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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北到北京:胡同台妹眼中的大陆-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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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湾人都想做农民
曾经接受《新京报》专访时，我说“北京是一个农村氛围的城市”。这篇报道引来潮水般的挞伐，都说，“你这个台湾女人凭什么污蔑北京？”我很是意外，不理解农村怎么就“污蔑”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农村这个概念，两岸大不同。
耗时多年、受到探索频道专题报道的“雪山隧道”通车时，位于台湾东岸的宜兰，房价高涨，据说是许多台北有钱人跑去那里置产。因为长期受到雪山山脉与中央山脉的阻拦，台湾东部始终保持着天然且原始的风貌。虽说影响了经济的收入，但这片净土在那个只追求钱的岁月里，得以因“不便”而保留了大自然恩赐。就是这样的田园美景与悠闲，使得台北生活圈将之纳入。其实在台湾，什么叫做有钱？不是拥有都市中心的豪宅，也不是Benz、BMW甚或什么劳斯莱斯，而是在乡下有栋透天厝，甚至再有个小田地。
因此，农村在台湾人心中那是一个都市人在奋斗多年以后的向往，那是一个过尽千帆之后的回归，对自然、对人性、更是对精神与灵魂感受的一种“时尚流行”。所以，农村在台湾人心目中，绝非一个倾向负面的名词。
为何农村这个在定义上、两岸完全相同的名词，却在人们的理解中有着天差地别的不同？
台湾，一个蕞尔小岛，没有天然资源，地震、台风频仍，在这小岛上艰苦地生存，粮食恐怕是第一要务。因着日治时代的“以台治台”策略，日本人在笼络台湾人心时选择的是地方士绅，给予的除了那个皇民化的姓氏，还准予这些士绅子弟可以读书，但类别必须限制在农业、医学。其中，农业因为担负着提供日本本土所需农产的前提，因此，从那个时候，就已经为台湾的农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其后，蒋经国先生所施行的三七五减租乃至耕者有其田政策，使得佃农成为自耕农，拥有农田并为自己耕种。而这也使得如何在有限土地上创造最大价值的思考，为每个农民所重视。加上台湾在国际社会里的依凭，所以早期的台湾农耕队肩负着协助友邦发展农业的任务，而这许多的农耕队，在行遍世界之际，如何在当地的天然条件下，有效地产生各种农作物，也为台湾农业技术的提升，加了一把重要且必需的劲！
后来，李登辉时期，此人本身就是学农的，知农、为农的责任心驱使，农村现代化、精致化农业等等各项政策的推广，使得在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农业仍然能与时俱进，与时代同步脉动。
所谓农村现代化，就是利用最新的科技、机械乃至生物技术，培养出各种新品种。台湾的农业改良技术世界闻名。举个例子来说，有种热带水果叫“释迦”，我很爱吃，但这水果很娇贵，非常容易因为熟透而烂，磕碰一下也不行，因为甜度高又容易滋生蝇虫，因此，距离产地太远就无法享受。也因为易烂，所以除了产期的很短时间可以一快朵颐，基本很少见。
但是，台湾农民却想到了一个好方法，将坚硬不易烂的“凤梨”（大陆称菠萝）与之杂交，生出了一个新品种——菠萝释迦，不但籽变小了，果肉相对变多了，最重要的是，不易坏，不怕磕碰，大大提高了这种水果可销售的范围。而在今年春天我去海南时，也看到这种水果在当地的摊上，到处都是。
至于农村现代化，由于经济的发达加上国际贸易的流通，粮食作物已经无法符合台湾本土所需。从许多农业地区购买其成本可能远低于自己耕种，因此，不种植粮食作物的台湾农村，开始发展经济作物，并且延伸农村价值与经济，所以，彰化有大片花田。据报道，台湾种植的郁金香可以外销到郁金香之国——荷兰，而各种与农村、农产品的相关文化创意活动也应运而生，例如台湾花卉节，就是在经济作物的发展下，衍生出的休闲活动。农村不只是靠着农产品赚钱，还可以因为旅游人口的吸引，而更增加收入。
