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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屁经-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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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官之路千万条，走通与否全靠钻劲，钻得巧，钻得妙就能显赫一时，位居人臣。
明朝太监魏忠贤是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大奸臣，但他出身贫寒，本人又好逸恶劳，酗酒、聚赌，无所不好，是一个市井无赖，由此看来实是求官无“孔”，但魏忠贤为了日后富贵，就自己阉了自己，人宫当了太监，这就是无孔硬钻出一孔。 5．杀子取肉做盘菜 阿谀拍马之徒，在手段上无所不用其极，只要估计能博得上司的欢心，他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出来，道德、良心、舆论、廉耻，对他们全部没有约束力，为了能够发迹，能够上爬，什么罪恶、无耻的勾当都可干得出来。
齐桓公自称霸后，志得意满，逐渐开始昏暗起来，早年对霸业的追求和雄心壮志渐渐消退，身边的奸臣自然越来越多。桓公喜欢美食，在奸臣竖刁的推荐下，易牙成了一名御厨。
易牙有一手极好的烹调手艺，无论什么酸甜辣咸，到了他的手中一调配，便百味纷呈，无不适橱，有一年，齐桓公的宠姬长卫姬得了一种怪病，茶饭不思，吃了很多药，看了很多医生，却久久不愈，面黄肌瘦，使得老迈的桓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易牙听说后，认为这是亲近皇帝的绝好机会，于是就自告奋勇，为这位妇人做饭，易牙精心调制，五味惧全，美妙可口，长卫姬闻之食欲大振，一吃竟然胃口大开，吃后精神顿爽。久病之人首先是要营养的添充，吃了饭自然抵抗力就强了，长卫姬不几天就奇迹般地痊愈了，这使得桓公非常高兴，马上要易牙进入宫中，专为他一人做饭食，同时年轻体壮的易牙也与长卫姬勾搭上了，后宫多了一根“女人线”，易牙仕途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一次，桓公与易牙聊天，他见易牙这般的巧手艺，就开玩笑他说：“我吃尽了天下的山珍海味，就是有一样东西没吃过，感到有一点可惜。”
易牙忙问是什么东西如此使桓公这般牵挂，桓公笑咪咪他说道：“人肉啊！听人说人肉滋味十分鲜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易牙正为官阶进步缓慢感到犯愁，听到桓公想吃人肉，心想这正是自己表现忠心的大好机会。他回到家中，看到自己三四岁的小儿子皮肤细嫩，就拿儿子开刀，将他杀死后，做成一盘蒸肉，送给齐桓公。
桓公一尝，果然极为嫩美，真是见所未见，尝所未尝，一会儿就将一盘肉吃了个精光。吃完后，桓公咧着一张油嘴，喜滋滋地问易牙道：“爱卿这盘肉做得太好了，巧夺天工！这是什么肉啊，我怎么以前从没有吃过！”
易牙见桓公高兴，也乐呵呵地对齐桓公说：“这是微臣小儿的股肉。小儿今年3岁多了，骨骼未成，筋肉甚嫩，昨日听主公说想吃人肉，微臣想‘忠君之人，不顾其家’，就回家把他杀了献给主公尝尝，以表我一片忠心。”
桓公听说是婴儿之肉，顿时感到极为恶心，恨不得都要吐下来，挥挥手要易牙快离开，但下来后也很感动，感觉易牙为使我高兴，杀子煮烹，非一般人所能做到，忠君之心超过了爱子之情，看来他的忠心真实可靠，从此对他非常宠信。
为了从上司那里分得一杯残羹，竟然丧尽天良，杀子取宠，这种人实在是卑鄙至极。
不过，这样的人绝只易牙一个。
吴起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善于用兵并屡建战功。然而，吴起是卫国人，担任魏国将军属于魏文侯招贤纳士，“引进人才”，魏国君臣对吴起的忠诚不免疑虑，这样一个“外来户”能为我们魏国真心效力吗？
