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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要义-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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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含藏有生产手段归公之一义，未曾说出。只有生产手段归公，经济生活社会化， 而后乃完成了社会的一体性。大家在社会中如一体之不可分，其间自然无不均平之事。 均平不能在均平上求，却要在这社会一体上求，才行。
关于国家必由阶级构成，和阶级在政治进步上之必要作用，容后再谈。兹先结束上面的 话。由上所说，人类历史先形成社会阶级，然后一步一步次第解放它。每一步之阶级解 放，亦就是人类理性之进一步发展。末了平等无阶级社会之出现，完全符合于理性要求 而后已。此其大势，彰彰在目，毫无疑问。上面说，阶级虽不从理性来，而理性却要从 阶级来，正指此。因此，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 治于人者食人”，那在当时倒是合乎历史进步原则，而许行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 饔飧而治”，不要“厉民以自养”，其意虽善，却属空想，且不免要开倒车了。
二 中国有没有阶级
对于人类文化史之全部历程，第二章曾提出我的意见说过。除了最初一段受自然限制， 各方可能互相类似，和今后因世界交通将渐渐有所谓世界文化出现外，中间一段大抵各 走一路，彼此不必同。像上面所叙之社会阶级史，恰是在那中间一段。凡所说阶级如何 一步一步解放，只有叙明其理有如此者（即极容易如此演进），不是说它必然如此。浅识 之人，闻唯物史观之说，执以为有一定不易之阶梯。于是定要把中国历史自三代以讫清 末，按照次第分期，纳入其公式中，遇着秦汉后的两千年，强为生解而不得，宁责怪历 史之为谜，不自悟其见解之不通，实在可笑。我自己的学力，根本不够来阐明全部中国 历史的；而我的兴趣亦只求认识百年前的中国社会。本书即非专研究中国社会史之作， 对此自亦不及多谈。第为讨论阶级问题，以下要说一说百年前的中国社会，并上溯周秦 略作解释。
百年前的中国社会，如一般所公认是沿着秦汉以来，两千年未曾大变过的。我常常说它 是入于盘旋不进状态，已不可能有本质上之变革。因此论“百年以前”差不多就等于论 “二千年以来”。但亦有点不同。一则近百年到今天尚未解放之中国问题，正形成于百 年前的中国社会之上，故对它亟有认识之必要。同时，我们对近百年的事知道较亲切， 亦复便于讨论。再则在阶级对立与职业分途之间，两千年来虽大体趋向于后者，却亦时 而进（向着阶级解消而职业分途），时而退（向着阶级对立），时而又进，时而又退，辗转 往复。而百年前之清代，正为其趋向较著之时，所以就借它来说。又所谓“百年以前者 ”，初非在年限上较量，盖意指中国最近而固有之社会情形，未受世界大交通后之西洋 影响者而言。
在农业社会如中国者，要讨论其有没有阶级，则土地分配问题自应为主要关键所在。此 据我们所知，先说两点：
第一，土地自由买卖，人人得而有之。
第二，土地集中垄断之情形不著；一般估计，有土地的人颇占多数。
对于第一点，大致人人都可承认，不待论证。第二点易生争论，须得一为申说。中国土 地广大，人口众多，而地籍不清理者久而又久。民国以来，纵有一些调查统计，如北伐 前北京政府农商部所为者，如北伐中及北伐后国民政府所为者，皆根本不可靠。其间有 可靠者，则国内外学术专家私人之所举办，又嫌规模小，不可以一隅而概全局。故土地 分配情况究竟如何，无人能确知。就耳目常识之所及，则北方各省自耕农较多，东南西 南佃农较多。然在南方某些地方并不见土地集中者，亦非罕例。同时北方如山东之单县 曹县，亦有大地主累代相承。抑且不止此。好些地方，一县城东之情形或与其城西不同 ，城南又异乎城北。总之，话难讲得很。因此，论者恒不免各就所见而主张之。我自然 亦只能就我所见者而说，但平情立论，不作过分主张。
