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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论个人与个人自我意识-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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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具有高度的年龄期恒定性。

    由于基本心理结构、价值取向和追求水平的稳定,“自我形象”

    的稳态性和内在连贯性也随之提高。

    但“自我形象”

    各个要素的比例和位次首先取决于被个体视作自我实现的主要领域的那些活动(劳动、家庭生活和社交活动等)的价值等级以及个体衡量自己生活成败的特殊标准。

    学习成绩在中小学生自我评价系统中占有中心位置,低年级生的自尊心往往与学校的评分直接有关。在中年级,学生的自我评价就有时和教师的评价发生分歧,并且带有更多的主观性。对于高年级学生来说,学习本身与其它活动(和同龄人的交往、体育比赛成绩、正在形成的劳动兴趣)相比,则退居次要位置。

    “自我形象”的实质也相应地发生变化。

    成年人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了。成年人的实际生命活动和动机系统包括两个主要领域:最广义的劳动(包括一切对象性活动)和交往(包括一切人际交往、爱情、爱好和家庭、父母及友谊等情感)。

    虽然人的生活不只归结为这两个方面,但对人的人格作任何描述都必然包括以下两个问题:一、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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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事,从事什么具体活动,他自己对这个活动持什么态度?二、他与周围人的关系如何,他爱什么人,人家是否也爱他,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敞露胸怀和理解他人?这两个问题归根结底决定着他的反思的“自我”的实质以及他对生活的满意程度。

    但这些生活领域在不同的个体那里和他们生命全程的不同阶段上所占的比例和位次也各不同。

    由青年期向成年期过渡,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伴有个人认定感的巩固、定型。特纳对一大批(500多名)美国人、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所作的调查表明,和中、老年人相比,青年人(18岁至29岁)更经常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实际上究竟是个什么人?”

    ①那些尚未确定职业的人,对自己的认定问题更为关切。

    从幻想的生活过渡到实际的生活,总要产生一定的心理困难。

    黑格尔早就对这种困难作过十分生动的描述:“青年人在此以前只注意一般的对象,只为自己工作,现在他正变成男子汉,他必须进入实际生活,为别人做事,并且注意小事。

    尽管这一切都在常理之中(因为既然必须行动,那就必然也要转向琐细事情)

    ,但开始做这些琐细事情,对于一个人来说毕竟是件痛苦的事,而且因为不能立竿见影地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很可能害上怀疑病。这种怀疑病——无论在许多人身上是多么微不足道——几乎没有人能逃得过去。一个人遇到

    ①特纳,R。H。

    :《这是不是认定性调查?

    》,载《社会学季刊》(英文版)

    ,1975,第16卷,第148—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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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事越迟,怀疑病症状也就越严重。天性软弱的人可能被这种病症拖累终生。人处于这种状态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主观态度,无法克服自己对现实的憎恶,因而处于相对无能状态,而相对无能有可能变成真正的无能。“

    ①

    开始从事劳动会加快成年期的到来,促进青年期自我中心主义的克服以及个人认定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形成,这对青年人的自我意识、对他们的成人感,将产生良好的影响。托尔斯泰当年曾把这一点写进日记:“我们富有阶级之所以犯错误,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不能很快地习惯于我们是大人了这一观念。直到二十五岁以至更大一些年纪,我们的整个生活都同这种观念相对立;农民阶级则完全相反,他们那里一个十五岁的小伙子就可以结婚,成为一家之主。农民青年这种自立性和自信心常使我感到愕然,即使他是个绝顶聪明的孩子,如果生在我们这个阶级里,也不会有出息。”

    ②

    然而,即使在同一年龄期限度内,个人的社会养成也是很不均衡 的:一些个体比另一些个体早熟。此外,一个青年人在掌握“成人”角色配套方面也有时间早晚、次序先后之别。他可能认为自己在有些方面已经是成年人,在另一些方面却还不是。因此他的认真程度,对自己行为各个方面及其后果的负责程度,都不相同。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一个很严肃的青年工人或大学生一旦来到同龄人中间,便突然表现得象个顽皮的少年。

    但他在生产环境中觉得自己是个成年人,

    ①黑格尔:《哲学全书》,第3卷,第89页。

    ②《托尔斯泰全集》,二十卷本,莫斯科,1965,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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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产环境之外却觉得自己是孩子。

    选择职业,必须具备关于整个职业世界、每种职业提供的机会和要求条件的信息,以及关于自己本人、自己的能力和兴趣的信息。我国学校高年级生往往缺少这种信息。社会学家舒布金总结了多年研究成果,他写道,十七岁时对职业世界的看法所依据的是间接经验——从父母、熟人、朋友、同龄人、书本、电影、电视那里得来的知识。这种经验一般都是抽象的,不是亲身体验过的,不是经过痛苦磨炼得来的①。

