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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论个人与个人自我意识-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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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心甘情愿的。而如果钱很多，他就会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谁也不会放弃这样的交易”。他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改变自己对对象的真实看法，因为他的行为直接了当地说是厚颜无耻的。
当然，社会心理学实验不可能考虑到所有多种多样的日常生活情景。下面这种“强迫参与”的研究证明，初衷的改变不仅取决于压力大小，而且取决于其它条件，其中包括改变既有决定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人在外部压力不大时公开把自己与格格不入的意见联系在一起，他便很难为自己的无原则开脱，只好使自己未来的看法迎合已公开采取的立场。如果他能收回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内心的冲突便会缩小。而如
①特鲁索夫，Ｂ。。
：《认知过程社会心理学研究》，列宁格勒，１９８０。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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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个人根本不承认自己与他所做出的举动直接有关（例如，举动是匿名进行的，是被强制或根据集体决定做的，而个体责任的标准又不明确）
，那么认知矛盾心理就可能完全不存在，外部压力一旦减弱，此人就可回到原有立场。
此外，主体所要求的是谅解还是辩护，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寻求谅解的人总是试图减轻自己对所发生的事情的责任，否认自己的参与，推诿于外部压力（“我是被迫的”）或者心理原因（“我当时慌了神”）。一个想为自己辩护的人总是承认自己有责任，但试图缩小行动的不良后果（“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或者“他们活该”）。这类声明究竟有多真诚，是否指望引起公众共鸣，等等，这个问题也还是悬而未决的①。
在我们的课题范围内，有趣的不是根据某种专门理论进行的具体实验及其解释本身，而是它们背后的行为实验基本界限的伦理哲学问题。社会行为总是包括某些“表演”成分。
但是，人们本想欺骗别人，往往却是欺骗自己，而且这种自欺是十分可悲的。克劳斯。曼的反法西斯小说《摩菲斯特菲尔》曾被匈牙利电影家改编搬上银幕。
小说的主人公以为，与希特勒匪徒合作可以为他开辟新的创作机会，并可挽救某些德国文化人士。但这是自我欺骗，接踵而来的必然是政治和创作上的破产。
瓦西里。贝科夫的中篇小说《索特尼科夫》以
①施伦克，Ｂ。
Ｒ。
、福赛思，Ｄ。
Ｒ。
、利里，Ｍ。
Ｒ。
和米勒，Ｒ。
Ｓ。
：《事后态度变化动机效果自我描述分析》，载《个人和社会心理学杂志》（英文版）
，１９８０年第３９卷第４期，第５５３—５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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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论７２３
及据之改编的影片《青云直上》（谢比茨科导演）中的雷巴克也是如此。他以为能以小小的妥协为代价来蒙骗敌人，挽救自己的生命，结果却成了刽子手，迈出了不能自拔的一步。
怎样识别区分上进与堕落和只有事后才能见出其真正意义的那个转折点即临界线呢？孤立的一个人或许尚能避免采取任何决定。
但人不是孤立的。
被他认同为自己的“自我”
的各种价值，是和某种“我们”的存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同时使问题既简单化又复杂化了。
自主与参与
……自由的意志和服从道德法则的意志，是一回事。
康 德
只有在集体中，个体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马克思和恩格斯
个人的概念是同自由和独立的概念分不开的。
“自我管理”
（自治）
、“自我确定”
、“自我调节”等术语在关于人的科学中享有崇高的地位，这并不是偶然的。
只有在这些过程中，通过和依靠这些过程，人的创造能力才得以形成和实现，达到充分的存在。但在任何语言中，这类词语都有种种细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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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直到赋予涵义相似的概念以相反的价值意义：自主但不是自专，自尊但不是自满；自爱但不是自私，自信但不是自负……只要稍微改变一下比例，正面特点就会变成反面特点。
但是问题不仅在于程度。
自主和自由一样，有两个尺度。