我家两代生长北方，居住北方，已经可说是北方人。我所见者，当然亦就是北方的情形 。北方情形，就是大多数人都有土地。虽然北平附近各县（旧顺天府属）有不少“旗地” （八旗贵族所有），但他们佃农却有永佃权。例不准增租夺佃，好像平分了地主的所有权 （类如南方地面权地底权）。我所曾从事乡村工作之河南山东两省地方，大地主虽亦恒有 ，但从全局大势论之，未见集中垄断之象。特别是我留居甚久之邹平，无地之人极少。 我们在邹平全县所进行之整理地籍工作，民国廿六年上半年将竣事，而抗战遽作，今手 中无可凭之统计报告。但确实可说一句：全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有土地，不过有些 人的地很少罢了。这情形正与河北定县——另一乡村工作区——情形完全相似。定县则 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巨册，其中有关此问题之报告。（1）（据李景汉《定县社会概 况调查》，则该处土地分配情形有如下之三例：
第一例：东亭乡六二村一○四四五家，除一五五家不种地外，种地为业者一○二九○家 。其中种一百亩以上者二二○家，即占百分之二，种地百亩以下者一○○七○家，即百 分之九十八。又调查其中之六村八三八家，除四八家不种地外，种地者七九○家。其中 完全无地而以佃种为生者一一家；余七七九家均自有土地多少不等。
第二例：第一区七一村六五五五家，除三七九家不种地外，种地者六一七六家。其中多 少自有土地者五五二九家，完全无地者六四七家。无地佃农视前例为多，然亦只占十分 之一强。有地百亩以上者，在六五五五家中占百分之二，有地三百亩以上者占千分之一 。有地而不自种者，占百分之一。
第三例：第二区六三村八○六二家，除三二三家不种地外，种地者七七三九家。其中多 少自有土地者七三六三家，余为无地之佃农雇农，约占百分之五。在有地者之中，一百 亩以上占百分之二，三百亩以上占千分之三。
以上均见该书第618—663页。）据其报告，分别在不同之三个乡区作调查：一区六十二 村，一万零四百四十五家；一区七十一村，六千五百五十五家；一区六十三村，八千零 六十二家。总起来，可得结论如下——
一、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家都有地。
二、无地者（包含不以耕种为业者）占百分之十以内。
三、有地一百亩以上者占百分之二；三百亩以上者占千分之一二。
四、有地而不自种者占百分之一二。
此调查工作系在社会调查专家李景汉先生领导之下，又得当地民众之同情了解与协助， 绝对可靠。而准此情形以言，对于那一部分人有地而不事耕作，一部分人耕作而不能自 有土地的阶级社会，相离是太远了。我承认这情形不普通。但我们两个乡村工作团体， 当初之择取邹平、定县为工作区域，却并没有意在山东全省中或河北全省中，特选其土 地最不集中之县份。乃结果竟不期而然，两处情形如此相同，则至少这情形在北方各省 亦非太不普通了。
要知道此种情形并非奇迹，而是有其自然之理的。在当时定县中等土地每亩值钱普通不 过四十元。而一个长工（雇农）食宿一切由主人供给外，每年工资普通都在四十元以上。 节储几年，他自己买一亩地，有何不可能？这是说，有地并不难。有地人家百分比之高 在此。又中国社会通例，一个人的遗产，由他诸子均分。（1）（大清律例关于遗产继承有 如下之规定：嫡庶之男，不问妻妾婢所生，以子数均分之；私生子及养子各与其半。） 所以大地产经一代两代之后，就不大了。若遇着子弟不知勤俭，没落更快。这是说，纵 有大地产，保持正不易。一百亩以上人家，百分比之低在此。河北省谚语“一地千年百 易主，十年高下一般同”（十年间的变化，可能富者不富。贫者不贫），又说“穷伴富， 伴得没有裤”，都是由此而发。