    我国已开始推行的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改革以下述几点为主导思想并非偶然:必须彻底改善学生的劳动教育和职业引导,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每个学生除了学习外还要力所能及地参加社会公益劳动,这将成为经常性的、必须参加的活动,也是一种锻炼。

    这不仅有助于发现学生的志向、兴趣、爱好,而且可使学生积累一定的亲身劳动经验。

    青年人由于缺少明确和稳定的兴趣而造成职业自我确定的拖延和推迟,常常又与总体不成熟以及行为和社会取向幼稚有关联。但过早的自我确定也有弊病。少年期的喜好常常是由一些偶然的、受环境左右的因素所决定的。少年只着眼于活动的内容而无视其它(例如,一个地质工作者必须在野外作业中度过半生,学习历史固然很有趣,但如果你不想当教师,那么这个专业的工作机会是很有限的,如此等等)。更何况职业世界如同其它事物一样,在他看来都是黑白两色的。

    “好的”职业一切都好,“坏的”职业一切都坏。在选择上表

    ①参见舒布金,B。

    H。

    :《旅途的起点》,莫斯科,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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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出绝对化,不愿意考虑其它方案和可能,这往往成为一种自我防御机制,逃避痛苦的犹豫和徬徨的手段。

    生活经验的不足,追求水平的偏高——无论在估价自己掌握一门复杂专业的能力方面,还是在自己对这门专业所抱的种种期望方面(例如希望工作象玩乐一样轻松)

    ,都可能带来失望和精神创伤。对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和苏联劳动青年的价值取向和生活经历所进行的国际比较调查表明,需求水平越高,未实现的生活计划也就越多。对于“如果你们第二次选择职业,你们将会选择同一职业还是另一种职业?”

    这个问题作出肯定回答、即认为原先的选择是正确的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占61。

    4%,在波兰占45。

    9%,在匈牙利占42。

    4%,在苏联占39。

    2%,在保加利亚占35。

    2%①。

    在对苏联大学生的调查中,对“如果你们再次选择专业,你们会重复自己的选择吗?”

    这个问题,至少有三分之一被问到的学生(共调查了列宁格勒的四所高等院校和俄罗斯联邦的九所高等院校)作出了否定的或模棱两可的回答。而且大学生越到高年级,不满意已定专业的人数也越有增无减②。

    这种不满足可能有各种原因:教学水平低,未来的专业暴露出从前没有觉察到的不利方面。这对许多人来说不过是发展的转折点:实际工作一开始,疑虑就会消除。不过到那

    ①参见:《劳动青年:取向和生活道路》(国际比较社会学调查实验)

    ,布达佩斯,1980,第438、439页。

    ②参见利索夫斯基,B。

    T。

    和德米特里耶夫,A。

    B。

    :《大学生的人格》,列宁格勒,1974,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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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年轻的专家还会碰到新的困难:有的不能胜任所担负的职务,有的却相反,职务上的要求大大低于他的潜力和学历。

    个人的生活道路是多色彩的。人在青年时总觉得他好象在独立地选择自己的道路。他的确也是这么做的,不过他的选择还受到诸如以前受过的教育、现实环境以及许多其它因素的影响。但是,正象舒布金正确指出的那样,除了我们为自己选择的那些道路外,还有一些对我们进行选择的道路。

    舒布金把1968年的一批十年级学生的生活计划同他们八年后的生活状况加以比较后得出如下结论:每一部分人(考入各种大学的或参加各种工作的)都形成了各有特点的观点,各为自己当前的实际社会地位辩解并把它抬高。那些没有考上大学并已就业的人,对现在的处境的满意程度,比起那些顺利地读完大学的人非但不在其下,甚至更高。为什么?或许卓有成效地从事较简单的劳动,比平平庸庸地从事复杂劳动会给人以更大的精神上的满足吧?或者是早就业的人赚钱多并觉得自己已经成熟,而一个大学生或初出茅庐的工程师还不晓得自己将来会怎么样吧?也许是那些没有实现自己最初理想的人干脆降低了追求水平,不是从自己劳动的实质,而是从另外的什么方面,比如从物质优裕、家庭生活或者与职业无关的精神情趣中寻到了生活满足吧?

