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巴多时间心理学-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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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下次预测股票成功的几率还是60％，与原来是等同的。他们所做的18次预测还是只有60％的正确率，40％的错误率。没有一个人，甚至是很幸运的人，能够逃脱几率的魔掌。

预测未来是非常困难的，没有一个人能够一直这么做，但这并不能阻止人们不断地使劲诱惑别人相信他们能做到这一点。财务顾问不是在投资者赚钱的时候才赚钱。他们也会在你赔钱的时候赚钱。无论他们的预测正确还是错误，他们一直都在赚钱。有趣的是，财务顾问靠出售他们的预测能力赚钱。而且他们已经很熟悉这个程序了，所以无论正确与否，他们始终都是赚钱的人。或许他们都希望我们能根据其预测获益，但他们也意识到了卖预测比自己投资于股票更能赚钱。如果真能预测未来，他们会在自己的加勒比小岛上享受，而不是试着出售给你一支热门股票。如果他们能从自己的预测活动中赚到花不完的钱，他们就不需要把这些预测卖给你来赚钱啦。

领导者：改变未来

在20世纪60年代初，当津巴多开始他的教学生涯时，他邀请了一位年轻的社会活动家马尔科姆（Malcolm　X）在纽约大学做了一场心理学讲座。以下是津巴多的自述：

即使是在我们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里，当讲座一开始，20世纪60年代种族间的紧张气氛也是显而易见的。马尔科姆以攻击“蓝眼睛的魔鬼”（有些白人，特别是犹太人都是蓝眼睛）而闻名全国，他声讨那些没有出席这个讲座的富人们破坏了哈莱姆的黑人社区。他说，这些富人们有很多都是犹太人。

在我简短的介绍以后，穿戴整齐的马尔科姆从他的位子上站了起来，平静地登上讲台，然后打开一本破旧的书。他对学生们解释说他是个宗教信徒，并且，如果大家允许，他很乐意以简短的祷词而开始他的讲座。大家为他的礼貌和真诚的请求感到震惊，那些人中大多是犹太学生，他们很快就答应了，然后他轻声地念了一段祷词，开始了他的讲座。

接下来的50分钟，马尔科姆的演说越来越激情四溢，他说到他来自何方，他是什么人，他将走向何方。最初饱含敌意的听众现在形成了热情洋溢的力量，团结在一起，沉浸在这个社会活动家构画的未来蓝图里。他们被他的言语融化了。没有一个人离开教室，他们对马尔科姆或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情境有着同样的感受。他们发誓要去劝他们的父母换个角度去思考“黑人尊严运动”。事实上，有些学生会主动利用暑假时间在哈莱姆区黑人儿童“先行一步”项目中讲课。

什么使马尔科姆变成如此有魅力的领导者？大多数领导者能够全神贯注，用极大的热情为未来的目标而努力。他们有特殊的能力在这一刻全身心地投入，并让观众或听众相信自己是他们的注意中心。然后他们利用关注当前而产生的能量去创造一个令人信服的未来景象。一个好的演讲者，包括福音传道者都有这个能力。他们会利用栩栩如生的形象，像一次有催眠效果的演讲一样，有节奏地重复着关键术语和短语。他们采用现在时态的动词“它在哪里”，“发生着什么”，以促使人们对他们的号召产生强烈的回应，为他们所信奉的任何东西、任何事奉献力量。

当津巴多见到比尔·克林顿的时候，他意识到了克林顿有魅力的关键因素，那就是克林顿有缩小关注范围、凝视对方的眼睛以及忽视他周围所有一切的能力。这使他的倾听者觉得自己受到了特别的注意——这种感觉能持续整整45秒钟！然后克林顿的凝视很快转移到另一个急切的幕僚身上：“很高兴见到你。”他那只刚握完他人的手，马上就溜进下一个人的手中，并给出一个欢迎的握手姿态。大幕一拉，旧的交往一扫而空。但突然，某些人就会觉得自己很特殊了。然后，就像钟点工一样，此人的时间用完了，克林顿再去做其他人的工作。他的时间管理技能是他超凡魅力的核心。每个人在这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都会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很独特、很特殊。克林顿及其他精英们会把自己珍贵的有限时间安排好，以和这些渴望得到注意的大众进行如此短暂而有意义的交往，除此之外，他们在从事此类交往活动中，又能做些什么呢？如果你好好想想，那么，能使别人在你的凝视下感到他自己很特殊，这难道不是一种使人觉得你很亲近、很有魅力的重要能力吗？尽管，你可以花费的时间会超过45秒钟。

