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望书-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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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肥水”不流山下，山上搞了很多宾馆餐饮，为了留住游客，下午索道早早停止运营，致使山上居住的游客和管理人员不断增多，景区“城市化”的趋势加剧。山上人多，就有水源的供应问题，于是就修建大坝引水上山。发展旅游带来的很大一部分经济效益，归了上市企业，由广大股东分享、或用来填补其他经营造成的亏损。而黄山周边地区，并未从黄山的旅游开发中得到太多的好处，反而有贫困化加剧的现象。

论及景区或自然遗产的管理体制问题混乱、商业化经营的原因，地方决策者均称国家投入太少，地方政府资金缺乏，无力进行整修和保护，不得不引入“社会资金”，改造基础设施，以“提升品位”。企业化经营——把自然与文化遗产交给公司经营，“捆绑上市”。身份既是政府官员，又是上市公司的老板，各种好处都占了，当然乐意。

我在调查中发现，不少景区都有盲目开发的项目，如兴建宾馆、扩大景点，有负债治理留下的巨额贷款。景区有什么可经营的？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投入者的回报要主要着眼于“门票”。

门票是最稳定的，只要不断提价就能增加收入。峨眉山在“上市”时规定，每年门票收入的50％（一年3500万元左右）归上市公司。企业的着眼点是经济效益，是滚动发展，这无可厚非。于是，余下来的钱，除去管理费用，用于保护景点的资金，往往并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的保护部门都是国家的“事业单位”，在地方“铁饭碗”越来越少的今天，又垄断着资源，往往还被有关领导不断塞进有关系的人员，更显得机构臃肿，冗员过多。

新华社有一篇内参反映一个著名石窟经费严重不足。我问博物馆馆长，80元一张的门票价格不低啊，而且几乎是纯收入。一个年产值几亿元产值的企业，哪一家有三四千万的利润啊？

博物馆馆长说出了经费不足的主要原因。他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贷了一些款。本来还贷是有能力的。但门票收入大部分要上交地方财政，这是当地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留给我们的就很少了。博物馆有一百四五十人，其实只要一半人就够了。可现在有用的专业人才进不来，又不得不接收安置领导的关系户。

泰山前几年提出要把泰山极顶建成一个“热闹非凡的天山人间”。

北京大学教授、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谢凝高是我的同乡。一次，国家文物局召开了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座谈会，谢先生一发言，我就听出了极浓的乡音，再后来，就和他成了朋友。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他曾数十次登上泰山。他说，登泰山在于一个“登”字，“登山如读史”，沿途有多少历史文化遗迹，有多少自然景观摩崖石刻啊，这些都需要细细的领略。

“五岳独尊”的泰山是神圣的。过去连皇帝到泰山都要下马步行登山，更不用说百官了。

登泰山至少需要两天时间，先在山下住一晚，拜谒东岳庙，再从一天门、中天门到南天门，斗母宫、经石峪、壶天阁、云步桥、五松亭、升仙坊，一路上慢慢走认真看，登上玉皇顶已是黄昏。在天街上徜徉，次日凌晨，早起观旭日东升，云海玉盘。现在，修建了三条索道，每小时往泰山极顶上的运量增加到1500人。用这样的速度，每天把数万人源源不断地送到0。6平方公里的岱顶上去，常常人满为患。花几十元钱买一张索道票，几十分钟就登顶了。旅游也有快餐，游客方便了，两三小时就可游完泰山岱顶的主要景点。不少游人坐车来，坐车去，拍几张照片，无需在山下住宿消费，体味不到自然和文化的意蕴。主要受益的是索道公司。对发展当地经济的好处也不多，泰安的老百姓和专家对此有不少意见。

木已成舟。再改，又要影响多方面已形成的利益格局，也难。

管理体制，触及了一些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层问题。

一个景区，文物、宗教、建设、林业、旅游、环保等多个部门分割管理。存在有利益大家争，遇事互相扯皮的状况。其表现是一个景区有多个桂冠：“国家森林公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地质公园”、“自然保护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　A旅游区”、佛教或道教协会等等。部门管理、地方管理，条块交叉。结果是谁也管不了谁。

