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圆兵法-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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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就是领导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领导者应该下功夫做的事情有以下三件：第一是对大局的判断和掌握；第二是调整团体的能力；第三是让部下各尽所能，充分调动、发挥其积极性。

英国大出版家诺兹可里夫生平所做的事业极多，如果换成别人，肯定会早已忙得不可开交，但是他却仍能从容不迫，应付自如，许多朋友对于他这样的才干；深觉惊奇，他说：“我自己只担任指挥工作，一切机械式的工作都交给那些能胜任的人。我深知要成就事业，最重要的是时时创新的计划，指挥得法和坚持不懈。至于那些凡是助手能够处理妥帖的工作，我尽可不必动手。”

记住，你之所以把一些琐屑小事交给下属去做，是因为你需要去思考更重要更具有全局性的事情，需要去制定新的关系到整体发展的计划。这些工作才是你的分内之事。有些领导者总是以自己是“最繁忙的人”而自傲，这实在是大错特错的想法，在有识者看来这种领导者无异于是在说自己是一个最不善长指挥他人工作的人，他没有驾驭属下的学识和能力，所以注定要失职。

《孙子兵法·谋攻篇》中说：“将能而君不彻有胜。”意思是说，将领如果是有才能的，国君不要干预他的行动，保证其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这样才能求得战争的胜利。在现代社会的从政发展中，一个领导者所要负责的事是十分复杂繁琐的。经营与决策，组织与指挥都是其分内之事。假如一切事情都要由领导者来处理，而不是实现部分放权，交给下属去做，纵使领导者有三头六臂也难以应付。不要以为你把自己的权力分给下属些，下属就会认为你的才能低下，对你采取一种。阳奉阴违的态度。相反地，如果你多给他们一些能够充分展示自己才华和能力的机会，他们更会尊敬你，认为你有领导者的气魄与涵养，会更加心地无私地为你工作。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学清朝的康熙皇帝，据《清史》记载的“三藩之乱”时，占据台湾的郑经也趁机渡过台湾海峡，占领了泉州、漳州、温州等地。消息传来之时，康熙皇帝正领着诸位皇子在畅春园练习射箭。闻报，康熙无动于衷，战况接踵传来，连台州也失陷了。皇子和大臣们都急切地等待皇上降旨；可康熙皇帝仍一心射箭，大家都颇感疑虑。回宫之后，康熙方才说出自己的道理：福建离京城数千里，路途遥远，消息传报费时；而且反叛的不仅仅是兵力强大的三藩，同时还有盘踞台湾的郑经，虽然丢失了这么多的地盘，但当地的官员也一定尽心尽力了。如果我在此时传令去责罚他们，他们非但不会心存愧疚，而且还会认为我不通情理。反之。如果不去责罚他们，他们会慢慢明白自己的作用，这时我再派兵去支援，一定会有所收效的。

康熙皇帝八岁登基，权臣专政，而他则威信不存。后来，他用计杀权臣鳖拜，整顿吏治，巩固边防，成为清朝历史上一个颇有作为的皇帝。单从他统驭臣下的招术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治政与谋术的高明。历史上许多有作为的皇帝都是藉借充分发挥臣子们的才能而建立起自己的功业的。

集思广益，激发大臣们能力的发挥，这样才能把皇帝解放出来，更好地起到一个领导人的作用。领导应该能够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严以律己，作臣僚下属们的楷模，这样，才能产生巨大的统御力和凝聚力，有时甚至直陈自己的错误，下一道对自己痛加切责的诏书，并专有名称，叫“罪己沼”。

