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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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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塔格与1960年代的终结（3）
第二，面对这种多元、平等的社会，知识分子应该为自己的公共性寻找不同的渠道。桑塔格自称从来不在乎、也不看别人对自己的评论，但实际上她看得颇为认真。甚至有人说她在自我推销上精明过人，并且一直非常成功。她喜欢站在启蒙的殿堂向世界发布自己的宣言。为了做到这一点，她有时要向公众释放试探气球，见势头不妙就会改变立场，甚至语不惊人死不休。她曾赞扬里芬斯塔尔（LeniRiefenstahl），1935年为纳粹制作的宣传片《意志的凯旋》。后来又修改了立场，开始攻击LeniRiefenstahl。她还宣称“白种人是人类的癌症”，后来又收回成言，因为那等于污辱了包括自己在内的癌症患者。即使是在“9·11”后勇敢的言辞，也有明显的失误。她质问为什么公众不注意美国依然对伊拉克进行轰炸，等于像布什一样，把“9·11”和伊拉克联系在一起，虽然目的是截然相反的。
这一“社会良心”的自我意识，使她坚持站在社会之上，迷恋自己的公共知识权威。但是，长久站在社会之上而不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等于让自己脱离了社会，不知道社会中真正发生了什么。同时，抢占能够俯视世界的道德高地，容易让人忽视社区的政治生活，忽视和基层社会的联系。而这也正是保守主义近年来的成功之处。美国的公众，大多数还是听信社区教堂中的牧师，而不是桑塔格这样超越基层社会的启蒙牧师。因此，她的声音变得越来越虚渺。《党派评论》即使仍然在世，其5000个精英读者也不足以转化世界。
在一个知识权威的分布越来越均质化的高科技、高教育的平等社会，先知式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恐龙。人们要解决的是具体社区内的技术性问题，并对周围的人的生活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把自己摆得太高、太超出常人，公共知识分子就成了“圈子知识分子”，只在自己的同仁中有些号召力。在这个意义上，桑塔格之死，并不应该仅仅触发我们的怀旧情绪，而更应该刺激我们思索：在这样一个非先知的时代，知识分子如何具体地介入社会生活，重新建立自己的英雄主义精神传统。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让我们一起悼念，但不要一起愚蠢。”
乔治·凯南：外交界最后的贵族（1）
被称为“冷战”的“总设计师”的乔治·凯南，在享有101岁的高寿之后，终于撒手人寰。他的去世，不仅使世界失去了最后一个“冷战”的全程见证者和参与者，也使我们彻底告别了外交的贵族时代。
外交界最后的贵族
乔治·凯南的成名，在于他1946年作为美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向国务院发回的八千多字的“长电报”。当时，“二战”刚刚结束，美国和苏联还是名义上的盟友。经过“二战”的患难与共，美国的许多人还对苏联充满幻想，希望大家一道投入战后的重建。乔治·凯南当时是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发现自己到处都被跟踪，亲身体会到苏联的敌意。同时，他又是长期研究苏联的专家。自己的直觉和经验，加上他多年的学术训练，使他最早放弃了对苏联的幻想，呼吁美国准备即将开始的“冷战”。