吴起来到魏国后就意识到这一点，因此，练兵打仗格外卖力，以便求得魏文侯的信赖，捞个一官半职也好光宗耀祖。然而事与愿违，尽管吴起战功赫赫，仍没有得到一个像样的官职，他不禁心怀疑虑，思前想后终于明白了其中原委，当时，魏国和齐国是死敌，两国争霸多年，干戈不止，而吴起的妻子恰恰是齐国人。在魏人看来，一个有齐国老婆吹枕头风的将领，无论如何都是不会诚心诚意效忠魏国的。
吴起看着跟随自己多年，年轻貌美的妻子不禁有些犹豫了。然而在功名和女人之间，他最后选中了前者，大丈夫何患无妻！有了功名地位还怕娶不到年轻漂亮的老婆吗？
于是，吴起狠下心来，挥剑砍下了妻子的首级，提着血淋淋的人头叩见魏文侯。魏国君臣大为震惊，想不到吴起竟能如此“大义灭亲”，象这样的人能不重用吗？于是，魏文侯立即下令任命吴起为魏国的西河太守，从此成为魏国炙手可热的人物。
武则天时，司礼卿崔宣礼被酷吏来俊臣诬告为谋反下狱，后来武则天发觉这是一场冤案，便没有将其处死，而是流放至夷陵。
照说此案到此已经了结，偏偏崔宣礼的外甥、殿中侍御史霍献可，一再请求杀掉自己的舅舅，甚至说：“陛下不杀崔宣礼，臣就当着陛下的面自杀！”边说边以头叩撞殿前的石阶，流了不少血。
他大概没有别的迎奉的本钱，竟要以自己舅舅的性命作为讨好皇帝的进见礼，可惜武则天没有听他的，他也没有自杀。他要多少还有点廉耻，就应该偃旗息鼓，别再提此事，偏偏此公寡廉鲜耻，还以陷害舅舅为荣。他用了一块绿布将伤口包裹起来，而在戴头巾时故意斜一点，将绿包裹布露出一点在外面，希望让武则天看到，以赏识他的忠诚。
像易牙、吴起、霍献可之流的例子，自然不算太多，但却也是典型的，它表明这种好佞，为了能够讨好上司，捞点私利，可以冷酷无情，完全不顾人伦道理。 6．有奶便是娘 张全义，出身十分贫苦，祖辈都是老实憨厚的农民。张全义长大以后，为了生存，便到当地县衙里当了仆役，曾多次遭到县令的欺压和污辱。因此，当王仙芝的起义军到达张全义的老家濮州一带时，他就积极参加了王仙芝的军队，王仙芝失失败后，他又加入黄巢的起义大军，在军中，张全义作战英勇，又精明能干，迅速得到提升，在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后，他被任命为大齐农民政权的吏部尚书兼水运使。在当时，吏部尚书主管政府的官吏考核与任免，权力大，职位也十分重要；而水运使更是担负着为长安百万义军从水陆筹集粮食的重任。从这两个职务可以看出，张全义在黄巢起义军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不久，黄巢大起义在唐朝军队和唐朝借助的外族军队的联合镇压下失败，张全义也像许多农民起义军将领一样，投降了唐朝。当时，张全义见河阳节度使诸葛爽较有势力，便投靠了他，诸葛爽屡次派他剿杀起义军残部和袭击其它军阀，张全义都很卖力，立了许多战功。在诸葛爽的推荐保举下，张全义被任命为泽州刺史。不久，诸葛爽病死，其部下李罕之与刘经相互仇杀，都希望能占领洛阳。当时，张全义是刘经的部下，刘经认为张全义既可靠，又有作战经验，就派他去抵抗凶悍的李罕之。张全义带着刘经给他的兵马来到前线，发现李罕之的势力很大，而且战斗力很强，不仅自己，就是刘经亲来也无法抵敌。在分析具体情况后，张全义就投靠了李罕之，反过来与刘经为敌，刘经见张全义背叛了自己，只得向诸葛爽的儿子诸葛仲求援。
在诸葛仲的支持下，刘经打败了李罕之。李罕之见刘经求救于人，也不甘示弱，就向镇压农民起义军起家的大军阀李克用求救。得到李克用的帮助后，李又反败为胜，占领了许多地方。这样，张全义又被李罕之推荐为河南尹。
这河南尹的官职比泽州刺史的官职大了些，但却很不好当，李罕之是个只懂得杀人剽掠，征战杀伐的军阀，根本就不懂得安顿流民，组织生产，总是接二连三地向张全义催逼军需物品。当时民生调敝，饿浮遍地，军粮极难筹集，尽管张全义尽力供应，还是无法满足李罕之的要求，加之李罕之性格暴躁，稍不如意，就对送粮官员大张挞伐，弄得无人敢去送粮。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部下都劝张全义脱离李罕之或是干脆反叛，可张全义总是好言劝慰，个露声色。