封建王朝是“家天下”，的确有的皇帝把国当“家”看待，兢兢业业，要治好这个“家”，不排除有的最高统御者是真心“罪己”的。汉武帝刘彻发布的“轮公罪己沼”似乎就出于真心。在这之前，汉武帝曾一度利欲熏心，声色犬马，四处猎枪，官观神仙，无所不好，搞得国衰民贫、把自己也折腾得面容憔翠，无精打采，朝政自然也就跟着荒废了。这时的酉汉王朝确有亡秦之迹，然而却最终幸运地末重蹈秦之辙。相反地，一度萧条衰败，风雨飘摇的西汉王朝又奇迹般地恢复了蓬勃生机，国家又迅速变得富强起来，而这一良性循环态势得以产生的关键就是汉武帝能够“晚司而改过”。他在深刻反思中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自我检讨，说：“自我即位以来，行事狂悼。愁苦姓，悔犹不及，今后但凡伤害百姓，浪费资财的举动，一律禁绝。”与此同时，他还专门发布“罢轮台屯田罪己沼”，作自我批责说：轮台在京师以西一千多里，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屯田，必然又要扰民，使其不能更好地休养生息，我不忍心这么做。他宣布今后不再对外用兵j提出要“禁苛暴，止擅赋，务本劝劳”，要“思富养民。与民休息”。综观其一生，少时，雄才大略，文治武功，晚年又能以极大的勇气悔过罪己，痛改前非，自新不息，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古代把皇帝的脸面叫作“龙颜”，可见对其重视程度。同时，现在也有人认为领导者的面子比普通职员的面子更重要。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应该加以保护和维持的不是领导者的面子，却恰恰是下属的面子。对待下属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允许他们犯错误，并在他们出现失误之后设法保密以保全其面子。这样，他们就会认为你是一名坦诚无私，易于接近的领导者，认为你善于体查人意，同时也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会更加卖力地工作。对下属采取宽松的态度，并不意味着对自己也采取一种宽容忍让的态度，而应该求全苛责，认真发现自己的失误和错处，勇于承认，勇于向世人公布，不要总是顾惜着你自己的面子，这样才能心有所安。

崇祯的罪己诏

但是，也有的统治者的罪己，并不是真的严于律己，责己谨严，剖白自己，而是加强封建王朝统治的一种方法。“罪己诏”是用来给手下人看的，当他们看到皇上颁布这样“深刻地”检讨自己过失的文字时，就会更加坚定他们“皇上圣明”的信念，更加自觉地为皇上效忠。这样的罪己，并非真心；所说的一切，是否作为实事去办，也无人敢去督查，改与不改只有鬼才会知道。正因如此。“罪己诏”又何妨多下几道。据说明朝的崇帧皇帝自我批评的精神最为强烈，隔三岔五，就有一道“罪已调”公布于众，而且一次比一次“深刻”。然而诸种过失也只是说说而已，根本不去想着如何改进，结局是终于在李自成农民军逼近京城之际，下完了最后一道对自己严辞切责的诏书。怀揣着它，于公元1640年3月18日，爬上煤山，自溢而亡。两天以后，人们在其衣袖内发现沼文，上面写道：“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不敢终于正寝。”

　方圆兵法（兵法三）

风云变幻的政坛

波诡云谲下的“从容”

我不喜欢政治

蒋介石曾在日记中表示他不喜欢政治，他曾写道：“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

但是，权力欲和野心都特别强烈的他怎肯在旧中国的政坛上默默无闻地作一个小字辈呢？不过，出身没皮无赖的他要想在当时军阀割据称雄。诸路豪强各显神通。的混乱时代里求得出人头地，其困难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这个难题却没难倒蒋介石。综观其一生政治沉浮的经历，实在没有什么可因可点的突出政绩。但其统御下属和打击竞争对手的方法和手段却令人叹为观止。他实在是无师灵通的高手。视政治与地位为生命的蒋介石，又转而信奉“政治的灵魂在于权谋”，其真正的能事全在于善长搞政治阴谋。

蒋介石丢面子

熟知旧中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在这次事变中，爱国将领张学度和杨虎城软禁了一直对日妥协退让的蒋介石，逼迫蒋介石通电抗比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与共产党联合。后来，经过中国共产党从中周旋，蒋介石答应举兵抗日，张、杨二人也放了他。但是，蒋介石怎肯把自己受迫之中发的誓言当作一回事。安全抵达南京后不久，他就又翻脸作色，对日且打且退，把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在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上。正义在流血，狰狞在狂笑，令蒋介石更加刻骨铭心的是自己在西安渡过的仿如牢狱般得被困生活，更加仇视自己这段很丢面子的经历的创造者——张学良和杨虎城。张学良是他的救命恩人，曾经和他八拜结交，对他自然不能太过分，否则会有失蒋介石这个国民主席的身份；而杨虎城既不是他的嫡亲，又对他屡加冒犯，触怒天颜，自然是不能饶恕，须严惩不怠。于是，蒋介石又展开其独具特色的手段，惩罚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对自己的“大不敬”，做到杀一撒百。