我们可以预料未来的领导者也可能会遭受各自弱点的折磨，遭受不良的时间管理的后果以及因享乐主义而产生的失落。人类进化心理学家大卫·巴斯（David　Buss）告诉我们，在漫长的进化史上所发生的交配游戏中，大部分雄性物种都竭力选择尽可能多的性征服对象，而头等雄性则可以精挑细选其配偶。相反，雌性比雄性能更好地面对未来，因为其进化的计划是选择能为后代提供最好的条件和基因的雄性。因此，那些年轻而有魅力的女人会选择那些又老又没魅力的男人，如果他们足够有钱或有地位的话。

根据李普曼（Jean　Lipman…Blumen）在《有毒的领导人的吸引力》（The　Allure　of　Toxic　Leaders）的分析，某些领导者的能力和魅力不只用来吸引性伴侣，他们更深深吸引着那些追随者。她解释了我们为什么和如何跟随具有破坏性的老板，像安然公司的肯尼斯·莱和杰弗里·斯克林，世通、泰科国际、阳光以及其他同样破产的公司的那些人。我们为什么相信虚假的电视福音，被那些富有感染力的媒体人物所俘获，轻易地受到如希特勒之流的大众蛊惑者和杀人犯的催眠般的诱惑，她对此都做了探究。他们或多或少都满足了我们的一些基本的心理需要，他们总是立即行动，不计后果。他们的出现唤醒了人们对绝对权力的追逐，这种危险的诱惑令太多的人着迷。

企业家的时间观

据管理界巨头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所说，创新可不是在瓶子里捕捉闪电。如果你知道到哪里寻找，就能系统地追求和发现创新。在《创新与创业精神》（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　neurship）一书中，德鲁克告诉我们去哪里找，他找到并排列出创新和创业机会的7个来源。排在首位的就是“出乎预料”。根据德鲁克的观点，当未来并没有像你所设想的那样发生，那就会“出乎预料”地发生。“出乎预料”能象征着出乎预料的成功或出乎预料的失败。在这两种类型中，出乎预料的成功能提供更多的机会，但是出乎预料的失败也有它的优点。巴氏灭菌法的发明者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写道：“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当出乎预料的事件发生时，那些对未来有准备的人就会理解其个中深意，并且知道如何把它作为资本去利用，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投资于教育，学会了关注意外事件和因果思维；他们已经准备好去迎接新东西并把它置于熟悉的旧模式中，或者创造出更适合旧模式的新东西。

新发明的利弊

毫无疑问，你听说过把一件新发明描述为“这是自切片面包发明以后的最好东西”。不过，你可能从未停下来思考一下，为什么用这样的说法。切片面包有如此伟大吗？直到1928年才有切片面包，而以前没有切片面包的时候，人们也过得挺好。现在我们自己把面包切成片，仿佛有种往事重现的感觉，所以切片面包也没那么美妙，不是吗？

如果我们真的停下来思考为什么切片面包如此伟大，我们会发现它具有伟大发明的两个标志。第一，切片面包节约时间，虽然那并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那段时间确实是人们乐意去节省的，这还不是切片面包所能带来的全部回报；第二，非常微妙，切面包片是一项不精确的科学。你要自己切的话，会时而薄，时而厚。切面包是如此困难，即使我们给你所要的时间，你也不能把面包切的和机器切的一样。所以切好的面包不仅节省了你切面包的时间，它也节省了你去思考如何将面包切得完美的时间。

