,而且要评价他的行为动机、他的意图。据阿伯拉尔的说法,意图、“邪念”甚至比行为更重要。
因此,拉丁语表示“内心欲望”和情感状态的语汇迅速丰富起来。为了最大限度地准确评价行为和动机的“诚”和“不诚”
,神学家们精细地区分了情绪、情感和人们相互关系的种类和程度。系统热也渗透世俗文化。例如,抒情歌手仔细描绘了向女子献殷勤的礼节,使用了表示不同的爱情和爱情的不同程度的专门用语。
中世纪的丧葬方式和仪式的演变特别可以说明问题①。
远古意识不重视个体存在,也不懂得个体死亡的悲哀,认为存在就是无休无止的循环轮回,生死通过这种循环轮回不断相互转化(例如,在举行成年仪式时有假死和再生的过场)。
但是,不同的民族基于各自的文化,对死的态度和体验也各有不同。有的是叙事诗式的处之泰然,人皆有死,视死如归,例如《旧约》那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
(《约伯记》,第四十二章,第十七)
;有的是相信转世,从而认为没有绝对意义的死,这在诗歌如《摩呵婆罗多》中有过确切的表述:
①阿里耶斯,Ph。
:《死亡和葬仪》,巴黎,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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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智者懂得普遍规律,死人活人他都不必怜惜。
你我大家都有生生世世的既往,我们未来都还有千世万世的继续。
正象我们今生今世的肉体躯壳有童年、成年和老年的更替,我们的肉体也会更替变换,明智者不会为转世托生焦虑。
他无我无自,清心寡欲,举步从容,直至安息①。
古典时代的希腊认识了个体存在的价值,同时也认识了死的可怕。它以相信灵魂不死来与死隔离,认为灵魂原本属于永世不变的理念世界,有终的肉体覆灭之后,灵魂又回到理念世界。
基督教的死亡观同原罪的观念和得救的希望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怎么知道你是否能归入善人的行列呢?须知这并不取决于你的功德,而是取决于上帝的恩惠。
中世纪早期的日常意识没有感觉到这种戏剧性。对于这种意识来说,死是自然的集体命运(“人人都有一死”)
,只得服从。
法国学者阿里耶斯称这种定势为“顺死”
,也就是说,人事先知道“他的时间已到”
,他安然死去,预先完成一切必要的仪式——祈祷、告别亲人、遗言。死者本人和同他告别
①《摩呵婆罗多。罗摩衍那》,莫斯科,1974,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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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人都不把死看作悲剧,也不表示特别的悲哀。在农民阶层中这种对死的态度保持得很久。
在11—12世纪,死的方式逐渐个体化;丧葬仪式有了个体个人的成分,产生了“自己之死”的问题。在造型艺术中,末日审判的情景越来越引起画家的注意;出现了僵死或受苦的基督形象(过去上十字架不是表示人的苦难,而是表示上帝的胜利)。
在死的观念和描绘上,出现了基督教末日论的双重性,亦即仿佛给人设立了两个法庭。一个是个体法庭,死后立即审判,罪人下地狱,无争议的善人上天堂,其他人进净界。但是,还有一个全体的末日法庭,全人类都将站在最高法官面前受审。这两种末日,个体的“小末日”和世界史的“大末日”
,在中世纪早期已有区分①,但是,在中世纪晚期的造型艺术中,重点逐渐转向了个体法庭。末日审判的思想虽然并未消失,但是画家日益更多描绘死后立即实现的个体报应,报应结果如何被置于由死者个人功德决定的地位,死者的脖子上各自挂着一本“生活簿”
,犹如护照或者银行存折。
死的时刻现在有了特殊的意义,它成为赎罪、悔过的最后机会。在艺术中,这个时刻被描绘为善恶势力的戏剧性交锋和生活道路的一次总结。
墓志铭也个体化了。
在古代罗马,每一座坟墓都有碑铭,题着死者的名字、家族身分,有时还有职业、年龄和死亡日期;有些碑铭还有死者的肖像,一般都是胸像或圆浮雕像。
陵墓不仅是祭奠对象,而且也是把对死者的纪念传给后代的手段(“纪念碑”一词就源于“纪念”一词)。中世纪早期废弃
①参见古列维奇,A。。