第一个尺度描述个体的客观状况、生活环境，是指相对于外部强迫和外部控制的独立、自由，自决和自己支配生活的权利与可能。第二个尺度是对主观现实而言，是指能够合理利用自己的选择权利，有明确目标，坚韧不拔和有进取心。自主的人能够认识并且善于确定自己的目标，不仅能够成功地控制外部环境，而且能够控制自己的冲动。
接受个人主义教育的人表面化地理解自主，将自主归结为“自我”和“他人”的矛盾。对于这种“来自地下的人”来说，世界分裂为两个营垒：一个是“自我”
，另一个是“他们”
，即所有人无一例外地是“别人”
，不管他们是谁①。
但即使最极端的、怨气冲天的、钻进牛角尖的个人主义者，也是属于某种群体和共同体的，它们的成员对他来说就是“我们”。
“自我”和“我们”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呢？个人独立的现实界限是怎样的呢？
在５０年代的西方社会心理学中，这个问题提得极为抽象和生硬，这就是个体能不能抵抗群体压力的问题，亦即从众心理问题。
在政治和道德意义上，“从众”
一词的意思是自觉地适合占统治地位的趣味和意见，迎合某些公认的或必要的标准。
从
①见巴赫京，Ｍ。
Ｍ。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一些问题》，第２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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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或从众行为这个社会心理学概念没有明显的反面评价性质，指的是这样的行为：在个体与群体意见发生分歧的情况下，个体顺从群体的压力并让步。相反的概念是独立自主的行为，亦即个体自己得出看法并在他人面前捍卫这一看法。
这项对立也被用于说明个人的内在属性。
必须把从众和某些与之相似的其它现象区别开来。
例如，社会信仰、价值和习惯的统一完全不必和群体压力相联系。
遵守各种习俗（例如礼貌常规）也不能说是从众：人可以遵守礼节、时髦及其它社会习俗，但在自己的判断和行为中完全独立，而侵犯性举止常常恰好掩盖着内心自主性的缺乏。
从众这个概念只适用于解决个体与群体冲突的一定方式。从众性的尺度是个人服从群体标准和要求的程度。这种服从也可能是完全表面的：个体不改变自己的观点，但不说出来，装作与群体采取一致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压力停止，或者个体摆脱有关群体的控制，他就重新按照自己的个人宗旨行事。
“从众心理”则要复杂和深刻得多，这就是在群体的压力下，一个人改变自己的最初看法、宗旨，接受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且不是因为论据有说服力（很可能根本没有论据）
，而只是因为害怕陷于孤立。
在“独立”
、“独立主体”的概念方面也必须进行这样的确切化。并不是任何一个在某种情况下不屈服于群体压力的人都可以称为“独立”的。在日常生活和心理学实验中常常碰到违拗现象——行动或言论敌意“相反”。
这可以用个体对群体的敌对态度以及强调自己独立于群体的愿望来解释。在这种现象背后常常掩盖着这样一种事实：对这一个体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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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３自 我 论
威的参照群体是另一个有不同准则和价值观的群体。
例如，众所周知的少年儿童对父母以及一般对长辈的违拗，作为证明自己自主性的方式之一，往往与同龄人集体内部那种相当强硬的从众性结合在一起。无论如何，只要了解群体所遵循的价值观，就不难预测违拗者的行为（他将肯定还是作对）
，而独立主体的意见一般则不会从群体立场产生，他的决定是独立自主地作出的。
从众现象本身早就为人所知晓。大概谁也不曾比安徒生在童话《皇帝的新衣》里描写得更为清楚了。美国心理学家阿希在５０年代作过一次这样的实验①。由７至９名学生组成的一个小组得到如下指令：“你们面前有两张白纸。
左边一张上有一条线，右边一张上有长度不同的三条线。它们依次编为１、２、３号。这三条线当中有一条与左边纸上的线长度相等。请你们说出它是哪一条线，请叫出它的号码。我们将做十二次这样的比较。请每人依次回答，从右到左。答案将以专门方式登记。“
所画各线线段长度差别相当大，在单独测验中被试无一人答错。但这一实验的奥秘在于，全组除一个人以外，都已和实验主持人事先达成协议，一致提出预先约定的错误答案。蒙在鼓里的那个“傻瓜”排在最后一个或倒数第二个回答，他会受到群体不正确的、但却一致的回答的压力，他将如何表现？他是相信自己的眼睛还是相信大多数人的意见？这里涉及的只是简单的空间知觉，与群体的分歧并
①阿希，Ｓ。
Ｅ。
：《独立性和从众性研究，少数反对一致多数》，载《普通和实用心理学论丛》（英文版）
，１９５６年第７０卷第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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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论１３
不涉及任何社会的或者意识形态的价值观，而且群体本身也是人为地结成的。
在阿希的第一轮实验中，共有１２３名被试的“傻瓜”
，每人各说出十二次判断。答案总数中有３７％是不正确的，亦即附和了大多数人的意见。这里发现了很大的个体差异：一些人完全独立，另一些人在所有十二次测验中完全服从别人。