张全义自己也深深地知道，长此以往，自己必然会与李罕之闹翻，必须及早打算，于是他一面表面上顺从李罕之，在军需方面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使李罕之不起疑心；另一方面，他也积极准备，窥伺时机。唐信宗文德元年（888年），李罕之再起战端，率兵攻打晋、泽二州，张全义见时机来临，就带领本部兵马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了李罕之的河阳，自封为河阳节度使。李罕之闻讯大怒，立刻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也马上派兵帮助李罕之去收复河阳。在未占领河阳之前，张全义就已做好了准备，同军阀朱温联系，求他帮助，朱温正扩展势力，便欣然接纳，派兵帮他守住河阳。当李克用的军队来到时，朱温的援军已严阵以待，李克用的军队只好撤走。朱温帮了张全义盼大忙，从此，张全义就投在了朱温的门下，朱温对这个投靠过来的张全义并不放心，不敢给他兵权，深怕他在什么时候反过来咬自己一口。于是给了他一个没有实际兵权的检校司空的军衔，并仍让他作河南尹，去河南一带组织生产。
在张全义任河南尹的时候，朱温的势力越来越大，最后终于发展到代唐自立，朱温用武力把唐昭宗挟持到洛阳，做好充分的准备，想废掉唐朝，建立朱氏后梁政权。但洛阳地区是张全义的势力范围，他在这一带的威信较高，朱温生怕张全义反对他篡唐自立，就事先撤掉了他的河南尹的职务，把他封为东平王：给他换了一个中书令的虚衔。
张全义己是官场老手，他深深地知道，朱温仍然不相信他。这时候唯一的办法，是在朱温自立为皇帝的时候替他出力，这样才能表示出自己的忠心，取得朱温的信任。于是，张全义替朱温出谋划策，把河南一带的财力都集中给了朱温，让他自由调度使用。这么一来，朱温真地相信张全义了，再加上张全义一再上表辞谢，说自己不配封王，无力担任中书令职务，弄得未温都有些感动。朱温当了皇帝后，对张全义加官进爵，封他为魏王，让他重任河南尹。
五代时期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无耻的时期，不仅出了像石敬瑭这样的“儿皇帝”，皇帝的生活也极其无耻，朱温就是其一。这位后梁皇帝，到了谁家，看见谁家的妻女有些姿色，就硬让人家陪宿，居然还不以为耻。春秋时期已经够乱的了，齐庄公与大臣崔抒的老婆相好，还被崔抒领兵杀死，时人以为罪有应得，可朱温公然在臣子家里让人家的妻女陪睡，竟像没事一般。作为大臣，张全义也碰上了。这位叱咤风云的将领是什么态度呢？
一次，朱温到了张全义家里，一住就是数大，朱温竟要张全义的妻子、女儿、儿媳轮流陪睡觉，张全义的儿子愤恨不过，磨刀霍霍发誓要杀死朱温。可张全义不同意，他极力劝阻儿子，并说：“朱温曾救过我的命，他要怎样就让他怎样吧！”其实，张全义恐怕不是为了报恩，欲图报恩，可用别的方式，何必如此呢？其目的还是保住官位。人能委曲求全至此，也可谓有涵养了！
在朱温晚年，最大的对手就是李克用了，这两派军阀之间征战不休，因此，朱温对手握兵权者很不放心，对一批曾与李克用有过关系的人也不放心，张全义就是他要杀掉的目标之一。张全义采取的自救措施还是献忠心，把洛阳的财力以及自己的家财全都拿出来，支持朱温对李克用的战争，这才使朱温稍稍气平。后来，张全义又派自己的妻子去宫中为自己说情，这才打动了朱温，朱温让自己的儿子娶了张全义的女儿做媳妇，表示对他的信任和好感。
经过反复的战争，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勋终于打败了后梁，于923年建立了后唐政权。李存勖早就知道张全义多年替朱温操办军需品，十分恼恨，想把他全家杀掉。张全义也知道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早就做好了准备。张全义准备了上千匹好马，送给李存勋的刘皇后，请她帮忙说话，自己又上表请罪，乞求哀怜，并表示愿替他治理洛阳，李存勖觉得他还有用，就赦免了他。后来，张全义又不失时机地表示自己的忠心，李存勖的许多活动的必需品都由他圆满地置办起来，弄得李存勋十分高兴。他这种善于体贴巴结的做法竟然打动了刘皇后，要拜他为义父。就这样，李存勖仍让张全义做了河南尹，还任他为中书令，封为齐王，又做了李存勖的岳父，张全义又在新朝站稳了脚根。
