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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蕻良细说红楼梦-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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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他颁发的,还是他自愿颁发的,反正都一样,说明他不过是一个儿皇帝。甚至想逃入禅门亦未可得。金銮座保不了他,莲花座也救不了他。

曹雪芹虽不生在帝王家,而生在包衣世家,但如果说对人生,由不知到知的过程,则和两位前人有极大相近的地方。因此很多人把他们互相比附,这也不足为怪。“色空说”和“索隐派”的出现,都充分可以证明这一点。

释迦牟尼认为了解人生的终极,是无“我”,从这儿才能得大智慧,才能一切解脱,无挂碍,无恐怖,究竟涅槃。这时,也无所谓“法”,可以遨游大自在天,达到了真如境界。实际上,释迦牟尼度化不了世人的,他只能做到自我完成。他确实做到了。

顺治则什么也没有做到。他在政治文化方面,向往汉化,反而促使满族元老更加紧满化的统治;他想使政教合一,但他又不懂得是宗教先行呢,还是政治先行?结果两下落空。他想使现实和理想统一,但他的理想,却是属于他个人的,不是属于人民的,所以这种破灭,只能促进他的自我毁灭……

曹雪芹看到这两条路都不属于他的。他想走另外一条路,这就是“升华”的道路。

当然,这“升华”的道路,也不是曹雪芹发明的,这在历史上,是早有先例的,最光辉的例子,就是屈原、司马迁、关汉卿、汤显祖……

他们都把自己的遭遇,把自己的血和泪,凝结成为文字,用它记录下内心的向往和理想,使自己的感情升华,利用一种艺术形式,把它记录下来。因此,曹雪芹才写下了《红楼梦》(《石头记》)。如果没有这一段经历,他是不会制作出这部长篇小说的。

在这种实践中,曹雪芹离开庄周,就走得更远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庄周提倡“坐忘”,还说颜回说自己能达到“坐忘”的境界,孔子佩服之余,也要追随在颜回之后。庄周假托这段故事,是为了加重这个“坐忘”的分量。其实,“坐忘”的不是颜回,而是庄周自己。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便说:

“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又自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

由这段“作者自云”中,就宣布他不但不能“坐忘”,而且在“念及”之余,还要“一一细考”,使这段记忆“坐实”,不但不“忘”,而且刻石为“记”,“记”和“忘”刚好相反。这就更证明曹雪芹的思想,不是庄周思想的余续,他已完成他情极之毒的“至极”的思想了。

由以上的认识,不难看出,曹雪芹是不会真正地向色空中来寻求解脱的,而是在艺术升华中,找到了他自己的出路。

近来经常有人问我:你写曹雪芹时,如何来写他要写《红楼梦》的动机和要求呢?我想,就试着先谈谈曹雪芹与庄子思想的异同,来作为这个问题的粗浅回答吧。

至于这个“升华”说,并不是我的发明,早在几十年前,似乎就有人觉察到了。当然,光是个“升华”说,并不足以概括曹雪芹。这倒不是故作跌宕,因为写作本身,并不光是精神的转化过程,或是一种内心的记录而已。创作当然是以情感来感染别人的情感。但是,作为一个作家,最后还是要以他思想的高度,来作为衡量他的最后标准的。因为一个作家,总是受着他的思想支配的。郑板桥画竹子,要求人们还要到画面外面去看他的竹子,现在说作家的背后,也就是这个意思。同时,作者创造出来的背后,也就是我们要加以“钩沉”的世界。

(原载《说不完的红楼梦》,上海书店出版社,1981年7月)

“可人”哪里去了

《红楼梦》中宝玉的贴身丫鬟原来有一个很出众的人物名唤“可人”,但是到后来索性就不见了。是作者写丢的,还是因了别的原因,才把这个人物取消的?无从臆断。这也是《红楼梦》有名的“谜”之一。因为宝玉身边的大丫鬟都占重要位置,单由“可人”的命名来看,她也必定是个“尖子”。怎么可以来无影去无踪,忽然不见了呢?