每次实验后阿希都对被试进行询问，了解他们对所发生的事的反应。他们都说，大多数人的意见对他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发现自己的意见与别人不同以后，他们对自己的知觉，而不是对大多数人的知觉产生了怀疑。甚至不屈服于压力的“独立的”人也承认，他们感到自己极不自在。其中有一个人说：“无论如何，我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恐惧，担心我对什么东西没有理解，可能弄错，担心暴露自己的某种缺陷。
当你和别人一致时，心情要愉快得多。“
列宁格勒心理学家索皮科夫于６０年代将阿希的实验在方法上作了某些修改后，对几组儿童和少年又作了一遍。结果是类似的，但是还发现，年龄较小的孩子从众性高于年龄较大的；到１５岁—１６岁为止，从众性逐渐减低，此后就看不到明显的变化了。
女孩子的从众性要比同龄（７岁—１８岁）
的男孩子平均高１０％。
从众反应相当稳定，不可能随意摆脱：已经接受过一次试验的一组学生知道了它的实质，被建议再“检验”一次，但这次不正确答案的比例仍然相同，甚至提高了，因为被试企图猜出小组的答案是否正确。从众性随着提出的课题的复杂程度而提高。
这是自然的，因为课题越复杂，个体对自己答案的正确性信心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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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３自 我 论
人们怎样理解和感受自己的知觉与大多数人的意见的分歧呢？有几种典型的反应：一、个体责怪自己，用自己的无能或个人缺陷（“我视力不好”
、“我没有理解课题”）来解释与其他人的分歧。这里表现出的是自我评价较低和不信任自己。不过，对此也可作不同解释：从众的真正原因是害怕同群体有分歧，而后来提出的假想原因实际上是事后对行为的“合理化”。
二、个体指责群体，把同群体的分歧解释为别人“没有理解课题”
、“过于着急”
，等等。这样的反应当然有助于抵制群体的压力。
三、个体企图调和不一致的看法，归因于客观条件（“显然，从不同角度来看，对象显得不同，所以我这样看，别人那样看”）。这种解释即使原则上认为可能有几种正确的答案，许多人还是放弃自己的意见而附合大多数人的意见。
四、有些人用个体差异来解释观点的不一致，特别是当涉及需要作出某种个人的、主观的反应时（“有什么办法呢，生活就是这样，人和人不一样嘛”）。
五、个别人企图“无视”意见分歧的事实。在另一位美国心理学家克拉奇菲尔德的实验中，群体的意见用灯光信号表示（点亮不同颜色的电灯泡）
，一些被试遮住眼睛，以便不看这些信号，借以保持自己判断的独立性和不受群体的影响。
另一些人则相反，他们力图不看黑板而只注意信号，他们感到自己没有能力解决矛盾，企图逃避矛盾和否认这一事实。
日常生活中也常有这样的事：一个人教条主义地掌握了一定观点，不愿探入对方的论据，拒绝接受提出的补充信息，因为他害怕陷入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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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论３３
对从众性的实验研究在心理学面前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一、从众行为的前提是什么？二、从众性与哪些个人特点有关，能不能说从众型个人？三、哪些心理机制是从众行为的条件或中介，其中动机因素（防御机制）与认知因素的关系如何？四、从众行动的心理后果是什么？在发生外部压力和与之相关的冲突后被迫放弃自己的意见和宗旨（“违心行为”）对个人的情感状态、信念和社会行为有何影响？
阿希、克拉奇菲尔德和他们的追随者们注意的中心是前两个问题。他们当然懂得，不可能对这些问题作出单一的回答。首先，从众性程度取决于有关情境的性质，无论是客观情境还是主观的、主体感受的情境。每个人对群体压力的反应随着具体条件的不同而不同。例如，群体的组成人员和结构；群体对个体的重要性（权威性）
；个体在群体中的地位；所讨论的问题的重要性，这些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涉及被试的直接利益，被试在多大程度上对这些问题有所准备；相互关系参加者的权威性程度，等等，都是有意义的。苏联心理学家评析了阿希的实验之后指出，严格地说，他的实验与其说是检验了群体规范对个体的影响，不如说检验了个体对作为信息源的群体的态度。此外，实验室里的试验不可能再造现实社会情境的全部复杂性①。偶然组成的试验小组成员之间缺乏稳定的个人关系和职能关系，这样的群体同有机的集体
①对这些研究方法的批判参见以下各书：拙著：《个人心理学》，莫斯科，１９６７，第８３—９９页；彼得罗夫斯基，Ａ。
Ｂ。
、施帕林斯基，Ｂ。
：《集体社会心理学》，莫斯科，１９７８，第１４８—１６４页；希希列夫，。
Ｈ。
：O《当代美国社会心理学》，莫斯科，１９７９，第１３—１６１页；安德烈耶娃，。
Ｍ。
：《社会心理学》，莫斯科，１９８０，第２６１—２６７页；丘德诺夫斯基，ZＢ。。
：《个人道德稳定性心理学研究》，莫斯料，１９８１，第１０３—１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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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员通过相关的共同活动相互联系在一起——是有区别的。对于个体来说，从属于一定群体这一点越是重要，群体的纪律越是严格，分歧越是涉及群体的基本价值观，群体的压力就越明显。在对线段长度的估计上与偶然聚在一起的人们看法不同是一回事，而与同事们在解决原则性问题方面有分歧则又是一回事。
