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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凶猛-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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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便笑，米兰也随着笑，给了许逊近乎一个媚眼。
“哎。”她扭头对我说，“你家能洗脸么？我觉得我脸上特脏，风吹了一下午。”“你怎么随随便便就说要在我们这儿住？”路上我埋怨她。
“怎么啦？不好么？”“当然不好了，”我提高嗓门说，进了家门给她打洗脸水，暖瓶里已没多少热水，我往盆里倒的时候不留神把水碱也倒了进去，”你知道我们这儿都是什么人？”
“我看你们院小孩一个个都挺老实的。”她撩着上面那层干净的水洗脸，攥着香皂骨碌碌滑转，涂了一手香皂沫儿，仔细地搓洗十指，“听你说还以为他们多坏呢。”“你以为呢，噢，奇。ｃom书坏非得写在脑门上？”她不做声，开始洗脸。
“你是不是常在不认识的男的那儿住？”我把我的毛巾递给她时，忍不住讽刺了她一句。
她怔了一下，接过毛巾锐利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擦脸，“你生气了？”“没有。”我气乎乎地说，“就是觉得……”
我想说她轻浮、贱，又觉得这么说太重了，弄不好会把她得罪了，转而问：“高晋都跟你聊什么了？”
“没聊什么，就说我想当兵他可以帮我。”
“我怎么不知道你想当兵？你从没跟我说过。怎么头一次见他倒跟他说了？熟得够快的。”
“瞎聊呗，就说起来了。要不干吗？干坐着？这可是你叫我来的，我来了你又不理我，自己和小孩去打弹弓仗，还说呢。”她这么一说，倒说得我怪舒服的，不禁笑起来，“当着他们的面，我哪好意思跟你多说话呀。”
“那有什么？咱俩也没别的什么关系。”她在窗台上的擦脸油盒子里挑，“哪个是你妈使的？”
我指了一种牌子的雪花膏，她打开盖子嗅了嗅，挖了一指头涂在鼻尖、额头、双颊上。
“其实我也觉得挺没意思的。既然人家说能帮我，我就利用一下他呗。我真是挺想当兵的，从小就想，可惜我们家是地方的，没路子。”她把星星点点的雪花膏揉开，回头问我：“你说他真的会帮我么？”“会吧。”我说，“只要他爸爸点头，进他们军的文工团应该没问题，回头我再帮你问问——你琵琶弹得怎么样？”
“问题是我的琵琶弹得一般。”她笑着转过身来冲我说。
这时，我听到门一响，我爸爸进来了，手提公文包出现在米兰身后。当时我就脑袋嗡了一下，周身的血像染缸里扔进一块方头密密麻麻溅到脸上。他怎么没到下班时间提前回来了？
米兰诧异地看了我一眼，回过身去看见我爸爸。她也有几分局促，但基本坦然，微笑地向我爸爸问好：“您好，叔叔。”
我结结巴巴地解释，“这是，这是我们老师。”
米兰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
我爸爸打量了米兰一眼，用那种洞悉一切的沉稳目光看了看我，对米兰说：“你跟我来一下。”米兰不解地看了我一眼，我无能为力，她低头跟我爸爸到他的房间去了。我听到我爸爸房间传出来的隐隐约约的谈话声。父亲的声音很浑厚，一字一板，听上去很有条理和信心；米兰的声音则是低喃、不连贯的，有时蹦出几个清楚的词。
我又羞又急，渐渐萌生出一种难以遏制的愤怒，真想抄起个什么沉重结实的东西扔过去，以惊人的“豁啷”一响和满地粉碎的结果来表达我的感情。当然，同我鼎沸欲喷的情绪恰成鲜明对照的就是我身体的一动不动。
片刻，他们从房间里出来了，两个人都很严肃。
“我走了，叔叔。”米兰彬彬有礼地对父亲说。
父亲点点头，转身回了房间。
我急忙上前小声问开门欲走的米兰：“他跟你说什么了？”
“教育了我一顿。”米兰小声说了一句，匆匆沿着走廊走了。我回身看到父亲拿了一叠文件从他房内出来，指着我说：“你不要出去，晚上回来我找你谈。”
说罢，他出门走了，又去上班。