既然如此，那么，南方各省土地集中，佃农颇多，又何自而来呢？这一半来自工商业势 力，一半来自政治势力。古语早已说过“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见《史记 ·货殖列传》）。现在之经济学家则指出农业上远没有像工商业那样的竞争：土地集中 远没有像资本集中那样的容易；大规模经营压倒小经营，工商业有之，而农业不必然。 从封建解放后之土地自由经营，其本身是不可能发展出这局面来的。只有由工商业发财 者，或在政治上有钱有势者，方能弄到大量土地并维持之。而一般说来，中国的工商业 家和官吏，出在北方者远不如南方之多。土地分配情形，南北所以不大同，其故似在此 。但他们要土地，不过觉得不动产牢稳，用以贻子孙；其积极兴趣不在此，绝不是想要 改行。虽土地分配情形不免时时受其影响，而土地集中总不是一种自然趋势所在。造成 此种不自然趋势，固有可能；亦必非工商业势力所能为（理由见后），而必在政治势力。 由政治势力而直接地或间接地使全国土地见出集中垄断之势，那对于从封建解放出来的 社会说，即是形势逆转。此种逆转，势不可久。历史上不断表演，不断收场，吾人固已 见之矣。
故我以自耕农较多之北方和佃农较多之南方，两下折衷起来，以历史顺转时期和其逆转 时期，两下折衷起来，笼统说：“土地集中垄断之情形不著，一般估计，有地的人颇占 多数。”——土地集中垄断情形，是有的，但从全局大势来说，尚不著；以有地者和无 地者相较，当不止五十一对四十九之比，而是多得多。自信所说绝不过分。
中国工商业发达，尽管像先秦战国那样早，像唐代元代那样盛，却是从唐代至清季（鸦 片战争）一千二百年之久，未见更有所进（某些点上，或反见逊退）。其间盖有两大限制 存在。我们知道工商业是互相引发的。要商业上有广大市场，乃赖激工业生产猛进；要 工业生产增多，乃推动着商业前进。反之，无商则工不兴，无工则商亦不盛。而商业必 以海上交通，国际互市为大宗。西洋古代则得力于地中海，到后来更为远洋贸易。近代 工业之飞跃，实以重洋冒险，海外开拓为之先，历史所示甚明。然中国文化却是由西北 展向东南，以大陆控制沿海，与西洋以沿海领导内地者恰相反，数千年常有海禁。虽然 亦许禁不了，且有时而开禁。还有许多矛盾情形，如王孝通著《中国商业史》，一面述 唐代通外商之七要道四大港（龙编、广州、泉州、扬州），一面却说：
（上略）是唐时法制，实主极端之闭关主义。虽以太宗高宗兵力之盛，大食、波斯胥为属 地，而国外贸易曾未闻稍加提倡，转从而摧抑之；亦可见吾国人思想之锢塞矣。（见原 书第112页）
所以综而论之，至多不过给予外商与我交易机会，而少有我们商业向海外发展，推销国 货的情形。这样，就根本限制了商业只为内地城乡之懋迁有无；其所以剌激工业生产者 之有限可知。在内地像长江一带，有水运方便还好；否则，凡不便于运输，即不便于商 业。以旧日交通之困难，内地社会虽甚广大，正不必即为现成市场。直接限制了商业， 即间接限制了工业。同时，工业还有其本身之限制。
工业本身一面之限制，是人们的心思聪明不用于此；因之，生产工具生产技术无法进步 ，而生产力遂有所限（关于此层详论在后）。近代西洋在此方面之猛进，正为其集中了人 们的心思聪明于此之故。在此之前，亦是同一样不行。所以说：
直到十八世纪之中叶，发明很为稀见。事实上，技术的情况在1750年以前，相当停滞， 达数千年。到了现代，往往一年间所发明，要超过1750年以前一千年所发明的。（巴恩 斯［H。 E。 Barnes］《社会进化论》，王斐孙译本第211页，新生命书局版）