新发明所扣的“时间税”容许我们做新事。当我们能做的新事越来越多时，它所扣的“时间税”就越来越高。如果我们做的新事比旧事好¨wén　rén　shū　wū¨，那是可以接受的，但并不总是这样的。因为史蒂芬·柯维已经指出，我们所列出来的急事会把那些不急的事往后推，不管那些不急的事有多么重要。同样，会做新事的能力也会把做旧事往后推，不管做这些旧事有多重要或多令人愉快。未来的目标能让我们避免那些新出现的紧急事件的陷阱。一旦我们决定了是否要追求名誉、财富、快乐、兴奋、安静、舒适，我们就能决定如何最好地花费时间去追求它们。

时间的陷阱

有些发明让我们做一些以前不能做的事情，或者把旧的事情做得更好、更快、更实惠。大多数情况下这是好的，但是创新和技术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例如，你喜欢切面包，你还会像以前没有切片面包时那样频繁地切面包吗？可能不会了。当节省时间比自己切面包而得到享受来得更为急迫的时候，你也只能偶尔为之了。无论如何，我们每个人享用的时间都是固定的。做新的事情意味着少做一些旧的事情。如果这些旧的事情并没有乐趣的话，那还好。如果这些事情有乐趣的话，那就不好了。

发明和新技术能节省我们的时间也能浪费我们的时间。我们需要花费时间去学习新技术，去使用新技术，而那些时间可以用在其他事情上。对某些人来说，这些时间消耗可以接受，他们甚至可以享受这种消耗。对其他人来说，技术是种有用的工具，必须控制花在它上面的时间消耗。但还有一些人认为，技术没有必要，因为它把自己喜爱以旧方式做事的乐趣剥夺了。

当你阅读下面关于三个成功人士生活的描述时，考虑一下他们是如何控制技术，而技术是如何控制他们的，然后反省一下技术在你生活中的位置。

林肯爵士乐中心、艺术指导、音乐家温顿·马萨利斯（Wynton　Marsalis）的自述：

除了演奏和创作外，我不得不做一些诸如演讲和募捐的事情，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爵士乐。甚至当我在谈论美国文化和美国人时，也都是关于爵士乐的。我所有的才能都在爵士乐上。我不是一个有条理的人，对我来说，我的格言就是：“做好它，全部时间都来做它。”

我从没发过E…mail，我有电脑但没有接上互联网；我确实有手机，但我只是学会了如何在它上面记录乐谱。我做事都是用速记，或者告诉我的员工，然后他们把它打印出来。

音乐是即兴而作的，它能因和别人一起受到激发而创造一种新的东西，能在开心得要死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啊。要想发挥到最佳状态，就意味着练习、练习再练习，我对这个非常重视。我们有相同的理解模式，有音乐，彼此间还有爱。它是一种“激流”。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执行官、首席投资官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的自述：

我在早上4点30分起床，然后检查一下市场情况。我楼下有一个彭博机（数据终端机）、一个徳励机（财经信息终端机）和其他一些机器。彭博是最重要的：你可以获得纽约剧院最新的评论，或者你也可以了解巴西货币里亚尔的50年流通史。通过它们获取信息会让人惊喜不已。

我查完日本和欧洲的市场后，为自己备些早餐，在早上5点45分去上班，6点到达办公室。头一两个小时用来收集市场运作和各种经济数据信息。很多宏观数字，比如GDP、失业人数以及其他就业统计数据会在早上5点30分发布。

对于一个证券经理来说，消除干扰是关键。你不得不把信息流减弱到最低水平。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阅读不同的观点。对我来说，那就意味着我不用回复或查看我不想收到的E…mail。如果不算和我妻子通的电话，我一天最多打3或4次电话。我没有手机。我也不需要“黑莓”商务手机。我的座右铭是：我不想主动联系，也不想被联系到。

我一天中最重要的时间并不是在交易大厅。每天早上8点30分，我会从我的椅子上站起来，穿过大街走到健身俱乐部。我做瑜伽，大概持续90分钟左右，在8点30分和10点之间。我远离办公室，远离嘈杂，远离彭博屏幕。