我连忙回屋打开窗户叫正走到花园游廊通往后院的瓶形门口的米兰，“哎，哎。”她回头看见了我，下了游廊踩着长满青苔的土地走过来，站在我窗外探头往屋里瞧：
“你爸爸走了？”“走了，你进来么？”“我可不敢再去你家了。”她吐吐舌头说，“你爸真厉害。”
“那你没有，态度还挺和谒。问我跟你是什么关系，怎么认识的，问我的父母是谁，家住在哪里。”
“我爸爸真讨厌！”我咬牙切齿地说，“你都告了？”
“这有什么好瞒的？”她笑笑又说，“他也是关心你，怕你学坏。”“你怎么不说是我老师呢？”我埋怨她。
“那哪骗得过去？也不像。再说也没必要骗人。”
“唉。”我在屋里叹气顿脚，“我算是又被他逮住了。”
隔壁邻居的窗户一响，支出一扇玻璃。米兰扭头就走，一指邻家窗户，“有人监听。”
“你去……”我张嘴无声，用手指假山方向。
她点点头，绕过柏树丛消失了。
我也点头，不住地点头，接着在自己家里回过身来。
晚上，吃过饭后，我和父亲做了一次长谈，我主要是聆听，不时被要求解释一下动机而已。本来以为父亲会非难我，孰料他竟意外的态度诚恳，并无疾言厉声，基本属于娓娓动听和循循善诱。他告诫我不要过早交女朋友，年轻的时候应该把精力都用到学习上去。要树立远时理想，要有自己人生目标，当然这目标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当时惟一的；做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他表示他和其他很多我不认识的人都对抱有殷切期望。似乎他们认定我将来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而这点在当时我自己一点把握也没有。
我一点也不感动，不是施教者不真诚抑或是这道理没有说服力，而是无法再感动了。类似的话我从不同渠道听过不下一千遍，我起码有一次到两百次被感动过，这就像一个只会从空箱子往外掏鸭子的魔术师，你不能回回都对他表示惊奇。另外我也不认为过份吹捧和寄予厚望对一个少年有什么好处，这有强迫一个体弱的人挑重担子的嫌疑，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造就一大批野心家和自大狂。
我耐心地等他把那些华丽的词藻全部用尽，假惺惺地掉了几滴泪，然后带着“好好想一想”的任务上床睡觉去了。
我在床上想了半天怎么在平原地带统率大军与苏军的机械化兵团交战，怎么打坦克，怎么打飞机，怎么掌握战机投入预备队进行战略反攻。当然我思路怎么也脱不开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虽然我当时就怀疑地道战和地雷战能否在现代条件下仍和打鬼子时一样行之有效。
想完激烈的战役，我又设想了一番凯旋而归万众欢腾的场面。除了苏联将军式的一胸脯勋章，我还热切地幻想自己能挂点彩，只有一只膀子之类的，但决不穿的确良的国防绿，最损也得是一身马裤呢！之后，我就翻窗户跳出去了。
我走到假山脚下，听到山上亭子里传来轻轻的男声合唱，其间伴有隐隐的吉它弹奏。他们唱的是那个年代很流行的俄国民歌《三套车》，歌词朴素，曲调忧伤。在月良星疏、四周的山林飒飒作响的深夜，听来使人陡然动情，不禁叹息，无端有遗珠失璧之慨。我至今有所不解；中英两国的民族经历是那么相似，为什么两国的民歌传达的精神实质那么不同？我们的民歌总是欢快的，要么就是软绵绵的伤感，偶有悲凉也是乘兴而抒，大概我们的人民个个都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所以如此吧。我上了亭子，他们又在唱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歌曲《小路》。他们看到我并没有停下来，自管陶醉地唱，摇头晃脑，面带笑容，每个人的眸子都在夜色中闪闪发光，似乎歌唱使他们的眼睛变成磷质晶体。
高晋拉我在他身边坐下，示意我走入过去和大家一起唱，米兰坐在我对面，摇晃着身体弹着吉它，也在愉快地唱，用眼睛鼓励我。他们一支歌接一支歌地唱下去，唱遍了我们熟悉的每一首歌。他们嗓音很粗糙，唱得参差不齐，但那份忘情自有一种动人的感染气氛。我虽然没开口唱，但心中洋溢着激情，萦回着那一首首歌曲的旋律，如同放声歌唱一样痛快。
