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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哲学原理-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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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教化的进程就在于通过长期艰苦的工作，使内容从感性的和直接的形式以进到它的思想的形式，从而达到一种适合于它的简单的表达方式。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法律发展刚开始的状态中，仪式和手续是冗长繁琐的，它们被看作是事物本身，而不是它的符号。所以在罗马法中渊源于古代仪式的一大堆规定，尤其是词句，还继续保存着，而没有被思想规定及其适当的表达方式所代替。
补充（形式的原则）法律就是法，即原来是自在的法，现在被制定为法律。我占有某物，它在无主状态中被我占有因而成为我的所有物，但这种占有还必须经过承认和设定才能作为我的。因此在市民社会中就产生了有关所有权的各种手续，人们竖起界石作为标志，使他人便于承认；在抵押权登记簿上和产权册籍上也作了记载。在市民社会的大多数所有权是根据于契约的，契约的手续是固定的和有规定的。我们现在可以对这些手续发生反感，认为它们之所以存在，是为了官府能多得一笔收入。
我们甚至可以把它们看成某种触目的东西，不信任的标志，因为它们使“言出必信”这句话不再有效了。但是形式的本质意义，在于自在的法就得作为法而被制定。我的意志是一种合理的意志，它是有效的，而这种效力应得到别人的承认。这里，我和别人的主观性现在都必须消灭，意志必须达到确实性、固定性和客观性，但只有通过形式它才能获得这些东西。
第２１８节
因为在市民社会中所有权和人格都得到法律上承认，并具有法律上效力，所以犯罪不再只是侵犯了主观的无限的东西，而且侵犯了普遍事物，这一普遍事物自身是具有固定而坚强的实存的。因此产生了一种观点，把行为看成具有社会危险性。
一方面，这种观点增加了犯罪的严重性①，但另一方面，已经成为具有自信的社会权力，减少了损害的外部重要性，并使刑罚大为减轻附释由于对社会成员中一人的侵害就是对全体的侵害，所以犯罪的本性也起了变化，但这不是从犯罪的概念来说，而是从它的外部实存即侵害的方面来看的。
①参阅本书第９６节和第３１９节两节的附释。——译者
现在，侵害行为不只是影响直接受害人的定在，而是牵涉到整个市民社会的观念和意识。在英雄时代（见古代悲剧），公民不因王室成员彼此之间进行犯罪而认为自己受到损害。
犯罪自在地是一种无限的侵害行为，但作为定在，它必须根据质和量的差别予以衡量（第９６节）。因为这种定在现在本质上被规定为对法律效力的观念和意识，所以对市民社会的危险性就成为它的严重性的一个规定，或者也是它的质的规定之一。
但是，这个质或严重性因市民社会情况不同而有异，于是有时对偷窃几分钱或一颗甜菜的人处以死刑，而有时对偷窃百倍此数甚或价值更贵的东西的人处以轻刑，都同样是正当的。对市民社会具有危险性这一观点，看来会使犯罪更加严重，其实，这倒是减轻刑罚的主要原因。正因为如此，所以一部刑法典主要是属于它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市民社会情况的。
补充（刑罚的尺度）在社会中犯下的罪行显得比。较严重，可是刑罚则较轻，这种情况初看是自相矛盾的。