小人得罪不得

上天、杨虎城正和秘书夫妇二人及一群孩子在家中闲聊，忽然一群蒙面歹徒闯进屋来，举枪便射，屋中老幼顿时都倒在血泊之中，无一人生存下来。大家心照不宣，主谋者是谁已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对付张学良，蒋介石又好好动了一番脑子。西安事变后不久，蒋介石电邀张学良飞抵南京共商抗日大计，张学良不顾众将官的阻拦，带着对蒋介石的幻想登上了飞机。当周恩来得知消息赶赴机场阻拦时，张学良乘坐的飞机已经升空而去，而张学良的悲剧便从此开始。一下飞机。蒋介石便把张学良软禁起来，不见天日，直到叨年代，身在台湾的张学良仍然未能获取全部的自由。昔日弛骋沙场的少帅变成了蒋介石政治权谋链条上的牺牲品。

张学良，1901年出生，其父为牵系军阀魁首张作霖，张学良为长子。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兵败往关外退回，因为没有满足狼子野心的月本人的全部侵略要求，被日本人在皇姑屯炸死。张学良继承父业，统帅东北军。成为当时世人瞩目的焦点。年轻有为的张学良从此卷人了旧中国风云变幻的政治漩涡之中。

张学良感到了从三个方面而来的强大压力：首先是日本人，他与日本人是国仇家恨合为一体，刻骨铭心。但日本人势力太盛，且对东北极欲鲸吞蚕食，不能当面对抗，只能巧与周旋；其次是苏联，张学良与其父一样，是反苏化的，在政治上与苏联对立，而苏联又在遗留的中东铁路问题上有利益，苏联有新锐之气，也是个大威胁；第三是南面的国民党，张作霖就是败在他们手上，下一步还不知道会怎样对讨他张学良。考虑再三，张学良决定不投靠日本人，那样会被人笑掉大牙的，更不能依附于苏联人，那样不但与自己的一贯宗旨不合拍，还会招致日本人和蒋介石等一大批反赤色苏联力量的群起围攻。三条路死两条，他只有与国民政府，与蒋介石联合。

1928年6月15日，张学良举行就职仪式，就任奉天督办。20日，张学良就奉天军备督办发表任职通电，提出五项举措：其一为罢兵言和，反对内战；其二为交邻亲善，讲求外交；其三为整饬戎政，实行兵农政策；其四为提倡实业，改革政治；其五为采取众意，归于公决。但此时的张学良基础本不牢固，他明智地末就东北的军政大权问题提出意见。6月21日，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上，张学良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吉林省保安司令，但张作相坚辞不就，并推张学良就任此职。随后，张作相回锦州为母奔丧，从而使张学良拥有了主持东北大局的机会。

7月2日，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再度召开，张作相请求辞职并于会上通过，同时，他还极力推荐张学良。正午2时，联席选举表决，同意张学良为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7月14日，张学良宣誓就职。7月19日，东北临时保安委员会成立，张学良为委员长，统理东北各省区所有内政外交的重大问题。至此，张学良完成了其父死后面临的权力过渡的困境，掌握了东三省的军政大权。接着便开始与蒋介石派去的代表接洽。

其实早在张作霖死讯刚外传不久，蒋介石便已着手展开拉拢张学良的工作。张学良鉴于当时自己尚未掌握军政大权，而且风向也没有确定，所以就没有贸然答应。但是，他对劳民伤财的内战早已深恶痛绝，主张中国统一，实现富国强兵。他知道凭自己的兵力和智力恐怕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于是便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通过与蒋介石所派代表的短暂接触，张学良摆脱日本人的干扰，克服内部意见的不统一，于1928年12月29日实现改旗易帜。

　蒋介石的难产日

1930年春，蒋介石借口消弱各个军阀的势力，结果引发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三派联手，与蒋介石展开的中原大战。双方力量均等，战况惨烈，死尸堆迭，血流成河。而旁观的张学良既不希望这场内战爆发，又不想成为战争的参战方。于是，装备精良的东北军便成了各派都要极力争取的机动力量。

