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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命运-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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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问道：“监狱类似工厂、学校、兵营、医院，后者又都类似监狱，这奇怪吗？”
O L 这并不奇怪，因为不同的惩戒机构都沉溺于对个体的监视、训练和规范。
总之，福柯认为《监督与惩罚》必定能为各种对规范化权力和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的构成所作的研究提供一个历史背景。
三、权力的进一步阐发（下）
：性征和权力
福柯的权力分析主要是通过探讨监狱和性征这两个主要的文化实践来进行的。福柯在考察监狱、权力和知识之间关系时，得出的结论为：惩戒技术有助于把人产生为一个能理解的客体。研究性征、权力和知识之间关系，就是要表明性学把人塑造成一个有意义的主体。
以上两者的结合足以表明，福柯对人的研究截然不同于结构主义的客观分析和现象学的主观阐释。
为了理解监狱研究与性征研究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牢记福柯认为在惩戒社会发挥作用的基本的组织原则，即规范（ｎｏｒｍ）。规范化权力并不外在于我们，而是渗入人类的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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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反人类学主体主义（下）
：人—知识—权力的产物 ９３２
处，人类的性征。规范并不是法律的外部强制。
《性史》卷一《知识意志》旨在探索把性征（及其许多现成规范）与知识和规范化权力联系起来的种种基础，而非为了说明性行动的不同样式。
《知识意志》的开头很特别，概括了为人们所接受的观点，树起了自己将要批评的靶子。在第一部分“我们‘别一种维多利亚人’”中，福柯描述了在１７世纪中叶发展起来并在１９世纪资产阶级社会中达到顶峰的性征压抑的熟悉故事：有人告诉我们，在１７世纪早期，在性问题上，人们普遍表现出某种坦诚。性实践几乎不需要保密；人们提到阴私无需太多掩饰，说话无需过分的谨严；纵然亲近违法之事，人们对它的容忍也习以为常。主宰粗俗、猥亵和下流之事的准则要比１９世纪宽松。这是一个肉体自豪地展示自身的时代。但好景不长，黄昏迅速降临了，直到产生了维多利亚资产阶级单调乏味的漫漫黑夜。性征被小心谨慎地锁藏起来。性征被搬进住宅。婚姻家庭没收了性征，并把它完全纳入生殖这个严肃功能。人们并不谈及性。合法的生育夫妇制定了法规。他们强使自身成为模式，执行准则，拥有性的真理，并在保存性秘密原则时为自身保留谈话权。在整个社会空间中，只有在每个家庭的功利性的生育中心即父母的卧室，性征才被认可。
超出这个范围以外的性言行会立即遭到非议，受到惩罚OM。当然资产阶级社会必须作出一些让步：如果不能完全镇服非法的性征，那么性征至少要被包含、置于一个专门的封闭区域：妓院和疯人院。在那里，妓女、嫖客、心理医生和歇斯底里病患者（Ｓ。马库斯称其为“别一种维多利亚人”）毫无顾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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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出了越出这个封闭区域以外便要受禁的一切。而在别的任何地方，现代清教主义都要强制实行禁忌、灭绝和沉寂这三重法令。
据说，在漫长的两个世纪里，性征的历史应该被看成是压抑愈来愈严重的历史。我们开始痛苦地从性禁忌中解放出来，但收效甚微。弗洛伊德通常被引证为这个解放过程中的早期英雄。然而，有人认为，倘若压抑确实自古以来便是权力、知识和性征三者之间的基本环节，那么想要摆脱压抑就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必须逾越法规，解除禁忌，放纵言谈，重新确认快感在现实中的地位，在权力机制中建立一种全新的系统。
福柯接下去指出，虽然弗洛伊德取得了一点进步，但他太谨小慎微了。我们不能期望只通过医疗实践和严密理论来达到预期目的。弗洛伊德向正统妥协，他的心理分析起着规范化作用，因为诊察室完全使人联想起妓女的卧室：一个允许压抑机器继续运转的安全阀。