:《中世纪民间文化的一些问题》,莫斯科,1981,'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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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个传统。约自5世纪起,墓志铭和肖像逐渐消失,坟墓成为无名墓:只要把遗体安葬在一个神圣场所和行礼如仪就够了。到10世纪末,特别是11—12世纪,情况又开始改变。
在要人的坟墓上先是出现了简短的铭文,题明死者的名字和死亡日期,后又增加了安魂祈祷(“安息吧……”)。在13—14世纪,墓志铭的内容扩大到列举死者的封号和功绩,墓碑上出现了以各种方式反映死者生平的装饰图样。
上述艺术中的“个性发现”阶段顺序同利哈乔夫所指出的古代俄国文学艺术的一般规律性正好相符①,最初,人被描绘为一系列行动,而这些行动本身则又被按照人的社会地位来解释;后来,(在14—15世纪的俄国)开始揭示出人的一些心理特性和心情——人的感情和人对外界事件的情感反应等等,这些心理状态已经不是完全出自阶层身分,但是也还没有构成统一的性格,它们仿佛是独立自在的东西,同时也是用宗教伦理的术语表达出来的;最后,发现了个别心理特性的联结环节和动力——内在统一性即个体性格。
换句话说,个体化过程在艺术中的反映是从把握既定环境中的不可分解的个体,发展到区分个体的心理品质,然后再发展到把心理品质整合为在各种环境中都保持自己结构的、具有内在一贯性的统一形象。
在造型艺术中,对个性的兴趣在肖像画中得到反映。
在中世纪早期,肖像作为造型艺术的一个体裁实际上还不存在。人还不能把自己同自己的各种社会功能分开,还感觉不到自己在时间中的不断变化,所以也不需要记录自己在
①参见利哈乔夫,。
C。
:《古代俄国文学中的人》,第72—73页。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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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时间的面貌和状态。中世纪画家看来好象还“不会”画出具有独特个体特征的人的面貌,但是这实际上是反映了一种关于人的本质的观念,这种观念不强调暂时性的特征而强调永恒的、亦即类的特征。对于中世纪的画家来说,只有这种特征才有价值。
9—10世纪的书籍细密画和墓碑所记录的是人的身分,而不是人的个体特征。
例如,祈祷书上的鄂图三世皇帝(980—102)画像虽然得到过他本人的认可,但是却把他画成一个酷似基督的青年幻想者,而在另一幅肖像上他又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有趣的是,当埃森手抄本的插图作者在绘制过程中知道鄂图三世逝世之后,他对这幅肖像不加任何改动,就在下面改写上继位者亨利二世的名字,而实际上亨利二世比鄂图三世年长得多①。换句话说,形象还不是肖像。
在11—12世纪,雕像逐渐个体化,有时是直接按照从死者脸部拓下来的模型制作;有的墓碑或胸像特别突出肖似本人。但是同一人物的不同雕像有时不仅仍不一致,甚至还不符合关于人物相貌的文字记载。
在法国,直到15世纪中叶墓碑才成为肖像②。
在世俗雕刻中可以看到同样的趋势。
在13、14世纪之交,法国国王“美丽的”腓力四世曾指责教皇卜尼法八世不该让雕刻家着重刻划他的外貌,应该体现出教皇的一般观念才是。
到14—15世纪,肖像性雕像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
①莫里斯,C。
:《个性的发现,1050—120》,第89页。
②阿里耶斯,PH。
:《死亡和葬仪》,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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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说明个性感在中世纪晚期正在逐步发展,人作为个人的价值正在提高。但是,不管中世纪人的自我意识如何,他仍然感觉到自己附着于、从属于某人或什么(自己的市政长官、土地、公社、教区)。从属感赋予他以牢固的社会认定性,但是也束缚了他的个体可能性和世界观广度。对于中世纪的人来说,先决这个观念是完全不可克服的,先决的范围包括他的生活道路的一切方面和阶段,从出生于一定阶层这一事实起,到精神上的“蒙召”为止。中世纪人感觉到自己是代理人而不是活动主体。
最后,对于中世纪的人来说,突破常规的任何差异和变化都是不可容忍的。
中世纪的观念把个体看作是一个小宇宙,他既是世界的一个局部,又是世界的一个缩影。
大宇宙是按等级制组成的,人格也是由各种要素组成的一个等级制的东西。个体的“自我”