我注意到米兰和高晋的歌唱不断相互注视，但我没有一点嫉妒和不快，同声歌唱使我们每个人眼中都充满深情。
不记得那天夜里说什么了，只留下唱了一夜歌的喜悦印象。从第二天到中午才起床这一事实推断，我们起码唱到凌晨。米兰终究睡在了谁家记不清了。似乎没有导致丝毫的淫秽怀疑和色情想象，从第二天我们之间没有投下任何不信任的阴影可以证实这点。实际上第二天我们再见时她已不在场，也许她根本没住在这儿，赶早班车走了。我恍惚记得我们还在高晋家坐着聊天，喝很苦很浓的茶，米兰困倦地偎坐在藤沙发上，用朦胧却不掩明亮的眼睛瞅我或在场的别人。可这个记忆是不可靠的，场面是真实的，而时间也许不准确，因为她后来屡次到过我们院，我们在高晋家或是方方家有时是在卫宁家都作过夜长聊。我在游廊上问过高晋，也许是站在那儿看小孩踢足球。“你真打算让米兰到你爸他们军文工团去？”
“我准备帮她这个忙。”他以前所未有的一本正经态度回答我，“我觉得她挺合适的。”
接下来的这段日子，我对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记忆有些混乱，诱发行为的契机也不甚了解，但场面无疑是真实的，虽然十之八九是不完整的。这场面的地方多数在我们院的各个角落，部分是在大街上，其中仅我记得的有：东单、东四北大街，西四丁字路口，位于北海和中南海两湖之间的文津街。
她在我们院有石头拱券和饰有花纹矛尖的铸铁门旁的传达室窗口打电话，旁边站有高晋、卫宁等人，我的位置应该是骑车路过。她眉飞色舞地对着话筒大声说着什么，咯咯地笑。她的一只手拽着黑色的线绳，倾听对方讲话时无意识地在上面来回抚摸。她在葡萄架的绿荫下，踮起脚尖够一串累累垂下的紫莹莹的葡葡，摘下尖部的一颗放在两唇间吮咂，鬼鬼祟祟地四下张望。我处于月亮门连接游廊另一端，正要往我家的那排平房拐。我们在高高拱起的屋脊顶上，脚踩着泄水横沟，坐在鱼鳞瓦筒上，戴着墨镜坐成一排。
前方是院内大小院落互相衡接、布局工整的重重房脊；右前方有一轮明亮、溅着茸茸毛边的夕阳。
下面广场有两个妇女在吵架，旁边围了一圈稀稀落落的人，有战士和小女孩。她们的恶毒咒骂断断续续，高一声低一声地传上来。
米兰在嗑瓜子，墨镜遮住了她的一半脸，她显得悠闲，无动于衷。她背靠着北洞桥头新竖起的白栅栏，两手平伸抓住力所能及处的两根栏杆，左脚后蹬着石台，神态专注地和高晋说话。高晋离她很近，很有些把她逼着贴到铁栅栏上的劲头。
她头扭向一边，神态茫然，再过头来却粲然笑了。
白塔极为耀眼、须大无比地矗立在她身后一湖碧水另一岸的葱郁的琼岛山上大地。
还有一些场面含义过于不清，影象模糊，惟有感受突出，我不能肯定确曾发生，也许是出自我的想象的暗怀的愿望。
我和她在雨天的街头行走，撑着一把透光的天蓝塑料伞，伞的周围边沿滴答着如泣如诉的雨水，我的鞋，裤腿都被淋透了，她的就腿和赤裸的脚丫也都湿漉漉的，在阴霾的光线下苍白、光洁如塑料。我的个子比通常要矮，矮得像个侏儒，紧紧傍着她的腰间走。她的一只手垂搭在我肩头，五指纤细似钩。
我总想抬头看她的脸，可看到的只是透射着日光形成一片淡蓝晕芒的伞穹和银亮的放射开来的不锈钢伞骨，一个浑圆多肉、粉红娇嫩、不住颤动的下巴的整个视野内处于不可逾越的中心位置。雨天的冰凉至今仍留在我裸露的皮肤上。
剩下的就是一些关乎我个人的记忆：我打开一间空荡无西的房门，蹑手蹑脚的屋里走，拿走压在凉水瓶下的几张小面额钞票。从和钞票压在一起的纸条上写的字看，这钱是母亲留给孩子订奶的。我大概还偷过一只上海“宝石花”半钢手表，用三十块钱卖给了一个人，到底是谁我忘了。