后唐庄宗李存勖荒淫无耻，且不善治国，只知重用武夫和名门士族出身的人，不知重用文人和有才能的庶族出身的人，因而很快衰败下去。在李存勖的晚年，他的养子李嗣源的势力逐渐变得很大，大有取代李存勖之势。恰在这时，赵在礼于魏州发动叛乱，张全义为了巴结李嗣源，就极力推荐他去平定魏州之乱。张全义的用意是很明确的，李嗣源一旦领兵出征，就会得到两条好处，一是树立威信；二是手握重兵，对将来篡夺帝位是很有利的，如果李嗣源真的当了皇帝。自己岂不又成了新朝的大功臣。但没有想到李嗣源到了魏州，并非与赵在礼打仗，而是与之联手，共同进攻李存勋，这一下可把这个推荐人吓坏了。张全义恐怕李存勋杀掉他，日夜忧惧，连饭也吃不下去。没过几天就病饿而死。就在这时，李存勖也被部下杀死了。 三、拍马细无声 拍马像玫瑰，虽然有成功的美丽，但美丽中却带刺。
拍马是一种兵法，也是一种战术。但不需要舞枪弄刀，金革铁马“随风潜入夜”，要做到“不显山，不露水”。 1．“忠诚”是最有效的拍马术 当领导的最痛恨部下的不忠，因为在领导看来，不忠，不仅是使他的权力受到损害，更是对他威严的轻蔑，所以，从来没有一个被领导视为“不忠”的部下，会得到提拔重用的，所以在领导面前树立“忠诚”的形象是十分重要的。那些深诣拍马之道的势力小人，尽管他们看中的领导的权势，而没有一个是真正忠于领导的，但其所作所为，却是以“忠诚”的面目出现的，而大大满足了领导对“威严”的需要，因而得宠。
杀人魔王戴笠对上司蒋老头子的“忠诚”在国民党高官要员中是出了名的，他从不拂逆老头子的心意，事事处处维护老头子领袖的尊严，而使老关子欢心不已，以至视戴笠为他的左右臂，戴笠摔死时，老头子竟然痛哭流通。可见戴笠在蒋老头子心目中的地位。
戴笠在发迹前，曾经以冒险拦车迭情报的方式来表达对蒋介石的忠诚。他负责军统局后，更是竭尽全力为蒋尽忠，他在军统内部发行的《家风》卷首上题着：“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他常常以此勉励部属，教育学生、标榜自己。
戴笠讨蒋欢心的办法很多，连称呼都用尽了心机。他称蒋介石为“老头子”、“校长”、“领袖”“委座”。但在不同的场合却使用不同的称呼，而且很有分寸，决不令人听了不快。例如，同与自己平行地位的人讲话时称“老头子”；对清一色的黄埔同学说即称“校长”；在纪念周的大会上，就称“领袖”。为了表示对蒋的尊敬和亲切，军统局所有用他的名义送给蒋介石的报告，一律称蒋为“校座”，而自己称学生。一些特别重要的情报，再忙也要亲自书写。以示慎重。
复兴社成立那年，蒋介石看到一本《墨索里尼传记》，自己读过后，交给贺衷寒、郑介民、戴笠等人相继传看。号称复兴社“十三太保”的戴笠、胡宗南等人，领会到蒋交读此书，“绝不是事出无因的事”，便集议会商，一致拥护蒋介石为复兴社的最高领袖，提出用复兴社改造中国国民党，改造中国。因此，复兴社成立特力处时，戴笠被指定为处长。
军统局成立不久，国民党临时全体大会在重庆召开。戴笠被蒋介石定为“中央委员”。当蒋找他谈话时，他慌忙报告说：我连国民党的党员都不是，怎么能当中央委员呢？蒋一听非常奇怪：“既是黄埔学生，复兴社社员，人在我身边干了这么多年，为何还不是党员？”
戴笠回答说：“以往一心追随校长，不怕衣食有缺、前途无限，入党不入党，决不是学生要注意的事，高官厚禄，非我所求。”
蒋听了非常高兴，立刻挥笔写了一张纸条：“蒋中正介绍戴雨农为中国国民党党员”。他接过纸条，坚决推辞说：“愿终身做无名学生，不当中央委员，中央高位请让给其他老大哥。只要校长信得过我，就是莫大的光荣。”后来，国民党召开六大时，蒋介石又圈定他为中央委员候选人，同时被圈的还有郑介民、唐纵。他再次坚辞不二，而且亲自出面，大摆宴席，串演京戏堂人，邀请老牌中委，新牌代表，为郑、唐二人拉选票。郑介民当选后，对人说：“雨农的鬼把戏，总是讨得老头子的欢心。”