“可人”的来源,也许来自《西厢记》,那本是社会上的口语,清末民初民间小调,还有“张五可,坐乡楼,自思自叹……”的词儿。五可是形容“五官”都可人,所以叫五可。现在说“可人”已经不够通俗。

“可人”与“可卿”原是一个意思,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作者避开两者混淆不清,可卿的分量可能被冲淡,所以才把可人取消了,或估计可人一定被写得做事周到,人人夸赞,人品长相都好,是丫鬟里的宝钗。这样的人物是不容易处理的。

以上是我的猜想,不足为凭。只是作为抛砖引玉的引线罢了。

(原载《生活时报》,1996年6月28日)

谜中识谜

灯节以灯谜取乐,成为我国一种有趣的风俗。“谜语”开初是从民间流传下来的,也可说是一种口头文学。我国的谜语,形式虽然多式多样,但把每句编排成“七言”或“五言”者居多,像诗一般。谜语落在文人的手中,有时就以诗的形式出现,或者本身就是一首诗。不妨举一首诗为例:

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

刚被太阳收拾去,却被明月送将来。

——苏轼

这是大名家的诗,其实也是“谜语”;诗题是“花影”,也就是它的“谜底”。既是诗,又可作谜解的,在《红楼梦》中也有。如薛小妹的《怀古诗》就是。只是诗意太浓,至今还猜它不准,诸家说法不一。

《红楼梦》中的诗,除回目前面的题诗和“结诗”须另行探讨外,大都与小说中的人物、性格相合,或者借评他人的诗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和意见,互相衬托,收到特殊的艺术效果。《红楼梦》的紧要谜语,也是作者按两种情况安排的,利用谜语恰好交待人物的思路、身份。《红楼梦》第二十二回,有贾政念给贾母的一首四句谜语:

身自端方,体自坚硬。

虽不能言,有言必应。

庚辰本下有双行小批:“好极的是贾老之谜,包藏贾府祖宗自身。‘必’字隐‘笔’字,妙极,妙极!”书中的故事是,贾政把谜底悄声告与宝玉,宝玉又悄声告诉贾母,贾母故作思索状,然后猜说是“砚台”,贾政忙说“一猜就是”。

不要小看这段双批,它却透出了大消息。批中说“必”字隐着“笔”字,这若不是知底细的人是断难想得出来的。按批者思路,那就有了“有言笔应”的含意了。然戚本则直说,这暗寓祖宗名儿。可是“砚台”和“笔”,在字面上是联不到曹家祖宗名儿上去的。

既是“暗寓”,又特别点出“笔”字来,按此引线去猜,可以想到谜底不是“砚台”而应是“笔洗”,这才能和“祖宗名儿”挂上钩呢!为何批者并不直说,偏绕个大弯,也足引人思考!正是曹雪芹原文原意。要贾母说出“砚台”,不要她说出“笔洗”来。因为只有“洗”字与曹“玺”的名儿谐音。在娱乐场合,是不能出口犯讳的。说明当时批者也怕犯讳。

这真是“妙极,妙极”。我们从中可以明白到:一是曹雪芹的祖上确有讳“玺”的(其实16个字的谜用来咏玺,我看更觉恰当呢!);二是批者夙知此事,透露出批书人与作者关系密切;三是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提供一个旁证。这可和十四回批中:“作者不负大家后裔”语,互相对看。

(原载《读不完的红楼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8月)

一条谜语所得的内证

我曾写过一篇小文:《谜中识谜》。意犹未尽,现在,不妨再找补几句。

在《红楼梦》第二十二回,贾政出的谜语是:

身自端方,体自坚硬。

虽不能言,有言必应。

——打一用物。

书中由贾政悄悄说与宝玉,宝玉告诉贾母,贾母点头相信,便说是“砚台”。

但我从来认为,这个谜的谜底,直截了当地说,就是“玉玺”。这里透露着曹家祖宗的尊讳。

庚辰本下有双行小批:“好极的是贾老之谜,包藏贾府祖宗自身。‘必’字隐‘笔’字,妙极,妙极!”这位批者,也是故弄玄虚,会卖关子。

因为批语中说:“必”字隐“笔”字,所以我才兜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圈子,猜作“笔洗”,用“洗”的谐音,落到“玺”上。这样一来,“笔”和“玺”便都有了着落了。

其实,曹雪芹的祖先曹玺,字“完璧”,批书人是了解的,所以谜底暗含“必”字与“璧”正好谐音。“戚本”批注说,暗寓祖宗名儿。足证批书的人,确实知道曹雪芹的家世内幕,才能写出这样的批语来。不知内情的人是凭空编造不出来的。

在十四回脂砚批语中说过这样的话:“作者不负大家后裔!”可见批书者心目中总记着作者是位“大家后裔”。这里的“大家”就是指“曹府”,从曹府后裔向上推,便可推到曹玺,字完璧,这就指出谜底的真意所在。

