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商-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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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世界三大男高音”经纪人公司来北京考察，预计要停留三天。当考察组成员来到中央歌剧院考察排练场地及乐队的时候，为了更好地展现中国歌剧界的实力，中央歌剧院为考察组成员精心编排了一套演出以供他们参考，这其中就包括由院里的三位青年歌唱演员来演唱西方经典歌剧曲目，戴玉强列位其中。因为此次考察组的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凑，工作人员本以为他们不会把所有曲目都听完才走。哪知道，戴玉强以他一曲《今夜无人入睡》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尤其令考察组里的托马斯先生流下了动情的眼泪。原来这个人就是帕瓦罗蒂所在公司的副总裁。副总裁回国后便向“三高”的经纪人鲁道斯推荐了戴玉强，但鲁道斯在全球声乐界见多识广，起初并不在意。可是当他听到CD里戴玉强的歌声时，不禁愣住了，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像帕瓦罗蒂的声音。而帕瓦罗蒂听了之后，甚至不相信这竟是一位中国人。

之后，“世界三大男高音紫禁城广场音乐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故宫举行。发布会上，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联合经济人总裁鲁道斯说：“三大男高音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演出过，但是紫禁城演唱会将会是完全不同的。在这里将不仅有三大男高音的演唱，而且在中国将有可能出现世界第四男高音。我们一直希望中国的青年男高音戴玉强能够到西方的歌剧院去演唱。”一声惊雷震天响，一提戴玉强，女同胞们就不认识克林顿了。

歌剧王子的童年回忆

1963年；戴玉强出生在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一个叫做东戴的小山村里，那里的天是绽蓝的，那里的水是纯澈的，那里的土地是粗旷的，那里的心灵是纯朴的。于是，这方水土便养育了朴实、豪爽而又善良的戴玉强。戴玉强是家里的老小，在他的身上沿袭着父亲的耿直，秉承了父亲的那份责任感。父亲是个老八路，解放前曾任河西区地下党支部书记，1942年便入了党，解放天津后，组织上曾安排他当河西区区长，但他没去，是因为家里还有5个弟弟、两个妹妹，便毅然地返乡当起了农民。一担粮、一瓢水、一把汗，勤勤恳恳劳作，兢兢业业的做人，一个一个地为弟弟妹妹们操办了婚事。而戴玉强不仅受到父亲性格上的影响，而且在潜意识中也受到了父亲在音乐上的熏陶。父亲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大嗓门，河北梆子、京剧、民歌他无一不能。因此，幼小的戴玉强在田间地头便时常会听到父亲洪亮的歌声。都说优秀的歌唱家需从小便苦练童子功，可这位中国第一男高音也就是在十四岁之前听了听父亲的大嗓门，在22岁之前听了几盘录音磁带，与行武出身，并且出自音乐世家的其他歌唱演员相比，戴玉强也算是同样出自音乐氛围，只不过这种音乐是”大嗓门”、插央号，天上鸟儿的清鸣，地上猪儿的哼叫。

戴玉强七岁的时候上了小学，既调皮又捣蛋。不过，在他四、五岁的时候，便开始帮父母干农活，到田地里去打猪草，顺便躺在地里偷点儿西红柿吃；到山林里去砍烧柴，顺便再去桃园里偷点儿桃吃。回到家里，又要养兔，又是喂猪，眼看着自己一天天瘦下去，猪却一天天肥起来，但一想到味美的猪肉，心里也就平衡了。

小学毕业，戴玉强便考进了县里的中学。学校离家里大约有6里地，戴玉强便骑着一辆破旧不堪的自行车穿梭在两点一线之间，赶上阴天下雨，车子干净了，他却成了落汤鸡。在酒店采访他时，谈起那段往事仍旧是历历在目，“一分钱一碗粥，我每天的伙食费甚至只有几分钱，中午就在班级的炉子上烤饼吃。”说完，便点了一道几十元的猪脑羹。每当到了周末，戴玉强便要到大队里去干农活，为家里挣公分，当时一个壮劳力一天能挣10分，合八九毛钱，戴玉强年纪小，一天挣4分，合三四毛钱，但吃饭基本上能赶上一个壮劳力。