    人的生活是多侧面的,对人来说不同的活动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有人把职业劳动,有人把家庭,有人把社会政治活动,还有的人把业余爱好,当作自我实现的主要领域。尽管活动动机、目的和种类有着等级差别,但这种等级并非总是可以如实地被认识到。

    “即使一个人已经有了明确的、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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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生活路线,这条路线也不会始终是唯一的。为选定的目标和理想服务完全不排除也不会抵销人的其它生活关系,而其它生活关系本身也可以形成生活意义动机。

    打个比方来说,个人的动机领域永远是群峰林立的……“

    ①

    对列宁格勒各个设计部门的1100名工程师(平均年龄35岁)进行的一次社会学调查表明,其中约30%的人以职业活动作为自我实现的主要领域;业余生活对他们来说是第二位的,不过,只要有时间,他们总会“找到点事做的”。那些从业余生活中获取主要满足的人和认为“下班后生活才开始”的人则恰好是另一个极端(这种人占16%)。

    最佳方案是人们在劳动和业余生活中都得到深刻的满足,这种方案占抽样的30%。还有一部分受访者,主要是女性,在劳动和业余生活中都不得其所,都感到不如意②。

    调查中发现,个人职业表现与业余兴趣和行为的特征之间,有着一定程度的一致性。

    “不得已而当上工程师”的人,不仅业务素质很差,而且在业余活动领域也是见异思迁,朝三暮四。

    “照章行事的工作人员”虽然劳绩卓越,但缺少业务主动性,工作所遵循的原则是“该干就干”

    ,他们在业余活动中也表现出同样的特点: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而“自我”的表现能力却很低。相反,“自我设计型

    ①列昂季耶夫,A。

    H。

    :《活动、意识、个人》,莫斯科,1975,第221—22页(参见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第166页)。

    ②参见:《工程师的社会心理学肖像》(根据对列宁格勒设计部门工程师的调查资料)

    ,莫斯科,197,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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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一身兼有高度的业务素质与劳动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鲜明定势,而且在业余生活中也表现积极主动。他们的业余生活特点与其说是多样化,不如说是兴趣专一。

    克服上述不协调现象的前提是,创造一种社会条件,从而保证人人作为社会生活一切领域中的多种多样的活动的主体能够得到同等的机会满足需要和发挥才能。但个体差异并不因此而消失。而主观对活动种类等级如何划分以及在各种活动中实现自我的成效如何,也决定着个人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

    穆兹德巴耶夫①研究了人数众多的几组工人关于人生意义的看法和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之后认定,我国不满意自己生活的总人数不超过20%。

    检验满意与否的主要标准是劳动生活和家庭生活如何。但在不同的生活阶段,两者的对比关系也不同。

    对自己生活意义最不满意的是25岁以下的人,这显然是与进入成年和走上独立生活所带来的困难有关。

    25岁至30岁,这种困难得到克服,人们感到自己的生活最有意义、最充实。

    30岁以后出现新的矛盾:最初获得的生活成就和抱负已经是明日黄花,劳动和生活变得平淡无奇,结果使得生活意义感和充实感再度下降。

    50岁以后,已经积累的经验允许较现实地评价期望和成就的对比关系,人们开始对自己的生

    ①参见穆兹德巴耶夫,K。

    :《作为个人需要的人生意义》,载《集体关系系统中的个人》(1980年5月20—22日在库尔斯克市举行的全苏学术会议报告提要汇编)

    ,莫斯科,1980,第164—165页;同上作者:《生活满足、幸福感、个人生活意义的体验》(经验研究资料摘录〉,载《进入八十年代的苏联工人阶级》,莫斯科,1981,第181—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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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我 论162

    活道路进行某种总结,这时人会重新感到自己的生活道路是有意义的,生活是顺遂的。不言而喻,所有这些起落后面都有着无数的个体变异和社会变异。

    国外的心理学文献对所谓“中年危机”

    有大量的载述,并习惯地把它划在40岁至50岁这个年龄期。这个问题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中年”之于许多男女的确是一个“艰难的年龄期”。当代人可把青春感保持得很久,但到了40岁上下便日益感到有许多事自己已经“不能做”或“想要着手做也迟了”。

    这倒不是因为自感体力不济的缘故。

    大多数人年近45岁时,在技艺方面和供职方面都已达到以至越过了高峰(只有政治职务晋升和学术晋升例外)。

    身有一技之长带来了社会的承认和精通本行的乐趣,但同时也使劳动技能在某种程度上趋于成规化,伴随而来的则是对工作的心灰意懒,对自己能力的失望。家庭里也呈现出种种成规化的过程:夫妻问的爱情失去昔日的狂热,在日常生活的琐事中变得冷淡了;本来起着巩固家庭作用的孩子已长大成人,他们宁愿过独立生活,而家庭以外的交往圈年复一年地缩小,更何况这种交往活动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变得单调乏味。如果说在青年期和成年早期,自我知觉的主要参数是所谓“现在的未来”

    (生活在今天,但不是为了今天,而是为了今天所预见到的、所创造着的明天)