换言之，若依然像中古人生态度而不改，便再经一千年，产业革命在西洋亦不得发生。 从来之中国人生态度与西洋中古人生态度诚然有异。但二者之不把心思聪明引用于此， 正无二致；其相异，不过在后者自有一天转变到心思聪明集中于此，而前者殆无转变之 一天。那亦就是，若无西洋工业新技术输入中国，中国自己是永不会发明它的。
那面限制了商业发展，这面限制了工业进步。在工业上复缺乏商业的剌激，在商业上复 缺乏工业为推进。他且不谈，就在这两大限制之下，中国工商业往复盘旋二千多年而不 进，试问有什么稀奇呢！似此只附于农业而立的工商业，虽说便于发财而不免购求土地 ，却又不能为发财而经营它，其势不能凌越农业而操纵了土地，则甚明白，所以，由此 而垄断土地，形成地主佃农两阶级，那是不必虑的。而在这种工商业本身，一面没有经 过产业革命，生产集中资本集中之趋势不著，一面循着遗产诸子均分之习俗，资本纵有 积蓄，旋即分散；所以总不外是些小工小商。像近代工业社会劳资两阶级之对立者，在 此谈不到，所不待言。可以说，秦汉以来之中国，单纯从经济上看去，其农工生产都不 会演出对立之阶级来。所可虑者，仍在政治势力之影响于土地分配。
三 何谓职业分途
我们知道经济上之剥削阶级，政治上之统治阶级，例必相兼。上面对于经济上有无阶级 之对立，已略为考查；下面再看它政治上阶级的情况如何，俾资互证。
中国社会在政治上之得解放于封建，较之在经济上尤为显明。中国之封建贵族，唯于周 代见之。自所谓“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见《续文献通考》） ，实际即早已废除。战国而后，自中央到地方，一切当政临民者都是官吏。官吏之所大 不同于贵者，即他不再是为他们自己而行统治了。他诚然享有统治之权位，但既非世袭 ，亦非终身，只不过居于一短时之代理人地位。为自己而行统治，势不免与被统治者对 立；一时代理者何必然？为自己而行统治，信乎其为统治阶级；一时代理者，显见其非 是。而况做官的机会，原是开放给人人的。如我们在清季之所见，任何人都可以读书； 任何读书人都可以应考；而按照所规定一一考中，就可做官。这样，统治被统治常有时 而易位，更何从而有统治被统治两阶级之对立？英国文官之得脱于贵族势力而依考试任 用，至今未满百年。以此较彼，不可谓非奇迹。无怪乎罗素揭此以为中国文化三大特点 之一也。
今人非有相当本钱，不能受到中等以上教育。但从前人要读书却极其容易；有非现在想 象得到者：
第一，书只有限的几本书，既没有现在各门科学外国语文这样复杂，除了纸笔而外，亦 不需什么实验实习的工具设备。
第二，不收学费的义塾随处可有。宗族间公产除祭祀外，莫不以奖助子弟读书为第一事 ，种种办法甚多。同时，教散馆的老师对于学生收费或多或少或不收，亦不像学校那种 机械规定。甚至老师可以甘愿帮助学生读书。
第三，读到几年之后，就可一面训蒙，一面考课，藉以得到膏火补助自己深造。
那时一个人有心读书，丝毫不难。问题不在读书上，而在读了书以后，考中做官却不那 样容易。一般说，其百分比极少极少。人家子弟所以宁愿走农工商各途者，就是怕读了 书穷困一生“不发达”，而并非难于读书。所谓“寒士”、“穷书生”、“穷秀才”， 正是那时极耳熟的名词。但却又说不定哪个穷书生，因考中而发迹。许多旧小说戏剧之 所演，原属其时社会本象。
我承认像苏州等地方，城里多是世代做官人家，而乡间佃农则不存读书之想，俨然就是 两个阶级。但此非一般之例。一般没有这种分别。“耕读传家”，“半耕半读”，是人 人熟知的口语。父亲种地为业而儿子读书成名，或亲兄弟而一个读书，一个种地，都是 寻常可见到的事。谚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正指此。韦布林（T。 Veblen）著《 有闲阶级论》，叙述各处社会都有视生产劳动为贱役可耻而回避之习惯。（1）（韦布林（T 。Veblen）著《有闲阶级论》，胡伊默译本第29—37页，中华书局出版。）要知中国却不 同。虽学稼学圃皆不为孔子所许；然弟子既以为请，正见其初不回避。