“玉玺”这种东西,在封建时代是很尊贵的,既端方,又坚硬。它虽不会说话,但一旦印在纸上,就铁案如山,必然应验。

从“曹玺”及曹寅到曹雪芹,这样捋下来,顺理成章,暗含“玉玺”是恰当的。

当前,有人提出《红楼梦》有“原作者”,还有“再创作者”。这样一来,曹雪芹的“十年辛苦”就被分割成两截。“一把辛酸泪”也分成了“两把”。曹雪芹一个整人,也被劈成两半。但曹玺居于祖宗地位并未动摇,所以,从这一则“谜语”,可作铁证。这就是曹雪芹的祖先是曹玺,字完璧。

当前,还有人怀疑庚辰本的真实性,脂砚斋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恰恰相反,从我引用的批语来看,足可以说明庚辰本既是可靠的,绝非伪作;脂砚斋也是曹雪芹同时人。这批语不是旁人可以伪造得出来的,只有了解曹雪芹家事底细的人才能写出。这是毋庸置疑的。

1996年2月

(原载《北京日报》,1996年2月24日)

题乾隆汉妃着汉装

曹雪芹在写《红楼梦》时,故意不写出明确的时间和空间来,也就是说,他不愿写出故事发生的真实年代和地点来。

《红楼梦》中所写的女性,服装发饰几乎都是明代的。于是就有的人用清初有“男降女不降”的说法来加以解释。也有人认为是从美学观点出发,曹雪芹才这样描写的。也有人认为,只有这样才不会透露清朝的时代背景来……

这些说法,在作者头脑里面可能都有。但最主要的,还是生活本身本来就是如此:不但汉族的妇女通常都是汉装,就是在清宫里,汉妃也是穿着汉装的。只是清初的汉妃着汉装的风习,后来却很少被人知道罢了。甚至很喜欢讲述过去祖宗逸事的慈禧,看到汉人结婚,穿的凤冠霞帔,便说是像戏装。如果她看到当年乾隆汉妃的便装,也会认为是戏装吧?这正如康熙把玉田稻种引进江南,而到了慈禧手上,反倒数典忘祖,却硬要把江南稻种引进了京西一样。

承曹孟浪先生提供一些照片给我,从这些照片里,可以窥见清代汉军旗妃嫔们的服装、发饰以及日常生活用具的真实写照。她们的服装确乎都是汉装。

有一幅画像后面的题词上写着:“嘉庆六年,双鹤斋请下主位像。”

这幅画像原是装在圆明园内“廓然大公”的“双鹤斋”室内墙上的画。

清代宫廷里面,或者行宫、离馆,都有皇帝或者大臣、供奉们的书画,装裱在墙上。经过一定的时间,如老皇晏驾,新皇登基后,更换一批,或者皇帝一时高兴,也要随时换上一批新画。

这幅立像,是嘉庆登基第六年时撤换的。从称“主位”的题词上,可以断定画中人物的身份是嫔妃,又称“请下”,也可证明是嘉庆的上代。以“请下”来表示撤换的意思的,那时只有对于神像或祖宗才适用。

这幅画是在修建双鹤斋时就设计好了的。因之,这画是按照室内装修的条件来画的。画中的隔扇门,是和真的隔扇门衔接起来的,所以木纹都清楚地画出来。这样,就造成有一个真人倚门伫立的印象。

从写真后面的题词,不难判断她是乾隆的汉妃之一,因为双鹤斋是乾隆时代修建的。

人们在游“东陵”时,便会知道乾隆的陵墓里,除了三个皇后三个皇贵妃之外,随葬的妃嫔、贵人等就有三十五个之多。从这幅立像占据双鹤斋的地位来看,她是有资格葬在裕妃园寝的。

这幅逼真的人像写生,连个名字也没有传下来。从她身上,联想到圆明园的毁灭,裕陵被炸,以及今天的开放……历史是何等足以发人深思的呀!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这位妃子像活着一般,而双鹤斋却早已不在了……不过有一天,它也很可能被我们修复……

1979年9月5日

(原载香港《七十年代》,总117期,1979年10月)