在骑了55分钟自行车，做了10~15分钟的瑜伽以后，突然所有的重要灵感都来了。我把30分钟或1小时看成一天中最有价值的时刻。

谷歌“搜索引擎和使用者体验部”副总裁、执行官玛丽莎·迈尔（Marissa　Mayer）自述：

我不认为自己的信息超负荷，我甚至喜欢它。我用Gmail作为我的个人E…mail。一天15~20封E…mail。但是我工作的E…mail，我每天要收到700~800封，我需要信息交流的快速度。我用马拉松电子邮件和别人及时交流，有时在星期六或星期天。我会坐下来一口气发10~14小时的E…mail。

我对速度很敏感。例如，在使用硬盘数字录像机时，我觉得自己把生命中很多时间都浪费在看那个“请等待”的信号了。我特爱我的手机，但当你接电话说“喂，喂”时，它总会有1秒的耽搁。

我曾经尝试找出怎样使时间由非生产性的变成生产性的。如果我开车到了某个地方，我会打电话与我的家人或朋友联系。或者当我在排队等候的空闲时间里，我会摸出手机，把某些事办好。

平均每周，我会有70个左右的会议或晤谈，可能一天要工作7~10小时。星期五的6点左右，我会去旧金山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以上案例中这些人在他们自己的专业领域中都是顶尖人才。很难想象他们中的谁比谁更成功，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及其对待时间的态度大不相同。你觉得哪个人把时间用得最为明智？谁的一天与你的一天类似？谁的一天是你最想拥有的？这些使你感觉怎么样？你的回答能判断你的时间观类型。

如果你是一个未来导向的人，我们期待着玛丽莎·迈尔的描述会使你产生共鸣。她是成功的美国人生活的缩影。她通过自己的才华和勤奋工作达到了她的目标。她每天承受着接收电子邮件的沉重负担和长时间的工作，是她骄傲的徽章。她用“数字”描述她的一天：接受E…mail的数量、工作的小时数以及等侯的秒数。她的每周、每天、每小时、每分钟都是被计划好的，包括每一秒都被计算在内。对她来说，无产出的时间就是浪费的时间。“时间与动作”的信奉者泰勒将为玛丽莎而感到自豪。

如果你是一个现在导向的人，我们期待着你能认同温顿·马萨利斯。他也是一个美国人成功的典范，他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能为追求“未来”目标长时间地工作，而是因为他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现在”的音乐中。温顿说他的一天都沉浸在爵士乐的激情当中，因为爵士乐，他的大部分生活都是即时即兴的。他是如此地沉浸于自己的“激流”中，以至于他懒得去学那些与未来导向有关的器具和技能，比如电脑、E…mail、日程规划等。然而，他那经过长时间练习而打磨出的才华，却能使他有资格去雇佣别人去处理他的约会、E…mail和日常生活中与未来导向有关的其他各种杂事。

比尔对时间的态度是实用主义风格的，介于温顿和玛丽莎之间。像玛丽莎一样，比尔会工作很长时间，并且将他的一天用数字来描述。但是与玛丽莎不同的是，比尔能有意识地用点时间使自己脱离那个“死板的工作流程”，而由此他就像温顿一样，通过练习他的瑜伽进入自己的“激流”中。对于比尔来说，技术是必需且极为有用的工具，但是它仅仅如此。技术（包括为技术而投入的时间）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生命活动和商业活动就像马拉松长跑。就像第一个跑完马拉松死去的那个希腊勇士一样，所有人和许多商业公司都会死在这场长跑的终点。无论如何，在现在与终点之间，你能做一些新的事情，但并不意味着你应该或必须做。评估你如何处理现在和未来的时间。你今天想要什么？明天想要什么？你如何平衡它们？季度收益确实重要，但待在监狱外边也同样重要。只关注现在会导致我们走向个人破产，而只关注未来会鼓励我们把新东西、新发明看得比简单的享受和快乐更重要。回顾那些我们在第5章介绍的成功的中层管理人员，他们说，尽管他们有地位和物质财富，但他们的个人生活都是空虚的。谁想把这些写在自己的墓碑上？问一下自己你今天想做什么？你如何分配这个周末的时间？不要问你今天必须完成什么任务，或者在花点时间享受之前还必须承担什么义务。要不断地问自己这类大问题：我从自己的生活中真想得到什么？我所做的能否使我得到我所要的？达成目标的最好方法是什么？