子路在田野间所 遇之长沮、桀溺、荷艹/条丈人，显然皆有学养之贤者，而耕耘不辍；其讥夫子“四体 不勤，五谷不分”，更见其重视生产劳动。又天子亲耕藉田，历代著为典礼；则与贱视 回避，显然相反。许行“与民并耕”之说，非事实所能行；明儒吴康斋先生之真在田间 下力，亦事实所少见。最平允的一句话：在中国耕与读之两事，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 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士与农不隔，士与工商亦岂隔绝？士、农、工、商之四民，原为 组成此广大社会之不同职业。彼此相需，彼此配合。隔则为阶级之对立；而通则职业配 合相需之征也。
由于以上这种情形，君临于四民之上的中国皇帝，却当真成了“孤家寡人”，与欧洲封 建社会大小领主共成一统治阶级，以临于其所属农民者，形势大不同。试分析之：
一、他虽有宗族亲戚密迩相依之人，与他同利害共命运；但至多在中央握权，而因为没 有土地人民，即终无实力。
且须知这种权贵只极少数人，其余大多数，是否与他同利害共命运，尚难言之。像明嘉 靖年间裁减诸藩爵禄米，“将军”（一种爵位）以下贫至不能自存。天启五年以后，行限 禄法，而贫者益多，时常滋事。当时御史林润上言，竟有“守土之臣每惧生变”之语， 是可想见。
二、他所与共治理者，为官吏。所有天下土地人民皆分付于各级官吏好多人代管。官吏 则来自民间（广大社会），又随时可罢官归田或告老还乡；其势固不与皇帝同其利害，共 其命运。
三、官吏多出自士人。他们的宗族亲戚邻里乡党朋友相交，仍不外士、农、工、商之四 民。从生活上之相依共处，以至其往还接触，自然使他们与那些人在心理观念上实际利 害上相近，或且相同。此即是说：官吏大致都与众人站在一面，而非必相对立。
四、诚然官吏要忠于其君；但正为要忠于其君，他必须“爱民如子”和“直言极谏”。 因只有这样，才是获致太平而保持皇祚永久之道。爱民如子，则每事必为老百姓设想； 直言极谏，则不必事事阿顺其君。所以官吏的立场，恰就站在整个大局上。
只有一种时机：他一个人利禄问题和整个大局问题，适不能得其一致，而他偏又自私而 短视；那么，他便与大众分离开了。然此固谈不到什么阶级立场。
政治上两阶级对立之形势，既不存在；这局面，正合了俗说“一人在上万人在下”那句 话。
秦以后，封建既不可复，而皇室仍有时动念及此者，即为其感到势孤而自危。这时候， 他与此大社会隔绝是不免隔绝，对立则不能对立。古语“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 正是指出他只能与众人结好感，而不能为敌。而万一他若倒台，天下大乱一发，大家亦 真受不了。彼此间力求适应，自有一套制度文化之形成。安危利害，他与大社会已牵浑 而不可分。整个形势至此，他亦不在大社会之外，而与大社会为一。
一般国家莫非阶级统治；其实，亦只有阶级才能说到统治。在中国看不到统治阶级，而 只见有一个统治者。然一个人实在是统治不来的。小局面已甚难，越大越不可想象。你 试想想看：偌大中国，面积人口直比于全欧洲，一个人怎样去统治呢？他至多不过是统 治的一象征，没有法子真统治。两千年来，常常只是一种消极相安之局，初未尝举积极 统治之实。中国国家早已轶出一般国家类型，并自有其特殊之政治制度。凡此容当详论 于后。这里要点出的，是政治上统治被统治之两面没有形成，与其经济上剥削被剥削之 两面没有形成，恰相一致；其社会阶级之不存在，因互证而益明。本来是阶级之“卿、 大夫、士”，战国以后阶级性渐失，变成后世之读书人和官吏，而职业化了。他们亦如 农工商其他各行业一样，在社会构造中有其职司专务，为一项不可少之成分。此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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