在这方面，蒋介石又走在了各派的前面。他的代表首先到达沈阳，对张学良陈述利弊，并且给张学良以巨大的经济支持。而冯、阎派去的代表则两手空空，无话可说。风风光光的舞台完全让给了蒋介石派去的代表。

但是，张学良并不想如此早地介入其中，虽然蒋介石多次请求他出兵“勤政”。一直僵持了好几个月，犹豫不决的张学良才无奈地出兵关内，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对张学良感激涕零。

不过，感激归感激，蒋介石可不想让这笔人情债成为自己的绊脚石，该忘的就得忘，而且归依自己的张学良已经成为一个自己不得不时刻小心的政敌。

一箭双雕之计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侵略军发动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要求抵抗，但蒋介石却抱准不抵抗政策，票张学良遵照执行。于是，东北三省迅速陷落，东北军撤退关内，张学良虽对外界婉言解释，但仍然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他不得不引咎辞职，而主谋蒋介石则高枕无忧。张学良这个黑锅背得很有点无奈。

随后，在1935年夏天，蒋介石调张学良率东北军开赴西北去剿共，实际却是他思虑已久的阴谋。通过西北剿共，一方面可以消灭共产党的兵力；另一方面又可以消耗张学良东北军的实力；第三还能使东北军与原来驻守的扬虎城的西北军产生矛盾，张杨相争，而蒋介石则坐收渔人之利。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蒋介石甚至唆使人挑拨离间，指使西安的军统、中统特务摘破坏活动。但他的如意算盘却打错了。张、杨二人屡屡剿共失败，损失惨重，而蒋介石却丝毫不给给养，不准扩充兵力。共同的挫折，共同的利益，使得原先各存敌意的张、杨二人开始惺惺相惜。而后合作，消极剿共。蒋介石多次电令无效，送亲自飞往西安督战，结果自陷笼中，促成了西安事变的成功。

卿本佳人，无奈偏逢薄幸郎

身陷囹圄的蒋介石对于自己一手“提拔”上来的张学良的背后行为颇为气恼，跳着脚地骂张学良忘恩负义。但当看到张、杨二人态度坚决时，狡猾的蒋介石为了保全性命，不得不委屈求全，答应了二人的兵谏。脱逃西安之后不久，他便把自己的信誓旦旦忘得一干二净，先把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军队肢解得七零八落，四处分散，而后把张、杨二人分别囚禁起来。在逃往台湾之前，蒋介石声色俱厉地拒绝了一些人释放张学良的要求。风流惆傥的少帅张学良已经结束了能与蒋介石称兄道弟的时代，等待他的是绵延无期的软禁生活。

一人得势，几人遭殃

其实，伴随着蒋介石政治上春风得意、飞黄腾达而走向历史的没落舞台的又何止是张学良一个人，胡汉民、廖仲他、汪精卫等人都是国民党的元老，却悉数栽在了蒋介石手上。

胡汉民，字展堂，1879年生于广东番禹。1905年加入同盟会，随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办报宣传民主思想，筹措资金并参与策划大事，对于民主革命贡献颇多，尤其是在理论上对三民主义常有精辟独到的旨要阐发，是当时颇有影响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在与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的论战中，胡与汪精卫被人合称为革命队伍中的“双壁”。时人把孙、胡、江三人关系称为“胡汪无先生（指孙中山）不醒，先生无胡汪不盛”。也有人把胡、汪和廖仲恺誉为国民党的“三杰”。胡汉民深得孙中山的器重和信任，孙中山生前曾命胡汉民三次代行其职，而且多次赞赏胡汉民能力非凡，即使是位总统也绰绰有余。

与胡汉民相比，汪精卫的资历和能力似乎也毫不逊色。汪1905年参加成立同盟会的筹备工作，为会章起草人之一。同盟会成立之初，主持三部（评议、执行、司法）之一的评议部，任评议长。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时，汪精卫为主席团成员，参与了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兼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后兼实业部部长。同年，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成立，汪为其中成员。