西安事变爆发的那一大，戴笠收到军统西安站的来电后，就象热锅上的蚂蚁，先去见何应钦和复兴社的头头，又去见宋子文、宋美龄，表示要“冒死”去“救”蒋介石。随后，找特务专家余乐醒相商“救策”，他哭丧着脸说：“领袖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劫持了，生死难卜。何部长主张立即讨伐；宋院长和夫人则认为打不得，要用政治解决。……我想亲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飞檐走壁的人同去，混入西安，去救领袖，请余乐醒兄想出办法来。”
余乐醒流着眼泪说：“救是要救，越快越好。飞檐走壁的人，一时何处去找？我愿随戴先生化装混人西安，再想办法。”郑介民等人主张打，戴笠说：“打吗？一打就难活命出来，打不是催命吗？”
1936年12月21日，宋美龄、宋子文乘专机前往西安，随行者除瑞纳德顾问，就只有戴笠一人。临行前，戴笠在南京曹都巷特务处大礼堂召集利。股长以上人员，涕泪交流他说，此去凶多吉少，要和委员长共生死，并带了两支左轮手枪，上满于弹。到西安一见到蒋介石，即扑通跪在地上，抱脚痛哭，大骂自己没有尽到保卫校长之责。不几天，他从西安回来，便把此行与蒋介石当年于永丰舰护卫孙中山蒙难相比，抬高自己的身价。宋美龄在《西安半月记》一书中，用蒋介石的语气，表扬了戴笠。他即引为不世之荣，以后一谈起此事，就说：“冒死而去，呈祥而归。”
戴笠善于混世，他深知在蒋介石跟前得宠，会受到其他人的忌妒，因此，搞好与其他权贵的关系非常重要。
为了巴结宋子文，戴笠在宋子文家派了一个便衣分队，保护这位“国舅”，宋子文非常非常高兴。他还知道宋子文不爱看中文字的公文，便用英文摘要后呈送，宋子文一看非常满意。在抗战期间，军统特务的实际人数，比正规编制增加一倍多，庞大的超支无从报销。全靠宋子文帮忙，他们从美国购进印钞机，大量印刷敌伪的各种假钞票，以此贿赂汉奸，购买军火，黄金等。
对孔祥熙，戴笠也想尽办法巴结。起初孔祥熙看不起戴笠，戴笠就想办法让孔高兴。孔有自己的卫士，可是每逢孔家举行宴会，舞会时，他都主动派特务去警戒。凡孔家抓送去的人，不管有没有不轨行为，都不由分说扣押起来。这样二人关系密切起来。后来，孔祥熙还推荐戴笠兼任财政部缉私总署署长，不久又兼任该部战时货运局局长，从而插手财界。他立即委派军统特务充任河南、甘肃、宁夏、四川、陕西省的缉私处长，以及界首货运分处处长，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控制豫、陕、甘、川五省的“八阵图”。戴笠还与汤恩伯合伙，进行走私活动，捞取大量钱财。
戴笠与国民党的一些军政大员如程潜、杜幸明、傅作义、宋希濂、曾扩情、周至柔、李惟果、林可胜、宋子良等人的关系也很深。
戴笠与胡宗南的关系很不错，军统内部的有些问题，他也找胡宗南商量。有关胡个人或其部下的任何情报，他都要亲自处理：非报蒋介石的问题，他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同样，胡宗南每次见蒋介石，要谈什么重要问题，也找戴笠商量一番，军统要扩建，胡从人员到装备，全力支持。在私人生活上，两人达到了不分彼此的程度。胡每次从西安到重庆，总是爱住在戴笠的公馆里。有一次，胡到重庆，戴外出了，毛人凤就叫沈醉去招待，并叮嘱把戴所用的、吃的都拿出来。沈知道戴笠有时非常小气，特别是他用的。吃的东西，是不大随便让人动用的。毛人凤看出沈的心事，便说：“对胡宗南，戴笠比对自己的兄弟亲得多，一定要和戴笠一样招待。”胡住在戴笠公馆，就同住在自家一样，几乎天天请客。
胡宗南有统治国家“舍我其谁”的报负，一心要造成黄埔系，自己做穿黄褂的头，接蒋介石的班，曾鼓励戴笠设法控制政治、经济部门，多准备人才，以待将来“平分天下”。但胡又很明白，与自己相争的对手，一个是老牌的何应钦，一个是后起的少壮派陈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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