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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挣扎-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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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性能力与自信间的正常关系，转移到性能力与自负的关系上。性的作用（迷人的或悦人的）、对象的选择、性经验的量或其变化──都成了“自负”的问题，而与愿望及享乐无关。在爱的关系中个人的因素愈减低，纯粹的性因素就会愈增高，则潜意识里对于“可爱”的关怀就愈会变为意识里对于“诱惑”之关怀【参阅第五章，自卑的讨论】
在心理症中，“性能力”所具有的渐增作用，并不一定会导致比正常者更广泛的性活动。或许会，但他们同时也必须担当起更大的禁忌之责。无论如何。与正常者作一个比较乃是困难的，因为变异太大，尽管远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其性兴奋、性欲的强度或次数，或性的表达方式却会有很大的差异。然而，有一项明显的差异，在某方面正与我们所讨论的有关想像【】的问题相似，性能力被用以解决心理症的需要。为此，性能力常担当了一种“不当的”重要性。此外，居于同样的理由，性的功用可以轻易地就被阻碍了；譬如，发生恐惧、产生许许多多禁忌、存在着同性恋的错综问题，以及性变态等。最后，因为性活动（行为）（包括手淫与幻想）及其方式系由心理症的需要和禁忌所决定（至少一部分是由此所决定的），所以它们便常具强迫性。所有这些因素会使心理症患者发生下列的情形：他之发生性关系，并非为了他想要，而是因为他应该取悦他的伴侣；因为他必须具有被希求或被喜爱的迹象；因为他必须缓和某些焦虑；他必须证明他的胜利与潜能等等。换言之，性关系非由他的实际愿望及情感所决定，而是被那种为了满足某些强迫性的需要之驱力所决定。即使他无意使其伴侣堕落，但他的伴侣已不再是个个体之存在，而只是一具“性”的“物体”而已（弗洛伊德）【若就性道德的观点而研究此一主题，英国哲人约翰·马克慕雷（Jonh Macmurray）在他的著作《理性与情感》（Reason and Emotion）中，就提到真诚的情感乃是性关系的价值标准。】。
心理症患者处理这些问题的细节颇为繁复，而且变化甚广，因此我无法在此描述出各种可能性。对于爱与性方面之特殊障碍，毕竟只是他所有心理症障碍中的一种表现，但附加的变化却是如此的复杂，同样地，这些变异不只因个人的心理症性格结构而定，而且也依他所找的或所拥有的伴侣而异。
这似乎是种多余的限制，因为经由分析中我们已知道，伴侣的选择常是潜意识的。此一观念的正确性，的确可以反覆地被发觉到。然而，我们已倾向于走上另一极端，而认为每一伴侣都是出自于个人的选择；此种概念是错误的。它需要两方面的检定；首先我们必需提出谁“选择”的问题，适当地说，“选择”这两个字即包含了选择的能力，与知道所选的伴侣如何的能力。这两种能力在心理症患者中都已大大地缩减了，他只有当他对别人的形像，尚未被我们所讨论过的那许多因素所扭曲时，才能有所选择。在此种狭窄的意义下，“选择”二字是名不符实的，至少是非常地不适用。“伴侣的选择”这术语所具有的意义，乃指个人因受明显的心理症需要之吸引而产生的个人感觉：他的自负，他之支配与剥削的需要，他降服（委身）的需要……等。
即使是在此种限定的意义下，心理症患者也少有机会去“选择”伴侣。他之结婚，乃因为这是必行之事；他与自己是那么疏远，可是那么地远离别人，因此他才会那么恰巧地与他较为熟悉的人结婚，或恰巧与想跟他结婚的人结婚；他对自己的评价，因为自卑的作崇而变得相当低贱，因此他简直无法亲近那些吸引他（若单就心理症的理由而言）的异性。除了这些心理上的限制外，再加上他本来就认识不多适宜的对像，因此我们自然就可了解“选择”只是发生于偶然的环境之下。