陕西省秦始皇陵区文物十分丰富。负责秦俑博物馆文物遗址管理的是陕西省文物局下属的秦俑博物馆。负责秦始皇陵区文物遗址管理的是秦始皇陵文管所。仅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年门票收入就超过了一亿元。1998年底，陕西省颁发了《关于深化旅游体制改革、加快旅游产业发展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由文物保护部门交由陕西省旅游集团公司负责全面经营和管理。

这一决定引起了文物部门的强烈反应。加快发展，就是把文物简单地变成旅游资源？兵马俑博物馆对全国的文物保护工作来说具有指标性。如果按照这一思路发展下去，北京故宫博物院、八达岭长城、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布达拉宫、曲阜孔庙等等，都应该交由旅游企业管理经营？

秦始皇陵周边保护区和阿房宫遗址等重点文物保护地区，因缺乏有效管理，人为破坏严重。曲阜孔庙交由一家深圳公司管理后，发生了水洗“三孔”的事件，还有，在汽车送货的过程中，撞断了一块古碑。这些，都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2002年底召开的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针对陕西省改变秦始皇陵等文物保护单位管理体制的错误做法，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国家文物局局长也赶往陕西，会同当地政府专题研究纠正这一问题。

文化遗产是一项公益性、社会性事业，保护管理工作的专业性、科学性很强。由公司承包经营后，往往只注重投资回报，采取掠夺性经营、短期行为，游客越多越好，门票不断提价，而在保护和管理上却漏洞百出。所谓“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不能有效地管理，只用来赚钱，精神文化功能和社会公益事业的性质流失，所有权就成了一句空话。

黄山、峨眉山等文化遗产和风景名胜区“捆绑”上市，还有一大批后来者跃跃欲试。如果不是被紧急叫停，最后上市的早就不止是两家了。

三、武当山遇真宫：“破房子”大火映见了什么？

武当山古建筑群与故宫、颐和园、长城齐名，被誉为“挂在悬崖上的故宫”。

1994年，武当山古建筑群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书上写道：这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地方之一，这里融合了感化的智慧、历史建筑和自然的美景，中国伟大的历史依然留在武当山。

遇真宫位于武当山下武当北路，是一座纪念道教先贤张三丰的大型文物建筑，也是武当山著名景点之一。整个建筑群占地面积5万多平方米，现存宫门、配殿、廊庑、真仙殿等建筑40多间。张三丰为武当拳的创始人，遇真宫是明朝永乐皇帝专门为张三丰建造的，至今已600多年历史，现存建筑主要为清代。

武当山管理部门把遇真宫租赁给私人开办武术学校，造成了隐患。2003年元月19日夜，遇真宫大殿突发大火，武当山旅游区内无消防站，9辆消防车从十堰和丹江口市赶来灭火，可附近找不到消防水源，消防车只能到远处取水。这场火烧了两个多小时才被扑灭，遇真宫化为灰烬。

两天后，温家宝总理在一份关于武当山主殿遇真宫被烧毁的内部材料上作了重要批示：“遇真宫主殿被毁，甚为可惜。湖北省政府要查明原因，严肃处理。各级文物管理部门要认真吸取教训，加强和改进文物保护工作。”

又是管理体制问题。

“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这一管理体制的特点已无需多作说明。文物管理只是管理局下属的一个科级部门。资金缺乏，仍然是一个主要理由。就在这场大火之前，管理部门刚刚把另一处重要古建筑太子坡修缮后，作为招待所创收。

在得知总理批示后，湖北省委书记俞振正声赶到了现场。

站在大殿的遗址上，面对大火肆虐后残存的几堵墙壁，俞正声神情凝重。

陪同的武当山管理部门的人，为了缓和气氛，委婉地提示，遇真宫历史上几次毁损，现在烧毁的遇真宫大殿只是清代复建“破房子”。

俞正声毫不客气地指出：“不要淡化遇真宫的文物价值。你说它是“破房子”，可它在文物专家的眼里是价值连城的东西。我和你们一样，都不懂它的价值，这只能表明我们的文化修养不够，专业知识不多，但不能够通过贬低它的价值，来逃避我们应当承担的责任！”