从１７世纪中叶起，权力以本质上压抑的方法作用于性征，我们生活在沉寂的性征中。福柯称这一性征观为“压抑假说”。
（一）压抑假说福柯探讨了“压抑假说”之所以显得毫无疑问的两个理由。首先，它易于立论，有着历史与政治的庄重保证，人们使它符合资产阶级的崛起和资本主义的来临，成为资产阶级秩序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有关性及其悔辱的不光彩传言立即被转变成生产方式的堂皇历史；它的无效性消失了。一个说明原则产生了事实：如果性受到如此严厉的压抑，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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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与一个所有事物被迫置于其中而起作用的境遇格格不入。当劳动力被系统利用时，人们怎么能允许劳动力在快感的追求中消散自身呢（除了那个能让劳动力增殖自身并且降为最少量的快感追求）？“
O N 其次，从压抑角度去界定性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对言者有益。如果说性受压抑、遭禁止、被控制，那么，你只要言及性，你便会有故意犯禁之嫌。由于这种压抑已得到证实，因此，我们只有以未来自由为名向众人认可的权力挑战，坚信在明天，性将会重新成为好事。
人们总是认为，由于权力（尤其是现代社会中运作的权力）的本质特征是对性进行压抑，尤为注视无用的能量、剧烈的快感以及各种不规范行为，这无疑使得把人类从压抑中解放出来这一使命更加艰难。因为，如果认为性没有受到压抑，或者认为性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并不以压抑而著称，那就会陷入死气沉沉的悖谬之中，违背常理。
福柯简洁地概括了自己的目的，是为了检查一个社会的状况。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个社会已经大声地谴责了自己的虚伪，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的沉默，坚持不懈地详细叙述自己没有谈及的东西，斥责自己所实施的权力，并允许自身从使得自己运作的那个法律中解放出来。福柯希望不仅探讨这些话语，而且剖析支持着这些话语的意志与战略意向，并强调他想要提出的问题：“并不是我们为什么受到压抑，而是我们为什么带着激情，带着对我们不久的过去、目前和我们自身的怨恨说：我们受到了压抑？我们凭什么螺线宣称性被否定了？凭什么去公开表明我们隐藏了性，说我们把性压制到沉寂的地步，而同时又一直用最明确的词表现自己，力图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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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性的最黑暗的实在，在其权力和作用的确实性中证实性呢？“
R E“压抑假说”所面临的困境暴露无遗。因为，福柯表明，恰恰是在所假设的主要压抑期间，在医学、精神病学和教育学理论与实践中，产生了有关性征话语的“真正激增”
；西方文化的主要特征并不是性慎重（如果不是现在，那至少在维多利亚时代）
，而是它从１９世纪初开始产生了有关性征的永无止境的多形态话语：异常性征的研究和分类；精神和肉体疾病的性诊断；对儿童手淫的关切等。对此，“压抑假说”的倡导者会轻易地答复说，如果有人假定性征是一种强有力的人类驱力，被它的敌人视为道德和政治秩序的危害，那么他就会确信无疑地期望他们作为压抑的立法者会表现出高度的警戒，并用理论和实践装备来武装自己。因此，在福柯看来，性沉寂和秘密的缺乏，对“压抑假说”来说是一个问题，但对其倡导者来说根本不是一个问题：这种缺乏恰恰证明了压抑力量的强大和胜利，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压抑假说”。
然而，福柯对“压抑假说”的批评基本上并不依赖于辩驳它所假定的性沉寂和秘密这个内涵，而是有赖于论证：“压抑假说”的倡导者必然接受一些有关权力、真理和性征的特征的基本上错误的假定；当这些错误的假定被拒斥并为其他假定所取代时，有关性征的话语的“真正激增”就会具有截然不同的理论和政治意义。尤其是，应该把“压抑假说”本身看成是现代社会惩戒权力的一种话语武器。