时间的政治

作为社会中的人，在礼节性的交谈中我们会避免政治辩论，我们只在那种能够承受激烈争斗的人际关系中来进行政治辩论，或者与那些我们想疏远的人进行政治辩论。如果你像我们一样，你也是慢慢学会这样做的，但有时候你还会忘记这样做。毫无疑问，你还忘了一个热烈的政治　“辩论”，请想一想人们在政治方面的两种极端表达。第一，“他们真相信它吗？”——他人信念的背后隐藏着坏想法，常使我们困惑又沮丧；第二，“他们怎么连这样清楚的事都看不到呢？”——他们的看法显然是不合理的，不合逻辑的，甚至可能是疯狂的。

我们也会想：经过了我那样中肯的详细阐述之后，他们怎么就看不到我观点中的逻辑性和道德性呢？如果有人能给我们摆清事实，我们一定会采纳他的观点。而且，我们会满怀感激地那样做！终于，我们会为对手的天真幼稚（假如我们不说他们是愚蠢透顶的话）而惊讶不止，因为他们对我们英明而又正确的观点一直无动于衷。当然啦，他们对我们也抱有同样的想法。

为什么政治辩论总是没有什么成效呢？虽然，几乎没人对这个课题做过研究，但我们认为，时间对政治议题和政治争辩的效应尚未被人们认识到。理解这个效应，就能让我们洞察我们自己和他人的政治观点，也可以提供解决冲突的机会。

时间观冲突是政治运行的核心。1979年，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摩司·特维斯基（Amos　Tversky）发表了一个简单而有趣的研究报告：如何看待现在和如何期待未来这两个因素对人们的选择有什么影响。为了说明他们的前景理论，　他们要求被试想象在抛硬币赌博中输掉了100美元赌注。你选择正面，结果它是反面。那个赢了赌注的朋友提议再赌一次，赌注是翻倍或抵消。如果你接受，又喊错了，你就欠你朋友200美元了。如果你接受，但喊对了，就抵消刚才输掉的100美元，不欠朋友一分钱了。如果你愿意赌第二次，欠200美元和一分不欠的概率各有50％。因此，第二次赌博的期待效益就减少了100美元，而这正是你刚才第一次赌输后欠你朋友的钱数。因为接受和不接受第二次赌博的期待后果都是同样的（减少100美元），你应该有同样的可能性去接受或拒绝第二次赌博。但现实中，就有不同了，你更可能接受第二次赌博。和承受真实损失的100美元相比，你更愿意去冒险损失200美元。

在这个例子中，现在的情况是赌输了第一次，你损失了100美元。未来的情况会出现两种可能的结果，每一种出现的概率都一样。卡尼曼和特维斯基表明人们宁愿去冒险也不愿承受确切的损失。用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话来说，在损失的情况下，人是寻求风险者。

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第一次赌博你赢了100美元。你那输钱的朋友叫你翻倍或抵消。如果你接受第二次赌博，有50％的概率你会赢200美元，50％的概率你什么也赢不到。期待的可能后果又是相同的，即100美元。因为新赌局的期待效益等同于你之前赢得的价值，你应该有同样的可能性去接受或拒绝新赌局。理论上，你接受或拒绝第二次赌博的可能性没有不同。现实中，你又表现出不同了，你更可能拒绝第二次赌博。

在这个例子中，现在的情况是你从第一次赌博中获益了，赢了100美元。将来的情况包含两种可能的结果，每种结果发生的概率还都是一样的。卡尼曼和特维斯基表明，在收益的情况下，人一般都是规避风险者。这意味着，在有了确切的收益之后，人就会避开风险。

在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研究中，他们创造了一个虚拟情境，在该情境中，人们能够很好地理解现在和未来。比如，他们知道他们刚刚赢了或输了100美元。“赢家”和“输家”面临一个未来的不确定的选择。尽管有这种不确定性，但人们知道未来仅有的　“正面或反面”　两种可能后果的精确概率。他们也知道这两种后果的结局。如果他们拒绝再赌，他们的状态就不会改变。如果他们愿意再赌，他们的结局将会比开始第二次赌博前或是再多100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