不仅他的呼吁通过这一著名的“长电报”打动了美国的决策者，而且他所构想的“冷战”策略，也成为美国“冷战”期间基本的外交政策。在他看来，苏联的制度难以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社会竞争，美国对苏联，要采取遏制的战略，即只有当苏联侵犯了美国的根本利益时，才坚决与之对抗，在一般情况下，美国应该投身于国际社会的战后重建，防止苏联的势力继续扩散。他最著名的一段话是：“我们必须有勇气和信心，坚持我们对人类社会的理念。我们在对付共产主义苏联时最大的危险，就是把自己也变得像我们所反对的人一样。”在他看来，斯大林对苏联被西方包围充满恐惧，就是因为他感觉到苏联的制度很难和民主国家竞争。美国则应该对自己充满信心，处惊不乱。
然而，美国的外交政策，很快就偏离了乔治·凯南的自信哲学，转入了恐惧。在1950年代，美国的恐共症发展到了荒谬的程度，导致麦卡锡主义的兴起，并展开了反共大清洗，许多乔治·凯南的朋友都受到了牵连。与此同时，美苏又开始了核军备竞赛，大家心里越慌就越要造武器奇Qīsuu。сom书，不仅消耗了资源而且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让乔治·凯南痛心疾首。但乔治·凯南最反对的，恐怕还是“越战”。他在美国派兵之前，就声言印度支那没有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不应该卷入。甚至到了“冷战”结束后，他还公开反对克林顿政府扩张北约的政策，认为把北约扩张到俄罗斯的边境，只会无端刺激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不利于俄罗斯的民主转型。这个“冷战”的设计师，实际上倒像个左翼的鸽派。
纵观乔治·凯南一生，他的外交政策和哲学，都能够坚守稳定的信条，不随着公共意见左右摇摆、面临重大挑战时沉不住气而走极端。他坚持外交政策必须以国际社会的现实为基础，而不要受国内政治利益的影响。他觉得公众的意见起落不定，变化无常，需要有能够超越公共之上的人物来把握方向。可以说，在一个平民社会中，他是一个贵族。
这种贵族气质，和他的成长经历不可分。他自幼丧母，8岁到了德国，在继母的监护下，在Kassel学习德语，据说那个地方的德语是最为纯净标准的。后来他又掌握了法语、波兰语、捷克语、葡萄牙语和挪威语。他曾在威斯康星州的圣约翰西北军事学院受训，随即到了普林斯顿，并于1925年获得学士学位。毕业后，他决定去外交界。几十年后他称这是他一生中“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在职业选择上的明智决定。”1927年，他到日内瓦和汉堡任副领事；接着，又获得了进修的机会，进入柏林大学。他看准美国和苏联早晚会建立正常关系，于是决定学习俄语。1933年美苏关系开通，他自然成为驻苏的外交家，在几个边远地区的大使馆任三等秘书。1935到1936年和1944到1946年间，他两次被调到莫斯科服务。
这样丰富的海外经验和精英教育，使他和国内的老百姓看问题大不相同。这也使他多少相信，老百姓的知识和判断力，不足以成为公共决策的基础。大概也正是如此，他在美国政治中并不成功，最终接受了老友、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邀请，跑到普林斯顿的高级研究所任职，与爱因斯坦等最顶尖的人类智者为伍，成为一个著作等身的学者。也正是在这个位置上，他于1993年提出美国要建立一个不经选举产生的、非政治性的“国务委员会”，把全国一流的“大脑”集中在一起，就长期的政策问题对政府各个部门提供建议。这一构想，颇有些柏拉图的哲学王治国的“理想国”之余韵，也颇能看得出他与美国草根民主政治的格格不入。他一直认为，美国20世纪的外交政策缺乏焦点，摇来摆去，受国内公众意见的影响太大。他始终不忘在美国建立他的“理想国”，为世界提供一个榜样。
历史误会的历史学家
虽然媒体把他誉为“冷战之父”、美国最伟大的职业外交家之一。不过，我却更愿意把他称为历史学家，而且是个被历史误会的历史学家。
不错，乔治·凯南确实最早提出对苏联的遏制学说，直接促发了美国的“冷战”战略。他也确实是一位职业外交家。但是，他的“冷战”思路，并没有被决策者们遵守。他在政界也一直是个圈外人。他登上外交生涯的顶峰，恐怕是1952年出任驻苏大使。但是，这一职位也仅仅延续了5个月。与此相对，他最稳定、最持久的职位，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研究员，和爱因斯坦等人类第一流的“大脑”是同事。他一生写了22本书，两获普利策奖。即使在政治和外交上，他的最大贡献还是他的笔，而不是他的外交活动。用美国前国务卿DeanAcheson的话来说：“乔治带来的麻烦是，他的笔是如此优美，乃至他可以在任何事情上都说服你。”