雀金裘和澳门

——《红楼梦》夜记人们看到把“雀金裘”和“澳门”联系起来,未免觉得有些奇怪。其实,这儿丝毫也没有哗众取宠的意思,只不过顺理成章,略举一段儿实事而已。

如果我们想到清朝到中国来的传教士,有许多是间道澳门,再想到,康熙皇帝就曾考虑过,在天主教和佛教两大宗教间到底如何抉择的事实;如果,再想到,澳门曾被皇帝划为传教士可以长期居住的地区,那么,我们从“澳门”的地位来联想到《红楼梦》里面的事物,就不觉得有什么出人意外之处了。

因为《红楼梦》有个特点,外国物品,已经成为“大观园”中主要人物日常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照明、化装、医药、食品、穿着、玩好、馈赠……许多方面,都和外洋物品联系得紧,烘托出一片光色迷离,气象雍容的贵族生活气息来。

这些外洋物品,方豪先生在教“中外文化交通史”时,便曾经注意到。他在作《红楼梦新考》以后,又扩充资料写成《从‘红楼梦’所记西洋物品考故事的背景》一文中,以这为“机括”,安设一面镜子,这面镜子不但反映出曹雪芹的艺术魅力,真如“文艺复兴”时的大画家、大雕塑家制作的艺术群像一般,是与时俱在,永远不朽的。同时,使人从这些贡品珍异中,便可以看出曹雪芹的家世和生活方式,以及二百年前的最重要的时代特征来。这些消费品,是怎样以“贡品”的形式,出现在天朝上苑,后来又以怎样的形式,把我国开辟成广阔的市场的。

这些题外话,有待将来再行探讨。现在单就最有趣的一点,“雀金裘”和“澳门”的地理关系来谈谈。现在容我引用方豪先生一段话如下:

“《红楼梦》中之外国衣料,若洋绉、若洋锦、若哆啰呢等,胥为当时豪富所可染指,非极难得者。”

但黛玉的鹤氅和宝玉的孔雀毛氅,却在同时代的文献中,也找不到同名的物品。《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第209页)记1583年1月6日(万历十年十二月十三日)肇庆府广东总督陈瑞“以二位司铎远道来临,觉得是中国的最大荣幸,并且因为他们有求必应,又求他们差人从澳门给送十件最美丽的羽翎来,以为送入北京作礼品”。不知是不是和孔雀氅或鹤氅属于同一类。二司铎是指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和巴济(Franciscus Pasio)。

王士祯《香祖笔记》亦有一条说:“羽纱、羽缎,出海外荷兰、暹罗诸国,康熙初入贡止一二疋,今闽、广多有之,盖缉百鸟翮毛织成。”

曾有朋友告诉我:“羽纱、羽缎都是毛织物,也就是哔叽。”可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荷兰贡品分列“鸟羽缎四疋,新机哔叽缎八疋,中哔叽十二疋”。康熙三十九年(1700)冬十月,帝献祝皇太后六十圣寿的礼物中,亦分列“羽缎一疋,哆啰呢一疋,璧机缎一疋”,可知必不是同一物。璧机就是哔叽。

知道了上述情形,我们再来看这稀奇物儿——雀金裘。

《红楼梦》第五十二回:“勇晴雯病补雀金裘”中所写的“雀金裘”,在曹雪芹笔下,是这样形容的:

贾母见宝玉身上穿着荔色哆啰呢的天马箭袖,大红猩猩毡盘金彩绣石青妆缎沿边的排穗褂子。贾母道:“下雪呢么?”宝玉道:“天阴着,还没下呢!”贾母便命鸳鸯来:“把昨儿那一件乌云豹的氅衣给他吧。”鸳鸯答应去了,走去果取了一件来。宝玉看时,金碧辉煌,碧彩闪灼,又不似宝琴所披之凫靥裘。只听贾母道:“这叫作‘雀金呢’,这是俄罗斯国拿孔雀毛拈了线织的。前儿把那一件野鸭子的给了你小妹妹,这件给你罢。”

贾母口中称这羽毛织品为“雀金呢”应该是正名。那么可见它是一种呢面,用孔雀毛捻成线织得的。既然命名为“呢”,晴雯在织补完毕,又用小牙刷慢慢地剔起绒毛来,可见它是比较厚实,与前儿贾母给宝琴那件野鸭子的,应是同属于呢料的,只是一个是用野鸭子羽毛,一个用的是孔雀羽毛,所捻的线身份不同美丽程度不同。

我们前边已说过,肇庆府广东总督曾经向两位司铎,要他们差人从澳门给送十件最美丽的羽翎来,以它送入北京作礼物。这十件羽翎,我们还不能确定它是否和雀金呢同属。但从口气上判断,恐怕不是十支羽毛,而是十件鸟羽织成的呢缎一类的物品,并且着重指出:要其中最美丽的,那么,必然也要有“雀金呢”在内吧!