但是社会不可能放纵犯罪而不罚，因为那样会使它被肯定为合法的；可是社会既然对自己具有信心，犯罪就始终是对抗社会的个别情况，它是不稳定的和孤立的。由于社会本身的稳定性，犯罪就获得了一种纯粹主观的东西的地位，这种主观的东西看来不是熟虑意志的产物，而是自然冲动的产物。本着这种观点，罪行就获得了较轻微的地位，而刑罚也就成为较轻微了。如果社会自身还是动荡不安，那就必须通过刑罚树立榜样，因为刑罚本身是反对犯罪的榜样的榜样。但是在本身已经是稳定的社会，犯罪的勾当是很微弱的，因此犯罪的处罚也必须按照这种微弱程度来衡定。所以严厉的刑罚不是自在自为地不公正的，而是与时代的情况相联系的。一部刑法典不可能在任何时代都合用。罪行是假象的实存，它们会在更大或更小程度上得到否认。
三 法院 第２１９节
法采取法律的形式而进入定在时就成为自为的。它跟法的特殊意志和意见相对立，而是独立自主的，并且必须肯定自己为普遍物。在特殊场合这样地认识和实现法，而且不带有对特殊利益的主观感情，系属一种公共权力即法院的事。
附释：在历史上，法官和法院的产生可能采取过家长制关系的形式，也可能采取过权力或任意选择的形式，从事物的概念来说，这是无足轻重的。把实施审判制度看做国王和政府方面所做的一件单纯善意和仁慈的事，如封。哈勒先生①（在他所著《国家学的复兴》一书中）所说的，那就是思虑不周，没有觉察到关于法律和国家问题所应注意的是：它们的制度一般是合乎理性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至于它们产生和建立的形式，则不是在考察它们的合理根据时所应研究的。
与这一意见相反的另一极端是一种粗鲁的看法，它把司法看做象在强权即是公理那种时代的一种不适当的暴力行为，对自由的压迫和专制制度。其实，司法应该视为既是公共权力的义务，又是它的权利，因此它不是以个人授权与某一权力机关那种任性为其根据的。
①参阅本书第２５８节脚注。——译者
第２２０节
用复仇的形式来对付犯罪（第１０２节）的那种法，只是自在的法，它是不合乎法的形式的，即它的实存是不合乎正义的。现在，受害的普遍物代替受害当事人而出现，它在法院里具有独特的现实性，并承担着对犯罪的追究和惩处。因而这种追究和惩处就不再是通过复仇的那种主观的和偶然的报复，而转变为法同它自身的真实调和，即转变为刑罚。从客观的方面说，这是法律同自身的调和，由于犯罪的扬弃，法律本身回复了原状，从而有效地获得实现。从犯罪者的主观方面说，这是犯罪者同自身的调和，即跟他所知道的、保护他的和对他有效的法律的调和。因此，当法律对他执行时，他本身就在这一过程中找到正义的满足，看到这只是他自己的行为。
第２２１节
市民社会的成员有权利向法院起诉，同时也有义务到庭。陈述；他的权利有了争执时，只能由法院来解决。补充（法院的强制）个人既然有权利诉诸法院，他也就必须知道法律，否则这种权能对他说来毫无补益。
但是个人也有义务到庭陈述。在封建制度下，有权势的人往往不应法院的传唤，藐视法院，并认为法院传唤有权势的人到庭是不法的。但封建状态是与法院的理念相违背的。在近代，国王必须承认法院就私人事件对他自身有管辖权，而且在自由的国家里，国王败诉，事属常见。
第２２２节
在法院中，法所获得的性格就是它必须是可以证明的法律程序使当事人有机会主张他们的证据方法和法律理由，并使法官得以洞悉案情。这些步骤本身就是权利，因此其进程必须由法律来规定，同时它们也就构成理论法学的一个本质的部分。
补充（证明的强制）某人明知自己具有某项权利，由于不能证明而他的请求竟被驳回了。这可能使他感到愤恨。但是我所具有的权利，必须同时为法律所规定；我必须能够阐明它和证明它，自在存在的东西只有在被设定后，才能在社会上发生效力。
第２２３节
由于这些步骤分裂成为越来越零星的行动和权利而无一定界限，原来是一种手段的法律程序，就成为某种外部东西而与它的目的相背。当事人有权从头至尾穷历这些繁琐的手续，因为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是这种形式主义也可能变成恶事，甚至于成为制造不法的工具。因此，为了保护当事人和保护在争执中的实体性的事物即法本身，以避免法律程序及其滥用，法院责成当事人在进行诉讼之前，将事件交由一个简易法院（公断治安法院）受理，进行调解。