随后，俞正声一行来到了太子坡。这里的古建筑修复后改作招待所，经媒体曝光后，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俞正声对陪同的当地负责人说：“我们要正确对待媒体的批评。文物部门在主管的古建筑中建招待所，知法犯法，性质恶劣，对直接责任人予以严肃处理是必要和正确的。文物保护是第一位的，在保护好的前提下，才谈得上合理利用。当利用与保护有矛盾时，首先要服从保护。搞好武当山的保护，必须理顺管理体制，改革内部机制。”

“水洗三孔”、黄山北海的城市化、武当山遇真宫大火、乐山打造的巴米扬大佛……终于，向商业和金钱海洋急速滑落的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保护工作，走到了一个拐点。

一些明显的败笔正在设法“弥补”。

都江堰与青城山拆去了前几年建造的两条单轨车道和横跨在宝瓶口上的索道，恢复了原貌。

洛阳龙门石窟拆除了不伦不类的“龙宫”旅游景点。

泰山也开展了景区环境综合整治，清除了商业广告牌和烧烤棚屋……

但有一些却永远无法补救，遗产正在无可挽回地变成“遗憾”。

四、临汾：用人墙保护城墙

大凡到过山西临汾的人，对见到的那些熟悉的景观都不免感到诧异——怎么这样搞笑，谁把天安门“移植”到这里？

近几年，山西南部城市临汾引起全国注意的新闻不太多。

回想一下，除了时不时有一些矿难报道外，印象比较深刻的也就是这么几则：1998年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尧庙大火，古建筑被毁；连续几年居全国大气污染最严重10个城市的末尾几位；尧庙广场建成，还有座高达50米的“天下第一门”——华门；2005年《新华每日电讯报》等报道了临汾的“天安门”，引起不少人的热议；2005年夏天，临汾古城墙被毁，文物局干部职工组成人墙阻挡施工车辆……

临汾是山西省数得着的古城，地处太原和蒲州两大重镇之间，在政治文化领域占据着颇为重要的地位。临汾盆地不仅是交通线上的要冲之地，同时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在久远的古代，黄河流域发达的汉族文化沿着汾河北上，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两种文化乃至军事上的碰撞，也多在这一带展开。

厚厚的黄土地下，深藏着许多先人留下的足迹，有许多难以胜数的往事。

《后汉书？郡国志》河东郡平阳国条记载：“尧都此”。

平阳是临汾的古名。临汾西南的汾河对岸有一座平缓的小山，至今仍叫做平山；一条清溪，从山麓流出，这就是平水。自古以来，就有一些学者相信平阳是尧、舜、禹三代都邑的所在地。陶寺文化遗址和1998年春天在尧庙乡下靳村发现的下靳古墓群，经考古发掘，证明尧都确系平阳。

清初的著名剧作家孔尚任应朋友之邀撰写《平阳府志》，在临汾耽了一年左右。传说中的尧都就在平山一带，他游览平山和平水时写下了以下的诗句：

远离红尘世外幽，宜人景物失乡愁。

含烟店柳从容发，破冰山泉放肆流。

古寺春寒须载酒，重峦雪霁好登楼。

风雷龙子何年去？遗事闲从父老求。

临汾曾有不少古迹和古建筑。诗中所说的“古寺”大抵是指平山龙子祠，这是一座规模很大的庙宇。“风雷龙子”，则是指晋永嘉三年（公元309年）匈奴刘渊定都于此，在这里修筑“陶唐金城”时的一个传说。我不知道这些古建筑今天是否依然。孔尚任“重峦雪霁”时要登的楼，应该是临汾城内雄伟的大钟楼。这是一座建在高高台基上的三层楼阁，站在这座楼上，目光越过城墙，可以遥望城南的尧帝庙和西南的射姑山。这座大钟楼不知始建于何时，但孔尚任时代肯定已经有了。据《山西古迹志》记载，钟楼里原有一口金代铁钟，钟上铸有以下铭文：

“大金明昌七年（1196年）四月十六日。皇基永固，宰辅千秋，国泰民安，法轮常转，南无一万五千佛，南无五十三佛。”