乔治·凯南：外交界最后的贵族（2）
他扮演历史决定性的角色，是在1946年，即他第二次在莫斯科任职期间的后期。1946年2月，他作为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第二号人物，向华盛顿发回了著名的“长电报”。这个电报有8000字之多，并且为了避开苏联方面的警觉，分5次发出。在这个电报中，他令人信服地解释了苏联的制度、行为和心态｜Qī｜shu｜ωang｜，指出苏联领导层对自己的制度能否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制度竞争毫无自信，时时觉得自己正在陷入这些国家的重重包围之中，草木皆兵。所以，他提醒美国政府放弃与苏联合作的幻想，准备与之进行长期的对峙。这一长电报，后来以X的笔名，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震动华盛顿。乔治·凯南也一举成名。
这一夜之间的盛名绝非偶然。在美国，没有人比乔治·凯南更懂苏联。他讲一口完美无缺的俄语，直接观察了苏联老百姓自1930年代以来所经受的苦难。他认为，在未来的美苏对峙中，美国的制度将显示出无可非议的优越性，最终世界会天下归心，美国会获得“冷战”的胜利。所以，他主张美国进行政治动员，而非军事动员。作为马歇尔计划的设计师，他认为美国应该帮助那些战后饥寒交迫的国家，不要让走投无路的老百姓投入共产主义的怀抱，这样才可以遏制苏联。1948年，他提出秘密报告，建议通过“政治战争”主动出击，击退苏联的扩张。这一“政治战争”的计划，实际上是一场意识形态战，包括后来建立的“欧洲自由电台”。“冷战”后，哈维尔和瓦文萨等东欧的前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领袖，都为此向他表示感谢。但是，“政治战争”的构思实现起来马上超出了他的预想。其中一个直接结果，是中央情报局中建立的“政策协调办公室”。短短4年，这个办公室指挥着数千特务人员在全球展开活动。1975年当乔治·凯南在参议院作证时，他说“政治战争”的主意是他一生中犯的最大错误。
他这样的反省，和他原初的理念实际上是一致的。他认为只有在苏联挑战美国的根本利益时，美国才应该和它有直接的军事对抗。在一般条件下，美苏的竞争应该在政治层面进行，而不必有武力和阴谋的介入。只要美国把自由世界建设好，苏联会自己垮掉。
但是，美国的决策者并没有听从他的忠告，陷入恐共症中不能自拔。在国内，麦卡锡主义横行，展开了红色清洗，许多乔治·凯南的朋友受到牵连。在国际上，美国因为过度恐惧苏联的军事力量，和苏联展开了核竞赛。而乔治·凯南于1952年被任命为驻苏大使，他一上任就被到处跟踪，愤怒至极，在欧洲被记者问及在苏联生活的感受时，干脆说那里的日子和在纳粹集中营里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在莫斯科他还能够在严密监护下上街走走，这一下得罪了斯大林。他马上被苏联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被迫离任。在此之后，他很快被意见不同的国务卿杜勒斯挤出外交界，此时才50岁。退出官场后，他精力旺盛，不停地著书立说，在广泛的外交事务中发言，成为美国国际事务方面重要的意见领袖，并为分析“冷战”的历史，提供了权威的声音，一直到1990年代还十分活跃。
乔治·凯南为美国外交留下的遗产，主要是思想上的而非政策上的。在他看来，“冷战”