附释：公平是出于道德或其他考虑而对形式法律的背离。它首先顾到法律争端的内容。但是一个平衡法院所具有的意义是，在对个别事件进行裁判时，不坚持法律程序上的种种手续，尤其是法定的客观证据方法，而就个别事件论个别事件，以明其是非，所以它的旨趣并不在于作出应成为普遍性质的法律上决定。
第２２４节
法律应予公布是属于主观意识的权利（第２１５节），同样，法律在特殊事件中的实现，即外部手续的历程以及法律理由等等也应有可能使人获悉，因为这种历程是自在地在历史上普遍有效的，又因为个别事件就其特殊内容来说诚然只涉及当事人的利益，但其普遍内容即其中的法和它的裁判是与一切人有利害关系的。这就是审判公开的原则。
附释：法院成员为了制作判决而在自身之间进行审议，那时各人所发表的还是特殊的意见和看法，所以审议按其本性是不公开的。
补充（审判公开）根据正直的常识可以看出，审判公开是正当的、正确的。反对这一点的重大理由无非在于，法官大人们的身分是高贵的；他们不愿意公开露面，并把自身看做法的宝藏，非局外人所得问津。但是，公民对于法的信任应属于法的一部，正是这一方面才要求审判必须公开。公开的权利的根据在于，首先，法院的目的是法，作为一种普遍性，它就应当让普遍的人闻悉其事；其次，通过审判公开，公民才能信服法院的判决确实表达了法。
第２２５节
审判行为作为法律对个别事件的适用，得分为两个方面：（一）根据事件的直接单一性来认识事件的性状，以视其是否有契约等等存在，或是否有侵害的行为，以及谁是加害人；如果事关刑法，则以反思来规定行为的实体的、犯罪的性质（第１１９节附释）；（二）使事件归属于法律下，因为法必须恢复起来，如系刑事，这种法律就包含刑罚在内。有关这两个不同方面的裁判是属于不同职权范围内的事。附释根据罗马的法院组织，这些职权的区别表现为，法官首先作出裁决，认为在本件中事实是如此这般的，然后他指定一个特别陪审员对这种事实进行侦查。按照英国的法律程序，某一行为的特定犯罪性质（例如是谋杀还是误杀）由检察官根据他的判断或任性来加以品定，法院即使发现他的规定是错误的，也无权作出其他规定。
第２２６节
关于指挥全部侦查程序和当事人诉讼行为——而这些本身都是权利（第２２２节）——的进行，以及法律判决的第二个方面（见前节），主要是专职法官的一种独特职能。必须把事件替他——作为法律的机关——准备好，使他有可能把事件归属于一个法律原则下，这就是说，必须把事件从它的现象的经验性状，提高到被承认的属于普遍类型的事实。
第２２７节
第一个方面，即对事件直接单一性的认识和对事件的品定，在其自身中并不含有任何法律上的决定。任何一个有教养的人都会有这种认识。在对某一行为加以品定时，必须考虑到行为者的判断和意图这种主观因素（见第二篇①），因为这对品定来说是基本的；此外，证明不是依赖理性的对象或抽象理智的对象，而只是依赖个别事项、各种情况、以及感性直观和主观确信的对象的，因此，证明不包含任何绝对客观的规定在自身之中。由此可见，关于事实的裁决，最后总是依赖主观信念和良心（animisententia），同样，以他人的陈述和保证为根据的证明是以宣誓为其最后证实方法，而宣誓乃是主观的。
①尤其是本书第１１９节。——译者
附释：在我们所谈论的问题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注意到有关证明的本性，并把这种证明跟其他种类的认识和证明区别开来。证明一个理性规定，如同法的概念本身一样，就在于认识它的必然性，所以要求一种不同于证明几何定理所用的方法。此外，在几何学中，图形为理智所规定，并早已按照某一定律而成为抽象的了。
但是，关于经验内容，象事实那样，其认识的素材乃是现成的感性直观、感性的主观确信和相应的陈述和保证。