与权威性集体（对于个体来说，从属于这个集体具有重要意义）
的分歧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个人的价值取向和自尊。
人不可能每时每刻都检查和衡量自己的所有言论和动作。他的许多思想和行动是自动的。在做他的圈子里的人所习惯的事时，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突然发生分歧，又该怎么办呢？
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看出，个人不单纯是局部“社会角色”的功能，在我们的每一个行为中都聚积着我们的全部有意识、甚至无意识的生活经验。仅仅根据实验或现实条件下个别的从众行为，还不能认为一个人在心理上是从众型的。
除了生活情境的多样化以外，个人及其参照群体角色结构的复杂性也是有意义的。个人在一种结构较为死板的角色中可以表现出高度的从众性，而在另一种允许较大灵活性的角色中又可以表现出自主性。
能力水平也有很大关系。
在一次实验中①，被试小组要回答思考改造空间形体的问题。每一个参加者要将自己的答案告诉实验主持者，但不
①迪戈里，Ｊ。
Ｃ。
：《自我评价概念与研究》，纽约，１９６，第２８４—３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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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论５３
得和别人商量，同时指出他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自己的答案正确。
最擅长这种思考活动的人不仅表现出较高的客观成绩，而且表现出对成绩有较充分的信心，从而也对自己解决这类问题的能力信心较足。在第二轮试验中被试被允许在自己回答以前，先听一听其他参加者如何解决问题，但是向他们“提示”的是不正确的答案。能力较强的人的正确答案次数在新情况下稍有减少，与此同时他们的自信心也有所下降。能力较差的被试听从提示后，一般回答都错误，而他们对自己答案正确性的信心却大大增强。由此可见，改变的情况（群体压力）影响了所有人，但程度和方向不同。最能干的人，特别重要的是意识到自己能力的人，在自己的判断中主要依据自己的看法，虽然与群体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们的自我评价。反之，能力和学识较差的人则主要依据别人的意见。对于他们来说，自我评价的主要标准是附合大多数人的意见，这就是从众行为。
但是，也有一些人总是表现出较高的从众性，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都是这样。克拉奇菲尔德对一批这样的人进行了调查，他得出的结论是，这种人具有某些共同特点：在认识、认知方面——智能较不发达，思维过程缓慢，缺乏己见；在动机和情感方面——性格不够坚强，在应激情境下自制力较差，情感拘束，情绪沮丧，惊慌不安；在自我意识方面——明显的自卑感，自尊心差，自信心不足，在对自己的看法上，与“独立者”
相比，更重表面和更少现实感；在交往方面——较为关心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在人际关系上消极被动，容易受人暗示，依赖别人，同时又不信任别人而警惕别人。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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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３自 我 论
性强的人正确判断人的能力低于“独立型”主体。其个人定势和价值观具有平庸性、倾向道德化、不能容忍一切显得“离经叛道”的东西等特点，这是和普遍的教条主义、思想僵化分不开的。
据某些材料，从众性在统计学上和神经官能症、胆小怕事和权力主义等等相关。
“从众主义者”和所谓“权力主义者”特点的相似，为从一定的个人类型角度解释从众性提供了根据，“权力主义”
这个概念最初是弗罗姆为了表示一种“社会性格”类型而提出的，这种性格类型使人潜在地倾向于接受和掌握法西斯思想。
后来有一批美国学者以阿多尔诺为首，试图从经验上论证这一概念，考察了种族——民族成见和反民主思想与某些个人心理特点之间的关联①。他们认为，“权力主义者”有以下一些主要特点：因循守旧——严格忠实于美国“中等阶级”的一般公认准则和价值观；权力主义的服从——对本群体的理想化道德权威持不加批判的态度；权力主义的侵扰——对行为与众不同的人持怀疑和敌对的态度；反对内心生活——对情感、感性满足和想象等等持否定的态度，崇拜实用主义而反对审美积极性；迷信和思维僵化；仗势欺人、恃强凌弱——趋炎附势、动辄炫耀力量、咄咄逼人；破坏成性、厚颜无耻——对他人一律持敌视的态度，力图贬低他人；以己度人——对人世持提防的态度，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意。
①阿多尔诺，Ｔ。
、伦弗克尔—布伦斯威克，Ｅ。
、莱文森，Ｏ。
和桑福德，Ｎ。
：《权力主义者》，纽约，１９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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