我不拟对在此所涉及的这些繁复因素所造成的性爱，或性经验的无限变化再作评论，而只要指出心理症患者对于爱与性的态度方面的一般倾向。他或许有从生活中将爱排除的倾向；他将缩减或否定它的意义，甚至于它的存在。于是爱对他而言并非是渴望的，而是被逃避、被讥讽为自欺的柔弱。
此种倾向可由一种秘密的但却具有决定性的形式，在退却、孤立型的人们中发生作用。在这类人中，个人的差异主要是对于性能力（性欲）态度的不同。他可能已从他个人的生活中，将性与爱的实际可能性移除了，因此爱与性对他的生活而言仿佛是不存在的，或者，对他个人而言已不再具有任何的意义了。对于别人的性经验，他既不艳羡也不反对，但当他们为此而招致烦恼时，他却能够相当谅解他们。
另外有些人可能在年轻时代有过许多的性关系，但这些经验并没穿透他们“欲与人脱离关系”的甲胃，也不具任何意义，而会很快地消逝不见，且不留下任何同样的憧憬（性欲）。
对另一种与人脱离关系（孤癖）者而言，性经验可能会是重要而且愉悦的。他可能与许多不同的女人发生过性关系，但在潜意识或意识里却总是小心翼翼的，不发生任何情感上的纠葛，此种暂时的性接触，其性质系由许多因素而定。这与夸张或自谦的倾向的普遍性可能也有关系。对自己的评价愈低，则此种性接触的对象，愈会局限于比他社会地位或教养还低的人，譬如妓女。
此外，有些人可能在偶然中结了婚，甚至于如果对象同样是有着此种孤癖性格的话，则他们可能会维持一种虽然疏远但却适当的关系。如果这种人的结婚对象与他并无共通之点，则他势必要忍受一切，而力图固守身为丈夫或父亲之责。只当他的对象过于积极、暴烈或太具虐待狂，而使他暗自退缩时，他才会试图解除二人的关系，不然就得在此种关系下变得神经错乱。
自大·服复的类型以更具战斗性及破坏性的方式排除了爱。他对爱的一般态度常是毁谤或揭穿（暴露）它。他性生活的主要可能性似乎有两种；他的性生活相当贫瘠──他可能只为了减除身体或精神上的紧张才偶行性接触──或者，如果他能让虐待狂的冲动自由奔放，则性关系对他可能是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热衷于虐待性的性行为（这是最能令他兴奋的，而且能给予他满足），或者在性关系方面过度矜持或节制，但却会以一般的虐待方式来对待他的伴侣。
关于爱与性的另一普遍倾向，也是趋向于将爱（偶而也涉及性）由现实生活中排除掉，而在他的想像中赋予它突出的地位。于是爱变成一种极其高贵完美的感觉，任何实际的满足与此相形之下便会显得肤浅与卑鄙。霍夫曼在《霍夫曼故事集》中便精绝地描绘了此种现象，而称爱是“追求无限，以使我们上通于上帝。”它不仅是深植于我们灵魂内的一种妄想，“藉着人类天生的敌害的奸诈……亦即经由爱，经由肉体的快乐，存于我们心中的神圣预兆在人世间就可被实现，因此，爱只能在幻想中被实现。”在他的解释中，唐璜对于女人而言就是个色魔，因为“每一被爱的新娘之不贞，每一快乐都因男友被猛烈的打击而遭破坏……这都象征着崇高地战胜了敌对的恶人，而将诱＊者提升且超乎我们狭窄的生活之上，超乎大自然，超乎创物者。”
此地要提的第三种也是最后一种的可能性，乃是过分强调爱与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于是爱与性构成生活的主要价值，他们也因此而被荣誉化了。此地我们可以约略地区别，征服性的以及降服性的爱之不同，后者系由自谦的解决法依理演化而来，这已经在那一章节中描述过了。前者乃发生于自爱欲的类型中，如果是基于某个特殊理由，则他“征服”的驱力就会集中于爱的方面。于是他的自负便会贯注于“成为理想的情人”以及如何“变为无可抗拒”，易于为他所利用的女人因而不再吸引他，他必须藉着征服那些（不管基于任何理由）难以获得的人才能证明他的胜利。胜利也许会在性行为中完成，他的目标也可能在于情感上的完全降服。当这些目标完成后，他的兴趣也因之而骤减。