在艰苦的岁月中，戴玉强并未感到有多么苦难，艰辛与成长总是相随的，辛劳与快乐也是参半的。当问到当时他的学习情况时，戴玉强直言不隐，“上中学的时候，我并不爱学习，成绩也很一般。”一次，戴玉强上树掏了两个麻雀蛋，偷偷地放在了老师的椅垫底下，上课时，老师便喊，‘同学们，上课！’大家一起站起来，戴玉强满脸演饰不住的喜色，然后老师说，‘请坐’，庥雀蛋就变成了麻雀饼。虽然戴玉强谦恭地说自己学习成绩一般，但在中考时，全学年120多人，只有7个人考进了县重点高中，戴玉强就是其中之一，而且还拿了县里化学比赛的一等奖。当我听到这里，心中便想：戴玉强不爱学习居然还考上了重点高中。于是便为那些嘴上喊着素质教育，心里却还是死啃书本的人愤愤不平。这时，戴玉强讲到了他一生中最感激的人之一——李庆云老师，李老师是在初三下半年接管戴玉强所在班级的，当时戴玉强在学习上还处于半昏迷状态。但李老师并没有放弃任何一名学生，上课时经常提问戴玉强，只要答对了，就大加赞赏，使戴玉强增加了学习的信心，也对未来事业的开拓奠定了一份挚着与进取心。

转眼到了高中，戴玉强已经15岁了，因为是县里的重点高中，所以教学设施异常豪华，垒起两垛砖头儿，作为桌腿儿；到外边扛回几棵大树，破成木板作为桌面；刷上黑漆，往墙上一挂，便成了黑板。戴玉强第一回住进了寝室，放眼一望，黑压压的二三十人。正好这时赶上举国上下都在唱群众评选的15首好歌：《小花》、《泉水响叮咚》、《祝酒歌》……再加上这二三十的听众，戴玉强便时常一展歌喉，放歌寝室，戴玉强坐床头，歌声荡悠悠。

但是，到了放暑假的时候，戴玉强依然要干农活，头顶烈日，脚踏热土。在田间地头四处打猪草，十五六立方的大草垛，一打就是两大垛。猪笑了，牛乐了，却苦了受苦受累的戴玉强，戴玉强不声不响地忙了一个假期，流的是汗，吃的是苦，挤出的却是“草”。

到了1980年临近高考的时候，大家都纷纷从北京海淀区买回大量的辅导资料，戴玉强看着大家翻着林林种种的教辅资料，再摸一摸衣兜，便只好低头继续着自己的教科书。等到报考志愿的关键时刻，平日里成绩平平的戴玉强将卧龙的眼珠一转，便计上心头，决定采取田忌赛马的策略。戴玉强很早便有了到北京去看一看的心愿，从小到大，千万颗流星已经滑过了，这一次，他决心一定要抓住一颗，实现自己的宿愿，于是，他便报考了连北京人都不常听说的北京煤矿学院，结果成了全校唯一一个考到北京的学生。

等到了北京，他傻了眼，青一色的光棍儿，偶遇一两位异性也是落红余辉，只可远观，不可近瞧。学校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刚一来，便给他分到建筑系，一个月家里只给他5块钱生活费，一顿早餐两个馒头、一碗粥，外加一碟咸菜，整好1毛2分钱。虽然校园生活过得如此艰辛，但戴玉强还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拿过北京市中专运动会长跑冠军，还是北京八大艺术院校运动会1500米、3000米记录的保持者。北京环城长跑他第一，跃野跑赛他也是第一，因此，北京市体委便给他颁发了国家三级运动员的证书。虽然戴玉强在体育上成绩显赫，但他自己还是钟情于音乐演唱。

戴玉强为了听音乐，勒紧腰带省了一个月的口粮，买了一台5块钱的收音机。上课时，他风格最高，把好位置让给别人，自己躲在最后一排听音乐。平日里便模仿诸位心中的偶像：李双江、关贵敏、吴雁泽……在楼道里纵情歌唱。如果学校里女生多，一定会引来金色的目光，可惜都是男同胞，所以戴玉强这么一唱，楼道里便泛起了绿光。

只要他听说哪儿有演唱会，不管有多远，他也要坐公汽，倒地铁，非听不可。时常是兜里揣着两分钱，在车上闪展腾罗，忽左忽右，想尽办法躲过售票员的视线，最后回到学校，兜里还是两分钱。不过，经常在听完音乐会后，还有地铁末班车，但却赶不上公共汽车了。于是，他下了地铁，一口气跑十几里路半夜赶回寝室，虽然身体上累了点儿，但精神上充实，一听到那不绝于耳的绕梁之音便兴奋地彻夜难眠。