“压抑假说”的倡导者主要作出了三个错误假定。首先，假定权力是否定的，认为权力实施典型地包括禁止、限止、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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缚、排除等。这个假定认为“否定的”权力作用于某个先于并独立于这种权力实施的事物之上；权力的实施包括对预先存在的“对象”进行各种限制。压抑概念假定了这一错误的权力概念。福柯对此提出了疑问：从根本上说，权力机制（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中运作的那些机制）
真的是压抑的吗？
权力的运作形式真的是禁止、检查、抑制吗？其次，假定“真理”基本上是解放的，认为启蒙运动的知识观能把我们从谬误和虚幻及基于它们之上的统治和从属样式中解放出来。
“压抑假说”
因此被看成是解放的知识或真理。
针对这个假定，福柯嘲弄了把性自由与政治革命联系起来的有关性征的话语的倾向。最后，假定性征是某种植根于大部分甚或所有人类体验和活动并且能在各种通常必然地伪装起来的形式中表达自身的本能力量或内驱力。这些不同形式可能在社会历史上是专门的，但是被压抑的内驱力本身却与历史无关，在某种含义上是“自然的”。福柯并不否认人类身上的生物学特征，即生殖的性形式，而是否认性征与生殖形式是同义的。福柯对性征有独特理解。
弗洛伊德、Ｈ。马尔库塞和Ｗ。赖希是压抑假说的倡导者，他们基本上都作出了以上假定。弗洛伊德自认为早期有两大发现，其中一个就是认为人的心理过程主要是“无意识的”
，人的无意识本能、欲望特别是性征（性欲）
，总是处于压抑的地位，并探讨了受抑里比多的释放和转移的问题，即升华。弗洛伊德把性看成一种驱力，本能的心理学表象，而文化则要求压抑这个驱力。通过把这个发现应用于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他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社会文明是受抑本能和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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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尤其是性征）得到升华的结果。
马尔库塞基本上赞同弗洛伊德的思想：人类史就是其受压抑的历史，压抑是人类进步的先决条件。但是，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是，马尔库塞强调幸福与性自由之间的密切联系，认为文明不会因性征活动而受损。他对弗洛伊德学说作了两点修正。首先，爱欲（作为人的机体追求快乐的普遍属性）并不等同于性征（作为生殖机能对异性的生理追求）。其次，文明社会里爱欲受压抑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爱欲的反社会性”
和“物质的匮乏”
，而是出于统治者利益的需要。因为压抑可以分成两种：“基本的压抑”与“剩余的压抑”
，前者是为建立和维持文明而必须对本能作限制，是由于物质匮乏和必要劳动，具有合理性，但后者只是为了维护统治者自身的利益而把资源分配形式和劳动组织形式强加在个人身上所必须的，这种压抑会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而愈来愈成为多余。现在，“基本压抑”
已经结束，只要消除统治者施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强制形式，就可获得爱欲的解放。
赖希在《辩证唯物主义与精神分析》（１９２９年）和《文化斗争中的性行为》（１９３６年）中，尤其在《性道德的强求》对人类历史作夸大其辞的说明中，也作出了以上假定：“从最早的氏族（基于血统关系之上）社会到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发展的独特阶段总是呈现出两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从原始经济共产主义阶段到资本主义国家为第一个阶段，它与生产工具的发展、生产的增长和扩大以及相应认识到的人类需求等有关系。这一过程最终导致生产的所有权集中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手中，即资本家手中。另一方面，另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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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然的性自由、从基于同种血缘之上的氏族（基于血统关系之上）家庭导向有关私通之禁欲主义和永久的一夫一妻制婚姻的思想意识。
它的发展线索是生殖性征不断爱到限制、压抑和扭曲。“