我没把握这浓缩成少数几页的阐述，是否已表达出了心灵内的过程，对于人性关系影响的所有范围与强度。当我们完全了解了它的震撼力后，我们就必须修正有关较良好的人性关系对于心理症──或就广义而言，对于个人的发展──的有利影响，所蕴涵的某些期望。期望，包括预期人类环境、婚姻、性行为或参与各种团体活动（社区的、宗教的或职业的团体）的改变，这些都能帮助个人免于心理症的困扰。在分析治疗中，“期望”表现在相信“主要的治愈因素在于病人是否能与分析者建立良好的关系”之上，亦即除去孩提时代那些有害的因素【第参考1943年《精神医学》（Psychiatry）上珍妮特（Ja M。 Rioch）所发表的“精神分析疗法中的转移关系》（The Transferene Phenomenon in Psychoanalytic Therapy）。本文曾提到分析过程中的所谓治愈，乃是指病人能够发现在他原来的经验中，他必须压抑住某部分的自我。而只有分析者与病人间的相处关系才能适当地令病人获得此种发现……果能如此，则“事实”将渐渐地“不再被扭曲”，于是从分析者与病人间的关系中，使病人得以“再寻回自我”】。此种说法乃是基于某些分析家所持的前提而来，他们认为心理症基本上乃是人性关系的障碍，因此可藉良好的人性关系而另以医治。其他的一些期望，则并非基于如此明确的前提，而是基于了解（此种了解本质上是正确的）人性关系在我们生活中乃是一项重要的因素之看法。
所有这些期望（或预料）对于小孩或成人都是成立的。即使他可能会表现出自我狂妄的意念，对特殊权益有所要求、或感到易被虐待等明确的症候，但他对于适宜的人类环境所表现的反应仍是具有充分弹性的；
良好的环境可以减少他的忧虑，缓和他的敌意，增加他的信心，甚至于可以将驱使他深陷于心理症的恶性循环之情况倒转过来。当然，我们必须附加说明这乃是“多或少”的问题，亦即结果如何需视个人障碍的程度、病期长短、特质以及良好的人性影响之强度而定。
如果自负系统及其影响不致过于根深蒂固──或者积极地说──假如“实现自我”的意念仍具有一些意义或活力的话，则前述此种对于个人“内在的成长”的有利效应，也同样会发生在成年人身上。譬如，我们时常可以发觉到，当太太接受了分析而见好转时，先生往往会恢复了正常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有许多因素参与了作用，通常被分析者（太太）都会谈及她先生对此病情所得的认识，而他先生可能就会从中选取一些有益自己的资料。当他由自己的判断，而了解到事实乃是“可能改变的”之后，他就会鼓起勇气为自己的利益而行事。同时，当他发觉到建立较良好的关系的可能性后，他就会具有克服自己困扰的动机。只要心理症患者能与相当正常的人密切接触或长期交往，则虽没经过分析，病人也可能会发生以上的改变（恢复正常）。此外，还有多种的因素会刺激他的成长：价值观的再定向；所有权的感觉以及悦人的感觉；都能够“减低外移作用而面对自己的困难”；能够“接受严正与建设性的批评而获裨益”的可能性……等等。
然而，这些可能性远比我们平常所认为的远更为有限。如果分析者本来就觉得该病人恢复的可能性甚低，而感经验不足，则接学理来说，我敢冒然断定其机会必将十分渺茫，无论如何也不得再盲信之。我们屡次发现到某些为求解决个别内在冲突的人，如何以固执的“要求”与“应该”的系统，以其“自以为是”及易受攻击的态度，以其自恨及外移作用，以其征服、降服或逃避的需要而与别人建立关系。因此“关系”不再是相互取悦、相互成长的沟通媒介，而变为仅是用以满足个人心理症需要的工具。此种“关系”对于心理症患者的影响，就根本上而言，乃是降低或增加内在的紧张性，亦即依其需要这满足或挫折而定。譬如，夸张型的人当他处于指挥的地位，或置身于被歌颂谄媚的环境下，他就会觉得更安适且活得更起劲；自谦型的人当他觉得较不孤立或感到被需要、受欢迎时，他的生机就会变得欣欣向荣。任何了解心理症之痛苦的人，必会发觉出此种改善的主观价值，但是这些改善并不一定就是代表个人“内在成长”的象征。偶而，他们只是表示适宜的人类环境，可以让心理症患者觉得较为舒适而已，尽管他的心理症仍毫无改变。