第一次上台演唱是在学校的文艺晚会上，眼一闭，心一横，就拿舞台当楼道，便冲上了台，一开口调儿就高了，重新再唱，调儿又低了……万事开头难，就在那次之后的京西矿务局文艺汇演中，戴玉强获得了二等奖，在戴玉强的心中，苦和累早已驾鹤西游去了。东方红了，太阳升了，艰辛的岁月里出了个戴玉强。

第十一章　歌剧王子戴玉强的成功之旅（2）

打起工来，唱起歌……

1982年，戴玉强带着一份对未来美好的憧憬毕业了，被分配到了山西太原古交矿区公司的建筑队当技术员，戴玉强从北京乘火车遥遥数千里，经过十多个小时才到太原，下车后又坐了四、五个小时的汽车，来到了荒效野外。这是个人烟罕至，狼比人多的地方，以为是到达了目的地，没想到还要翻过一道山岭。经过一段爬雪山，过草地的奔波之苦后，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一来到工地，戴玉强这个来自北京的大学生便大吃一惊，这是一个比北大荒还要荒凉的地方，只有建筑队三百多重整山河的工人们，大家住的是自制的土坯房，四垛砖头上搭上木板便成了床，管你是工人、技术员还是队长，青一色的“木板行宫”。

但十九岁的戴玉强并没有把这点儿苦放在眼里，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一定要做出点儿成绩来。按理说，作为技术员，戴玉强做好工程设计、检测、计算也就可以了，但他只要忙完本职工作便去帮工人们干活，仗着有副好身板，扛木料，推三轮，和沙浆，垒砖墙……工人们干的他干了，工人们没干的，他也干了，结果第一个月发工资——32元。虽然仅仅32元，但白花花的是银子，轻棉棉的可是钞票呀，戴玉强的心中如沐春风，立即拿出16元寄给了远方的父亲，虽然钱并不多，但三个老钱买了两苗针，钱虽不多却是份孝心呀。

到了冬天，大雁都冻跑了，可戴玉强还是要坚持在工地上。晚上屋里太冷，便烧了一大桶开水，放在床边，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被，可半夜还是被时常冻醒。白天又要穿着一件脏得既反光又打滑儿的破棉袄，在工地上手拉肩扛。并且戴玉强对工程质量监管得特别严格，一次，一堵高墙刚刚垒好，戴玉强走了过来，见其中两块砖之间留的缝隙过大，存在着隐患，有可能百年之后的一天突然倒塌。如果把墙推倒，十几个人半天的时间就全废了；如果不推倒，大家也高兴，自己也省事。像这种小问题，其实不足为过，工资照开，奖金照拿，于是戴玉强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到：“推倒！”

即使是工作再苦，再累，再忙，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钟爱——演唱，时常在傍晚独自一人站在工地上，面对着叠翠的重山，嶙峋的峭壁，把生命喊出来，将自我释放在空旷的山谷，情也绵绵，魂也幽幽，动情的歌声在山谷中远远地回应，许久、许久……不过，山里的小动物们还以为是野狼下山，终日慌慌然不知所安！

=奇=为了更好的学习演唱，赚更多的钱，一次，一个朋友来到工地对戴玉强说：”咱们城里卖得山楂罐头特火，钱都赚飞啪，听说他们做缸头用的山楂每斤三毛多，但我又听说河北那边儿的山楂才一毛多，咱们倒山楂吧！一次弄他个千八百斤可就能赚两三百块呀，赶上你1年的工资啦！而且，你去拿货，我来销货，还不需要本钱。”此时戴玉强的两只眼睛就成了两颗红山楂，觉得工地变成了缸头厂，四周的山林变成了山楂林，工地的工人一下子成了300多倾国倾城的佳丽粉黛，沙子堆成了一座金山……想到这里，戴玉强转身就走，朋友们问他干嘛去，“买车票，去河北！”等戴玉强按照朋友给的地址到达了目的地，放眼一望，的确是满山遍野一片红，不过个个都是“山里红”！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戴玉强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即使是撞了南墙也要把墙撞倒的人。这之后，他又百折不挠，又倒冰箱，又倒彩电……虽然革命大业均未成功，但大江南北的花花草草还是见了不少。