    ,那么到了“中年”时现时便逐渐变成目的本身。时间远景的缩短往往转变为冷漠、消沉和对新事物的惧怕。

    有些人试图恢复过去有过的自由散漫生活,甩掉已承担的义务的包袱,挽回已逝的青春。还有一种“永远年轻的人”

    ,他们不能、也不愿意进入成年。影片《似梦非梦》向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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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自 我 论

    众展现的就是一个这种类型男人的形象。常在的青春看来很美好,但它象久驻的春天一样,注定永远华而不实,而这必将成为主体本身及其周围人的沉重包袱。利用想象中的翅膀只能在梦中飞翔。试图恢复自己青年时代的生活方式以克服停滞感的做法,只能表明个人缺少创造能力。要想放下肩上昔日生活的重担,就不应向后看,而必须向前看——瞻望未知境界,对自己以及他人承担新的责任。

    尽管生活危机以及度过这些危机的方式因人而异,但不可脱离社会背景来探讨它们,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背景的制约。如果一个40岁至45岁的美国工人就已经被认为没有发展前途,从而生活在被解雇和失业的威胁之下,那么在他的“自我形象”中显露出同年龄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甚至想象不到的焦虑情调又有什么奇怪呢?此外,还存在着更细微的社会职业因素。一个青年工人或大学生会钦佩和羡慕一个15岁—16岁的女子艺术体操世界冠军的成就。但他本人还要走过一段漫长的、充满欢乐的上升道路,而体育明星的职业年龄老化得较早,不得不在以后为自己另辟蹊径,而且在新的活动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能与当年取得的成就匹敌者极为罕见。如何帮助这些人在青春期预防“明星病”

    ,而在此后防止“好景已去”的感觉,这是体育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一个课题。

    成年这个概念,如果抛开它形式上的年龄限定,则一方面表示适应,即青年期极端主义的摆脱和对生活的适应,另一方面也表示创造性活动即自我实现。但在多大程度上具备这些品质,却因人而异。法国心理学家查佐分析了人们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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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我 论362

    自己由青年过渡到成年的用语之后发现,在这方面存在两极。

    对于一些人,成年意味着“自我”的扩大,活动领域的丰富,自制力和责心感水平的提高,简而言之,意味着自我实现。

    另一些人则相反,他们强调的是适应形势、迫不得已,是往日轻松自如感和情感表现自由的丧失等等①。

    对于他们来说,成年不是有所得,而是有所失,不是自我实现,而是自我物化。

    前者是体现在自己的事业和与他人关系之中的积极的、富有创造力的“自我”

    ,后者是视自己为外力和形势的玩物的消极的、物化的“自我”。

    这种自我知觉与其说是年龄因素造成的,不如说是由个人因素所致。这在老年期表现得最为明显。

    迟 暮 之 年

    可怕的是,人越老越感到他身上的生命力变得更宝贵(就对世界的影响而言)

    ,因此,浪费生命力,用非所当就也很可怕。仿佛它(生活)

    变得越来越浓烈(青年时代可以溅洒它——它里面还没有果汁)

    ,及至末了,生活变得很浓厚,简直就是一杯果汁。

    列夫。托尔斯泰

    没有一个年龄期象老年这样被人描述得矛盾百出。有一

    ①查佐:《成年人的成熟感》,载《童年》(法文版)

    ,1969年第1—2期,第1—44页。

…… 269

    462自 我 论

    种智慧老者,对于他的经验必须虔敬地聆取。让。萨尔曼的剧本《马穆雷》的主人公马穆雷这个形象便是一例。可我们再看这几行诗:金发少年郎,切莫学老翁!

    人老多昏聩,昏聩且癫狂①。

    有人大谈晚年多么幸福,可以坐享自己的劳动成果。

    也有人扬言,不如趁年轻的时候死掉,免受年迈体衰之苦和老朽无用的屈辱。

    “有一种偏见认为:迟暮之年甚至可能是一种获得(”皓首多智“)

    ,但这主要是指艺术家、作家和哲学家等而言,至少总是指知名人物而言。“马克斯。弗里希写道。

    “他们的存在,或者只是他们的著述对舆论界的影响,不禁使人把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声望等同起来,而声望的衰老要慢得多。”

    ②

    那么,在形形色色的老年哲学背后,又有什么具体的内容呢?

    老年之智是指随着年龄增长而积累的生活经验和知识,而体质下降、记忆衰退等则指心理和生理的退化。究竟多大年岁算作老年呢?一个70岁的人和一个90岁的人能力是不同的。

    埃。埃里克森认为,进入完整性的境界,意识到并承认以往的生活以及生活中所遇到的人都有其内在的必然性,都

    ①《茨维塔耶娃作品集》,两卷本,第1卷,第116页。

    ②马克斯。弗里希:《196—1971年日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2,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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