这种观点亦可应用于较非人格性的“期望”方面，譬如根植于情势上、经济条件、政治体制等的改变都是。无疑地，极权政体可以不断地阻碍个人的发展，而且，本质上其目标必在于阻止人性的发展。反之，民主政体则尽可能地给予个人争取实现自我的自由，此种政体乃是值得人们所奋取的。然而，外在情势的最佳改变并无法带来个人的成长，他们远不如给予一个可资成长的较好环境来得有用。
所有这些期望所犯的错误，并非在于高估人际关系的重要性，而是在于低估了“心灵内因”的威力。虽然人际关系极其重要，但却无法将根固于人心中，且泯灭了个人真我之表达的“自负系统”铲除掉。由此我可知：自负系统乃是人性发展的敌害。
“实现自我”的目标并非唯一地，或根本地在于发展个人的特殊天赋，其整个过程的中心乃是个人潜能的演化或发展；因此，它主要包含个人为建立良好人性关系所努力的一切发展。
第十三章 工作上的心理障碍
【本章有许多段都是取材自《心理症的工作障碍》一书中的论文，标题为“工作上的限制”（inbibitions in Work）。该本于1948年刊登于美国心理分析杂志】
夸张型的人高估自己的能力，以为凭自己的意志必能征服一切，于是他的兴趣广泛，生龙活虎，但做起事来却是虎头蛇尾，有始无终；自谦型的人自贬能力，处处被矛盾的“应该”所驱策，宛若被关在笼中的鸟一般，烦燥不安地鼓冀振翅；退却型的人对“强制”颇为敏感，虽不会因此显得无精打采，但却缺乏进取心，处处表现得极为迟钝……
在我们工作生活中所产生的障碍，其原因很多。可能因外在的环境，如经济的或政治的压力，而变得不安宁、孤独或产生各种困难；举个现代较常见的例子，譬如，作家所面对的困难，他须学习如何用新措辞以表达自我。困难也可能来自于传统的环境，譬如，舆论可令一个人的谋生能力变得远超过自己的实际需要，现今都市中的商人即其例证。但另一方面，此种情况（态度）对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却毫无影响。
本章我将不讨论外在的困难，然而却要讨论表现在工作方面的心理障碍。于是我们将把主题局限于：许多心理症的工作障碍都与我们待人的态度有关，譬如对人表现优越、卑躬或平等互惠等。虽然事实上我们无法明确地将这些与工作本身的困难绝对分开，但此地我们将尽可能地将其省略，而将重点集中在“心灵内因”对于工作过程，或个人对工作态度的影响为如何之上。最后，心理症的障碍在各种日常工作中较不重要，当工作需要个人自动自发、想像、负责、自信及较富智巧时，其障碍就会骤然增加。因此，我的评论将针对那些需要开发我们机智的工作──广义言之，即创作。由艺术作品或科学论述所举的例证，同样也可应用于教师、家庭主妇及母亲、商人、律师、医生或协会组织人的工作上。
工作方面所表现的心理症障碍，其范围甚广。就如我们即将了解的，并非这些障碍都是意识可知的；有许多是表现在工作能力或缺乏作品方面。其他则经由与工作有关的各种精神痛苦而表现出来，诸如过度紧张、疲劳、衰竭、惧怕、惊慌、烦躁或处于抑制的心理状况下所自觉到的痛苦等。在这方面，只有一些普遍且相当明显的因素，是为各处心理症所共同具备的。除了各项工作本身原具有的困难之外，必仍存有着其他的困难，尽管有时此种困难仍不够明显。
自信心可能是创作中最主要的必备条件，然而，不管个人的态度看来多么实际与自信，自信心往往是飘摇不定的。
很少有人会对工作上所面临的一切困难做适当的评价，不是高估就是低估。通常对于所做工作的价值也鲜有适宜的评价。
工作可能进行的条件大都是苛刻的，他们往往比一般人的工作习惯种类来得更为特别，程度更为严厉。
心理症患者由于自我中心的作祟，其内心对于工作本身往往不表关怀，有关如何进行或完成工作的问题，往往与工作本身较不相关，而与他自己较有关系。