现在所要做的就是根据这些陈述、证言和证明情况等等作出结论和综合。从这种素材和适合于它的方法中所出现的客观真理，如果我们企图严格地客观地加以规定，就会导致一半证明，如果再用严格的逻辑方法作真实的推论——这同时在自身中包含形式上的不一贯性，——就会导致非常刑罚。这种客观真理所具有的涵义，与理性规定的真理性或某一定理的——其素材早经理智为自己规定成为抽象的——真理性，是完全不同的。现在，表明认识某一事件的这种经验真理性是法院真正的法律上职权，并表明法院在这一职权中具有独特的资格，从而具有排他的自在权利和必要性来从事这项工作，——表明这些乃是解决下列问题的主要观点，即应在如何程度上责成作为正式法律机关的法院对事实问题和对法律问题作出判断。
补充（陪审法院）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事实构成只能单独由专职法官来认定，因为这是每一个受过普通教育的人都能做的事，而不只是受过法律教育的人才能做的。对事实构成作出判断，是以经验的情况、对行为所作的证言和类似的直观材料为依据的，或者更以另一些事实为依据，从这些事实就可以推断有关行为，并大体上确定其行为之真伪。这里所应达到的是确信，而不是更高意义的真理。这种真理是完全永恒的东西。这里的这种确信乃是主观信念、良心，而问题是在于这种确信在法院中应采取什么形式。要求罪犯方面自白——这通常可在德国法中见到，——具有这点真理，即主观自我意识的权利因此获得一定的满足，因为法官所判定的不应跟在意识中的有所差异，只有罪犯自白，判决才不再对他是异己的东西了。但是这里有一种困难，即罪犯可能赖皮，这样，正义的利益就要遭到危害。如果说，现在法官的主观信念仍然发生效力，那就会发生又一个难题，因为人不再被看作自由的人来处理了。于是产生一种中介，要求从罪犯的心灵中作出有罪或无罪的宣告，——这就是陪审法院。
第２２８节
判决使被品定了的事件归属于法律下，所以从这方面说，判决一经宣告，当事人自我意识的权利就得到了维护，因为，拿法律来说，法律，从而当事人本身的法律，是人所共知的，再拿法律的适用来说，法律程序是公开的。但是拿对事件特殊的、主观的和外在的内容（对这种内容的认识属于第２２５节所述的第一个方面）所作出的裁决来说，当事人自我意识的权利是在对裁决者的主观性的信任中获得满足的。这种信任主要是根据于，在他们的特殊性上，即在他们的等级和其他方面，当事人同裁决者是类似的。
附释：自我意识的权利，即主观自由的环节，可以看做关于公开审判和所谓陪审法院的必要性问题的实体性的观点。认为这些制度有用而可能对它们作出的一切有利的主张，本质上都可归结于这一观点。也可以根据其他方面或理由来对这些或那些优缺点进行反复的争辩，但这些理由，如同抽象推论的一切理由一样，是次要的，非决定性的，或者取之于其他可能是更高的领域的。有人以为，如果纯粹由法律家组成的法院来行使司法权，比起有其他机关参加，原则上会做得一样好，也可能更好些。但问题不在于这个可能性，因为纵然这个可能性被提升为盖然性甚至必然性，它方面总存在着自我意识的权利，它将坚持它的要求，然而得不到满足。
由于全部法律的性状，对法和对法院审判程序的知识以及向法院起诉的可能性，就成为某一等级的所有物，而这一等级更由于所用术语——对其权利在争执中的那些人说来是一种外方话——之故，把自己组成一个排他性的团体。此时，市民社会成员中依靠自己的劳力和本身的知识和意志而获得生活资料的人，不仅在属于他们极端个人的和特有的事物方面，而且也在这些事物中实体性东西和理性东西——即法——的方面，都被排斥于门外；对那一等级说来，他们是被置于监护之下，甚至被置在一种农奴状态中。他们诚然有权摆动两条腿，亲身跑去出庭（injudiciostare），但这没有多大价值，因为如果他们的精神不是一同在那里，也不在那里使用他们自己的知识，他们所得到的法，对他们说来，只是外在的命运罢了。
第２２９节