R F 同马尔库塞一样，赖希想方设法把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把性压抑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从而构建了某种形式的“压抑假说”。而且，作为一位精神分析的理论家和实践者，赖希不仅献身于有关压抑假说的真理及其基于其上的政治实践的解放价值，而且还致力于治疗实践的解放价值。在这两个医疗实践中，病人从其漫长和深远的受抑过去中痛苦地得到康复，从而确认了精神分析理论中表达的一般真理，不难看出，赖希是压抑假说的典型倡导者。
福柯着手对赖希作出的有关权力、真理和性征的假定发出了挑战。首先，与其早些时候占主导地位的“否定”形式相比照，现在权力变得愈来愈“确实的”或“生产的”
，这是自１８世纪后半叶以来欧洲社会的关键特征之一。
现代权力通过构建新的活动能力和方式而起作用，而不是通过对预先存在的活动能力和方式进行限制。其次，大量机构化实践达到了现代权力的这一生产性，各种理论话语，尤其是人文科学话语（包括精神分析和性征的话语）典型地向这些实践注入了活力。福柯与赖希之间的基本对立在于：前者认为性征本身是社会历史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是确实的权力所特有的话语实践的产物，而后者认为性征是具有生物学基础的驱力，并屈从于各种在社会历史的含义上是否定的权力的专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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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福柯认为，压抑假说的倡导者不仅在权力和真理问题上作出了错误假定，而且还作出了内在地与精神分析等实践相联系的性征话语，这种实践恰恰是现代权力的典范。
在精神分析理论中，“性征”因这样的方法而被概念化，以至于只有通过精神分析治疗的唯一忏悔的本性，病人才能确认有关他们自身的这一“真理”。由于有各种可能形式的伪装，本能力量想方设法阻止人们去发现它，因此只有精神分析家敏锐地运用精神分析话语，才能撕破这些伪装并经由知识获得自由。
在权力和知识问题上，福柯与赖希之间的对立已确信无疑。尽管如此，两人之间的理论还有相容和潜在地相互补充的一面。他们都认为，性征并不指具有各种特征（现代性征话语赋予它的）的无关于历史的驱力，而是，性征不仅在历史上是专门的，并至少具有部分的肉体本性，而且还是那些通过其自我赋予活力的话语而把自身描述为针对无关于历史并独立于它们而存在的某物的实践的产物。
进一步考察发现，尽管福柯和赖希对真理、权力和话语之间关系的看法基本上不同，但在某些方面看，福柯也在认可并且以不幸的方式重复了赖希的“压抑假说”。首先，有时候福柯有他自己的“压抑假说”
；很久以前，存在着自然肉体；接着它们因戒律和性征而变得“压抑”
；现在我们必须推翻这种压抑，重新获得我们的自然的肉体状况。第二，由于福柯自己的压抑假说，因此他对赖希的压抑假说提出的异议并不具有充分的理由：这是因为福柯在确实肯定的和否定的权力之间作出的区分是否合情合理地清晰尚不清楚，也不明白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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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反人类学主体主义（下）
：人—知识—权力的产物 ７４２
自己的现代权力的例子是独特地“确实肯定的”
，他时常谈论肉体的“屈从”
，对肉体的“控制”
，肉体的“驯顺”
，还谈论肉体具有“抵抗”这种权力实施在其上的能力，这些术语确实属于否定的、压抑的权力的用语。
而且，即使“肯定的”和“否定的”
权力之间的区分是合情合理地清楚的，但要宣称赖希及其他人用否定术语来设想压抑，也是难以置信的，因为没有什么比赖希的武装肉体更加是权力的“肯定”产物。
总的来说，福柯对“压抑假说”的问题提出了三个严肃的疑问：首先，自从１７世纪以来，性本身被压抑到无可复加的地步，难道是自明的历史事实吗？其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起作用的权力机制基本上是压抑的吗？最后，自由主义运动是对权力机制和权力所实施的压抑的真正反对吗？或者正相反，它自身也是压抑网络的一部分？但福柯的目的并不是建立一种与压抑假说相反的理论。一开始，他并不否认压抑这个事实。他并不认为，性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远非压抑，而是享受着空前自由，也不认为权力如其说是压抑的，不如说更是容忍的。在福柯看来，有关性欲的话语的审查以及在某些场合禁止提及性事（也始于１７世纪）