我那时非常需要钱，我后来再没那么穷过；一文不名，又没有任何收入来源。我用那些钱请米兰和我的朋友们吃冰激凌。我们不能老让米兰掏腰包，虽然她很乐意，并没有现在一些披金戴银的时髦女孩的小家子气。我在最潦倒的时期确实吃过一段软饭，吃得还挺顺嘴，差点毁了我。但你起码可以知道，我曾付出了多么真挚的努力那么一种惊险的方式来使自己更有点男子气。我们那时常吃的只是一种画着冰山的蓝盒冰激凌，现在这种牌子的价廉物美的冰激凌已在市场绝迹。我们都很爱吃西单商场楼上冰室出售的一种碟盛的奶油冰激凌，一球冰激凌上浇上厚厚一坨甜奶油，后来我在上海吃到“掼奶袖”和那味道很相近。虽然这种奶油冰激凌一直只卖五角钱一份，可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天天可以享用的。如果能到位于东风市场的“和平人餐厅”去吃上一份拌有水的冰激凌“三德”和“雪人”那就是莫大的奢侈了，相当于现在到大饭店吃上一餐日本菜喝上一瓶英国酒洗上遭芬兰浴。
这个两层楼的西餐馆不久便被一把火烧掉了，几年之后才在金鱼胡同的一平房里重新开业，后来又拆掉了，在旧址上盖起了“王府饭店”。我承认，冰激凌可能没窝头重要，但对有的人来说，“宁肯不吃窝头饿饿着肚子也要吃冰激凌。”那个时候资产阶级还在国门之外觊觎我们呢。我对米兰那些日子的印象如此丰富，那么密实，环环相接，丝丝入扣，甚至重叠交织，分隔不开，想来那段时间我们是经常见面的。为什么我还会有难以排遗的寂寞心情和压抑不住的强烈怀念？为什么我会如此激动？如此敏感？如此脆弱？平日同空见惯一向无动于衷的风景、世想，乃至树叶的簌响，鸟类的呢喃，一朵云的形状，一枝花的姿态，一个音符，甚或一籁俱寂都会使的深受感动，动辄热泪盈眶。
难道万物突然有灵了么？
我爸爸和部里的其他一些参谋到出东半岛看地形去了。那时军方除了担心集结在中蒙边境的苏军机械化兵团直捣北京，似乎对来自海上的登陆威胁也很重视。中日淞沪会战时日军杭州湾的登陆和朝鲜战争美军在仁川的登陆都给制家国土防御计划军事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就是每一个了解近代史的中国人心灵上被我国百年来有海无防的惨痛经历投下的永久阴影。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几年后我在驻青岛的海军舰队服役时，曾看到山东省半岛沿海高点遍布雷达，火炮、高炮和导弹发射基地。当时用某要人的一句话说就是，“海军三十年来基本上没有形成战斗力。”
现在好多了。我爸爸的出差使我获得了短暂的自由和解放。
那天是“八一”建军节，食堂会餐，每家都发了餐券。我们一帮孩子也喜洋洋地会会餐，自动集中在几张餐桌周围。桌上备有啤酒和红葡萄酒，菜则是北京军队传统的红烧肘子、四喜丸子、纯黄花鱼什么的。我们和战士，家属一起大吃大喝，不停地干杯。那时我的酒量很少，喝了几口葡萄酒就晕乎乎的，其他人也都脸红脖子粗地吵闹不休。
吃完出来天已经黑了，我记得于北蓓来了，板着脸和高晋说什么事，似乎是为汪若海。她可能是为汪若海抱不平或是汪若海托她说情。汪若海的怯懦行为被揭露后，我们一直不理他。我们从小就崇尚烈士，能容忍一个叛徒生活在我们中间么？尽管他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屈膝，我们唾弃的也仅仅是这种不坚贞的行径，就像新朝尽管也对前朝的降臣委以重任仍毫不留情地把他们统统列入《贰臣传》。
汪若海自然对这种空前的孤立痛苦万分，他被迫和那些更小的孩子一起玩。好几次我们成群结队呼啸出入时，我都看到他领着一帮打弹弓仗的小孩站在一边，远远地用羡慕的眼光看我们。于北蓓很激动，也许是惺惺惜惺惺，她比我们大两岁，大概更能理解情势所迫和不由己这两个词。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说服高晋的，她说话吐字飞快，我听到了些只言片语，“你们真是小孩……”，“太没经过事了……”之类的。
后来，汪若海就来了，怯生生地赔着笑，见面就给每人发烟。看到一个曾经那么要好的朋友变成这样，我们都有些难为情，想对他亲热点，又不知从何做起，于是都客客气气的。于北蓓更多地表示出对汪若海的青睐，跟他坐在一起，为他点烟，主动找些高兴的话引他说，甚至公然和他亲热，摸一把拧一下的，有一阵还把胳膊搭在他肩上，搂着他依偎着坐在一起抽烟。现在看来，这一举止是一个勇敢的姿态，在我的回忆中她的这一形象最鲜明、最不可磨灭。