=书=戴玉强有一点很可贵，无论业余时间做什么，都不会误了主流工作，更不会放弃演唱。上班才3个月，戴玉强便找了几个一起来的同学，大家凑钱买了一台录音机，然后大部分时间由戴玉强来占管，没事儿就跟着录音机唱，有时把录音机的调儿都带跑了。这时，戴玉强偶然遇到了京城名医孔伯华的孙子孔金训，孔金训对待音乐也是个如痴如醉的人，与戴玉强一见面，两个人便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孔金训收藏了很多意大利歌剧的磁针木唱片，便给戴玉强翻录了一盘意大利著名歌剧演员斯苔芳诺的磁带，19岁的戴玉强第一次知道了有美声这种唱法，便照猫画虎地学会了《我的太阳》。

=网=到了1983年，20岁的戴玉强由于表现突出，被提升为建筑队的副队长，但他的心态却很平和，并没有把自己放在三百人之上、一人之下的位置上，所以山还是那座山，辙还是那道辙，吃的仍旧就是粗，喝的仍旧是稀，他的追求也从未改变。此时，天赐良机，山西省歌舞剧院开设学员班，召收新学员，并且委托中央戏剧学院代培，戴玉强得知消息后毫不犹豫，毅然报考，结果一举中的，金榜提名。这时，公司里面的领导一再挽留他，准备要送他继续读书深造，但是，此时此刻，领导让他当国家主席他也不干，送他夏维夷别墅也不要，只为圆了一个年青人痛过的、苦过的、挚真的梦。

在山西省歌舞剧院培训期间，因为囊中羞涩，院里又没有什么排练曲目，所以便经常到歌舞厅去打工唱歌，不停地唱1小时才给5块钱，但戴玉强已经十分满足了，既能赚钱，又能锻炼自己演唱技巧，可谓一箭双雕，结果有一次还果真被射中了。戴玉强到太原一家歌舞厅去唱歌，主持人向大家介绍时说：“下面请大家隆重欢迎我们山西省著名的歌唱家——戴玉强先生为大家献上几首精典歌曲！”台下的人虽然不知道戴玉强是谁，但还是掌声雷动，呼声一片。戴玉强一上台，心中美不可言，说来也巧，正当此时缓步走上台一人，怒冲冲地说：“小戴，你给我下去，谁允许你上这儿来演的！”戴玉强寻声望去，脸都绿了，原来是歌舞剧院的院长！这一次不但钱没拿着，而且还挨了一顿批，因为院里对演员出去打工是明令禁止的，但戴玉强明知山有虎，偏向虑山行，结果就被老虎给消化了。

转眼间到了1985年，戴玉强第二次回到了盼望已久的北京，看着心中昼也盼，夜也想的第二故乡，驿动、激情、笑容与泪水交融参半。1985年2月19日，戴玉强终生难忘，22岁的他第一次正式地上了声乐课，如果是22岁结婚，理所当然，但如果是22岁才正式接触声乐，内行人会说：“还是结婚去吧！”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故然是梦寐以求的，但戴玉强已经没有了工资，生活费又要自理，没办法，戴玉强又只能以打工来维持生计。来北京没多久，他就四处奔波，开始寻找工作，主要是针对各处的施工工地：

“你想当队长，省省吧。”

“技术员啊？对不起，我们这儿不缺。”

“当工人啊，我们这儿人手够啦。”

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还没等戴玉强跑断肠，早在北京一起上学的朋友便找上门来，“有家个体的装修公司，需要技术人员，你不是想找工作吗？去试试吧。”结果把戴玉强乐的还没找到北，就先找到了这家装修公司。刚到这家公司时，戴玉强做了一阵子预算工作，钱打哪儿来，又打哪儿出，这家并不大的装修公司被戴玉强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就是忘了算算自己能赚多少钱，第一个月60元，第二个月70元，戴玉强一算，到下世纪中叶估计能够生活费。

这样一算，戴玉强便不仅只作预算员，而且还当上了工地上的监工。别人家工地上的监工，就如同牧羊犬一般，恶狠狠地盯着工地上汗流夹背的棉羊，一咬人还先兹牙，而戴玉强则不然，刚到工地来的人还以为他就是一个工人呢，成了地地道道的披着狼皮的羊。戴玉强拿出从在地里干农活时的“童子功”，推砖头，和沙子，扛木料，有时甚至还蹬着三轮车四处去采购，工地里的活刚干完，还没来得及喝口水，便又登上单车急冲冲赶回学校去上课。一天下来，流了其他同学一个月的汗。白天锻炼了肌肉，晚上还得练练嗓子，那弦律中呼之欲出的是他百折不挠的拼搏。