不是也不可能是这幅世界图画的中心。
在文艺复兴时代,“关系翻过来了。
‘人是世界的模型’,——列奥纳多。达。芬奇说。人开始发现自己。“
①
①高夫,J。
:《中世纪早期文明》,第4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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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个性的发现
“个 人 感”
一个人的生命难道不是象一代人的命运一样珍贵吗?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他同生共死的完整世界,每一座墓碑下都有一部这个世界的历史。
海 涅
列宁写道,资本主义萌芽意味着“个人感的提高”
①。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个体客观(空间和社会)分立和个体社会独立性增长同“自我”心理价值提高、个人内在世界私向化和复杂化相结合的过程。
前面已经说过,个体的空间附着性,尤其是个体对公社、阶层和社会功能的附着性,是封建主义的典型特征。资本主义打破了这个框框。
“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
①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3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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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
①
如果根据资本主义的后期发展来评价这一历史进展,当然有必要强调指出资产阶级自由观的狭隘性和形式主义,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无人称性、剥削的增长和异化等等。
但是,即使最表面的自由也比法定的无权进步。农奴是封建主的动产,他不能离开自己的主人。而迁徙自由却是一切其它自由的逻辑前提和必要历史条件。动物和人都会本能地把限制迁徙自由当作不自由。说明监狱性质的主要不是铁窗的存在或舒适的不足,而在于它是不考虑本人意志的拘留地点。
人类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每一个新阶段都意味着人所可能占有(哪怕只是在原则上)的身体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扩大。与个体社会认定性相关联的一切社会共同性(类、部落、村社,教区或国家)都定位于一定的身体空间和比较确定的疆域之内。因此,历史学家把资本主义的形成和与之相应的文化心理进步同地理大发现和开拓新土地联系在一起。
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使人与人的关系成为真正普遍全面的联系。个体一旦能够自由改变居留地点和不受阶层从属性的束缚,就不再如此不可变更地附着于自己的社会角色:“……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只是表现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
②
社会联系变为个体达到私人目的的手段提高了个体自由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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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尺度,使个体有可能进行选择。不仅如此,选择还成为必然。同时,这种联系,就其对个人而言,现在还成为外在的即强制性的必然性,而在一切关系都人格化的封建等级制度下,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阶层个体”不能把自己与自己的社会从属性分开,而“阶级个体”却必须这样做,他不仅通过自己的社会身分,而且往往违背自己的社会身分来确定“自我”。
各种社会角色在中世纪只是个人的不同位格(确切些说,人格就是各种角色的总和)
,现在则可谓有了独立的存在。人要回答“我是谁?”