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不幸逝世，国民党最高统治阶层出现权力真空，究竟由谁来继承这个“肥缺”，成为当时国民党内最重要，也最引人注目的问题。当时有资格人主其中的只胡汉民、汪精卫、廖仲他三个人。蒋介石虽然颇受生前孙中山的赏识和提拔，但当时也只不过是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和黄埔军校校长，既没有获得最高权力的资格，也没有人认为他有取得最高统治权的可能。但是，蒋介石是一个最善于把握机会的人，见缝插针使手段是他的拿手好戏，他及时参加了这场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中，并最终成为胜利者。

自从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之日起，国民党内部就开始分成了左、中、右三派。在国民党内，真正的左派，多属中下层，上层人物除中共交叉成员外，属于右派和居中偏右的占多数，左派之中的廖仲恺在促进国共合作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孙中山死后，这种作用更为明显和重要。当时的廖仲恺身兼国民党中执委，财政部长等要职，而且他所领导的机构中还多任用共产党员为骨于力量。胡汉民属于右派人物，他一开始就不太赞同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只是慑于孙中山的威望，不敢公开表示反对。孙中山逝世后，胡汉民便开始积极反共。汪精卫起初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也有怀疑，但国民党改组后，汪精卫又采取了积极拥护的态度，高喊“革命者向左转”，一直到1927年武汉政府实行分共反共为止，汪精卫都是以左派面孔出现的。实际上，开始的权力争夺是围绕这三个人展开的。但是，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时，汪精卫却被任命为无足轻重的外交部长。右派当然心有不甘，他们认为汪精卫的上台有赖于左派和共产党的支持。于是便迁怒于廖仲恺。国民党左右派矛盾开始进一步激化。

后院着火

此时的蒋介石正率黄埔军东征旧军阀阵陈炯明。身在广州的滇军将领杨希闵、桂军将领刘震寰，勾结军阀许崇智，企图搞掉蒋介石，推翻革命政府。蒋介石急忙回师，一举平定刘杨叛乱。东征和平定刘杨叛乱，使原先几乎是不名一文的蒋介石的地位和声望瞬间陡增，一跃成为仅次于汪、胡、廖的第四号人物。于是，蒋介石便有点昏昏然地得意忘形，甚至公然以民众代言人的身份四处招摇过市。1926年6月下旬，蒋介石公然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要求选举他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要求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后，蒋介石又向会议提出一套议案，逼迫各中央执行委员通过。同时宣布戒严，向会议大耍流氓淫威。国民党诸要人见成压当头，不得不应允。但是，蒋介石的这种无赖行径却激起国民党要人及元老的极大愤慨，他们群起抨击蒋介石，说蒋介石是“新军阀出现”，“宁波拿破仑崛起”，“广州已成为警察国家”等等。一时之间，蒋介石陷入窘境，极为狼狈。但是。好源历史故意要成全他，要让他在中国旧历史舞台上风光一回。就在蒋介石似乎已经穷途末路的时候，廖仲恺被刺，左派舆论力量强大的广州反响巨大，而蒋介石却趁机解脱。

好不得意

侦破工作证实，胡汉民堂弟胡毅生与粤军将领魏邦平、梁鸿楷与刺杀廖仲恺有关。于是，胡汉民与粤军首领许崇智也不清不白地被牵连进来。刚刚脱困的蒋介石审时度势，认为自己大显身手的机会已经到了。他知道，如今能与自己争权夺势的人越少越好，而胡汉民和许崇智已成为众矢之的。借机推波助澜，就可将二人驱走。但是，凭自己的力量又怕不能实现目标，而能够联手的只有汪精卫。于是，蒋介石便对汪精卫投怀送抱，帮助早已有意倒胡的汪精卫排挤胡汉民。1925年9月23日，无比失意的胡汉民听从了蒋介石的“建议”，惜同秘书卫士和女儿，从黄埔搭船赴俄。而后，蒋介石又一鼓作气，趁势逼迫资历、地位、实力均在自己之上的许崇智辞去本兼各职，乘船赴沪，从此在旧中国政坛上销声匿迹。

这一系列的政治斗争，表面看来是汪精卫利用了蒋介石，但实际上，蒋介石既赶走了胡汉民，又消除了广州境内对自己最大的军事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