说起戴玉强打工经历过的苦还远不只这些，但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戴玉强没说一个“苦”字，面部表情不是开怀状，就是吃肉状。在工地上打工之后，戴玉强觉得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便与三个一同学建筑的好朋友在北京市效的沙河镇开了一家小小的装修门市部，门市部是一个简易房，是戴玉强几个人一周汗水的结晶。虽然是个简易房，但戴玉强看在眼里，美在心中，总是觉得比天安门、国企大厦、政协礼堂都强，毕竟这是烙印在自己心底的希望。

为了工作方便，戴玉强租了人家楼梯下的半间房，阴冷、潮湿，原来是人家放扫帚、拖布的地方，也就够放一张小折叠床的。按理说，铁打的汉子，流水的钱，可钱就偏偏没有流过来，戴玉强蹬着三轮车，跑遍了大半个北京城，少则十几里，多则几十里，戴玉强都快成职业导游了。活儿倒是揽到了不少，可就是没有钱：

“我们工程进度紧，资金跟不上……”

“我们这儿工人都开不出工资，再等等吧。”

“别人欠我们的钱还没有还，所以手头资金不够。”

戴玉强早上高高兴兴要帐去，晚上别别扭扭回家来

苦尽甘来，这是大自然的规律，不久，戴玉强他们便揽到了一笔大买卖，替位于北京交道口附近的一座二层楼铺地板，得知喜讯后，兄弟三个的欣喜均行于色，毕竟是800元啊，那可是他们最大的的一笔生意。戴玉强三人在众多的市场竞争对手中夺到这个项目，心中感觉不亚于申奥成功，于是便细致入微地开始了数百平方米的铺设工程，三天后，三个人的奥运会胜利闭幕了，一个人拿了二百三十块三毛三。

可惜好景不长，三个人干了不到一年，虽说有了几千元赢余，可是其中一个兄弟喝完酒开着自己的车回家　，虽然一再提醒自己走直线，可还是斜着就跟人家撞上了。为了赔偿损失，戴玉强和另外一个兄弟为朋友两胁插刀，把几个月来的血汗钱全搭上了，虽然钱并不多，但那毕竟是一滴汗、一滴汗攒下来的。

在北京渡过了艰苦的三年半工半读的生活之后，戴玉强在1987年又回到了山西省歌舞剧院，在剧院里很少有排练演出，每月仅有几十元的工资，都二十四五的人了，又要生活，又要学习，整日在脑子里装着自己的江山社稷，可是没有钱，寸步难行，戴玉强就又得重操旧业，靠打工来维持学习。八十年代末，流行歌曲火遍神州，于是，戴玉强也索性到歌舞厅去通俗一把，1小时5块钱，四小时下不，骨酥筋麻，好象爬了一次泰山那么累，但是，“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只要戴玉强积攒了一点儿钱，便急急忙忙往北京赶，到处找声乐老师上课，一节课就是一两百块，戴玉强从不犹豫，掏起一来就如同是一位打肿了脸的大款。

一次，戴玉强又拿着靠打工赚到的钱来北京听课，听完课便去北京火车站买票回家，原来从北京到太原的票价是9块钱，没想到才几天的工夫就涨到了十三块两毛，戴玉强一摸兜，傻了，只有十三块一毛，他便只好和颜悦色地对售票员说：“同志！实在对不起，我只有十三块零一毛，您能不能卖我一张票啊？”再看看售票员的脸，立即拉成了丝瓜状，“穷家富路，你出得起门儿就出，出不起门儿，就这儿呆着！”戴玉弗的脸由白变黄，变粉，最后红油灌顶，变成了一面国旗，在售票厅内冉冉升起。

堂堂1米80的热血男儿那能经得起这个，于是便掳胳膊挽袖子，向后一退步，开始满兜翻钱。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分，两分，三分……一直找到第九分，整整好好、不多不少就差了一分钱，怎么也找不到了。一分钟憋倒英雄汉，一分钱难倒了戴玉强，情急之下，戴玉强便满大厅地找这一分钟，找了半天，竟然没找到。于是，戴玉强便到北京站广场上去找，找啊找，找啊找，找到一个好朋友——一分钱！戴玉强一个猛虎扑食，便手到擒来，买了票，上了车，路上没吃一口饭，没喝一滴水，昏昏沉沉11个小时来到了太原，下车对朋友说的第一句话都变音儿了，“赶紧给我弄点儿吃的！”

日子越是难，戴玉强越得抓紧时间打工，半工半读，穿梭于太原和北京之间。1990年当戴玉强再次来到北京学习时，他的甲钩炎又犯了，脚指甲往肉里长，疼得他路都走不动。因为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