是美苏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竞争，胜败一看便知。美国应该自信而不是恐惧。他反对朝鲜战争的扩大，曾经和苏联方面进行秘密会谈，一度导致了朝鲜战场的停火；他主张利用斯大林去世的机会，支持苏联内部的改革派，避免军备竞赛的升级；大概是出于对德国文化的热爱，同时也基于他那种自由的国家自然会倒向自由的信念，他甚至提出建立一个统一、中立的德国，美苏双方同时从德国撤军，这一提案引起轩然大波，不过多少也预示了“冷战”后德国的命运；他坚决反对“越战”，认为那里没有美国的根本利益；他甚至反对克林顿时代的北约扩张，认为那会激发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妨碍俄罗斯的民主转型。一句话，他注重的不是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政治理念的胜利。
然而，历史误读了他的基本理念。他构想中的意识形态的竞争，发展成了无休止的军备竞赛、“越战”的灾难、CIA在国际上的一系列秘密行动（包括颠覆左翼的民选政府）。在他的历史意识中，思想永远优于武力。美国最终在“冷战”中获胜，靠的应该是自由的理念，而不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是在世界范围内的武力介入，不是阴谋和颠覆。他看到了美苏冲突的实质，也构想出了解决的方案。但也正是在这里，历史和他这位历史学家分道扬镳。
特利·夏沃：界定生命的植物人（1）
当读者读到这篇文章时，特利·夏沃（TerriSchiavo）恐怕已经离开人世。这个无法表达自己意志的植物人，恐怕比大多数能够强烈地表达自己意志的人更能影响美国的社会。
1990年2月，年仅26岁的特利·夏沃因严重缺钾而心脏暂时停止跳动，并引起了大规模的脑损伤。她的家人为了她的康复而到处求医问药，都无济于事。她只能靠人工食管来维持生命，陷入了植物人状态。从1994年开始，她的家庭在对待她的问题上出现矛盾。她的丈夫决定让她“安乐死”；她的父母则坚持要维持她的生命，并继续寻求治疗。经过一系列法律上的争执，2005年佛罗里达法院终于裁决：由于她丈夫是她法律上的监护人，由于法院认定她已经没有康复之希望，法院批准了她丈夫的请求，将喂养她的食管摘除。她的父母寻求上诉，美国国会连夜开会，通过法案给联邦法院介入、重新审理的机会，布什也专程从得州飞往华盛顿，签署国会的法案。总统的弟弟、佛罗里达州长杰·布什更是反复要求重新审理。但是，这一系列的努力都无济于事。美国联邦各级法院都表示尊重佛罗里达法院的原初判决，拒绝再受理此案。特利·夏沃父母的法律渠道完全穷尽，只好看着自己的女儿“安乐死”。
特利·夏沃的个人悲剧，很快从“家事”变成“国事”，甚至“天下事”，不仅美国国内各派政治力量介入，世界舆论也广泛关注。可以说，特利·夏沃一下子成为界定我们这一代人对生命意义、对死亡、对个人权利的解释的关键人物。
悲剧的起源
这场法律和政治的战争，起源于特利·夏沃的丈夫迈克尔·夏沃（MichaelSchiavo）和她的父母罗伯特·申德勒夫妇之间的分歧。
特利和迈克尔1984年结婚。那时两个人刚刚过了青春期，还不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这时特利的父母给他们提供了慷慨的援助。他们先让这对新婚夫妇住在自己家的地下室中，后来又为他们独立居住支付房租。迈克尔由于在餐馆打工，早出晚归，很少见岳父岳母，不过大家相处融洽，他叫他们爸爸妈妈。
这对小夫妻曾经希望要孩子，但就是怀不上孕，为此还去看过大夫。不过据特利的妹妹说， 特利一度声泪俱下地向她诉苦，说自己的婚姻不幸福，但又没有勇气打离婚。她是个不足5英尺3英寸的中等身材，中学时体重超重，达200磅，后来减到了仅仅110磅。这可能是她饮食失调、怀不上孕、最后成为植物人的根源。据说她丈夫是个要控制一切的人，常常斥责她乱花钱，并且要她严格控制体重。
1990年2月，迈克尔在家中被一声巨响惊醒，发现自己的妻子已经躺在地上。在救护车到来之前，她的心脏一度停止了跳动，并引起大规模的脑损伤。医生的诊断是饮食失调导致的长期缺钾使得她崩溃。
特利的丈夫和她的父母，这时还像一家人一样，为了她的康复而战。为了共同的目标，他们甚至搬到了一起住。1990年6月，迈克尔作为丈夫，顺理成章地被判为特利的监护人。几个月后，他带特利到加州进行治疗，刺激她的大脑复苏，但没有看到任何疗效。 特利随即被送到佛罗里达的一个疗养院。据那里的工作人员说，迈克尔在他妻子的护理问题上非常严格、挑剔，甚至对护理人员有敌意。迈克尔的兄弟说，迈克尔为了照顾好自己的妻子，甚至去上护理学校。