此外，因着生物科技的发达，农产品有了其他方向的运用。譬如，曾经在大陆也知名的美容类节目“女人我最大”中介绍的“菜瓜水”，就是将原本价值低廉的菜瓜制成了女人保湿用的化妆水，天然好用又便宜，等于提高了农作物本身的价值。
政府辅导农村建设成为“度假旅游点”，因此许多精致有特色的民宿应运而生。假日时，台湾人大多会带着小孩，举家到农村享受脱离城市喧嚣的宁静与大自然，也让小孩在接触大自然的过程中，增加知识、接近土地，并且感受环保的重要性！
因此，我感觉，在这样的一股风潮中，也让台湾人更加深爱自己所在的这片土地，对于土地、家乡的热爱，已是台湾社会普遍的氛围，这与农村与都市的亲近，且保有农村的特性，有着紧密不可分的关系。
回到文章主题：台湾人都想做农民，这是一种人类在过度物质科技之后的一种反思，一种出于人为动物想要返璞归真的内心渴望。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乃至身边的朋友们都羡慕着，在乡下有个住所，假日可以回去种种东西、在太阳底下享受耕作的这种惬意。其实农村不必然代表着贫穷与落后，如果能在维持风貌的前提下却又相当程度通过政策方向、创意巧思与城市结合，那么，农村恐怕才是人们最适合也最需要的所在了。
于是我成了许多台湾朋友们的“顾问”。
当初2006年我之所以决定离开台湾媒体，乖乖地在大陆待着，主要是两岸这样跑来跑去，感觉两边都顾不上，而且我始终相信，当有一天两岸交流频繁时，必定需要一个熟悉两岸的“翻译”。
这个翻译翻译的不是语言而是思想。
不可否认两岸在政治、社会制度乃至风俗习惯都已经在过去的某个点上分道扬镳，虽说同文同种，不过不同的制度与文化必定使得人的行为模式与思想有了不同的状态。就譬如“唯物主义”的思维脉络就是台湾人所不熟悉的。拿电视广告来说，台湾的广告更注重情感营销。我在台湾一直很喜欢一则家庭房车的广告，里面并没有强调车子的性能，但可以从广告的情节中看得出来，而广告给人的幸福感进而促成了人们对这款车的认同。其实汽车与幸福感究竟有无关连这且再说，不过反观大陆的广告就较为实际，性能、配备说得一清二楚，最重要的是广告的主角必定是成功人士。又譬如说大陆的房地产广告会直接告诉你，带着行李箱直接入住，甚或还有强调是赠送给二奶的好选择。
总的来说，台湾更在意的是“感觉”，感觉对了很重要，否则再好的东西也无法获得认同，但大陆重视的是“成功”与“地位”。扩大来看，台湾的社会因为发展已久，市场规则已经定型，每个人只需要好好做好自己的事、眼前的事，一切就交由规则运作。而大陆仍处于发展期，规则还在模糊摸索的阶段，所以什么事情都得要尝试、要竞争，一刻不能放松。所以我感觉大陆的朋友较为早熟，负担与压力也很重；而台湾的朋友同年龄来说更为天真，甚至有些傻。而在对彼此的认知上，台湾人的弹性较大，而大陆朋友比较执著。于是当我碰到有大陆朋友还拿着几年前的讯息来问我时，我总觉得无奈，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他们所困惑或不满的，今日的台湾早已不复见。
5 在大陆采访台湾大佬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还有幸采访了江丙坤先生、连战先生、宋楚瑜先生访问大陆的历程。
2005年，时任国民党副主席的江工丙坤先生，先连战赴大陆，来到北京为连战铺路。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件事，首先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停机坪上迎接飞机降落！从停机坪上看到每架飞机起落的情景，跟自己乘坐飞机降落的感觉完全不同，是前所未有的体验。
2005年3月31日，江丙坤先生前往北京香山拜谒孙中山先生衣冠冢。安保人员担心记者会干扰到江丙坤先生的拜谒，就用隔离带将记者隔离开来。由于我和江先生在“立法院”就是旧相识，他经过时认出了我，穿过隔离带亲切地跑来跟我握手，问我：“你怎么在这儿？”