在市民社会中，理念丧失在特殊性中，并分裂为内外两面。在司法中，市民社会回复到它的概念，即自在地存在的普遍物跟主观特殊性的统一，不过主观特殊性是存在于个别事件中，而普遍物是指抽象法而言。这一统一的现实化，在扩展到特殊性的全部范围时，首先构成警察的职权，虽然这里的合一是相对的；其次构成同业公会，这虽然是局限的、但是具体的整体。
补充（警察和同业公会的必然性）在市民社会中，普遍性不过是必然性，在需要的关系中，只有法本身才是固定的东西。但是这个法只局限于一个范围，它仅与所有权的保护有关。对这种意义的法说来，福利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可是在需要的体系中，这种福利是一个本质的规定。所以，普遍物——它首先只是法——必须扩展到特殊性的全部范围。在市民社会中，正义是一件大事。好的法律可以使国家昌盛，而自由所有制是国家繁荣的基本条件。
但是，因为我是完全交织在特殊性中的，我就有权要求，在这种联系中我的特殊福利也应该增进。
我的福利、我的特殊性应该被考虑到，而这是通过警察和同业公会做到的。
第三 警察①和同业工会
①原文Polizei，在黑格尔的用语中，指广义的内务行政而言，除了军事、外交财政以外，其他一般内政都包括在内。——译者
第２３０节
在需要的体系中，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福利是一种可能性，它的现实性既受到他的任性和自然特殊性的制约，又受到客观的需要体系的制约。对所有权和人身的侵害，通过司法而被消灭了。奇Qīsuu。сom书但是在特殊性中的现实的法，既要求把阻挠任何一个目的的偶然性予以消除，以策人身和所有权的安全而不受妨害，又要求单个人生活和福利得到保证——即把特殊福利作为法来处理，并使之实现。
一 警察 第２３１节
既然特殊意志依然是这个或那个目的赖以实现的原则，所以普遍物的保安权力首先局限于偶然性的范围，同时它是一种外部秩序。
第２３２节
犯罪是作为恶的任性的那种偶然性，普遍权力必须防止它或把它送交法院处理。除了犯罪以外，在本身合法的行动方面和在所有物的私人使用方面被容许的任性，也跟其他个理别的人以及跟法院以外实现共同目的的其他公共机关发生外在联系。通过这一普遍的方面，私人行动就成为一种偶然性，这种偶然性越出主体权力控制之外，而对别人造成或可能造成损害或不法。
第２３３节
这诚然只是一种损害的可能性；但结果竟于事丝毫无损，这一点却不能同样作为一种偶然性。问题是这些行为含有不法的方面，从而是警察监督和刑事审判的最后根据
第２３４节
外部定在之间的各种关系构成理智的无限性，因此没有任何自在的界限来划清什么是有害的和什么是无害的；又从犯罪方面说，也没有任何自在的界限来划清什么是有嫌疑的。和什么是没有嫌疑的，什么是应予禁止或监视的和什么是不受禁止和监视、不启人之疑、免予查询和盘问，因而是容忍的。一切细节都是由风尚、整个国家制度的精神、当时状态、目前危险等等来规定的。
补充（警察的累赘）这里无从提供任何固定的规定，也无从划清绝对界限。在这里，一切都是个人的事，主观意见出现着，国家制度的精神和当时的危险状态应提供更详尽的情况。例如在战时，好多本来是无害的事被认为有害的了。
由于这一方面的偶然性和个人任性，警察有时招致人们的厌恶。当反思极为发达时，警察会采取一种方针，把一切可能的事物都圈到它的范围内来，因为在一切事物中，都可找到一种关系使事物成为有害的。
在这种情况下，警察可能在工作上吹毛求疵，干扰个人的日常生活。尽管这是多末惹厌，然而毕竟无法划出一条客观的界线来。
第２３５节
当日常需要无限地繁复起来和交叉起来的时候，无论从生产和交换满足需要的手段说——其实每个人都指望能顺利地得到满足，——或是从尽可能减省就这方面的调查和洽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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