我发现高晋不在已是下半夜，实际上是当回来进门，我才想起他走了很长时间。他脸色苍白，形容憔悴，然而一点醉态没有。当时我们的酒都醒了，又饿了，正盘算着去食堂偷点会餐剩下的肉食。汪若海主动请战，最后决定由他和方方摸进去，我和许逊在外接应。高晋没有像平常那样策划指挥一番，而是到里屋闷头躺下，高洋进去和他说，他对高洋也很不耐烦，粗声粗气地把他轰开了。
几天后我才知道，他那天晚上骑车去了米兰家，他那天也醉了，穿过全城用了几乎一小时骑到米兰家楼下。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米兰住的那幢楼的。有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他从路边第一幢楼开始一幢楼一幢楼地喊过去。
他在黑漆漆的楼群间放肆地大声呼喊着米兰的名字，响亮、嘶哑的吆喝声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听来十分疹人，由于没回应显得凄厉、绝望和近乎病态的执拗。那天夜里很多居民都在睡梦中被这惊心动魄的呼叫惊醒，躺在黑暗的床上心烦意乱。我的一些住在那片楼区的同学在一个月后还对我心有余悸地述说他们在暑假期间一个黑夜的遭遇的感受，他们再次入睡后大都陷入可怖的噩梦之中。
接下来大概就是米兰听到了对她的呼叫，她房间的灯迅速在顶屋亮了，在黑鸦鸦的楼群中这扇蓦然出现的明亮窗房无疑给茫然寻找的高晋提供了一个清晰、准确的方位和座标。他在那扇窗房下像叫春的野猫一声比一声高地朝上叫着。尽管我知道那姿态非人类所能，但我的想象还是顽固地告诉我：他是两臂撑着上身蹲踞在那里叫唤的。
这叫声像它乍起时那样蓦地消逝了。这意味着米兰披着上衣下楼来了，同她一起下来的还有她的父亲，那位儒雅可敬的先生显然是不请自来。
可在想见，在这种情形下，高晋和米兰不可能再说什么，据高洋可疑的描述，那位父亲并没有严厉地责任高晋，虽然他的行为已构成冒犯和无耻，他请高晋上了楼，还给这个沮丧的少年一支烟让他镇定，而高晋也就抽了，香烟的牌子据称是过滤嘴“中华”。我不知高晋是否表示了歉意，反正他很快从醉态中清醒过来，变得安静了，神态有些萎靡不振，肯定会感到难受，我后来看到的脸色苍白和疲惫不堪那时便已经像肝炎病人的黄疽呈现出来。
然后他便掐了烟一声不吭地走了。
米兰的表现和反应众说纷纭。有人说她自始自终毫无反应，直到事情结束。有人说她开初流露了对高晋的不满和生气，三人上楼进房间后，她便退出了现场，直到高晋一直呆在自己房间没出来。还有一种说法，说她很愤怒，但这愤怒是针对她父亲的。她父亲彬彬有礼的介入被她视为一种不近情理的干涉。她一直冲她父亲叫嚷，试图把高晋带回自己房间照料。我相信并非由于她父亲的阻挡而是出自高晋本人的意愿，他还是走了。虽然这三种说法不分主次，都有怎样有力的证人和很难杜撰栩栩如生的细节，我还是一下就相信了最后一种说法。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证据，而是我觉得当她父亲坐在高晋对面时，她披着一件外衣气乎乎地站在一旁这情景更为合理。
两位当事人从来没有对我透露过有关此事的一个字，就像此事从没发生过或仅仅是个无足轻重的传闻和谣言。当然这件事的真相现在确实变得对任何人都不重要了，他们如果活着也许早把此事忘了。至今我对高晋和米兰那段昙花一现的关系所达到真实程度，仍无从猜测。就我所知，米兰最终也没到高晋父亲的部队当文艺兵，两个月后当我们和米兰断绝了来往，他们也没再私下保持联系。年底高晋和高洋就当兵走了。那时他已经有一个真正的女朋友，是个驻京部队的女兵。再之后，当我们纷纷走向了社会，在人生旅途上各行其道，殊途不同归，即便再次路遇至多也就是一个微笑，一个招手——就像我们之现在那样。如果我是米兰，一定要有所择求的话，恐怕我也会选择高晋，他当时确实在我们那群孩子中出类拔萃，个子最高，像混血儿一样漂亮，而且具有不同寻常的阅历，这阅历熏陶出他集明朗、残忍、天真于一身迷人气质。如果生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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