一旁香港《文汇报》的记者看到这个情况，很是吃了一惊。他问我：“小宫，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国民党副主席也跑来跟你握手。”
其实，台湾的政治人物一般而言是很谦卑与亲民的，而我当时也并没有感觉自己有多“特殊”，因为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没有造作，直到那位《文汇报》的同行问了我，我才感受到，在这样的互动当中，两岸思维的不同。
在江丙坤率团访问大陆取得成功后，连战先生应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邀请，以国民党主席身份率国民党大陆访问团访问大陆。
2007年4月25日，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携家人在沈阳祭外祖父母，并为纪念其外祖父母而建的“显阳园”揭幕。我作为随行记者，跟踪报道了连先生祭祖的全过程。
我很佩服国台办和中共中央的相关工作人员，能够找到连先生外祖父母的墓地。因为，连先生已经年近七十，可想而知，他的外祖父母的去世也有多年了。那片土地不知道在半个世纪里经历了多少大的变化，用沧海桑田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可是，工作人员就是找了出来。
我记得，那地方在沈阳近郊一条高速公路旁的田地里。那天，我们乘坐浏览车跟在前导车以及连先生的车后，平时可以想象到车水马龙的高速公路，那一天就只有我们的车队在上面。车行至墓园附近，发现高速公路的中央分隔岛被锯断，车队一行将近十多辆车，在高速公路大回转，然后车行数百米停下。路边的防护栏同样也被锯断，铺设了一条用红色地毯铺成的斜坡道，让我们一行人可以很方便地走入路旁农田。说真的，我不由得自承我是个台湾土包子，我真没有在台湾看过这样为了重要人物不惜牺牲高速公路通车的情景，那个阵仗，我想在台湾恐怕没有几个政治人物敢这样，因为民怨的口水肯定会淹没这个人。
新修的小路上，铺着崭新的红地毯，通向墓园。墓地原先所在的田地也已经变了模样。那块田地被修葺平整，种上了树和花草，中间还修建了一个花台。
连先生神情肃穆地上香，祭拜，并在现场发表了感情丰富的演说。
我在现场访问了国台办主任陈云林先生。他说，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晚上，他得知了墓地被找到的消息后，就匆匆从北京赶到沈阳，前往墓园查看。雨太大，踏在田地的泥泞里，泥水浸湿了膝盖。
在这里，我不得不提起连先生访问西安后宰门小学时在网络上引起的一系列争议。后宰门小学的小朋友用念诗的方式来欢迎连先生的访问，诗的头两句是：“爷爷，您回来了，您终于，回来了！”
当时，我在台湾，在电视台里正工作着。我从屏幕中收取卫星传送回来的画面，当这段画面出现，我身后，不只政治组的同事，几十个人一片哗然大笑。这两句话，后来也在网络上被热烈议论，双方各执一词，一方认为太过于形式，另一方认为无可厚非。
我没笑，是因为在大陆从事了一段时间的新闻工作后，我深深理解，跨越形式的本身，这群小朋友，首先必定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再者他们肯定是经过辛苦的排练。也就是无论形式是否为台湾人所普遍接受，但心意与辛苦却是值得感动的。而我也能理解我的同事们，乃至现场的许多人之所以会哄然大笑，那并非是讪笑，主要是这样的场景与朗诵，真的好久没见过了。
这就好比每回我看到大陆的电视台播出的晚会，那些艺术歌曲唱腔、主持人近似朗诵的串场，我是无法感受到“好看的感觉”，而许多台商也是如此。这也就像是我许多大陆朋友跟我说他们实在无法喜欢周杰伦口含卤蛋式的模糊唱腔，这完全是生活经验值的不同所造成的审美标准差异，无所谓高低好坏。只要彼此双方能够跨越形式感受彼此的诚意，那么其他所有的一切不过是锦上添花。