我从潼关、晋南返回时夜宿临汾。

清晨早起，打车去看尧帝庙。临汾虽是古城，但现在城内面貌一新，很少有特色的建筑。尧庙大门外，开辟出宽阔的“尧庙广场”，略显空旷。

一回头，不经意中看到了雄伟的“天安门”。

“天安门”正对着尧庙大门。

——红墙黄瓦的城楼、城楼上飘着红旗，天安门前小金水桥和华表一应俱全。金水桥前还有国旗座和旗杆，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因为人很少，独自在广场上转了一圈，拍了几张照片。发现还有类似“天坛”建筑，以及高耸入云的汉白玉雕饰而成的“中国第一华表”。这华表与天安门广场上的一模一样，只是硕大无比。翻翻买来的小册子，得知此华表高达21米。在广场的最西端，建有像城门楼，又有些像我们在影视屏幕上看到秦汉时期高台楼阁状的“华门”——这仿古建筑同样“高大雄伟”，拔地而起。此门称之为“天下第一门”，高达50米，是2004年12月29日落成的。

在此建这样高大的门楼台阁依据是什么？当时只觉得有些不伦不类。回宾馆后，把看到的告诉朋友，他们都笑了，你才知道这里有天安门和“中华第一门”啊？

后来，在《新华社每日电讯》看到相关的长篇报道，才知详情。

新华社记者孙春龙在报道中说，华门广场的设计和策划均出自“昔日政治明星”宿青平之手。2001年宿青平担任尧都区区长后就开始修建广场，此后，对这些建筑的议论一直是临汾官场及民间的重要话题之一。是什么动力让这个政治明星修这样的建筑呢？

对于“天安门”的提法，临汾市尧都区区长宿青平在采访中多次纠正，“我们这不叫天安门，天安门是七个门洞，我们只有五个。”在临汾市官方的所有资料中，这个被民间称作“天安门”的建筑被称为观礼台或立体中国地形图。最初，宿青平只想修一个观礼台，而正在施工时，来了一个老太太看热闹，说为什么不修个天安门。

“听了老太太的话，我当即决定，改变图纸，仿造天安门。临汾市的大部分老百姓一辈子也看不到天安门，给老百姓建一个天安门难道不行吗？”宿青平解释说。

临汾市的一位出租车司机称，“天安门”大概建于2002年，“那时我还在上学，落成剪彩时各学校都组织了好多学生去，当时宿青平就坐在‘天安门’上，很是威风。”

报道说，临汾市尧都区一位煤矿负责人说，“政府没有钱，却要修‘天安门’、‘华门’这些毫无实际意义的东西，并多次强行向我们摊派。”为了修华门广场，他向当地政府“捐”了20多万元，“不捐不行，不捐的话你的煤矿就通不过验收。”

对于强行捐款，宿青平并未完全否认，“让一些企业家为社会做点贡献，就不愿意。”宿青平称，这些建筑总共花费7000多万元，除贷款外，就是社会集资和借款。

临汾市古城煤矿借给政府500万元，“我开始只想借200万元，古城煤矿的老板一下子给了500万，而且后来向我表示，这些钱不用政府还了。这种精神多么高尚呀！”宿青平说。

据记者了解，“借款”达到500万元的还有临汾市同世达焦化实业公司，而在10月11日召开的山西省打击违法排污损害群众利益突出问题交叉检查动员会上，该公司因“拒不执行环境处罚”被环保部门列为11个典型环境违法案件之一。上述官员称，除向污染企业集资外，在修建这些建筑时，一些“黑煤矿”也“捐”了款，“这无疑是另一种形式的官煤勾结”。

新华社的报道说，临汾市的一位官员透露，一位中央领导在2003年3月来临汾时，为了不让他看见“天安门”，在去尧庙参观时没敢让他走正门。但在参观结束后，这位领导径直从正门走出来，一眼看见“天安门”，陪同的地方官员都躲到了一边。宿青平向中央领导做了一番解释，天安门是中国建筑的精华，是为了让临汾的老百姓能感受到天安门才修建的，“当时领导‘噢’了一声，但宿青平把这当成对他的认可，又修这修那，到现在修成了这个引起更大争议的华门”。