，这对有关性欲的话语的变动不居的阐明来说是其次的，甚或是补充性的。他并不拒斥压抑假说，而是要把它放回到１７世纪以来的现代社会中性话语的总体系统中去。他于是提出了一组新问题：为什么性征成了这样一个讨论主题？人们都说了些什么？通过这一话语，权力对性产生了什么作用？在这个话语、其权力作用和它们在其中起作用的快感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它产生了什么知识？支撑这一性话语的那个“权力—知识—快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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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是什么？
作为替代物，福柯假设：不仅有关总体人口的福利的政治关切，而且有关个体的福利的政治关切，都推动了始于１８世纪末的有关性征的话语的激增。
他用“治安”
（ｐｏｌｉｃｅ）这个词来表示这种关注。通过对福利表示关切，性话语成了生活条件的管理的本质组分，即“生物权力”的一种权力模态。
“戒律”被赶走了，成了两种“生物权力”的一种。
“治安”这个概念向福柯提供了一条汇集有关性征的各种活动的原则，提供了一个贬低压抑在性领域中所起的作用而使这些话语成为可理解的概念手段。
福柯总结说，生物学的生命在１９世纪成了知识、控制和权力的对象，性问题的政治意味在于性被置于肉体的戒律和人口控制的相互交叉点上。因不满于依照生物权力去重新阐释戒律，他还重新阐释了规范化社会，后者不再是惩戒权力的结果，而是成了“集中于生命的权力技术”的结果。福柯用“福利假说”来取代“压抑假说”旨在说明：从１７世纪以来西方文化性领域的主要特征并不是压抑这个事实，而是不断对人口和个人的福利表示关切，即各种系列的对专门问题的关切，这种关切并非一个压抑的计策，也不象马克思主义和左派福利观所理解的，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劳动力观点的要求。
现代文化通常假定性征即为自然本能。
福柯则独辟蹊径，认为性征既是一个话语，又是一个实践，人们能在西方文化中发现其特殊的出长点。说性征被部署了，就是反对了这一通常假定。
由于福柯并不否认性压欲这个事实，那么他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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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反人类学主体主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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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抑”所特有的三个策略（禁止、审查和否认）呢？因注意到通常的性话语所忽视的种种事实，福柯质疑了人们赋予给压抑策略的重要性。性压抑时代始于１７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似乎在语言层面上制服性、控制性在语言中的流通，是在现实中完全控制性的前提条件，人们对性及其问题都禁若寒蝉、缄默不语。然而，福柯认为，在话语的层面与范围之内，实际发生的现象恰恰与之相反，形式和目的各异的性话语一直在呈稳步增长的态势，自１８世纪以来更是聚集了极大的能量。在权力自身使用的范畴内，性话语的增殖尤为重要：法律本身便鼓励人们去谈性，多多益善；权力的代表机构下定决心要听到人们谈性，使性暴露无遗。
天主教会拓展了忏悔的使用范围，这是性征在西方文化中的部分生长点。作为一个人的罪行、言语和思想的详尽描述和追忆，忏悔在修道院中既是一种精神践履，又是一种控制手段。凭着把人们的罪恶欲望转变成话语，牧师设法控制人们的罪恶。在中世纪，忏悔并不频繁。但从中世纪起，忏悔手册却规定了需要加以明确回答的有关性行动细节的种种问题，认为这是彻底忏悔所必不可少的。但大特伦特议会（１５４５—１５６３年）之后，天主教会的忏悔实践发生了显著变化，中世纪的忏悔手册，有不少到了１７世纪还在用，但其中对有关性行动的细节问题作出明确回答这种要求被一点点遮掩起来了。到１７世纪，人们愈来愈强调要谨言慎行。虽然这一变化似乎支持压抑假说，但福柯注意到，伴随这一谨小慎微而来的是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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