通过一场新闻策划以及在大陆的工作、生活经验，我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叫做交流？交流绝对不是让自己舒服。如果因为对方说了或做了令自己不舒服的事情而破口大骂甚或喊打喊杀，这不叫交流，叫做“发泄”。因为交流之所以有必要就在于了解原本不了解的，如果只挑令自己舒服的话来听，那么永远都不可能了解自己原本不了解之处。不舒服之后，才有可能求同存异。我认为随着两岸交流日渐频繁，当接触越来越多，自然也就习惯成自然。就好像台湾的珍珠奶茶，现在已经普遍为大陆朋友所知，而大陆的社会样态，也通过各个渠道被台湾人所渐渐了解。我想只要彼此的心态够弹性，吃亏占便宜都不计较，多些礼貌多些谨慎，即便是不同的社会制度与思想，政治归政治，我们小老百姓过小老百姓的生活，我相信，所有人有一天在彼此相识时，至少可以做到一件事，不因对方是台湾人/大陆人，而有一种惊讶意外的感觉，那就至少做到了真正的民间交流与融合。
Chapter8 千山万水处处情
引言
走过大陆神州的许多山山水水，我承载的不只是我自己的情感。每走一步都是我最深刻且单纯的诚意。如果说一个台湾女子在这中间想要创造什么「意义」？我想，我以身作则地试图跨越时间、空间、思想与追求的藩篱，在这干山万水中、在这芸芸众生中，我自己就是一个实验品。我走过，所以我知道、我感受着中国的山水壮阔、面积广大，而兼容并蓄应是两岸之间彼此融合、交流最关键的心胸！
// 红色标语前左手敬礼的莞尔
1 胡同台妹的红色之旅
红色旅游，想当然耳，台湾没有这种概念。而我刚到大陆的那几年刚好是红色旅游最为蓬勃发展的时候。
当时我觉得，大陆这个地方怎么什么都是“红色”的，连个旅游都要与红色有关。不过后来我才知道，红色旅游指的是跟共产党有关的地点，并非所有的旅游都是红色的。
其实按照心理学来说，图形比文字更能让人留下深刻印象，颜色属于图形，所以在台湾各党派阵营也是用颜色区分，比如，蓝色、绿色、黄色、橘色都是各政党的代表色，所以对台湾人而言，共产党就是红色的。
然而，对于红色旅游景点我大概唯一知道的就是延安了，因为历史课本里提过毛泽东先生曾在这里徐图再起。其他什么遵义、韶山乃至井冈山我都没听过，当然这也跟我不大注意国共时期的历史有关。在我心里总觉得那段时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至于对错恐怕都已经不是很有意义。因为我觉得亲近如我的父母，乃至他们的同僚友人，无论孰是孰非，都是亲身经历且用了大半生的生命去承受，甚至老成凋零。无论真相为何，对他们而言，都已换不回逝去的生命与岁月，因此，我不大喜欢去了解当时的历史，这可能是我的心情使然。
因缘际会，第一次到湖南就去了韶山，那是2009年的夏末，天气异常炎热。对于湖南我的印象就是，马英九与宋楚瑜两位先生是湖南人，还有我老爸爱吃湖南腊肉，再就是湖南湘军，以及刚到大陆来常看的湖南卫视。
到了韶山，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这是一个很干净、很宁静的小城市，非常淳朴。因为到达时已经接近黄昏，毛泽东先生的故居已经关闭，从外面看起来仍是非常古朴的农宅。四面八方涌来的是许多背着孩子的女性，她们兜售着价格仅仅十块人民币的纪念商品。而据她们说，印象中不曾有过台湾人到访。
接着我们一行人去了毛先生的铜像前，有许多的花束花圈堆放，我看到了一个让我颇为吃惊的场景。我一直以为，崇拜毛先生的应该大多为中年以上的人，就如同台湾的年轻人对蒋介石已经不了解不关心，但我看到的场景是，约莫二十岁左右的几个年轻男女，双手合十，甚至有个女孩是跪在地上，仰望铜像，口中念念有词地祈祷着。
在台湾，这种景象只存在于我小时候的记忆中，是有些老兵或是1949年到台湾的那些遗老才会有的举动！
韶山，根据统计数字，每年有五百万人次到访，但因为不收门票，而且距离湘潭很近，旅行团到此大多只是让团员们向铜像致意后，就带往湘潭，在此创造的消费非常少。我因为正从事文创，想要把台湾一些好的人才与经验引进大陆，因此，就请我的合伙人唐圣瀚先生就毛先生为主题，进行了一系列旅游文创商品的设计。