新华社的报道说，曾任山西省侯马市委副书记的宿青平，是著名作家张平的反腐小说《国家干部》中主人公夏中民的生活原型，也曾是媒体热捧的一位政治明星。

生活原型与小说中的人物不能混为一谈。因没有看过《国家干部》，也不好评论。

我一般是不看当代作家写的“反腐小说”或“改革小说”，包括那位对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很有研究的作家写的，因为我不相信改革家与大气功师是同一类值得歌颂的人物。另外，不看的理由，一是往往翻书没看几页，便觉出了假——专业作家缺少生活，凭一些道听途说的故事虚构编造，情节、细节经不起推敲。二是主人公也多有类型化脸谱化的倾向。这些改革英雄或反腐斗士，走马上任伊始便卓尔不群，坚定执着，志向高远。办事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敢于拍板，我行我素，一言九鼎。用现代的眼光看，这些人物的行动往往带有强烈的指向性素质、能力和品格特征。而且左右都有一个女记者之类的“红颜知已”。政治上出人头地与声名狼藉，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如果换作“文革”时代，便可能是“反潮流”英雄的样子。

说远了，还是回到天安门上来。

天安门在中国是有政治意义的。现在，对于临汾建天安门、华门、华表之类的“政绩”，报道已经很多，争论也还会继续，但不应该“上纲上线”。事实上，在这一点上争论不休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有的已经超出了这些建筑的本身，涉及其他方面的问题，有极大的“杀伤力”，应该就此打住。

还是说说尧帝庙吧。尧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久远。

现在这个位置上的尧庙，始建于唐高宗显庆三年（即658年），元碑《山右石刻丛编》卷26有录，当时的规制不大。《太平寰宇记》记载，尧庙原来在汾水西岸，晋元康年间（291－300年）移至汾河东岸，显庆三年移至今址。

元代，尧庙曾大规模拓展。《元史》本纪记载，世祖中统四年六月在平阳建帝尧庙，并赐田十五顷。庙宇占地曾扩展到700顷，整个建筑共达400多间。其后，由于地灾、战乱等原因，屡毁屡建，现在保存下来的建筑大多是清代中晚期以后的，1965年尧帝庙被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最重要的建筑是尧帝庙五凤楼和广运殿。尧帝庙广运殿为重檐歇山式建筑，正面十一间，进深六间殿名原为正运广殿。除前面三间外，全部筑有墙壁，下面一层在墙壁上开有窗户，上面刻有精细的浮雕。在殿外立有元代《三圣庙碑》、《增修尧舜庙记》，和明代《圣庙祭祀记》等碑。

1984年，文运殿在落架修理中，发现了明代石柱遗迹，知原尧帝庙规模更为宏大，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决定按明清时代规制重修。

这几年尧帝庙大修大建不断，而且越修越新。

80年代，尧庙大修。1998年，尧庙大火，广运殿木结构古建筑，全部被毁，原柱础为唐代珍品，也被焚毁。不久后广运殿重建，可古建筑已经“脱胎换骨”，尧帝像等也多次进行了重塑。殿前有尧井，据传尧帝在平阳建都时所开凿，清代建有八卦亭覆在井上。2002年，为了恢复所谓“元代井台格局“，把清代古亭拆除，用一整块花岗岩雕刻了井口，周设青石围栏，真文物变成了假古董。尧井于是就像一个新造的景点，既不“典雅”，也不“古朴”。近年，投入巨资，将几年前重修的帝尧和四大彩绘泥塑像改换成了铜像。其中仅尧帝像就高5米，重8吨。称为“宫内第一联”的广运殿楹联，换成了区长宿青平撰写的。

尧生活在距今三四千年前，当时生产力落后，即使是部族的首领，生活也非常简朴。尧帝庙南约4公里的伊村，倒是透出了一些远古农耕社会的信息。据传这个村就是尧帝故乡，有古风犹存的“茅茨土阶址”。古遗址周围长着很多酸枣树。时光倏忽，草木依然。这里原围绕着约一公里长的土墙。东面与南面有门，东门额书“古尧帝都”，南门额书“尧帝故里”。南门外的台地尽头下临汾水，雨水在这上面冲蚀出一条小沟。沿沟立一通明代石碑，上书“帝尧茅茨土阶”，碑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