不久，迈克尔·夏沃赢得了一系列官司。他妻子的妇产科医生没有及时诊断出她缺钾的问题，她的突然发病实际属于医疗事故。1993年，法院判决，这对夫妇赢得75万美元的经济损失，迈克尔·夏沃则另外赢得了30万美元失去配偶的赔偿。
一个月后，为了这笔钱，迈克尔和自己的岳父岳母开始了冲突。据迈克尔说，当他去看他妻子时，他岳父突然问他从医疗事故的官司中获得了多少钱。 特利的父母则说，他们确实问过钱，理由也很简单：他们和迈克尔在对自己的女儿的护理上有分歧。迈克尔只希望进行基本的护理，这样比较省钱；但他们则希望给自己的女儿更高级的护理，这当然要多花些钱。不过，既然医疗事故发生在自己的女儿身上，钱是赔给夫妇两个人的，他们当然有理由过问，让迈克尔拿出一部分赔偿金来，提高护理水平。
这个冲突很快激化。迈克尔·夏沃采取行动，禁止自己的岳父岳母看特利的医疗档案。特利的父母则设法取消迈克尔·夏沃对自己女儿的监护权。根据法院的记录，1994年，迈克尔·夏沃一度要求疗养院不对自己妻子的尿道感染进行治疗ｗωｗ奇書网，但疗养院挑战他的这种要求，最后他只好放弃。这也许表示他对他妻子的护理已经失去兴趣，也许是他最早送她“安乐死”的努力。
1997年，也就是他妻子出事的7年之后，迈克尔·夏沃突然告诉自己的岳父岳母，特利生前曾经表达过不愿意被人工维持生命的愿望。这让申德勒夫妇大为猜疑。第一，自己的女儿发病前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谁会在这样的年纪认真想自己变成植物人后的选择？更何况她在这方面没有留下任何书写的意愿。相反，作为天主教的信徒，她相信自己在上帝手里，自己没有权利结束自己的生命。当她的狗死的时候，她还特别为之作人工的心肺复苏的治疗，这么一个人，会年轻轻就说自己要“安乐死”吗？第二，迈克尔突然提出这件事情，是在他赢了一百多万美元的官司、同时又开始和别的女人约会之后。他们很难相信，这时他的行为是为了自己女儿的利益，他更可能是迫切想甩掉这个包袱、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特利·夏沃：界定生命的植物人（2）
1998年，迈克尔·夏沃提出要摘除维持他妻子生命的食管，申德勒夫妇立即挑战这一决定，双方上了公堂。迈克尔的兄嫂都作证，说特利在看到他们的祖母临终前靠人工手段维持生命时，对他们讲过自己将来可不愿意这样的话。2001年，法官认为这些证据成立，判摘除特利的食管。但是，迈克尔·夏沃的一个前女友给电台打电话，称迈克尔曾经亲口对她讲过，他也不知道他妻子是否愿意这样被人工地维持生命，食管立即被重新接上。但是，在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作证中，那个前女友又撤回了证辞。法官于是又倾向于迈克尔·夏沃，最终导致了现在的判决。
合法不合情的判决
法官的判决，有着清楚的法律依据。在1970年代，一个21岁的妇女因脑损伤成为植物人。她父母要求摘除维持她生命的人工呼吸器，医院拒绝，理由是这样做违法。父母告上法庭。新泽西最高法院最后判决一个成人有权拒绝被人工维持生命。如果这个人无法自己作决定时，其监护人或家庭成员可以代作决定。1990年，美国最高法院也判决容许摘除维持一个女植物人的喂养器，只要这符合她个人的意愿。
但特利·夏沃的案子要复杂得多，她无法说话，但却有感觉。她的眼睛能够跟着屋子里的气球而移动，她甚至服用止痛药，她还可以对别人说出来的话微笑，她对她母亲的问候，明显有反应。绝大多数医生断定，她是没有恢复的希望。但是，医疗上的奇迹并非没有可能。就在上个月，一个堪萨斯州的病人在昏迷了20年后奇迹般地苏醒。特利目前的状态还不是昏迷，而是无法表达。人们无法判定她内心的感受能力。在这样的条件下，谁有权利决定结束她的生命？
法官依据过去的先例，判定特利的丈夫是她的监护人，可以决定她的死活。但是，这种监护权，是建立在配偶权利的基础上的。配偶的权利，又和配偶的义务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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