在台湾，这几十年的社会制度与环境变迁，两蒋已经不像过去那般受到尊崇。全台各地纷纷撤除蒋介石先生的铜像，甚至为有铜像该送往何处而烦恼，当时全部的铜像都送到了桃园慈湖的陵寝所在地，形成了一个铜像公园。而且，两蒋陵寝、中正纪念堂越来越式微。
不过，当两蒋的文创商品开始兴起，竟然又开始吸引年轻人甚至是家庭游客的关注。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则新闻，一种以Q版蒋介石为外包装的棉花糖，一面市就销售一空，而慈湖甚至还销售一对蒋先生与毛先生握手的Q版玩偶，颇受观光客的喜爱。也就是说，当脱下威权的外衣，因着设计师们的创意赋予了两蒋另一种形象，而创造了新的价值。我大胆地想，这样的创意在大陆是否也可以创造一股文创潮流？
而且我还提出了一个“将红色进行到底”时尚大秀的创意，地点就在韶山的铜像广场。
我的想法是，让中国的新锐设计师设计以红色为元素的服装，配合大屏幕播放中国过去的一些影像，配合的是以交响乐团伴奏的走秀乐曲，中间穿插一些红色歌曲的变奏。我甚至想过，这场大秀应该找具有国际经验的优秀华人执导，展示中国走入国际社会的愿望。
脱去政治意涵，红色对于两岸的人而言，代表着“喜庆”，而赤色中国对于国际上而言，隐含着负面意义，因此，在喜庆层面，两岸是有共同点的。选择以时尚大秀的方式呈现，是因为中国红在近几年来，在世界时尚圈蔚为风潮，在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地点，以喜庆红色结合两岸的文化与创意人才，以中国红的全新风貌面对世界，在一个元素不同表述的状态下，我自认为这是非常棒的创意。
不过，毕竟是台湾人思维，我的创意一直送到了湖南省，但一直没人点头，因此这份创意只能深深地埋在心里成为遗憾，而其实从我在大陆开始自己创业以来，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的“遗憾”。当然那批旅游纪念商品的创意，也一样，至今还是数十张图纸。
在创意的过程中，唐大哥也感受到毛先生的“威力”。有段时间唐大哥想要在旧图像里玩出“新”意，因此请了一位合作许多年的大陆画家重画毛先生的像，这中间只是画风的改变，并没有在造型上有任何改变。对方在三天后拒绝了唐大哥，他说：“这三天我问了许多亲朋好友，他们都反对我接这个案子，所以我想还是算了。”而先前我也曾发表博客，将唐大哥曾经提出的“烤土司面包模具”做成毛先生的形象，测试大家的反应，结果也遭到网友一片骂声，“伟人怎么可以把他吃到肚子里去”。而同样的创意在国外是圣母玛利亚，理由是，吃了玛利亚的造型烤土司，犹如神助，一天都是好元气。因此，看来大陆对于毛先生的感情，是外人很难理解的，我也必须不断地询问各方意见才能慢慢找出创意的方向。这对于我或是唐大哥而言，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虽然这份策划如今仍待字闺中，但我想这对于我而言，也从中获取了不少经验。
另外一个跟红色有关的景点，大概就是天安门广场了，除了前面所说，我曾经在两会期间目睹升旗，也曾经在第一次北京驻点的最后一晚脚踏广场的地，那意味着自己到过广场。其实我对天安门广场的想象，更多是历史方面的，我会想象古代皇帝走过广场是怎样的盛大场面，而这片广场大地又曾经有多少人走过、驻留过？
而第二次驻点，我又到了天安门广场，我的感觉只有一个字——大。大得让人感觉渺小、茫然，也大得让人恐惧。这让我想起我听说过的一个真实故事。两岸刚开放旅游时，一位台湾阿嬷在天安门玩，忽然想上厕所却找不到，于是问了问在广场上站岗的解放军：“请问‘共匪’同志，厕所在哪里？”可能许多大陆朋友听到这笑话会愤怒。不过，我相信这位阿嬷并不知道‘共匪’二字所指为何，从小被这么教育，并未想过这两个字是骂人的，而我想到这个故事，也是因为我在广场上连出入口都找不到，更别说厕所了。
此外，我发现大陆各城市似乎都有广场，不是叫人民，就是叫解放，台湾除了“凯达格兰大道”在集会游行时必须禁止行车而成为广场以外，印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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