一般适意的工作所能发觉的乐趣与满足，通常也有所残缺，因为工作太具强迫性了，充满太多的冲突与恐怖，或在主观上会令人觉得是相当无价值的。
只要我们一搁下这些通性不谈，而详细考虑工作的障碍本身是如何表现出来的，我们就会明显地发觉到，在不同的心理症中，其表现的差异还多于相似点。我已提过认识既存的困难，以及处于困难下的那种痛苦之差异。同时，能否完成工作的特殊条件亦有大有差异；持久的努力、冒险、策划、接受帮助、分派别人工作等等能力也有所不同。这些差异主要乃因个人所用以解决内心冲突的方法不同所致，我们将分门别类地加以讨论。
夸张型的人，会不顾自己的特殊禀性，而易于高估自己的能力或天赋；同时他们也很容易认为自己所进行的事乃是唯一有意义的事，而高估了它的特质，那些无法赞同他们看法的人，都会被他们认为是不能了解他们（他们仿佛是对牛弹琴），或因过于嫉妒他们才无法适当的信任他们。任何批评，无论是严正的或是出于良心的批评，根本上都会被觉得是恶意的抨击。同时，因为他们需要消除对自己的疑虑，所以他们将无法详究批评的真相，而只会一味地不择手段摒除掉它。同理，他们的工作需要被夸赞（不管以何种方式）的这种心理总是无止境的。他们倾向于自觉有权享受此种赞誉，因此如果未受到夸赞的话便会大表愤恨。
随之而来的，他们信任人的雅量也是相当有限的，至少对于与他同一阶层同年的人们是如此。他们或许很崇拜柏拉图或贝多芬，但却难于赞赏任何同代的哲人或作家；愈是这样，则这些名家对他们自己那种无与伦比的意义愈会形成一种威吓。当别人在他们面前表扬他人的成就时，他会显得十分过敏。
最后要提的是，这种人的特征──沉迷于征服一切，将使他盲信世上只要凭他的意志力或优越的能力，就必无坚不摧、无攻不克。在美国许多办公厅内常可见到这么一句座右铭──当机立断不畏难，则必马到成功；我推想这个座右铭的创始者一定也是个夸张型的人，无论如何至少也会是一个肯付诸实行的人。他之需要证实自己的“胜利”，使他变得更机智，而且带给了他尝试那种别人所畏难不前的工作之动机。然而，因此也会带给他低估困难的危险。于是简直没有他所无法迅即达成的交易，没有他一眼之下所不能论断出的疾病；只要稍加预示，没有一篇论文或讲演是他所无法交付的；汽车出了任何毛病，他必修理得比任何技师都好。
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高估自己的能力以及工作的特质，低估别人及所面对的困难，将别人的批评置之度外──正说明了他时常会不在乎工作上的障碍。这些障碍随自恋的、完美主义的、或自大、报复的倾向而有所不同。
自恋的类型，最可能被“想像”所左右的，他们将以上的标准表露无遗。假定个人的天赋相同，则他可能是夸张型中最积极、最急进的，但他也可能同时遭受到各种困难。其中有一项，乃是他将兴趣与精力分散到许多方面。譬如，有个女人，如觉得自己必须是个完美的女主人、家庭主妇、母亲；同时也必须是个时髦的女人，会议中最活跃者，必须参与政治，必须是伟大的作家。或者又如有个商人，他除了管理许多企业外，又追求许多广泛的政治及社交活动。这种人到头来当他发觉终究一事无成时，他常会将之归咎于自己的天赋过于繁复、多方向发展。他会较不自大地表示出他羡慕那些比他不幸的人──只具一种天赋的人。事实上，能力的分散或许是真的，但它并非是失败的主因，主要的背景在于他始终坚持不去认识他能力的界限。因此短暂的解决法──限制他的活动，通常并无持久的作用。很快地，他又会重归旧念，相信别人不能像他那样做那么多事；但他能够──而且会做得完美无暇。假制他的活动对他而言，带有“打败”与“卑鄙柔弱”的意味；期望他做个像别人一样具有能力界限的人，乃是堕落的，因此是他所不堪忍受的。
其他自恋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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