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脱去法衣,也就是脱去自己身上的社会装扮。
中世纪的个体必须按照规定举行各种各样的传统仪式,把这些仪式当作自己的真正生活。与此相反,资产阶级社会的个体对于他觉得是外部“规定”的东西表现出高度的敏感以至反感。这使他的“自我”变得大为重要和积极,但也变得大成问题。
蒙田曾试图把自己的“自我”同“规定”的社会角色分开,他的想法很有代表性:“需要好好扮演自己的角色,但是也不能忘记这完全是分派给我们的角色。不能把面具和外貌变成本质,不能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我们不会区分衬衣和皮肤。其实,当你往脸上涂粉的时候,你只要不同时往心上涂粉就是了……市长先生和米歇尔。蒙田从来不是同一个人物,两者之间始终有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
①
①蒙田:《随笔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60,第3集,第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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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自 我 论
在客观上和象征意义上,封建联系的瓦解扩大了个体的自觉自我意识领域。人要在多种多样和不断变化的情况中独立作出决定,这种必要性要求人必须具有发达的自我意识和坚强的、亦即坚定灵活的“自我”。中世纪思想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这种思想的人道主义是对人的弱小可怜的怜悯和同情。人在黑暗中徘徊,罪孽深重,不知道怎样找到真正的出路。
对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来说,人首先是创造者。
皮柯。德拉。米兰多拉在《论人的尊严》中说,上帝在创造了人并“把他放在世界的中心”之后,对他有过这样的嘱咐:“亚当啊,我们既不叫你只呆在什么地方,也不规定你长成什么样子、专门做什么事情,这些你都可以随意选择,按你的意志、你的决定去办。其它造物的形貌在我们制定的法律中都规定了。对你没有任何限制,你就按自己的决定来确定自己的面貌吧,我给你这个权。”
①
当然,人是自己本身的创造者这个形象主要是一个意识形态纲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吃尽了封建割据,战乱频仍以及贫穷本身的苦头,人文主义者自身之所以能够存在,也只是仰仗君主或权贵人物的保护。
但是,这个时代确实产生了空前绚丽多彩的天才和鲜明的个性,借用恩格斯的形象说法,就是“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的
①皮柯:《论人的尊严》,见《世界美学思想史资料汇编》,莫斯科,1962,第1卷,第507页。详见列维亚金娜,H。
B。
:《14世纪下半叶—15世纪上半叶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说中的人的问题》,莫斯科,197;巴特金。。
PM。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莫斯科,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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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
,他们成为后世的标准,正如古代希腊成为人文主义者自身的标准。
从长期的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个人在日常生活上的实际自主化有过重要的意义。中世纪的农民以至市民,一辈子都是在同一些手工业者和邻里中间度过的。公社关系的狭隘性和牢固性不容许任何人忽视这种关系,因此人不大可能有纯属于自己的东西。
直到18世纪未,家庭()这个概念同F _ M H '包括所有住在一起的亲眷和仆人在内的宅第()
(家业)
这I E M个概念,实际上仍未区别开来。以共同从事经济活动、住在同一住所、亲属关系和感情关系为基础的各种“家族群体”
逐渐发生分化,它们的成员在同家长的关系和相互关系上获得更大的自主性。
中世纪的人往往把住宅筑成城堡以防御敌人,但是却不注意隐瞒自己院墙之内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戏剧和喜剧都不避人耳目,街道是住宅的继续,重大事件(婚丧等等)都在全公社参与下进行。家宅的大门在和平时期从不上锁,家宅的一切角落都可以任人参观。在近代,家庭开始加锁上栓,装设门铃,保护自己的生活不受侵犯,后来又实行预约来访,再后来还要先打电话商定。
居住空间也分化了。在中世纪初期,骑士住宅只是一个大通间,封建主同一家老小甚至还有家畜共居一室。以后住宅分为两间:一间是全家睡觉、吃饭和娱乐的地方,一间是厨房。
这种类型的住宅在许多国家的农民中一直保持到19世纪。在近代初期,住宅布局趋于复杂;富有的人力求保证家庭成员同仆人保持一定距离,后来又力求在家庭成员之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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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一定距离。
15—16世纪在英国,一些大型住宅和城堡由一系列互相串通的房间组成。
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出现了走廊,卧室一般改在二楼,其它居室也都各有专用了。人们尽力给家庭成员和客人安排单间,或者至少是安排单独的床位。
“有教养的人”避免互相发生过于密切的身体接触,尤其是有了过去不懂得的讲卫生的思想之后①。
同身体空间一样,社会空间也私人化了。当初各种不同归属关系的群体(家庭、公社和教区等等)逐渐联合为比较统一的等级系统时,这些不同群体本身就被当作是生活的一些不同领域和个人“自我”的一些不同侧面。随着社会机动性的增长,个体开始意识到自己不单纯是家庭、公社等等的一分子,而且是自主的主体,他只是局部地、暂时地纳入了这些共同体。
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由此引起的新时间感发生了类似的作用。中世纪的人不把时间看作物质的东西,尤其不把时间看作有价值的东西。在现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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