据康熙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有上谕:“差董邦殿、李煦同安多住澳。”安多是比国教士。

李家所经历的生活,几乎和曹家是如出一辙。如果薛蟠能在无锡买泥娃娃回来,倘若贾蓉去到南边,同样也会带回泥娃娃来的,李家的事通过曹寅的妻子李夫人,那也就和曹家的事,没有什么两样了。

因云,李煦到过澳门,雀金呢必是“李家得自教士,或自行购买得来的”。反正都是一样,中介人是澳门的传教士,所以《红楼梦》的“雀金裘”特意由作者表出,只有贾母认得最真,说得最确。而又由贾母手中当作一件稀罕物儿,赐给宝玉。这都显示出曹雪芹构思的深心来,也反映出历史的真实来。

1982年5月27日于北京

(原载《澳门时报》,1982年6月5日)

《红楼梦》与食疗

《红楼梦》第四十五回,薛宝钗在劝林黛玉注意身体时,就曾告诉林黛玉一句古代名言:“食谷者生。”这虽是一句普通典故,却关系到我国一种特殊的文化传统,即“食疗法”。

我国的食疗有很久的历史,《周礼》有“食医”,掌调和饮食,是司天子食疗保健专职的官医。在敦煌石窟里,还留下来《食疗本草》的残本。

按“食谷者生”这句话,初见于《史记》:

太仓公谆于意为阳虚侯相赵章看病,断定病人只能再活五天,可是病人却活了十天,原因是由于病人吃了谷子做的粥。仓公解释说:“嗜粥,故中藏实;中藏实,故过期。”又说:“安谷者过期,不安谷者不及期。”就是说,能吸收谷的养分的病人,可以延长生命;否则,便会早死。

宝钗看了黛玉的药方,便对黛玉说:“我看你那药方上,人参、肉桂觉得太多了,虽说益气补神,也不宜太热。依我说,先以平肝健胃为要,肝火一平,不能克土,胃气无病,饮食就可以养人了。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窝一两,冰糖五钱,用银铫子熬出粥来,若吃惯了,比药还强,最是滋阴补气的。”宝钗很懂养生之道,她要黛玉经常吃燕窝粥,不要一暴十寒。宝钗是客居,她对荣、宁二府的饮食、医药方面,看得比较清楚,但是贾府自家便注意不到了。珍贵的药材已成家常便饭,康熙就曾认为曹寅是吃人参太多而丧身的。曹家为大内积存的人参,在南方变卖,《红楼梦》里写人参放置久了,会自然灰败。宝钗也是看在眼里的,故而会说出“食谷者生”的道理来。

《红楼梦》第四十九回,史湘云和贾宝玉兴致来了,商议要吃生鹿肉。被李纨听见了,便说:“你们两个要吃生的,我送你们到老太太那里吃去,那怕吃一只生鹿,撑病了不与我相干。”可见《红楼梦》里吃生鹿肉并不稀罕。只是李纨怕他俩撑病了,自家要挨老太太的训斥罢了。

在二百年前,柳条边一带,还有吃生鹿肉的风习,传说鹿吃仙草,所以是最干净不过的。但这一点,不为婶娘李纨所理解,所以她说带玉佩金的宝玉和湘云那样干净俊秀,又不少吃的,怎么要吃起生鹿肉来?她哪里知道,不但活鹿肉可以生食,就是风干的鹿肉,也可以生食呢。

清代皇室,保持满族风俗,喜喝生鹿血。乾隆在射鹿时,就曾当场饮食鹿血。很像现在广东人在吃蛇时,把活蛇胆浸入醇酒中,马上喝下去,认为可以明目一样。

鹿血之外,还有鹿胎、鹿鞭、鹿尾,都认为是大补特补。《竹叶亭杂记》中记“吉林属每岁进贡方物”,就有“鹿尾”和“晒干鹿尾”。冬天,京城由关东运进来的关东货,最出色的就有“鹿尾”。京师宴席,最重鹿尾。鹿尾的作法,是以剃刀去其茸毛,但不可割破,以保血浆。这就不仅仅是追求美味,而是以滋补为主了。

在《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康熙四十四年十月,也有曹寅蒙上赐鹿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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