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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海临风 作者:杨澜-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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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么想的。就这样走进灯光的中央,站到了摄像机前。奇怪,我一点也
不紧张。

我至今还保存着那盘录像带,我第一次试镜头的录像带。按行话,我当
时完全没有镜头感。面试时,脸一直侧向提问的导演,以至于最后导演让我
把另一侧面颊转向摄像机,大概是要看看我长得是否对称。后来导演告诉我,
说我的屏幕形象特纯情,特自然——你瞧,我巴望着成为职业妇女,结果还
是落入了纯情少女的框框。

记得导演当时让我复述一个希腊神话,讲的是智慧女神雅典娜与海神波

塞冬争夺雅典城的守护权。波塞冬为了显示武功,奋力把三叉戟投向山丘;
雅典娜却只轻轻盈盈地递过去一根橄榄枝,就赢得了众神的青睐,把雅典城
交给了她。

说到这儿,谈几句题外话。一九九五年夏天,我有机会去希腊旅行。在
雅典城内,游览了雅典娜神庙,也到城郊,参观了临海悬崖上的波塞冬神庙。
对比两者,波塞冬神庙虽然不及雅典娜神庙富丽恢宏,却一点儿也不寒伧。
十几根残留的石柱展示着不二的尊严,它逼临爱琴海,傲视苍穹,占据了远
近的制高点。我过去曾对夺标失败的波塞冬颇为同情,但此时我感到:雅典
娜被供在卫城的香火里,倒远不如波塞冬,闲居郊野,呼吸着新鲜的海风来
得自由自在。胜败荣辱,得失去留,又有谁能以一朝成败而定呢?如同塞翁
失马的故事,我得到的这个意外的机会,对我究竟是福是祸,现在还常常让
我茫然呢。

不论是福是祸,总之第二天我又被叫去试镜:据说是全组导演都觉得我
不错,想再看看我的表现是否稳定。有二就有三,此后竟连续试了五次。随
着试镜的人越来越少,我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等待比失败更让人心焦。每
次走进电视台的大门,我都抬头望一望这座淡绿色、谈不上漂亮的大楼,问
自己:这里真有属于我的一块天地吗?

终于有一天,我沉不住气了,问一位导演:“这么吊着真不是滋味,什
么时候定人选呀?”他迟疑了一会儿,好像有点为难。最后,大概是一段时
期的相处让他感到应该让我知道实情,他终于告诉我:目前人选中我是最佳
的,但是有人说我还不够漂亮,所以剧组决定在电视周报上登一次广告,从
社会上公开再挑选一次。

“漂亮?又不是选美。”我心里其实挺不服。同时,也挺酸溜溜的。回
家照了半天镜子,不断问妈妈:“人家是不是嫌我眼睛不够大?或者我不够
苗条?”妈妈说:“澜澜,该是你的,就不会是别人的;是别人的,你抢来
做什么?”在一旁的爸爸插上一句:“你爸爸一辈子想胖也胖不起来,你妈
妈也只有八十多斤,你还用减肥?”我笑了。

我的父母,真是最好的。

一个星期之后,我被领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外宾接待室,里面坐了不少人,
以后才知道他们都是电视台的主管节目的领导:有洪民生副台长,几个部门
的主任,正大集团方面的制片人、导演等等。还有已经敲定的男主持人姜昆。
除我之外,另有一位的确非常漂亮的女孩站在一边。我明白,这是一场三堂
会审,也是最后的选择。我的好胜心一下子被激起来,几天来的焦躁、委屈,
都化成了倔强:“你们早以为我不够漂亮,干嘛不早说呀?电视台是了不起,
但也不能把别人的时间都不当一回事呀!即使今天你们不选我,我也要证明
我的素质。”

这次考试的两个题目是:一,你将如何做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二,介绍
一下你自己。准备时间:五分钟。

我是这么开始的:“我认为主持人的首要标准不应是容貌,而是要看他
是不是有强烈的与观众沟通的愿望。我希望做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因为我特
别喜欢旅游。人与大自然相近相亲的快感是无与伦比的,我要把这些感受讲
给观众听。。。”

介绍自己时,我说:“父母给我起‘澜’为名,就是祝愿一个女孩子能
有海一样开阔的胸襟,自强、自立。我相信自己能做到这点。。。”

我的情绪很激动,一个人站在屋子正中,好像是说给评委们听的,也好
像是说给自己听的。一口气讲了半个小时,没有一点儿文字参考。说完后,
我感到屋子里非常安静。今天看来,按气功的说法,是我的气场把他们“罩”
住了。出门的时候,我感到浑身一阵轻松:“反正我把该说的都说了,剩下
的事该由你们去操心了。”

当他们再次把我叫进那个房间,告诉我,他们已决定由我与姜昆搭档担
任《正大综艺》的主持人时,我一点也不惊讶。

这个机会,就是我的。

走过《正大综艺》

《正大综艺》,你好吗?

纽约。从我住的四十层的高楼向外看,窗外的灯光伸展在墨蓝色的夜空
里,勾勒出街道和大厦的轮廓,紧凑却不拥挤,深远而又开阔。不见了冷冰
冰的钢筋水泥,只留下点点温暖的颜色,悬浮在视线里。

正如我的回忆,跃出时间的帷幕,然后就不肯离去。

那个从化妆室匆匆出来,一路小跑着进了演播室的女主持人就是我吗?
那间宽敞的演播室里铺着玻璃地板,穿高跟鞋走在上边,有特别清脆的响声,
在开机前的寂静里,几乎让人尴尬。接着,片头音乐响起来,节奏很快,像
敲鼓,搞得我的心也怦怦直跳。身边赵老师不动声色,轻声说一句:“情绪
再饱满点儿。”我稳住神,挺了挺腰板。腰真酸,这样每天站五六个钟头录
像,已是连续第五天了。

音乐戛然而止。热烈的掌声。我的精神为之一振。对面坐着二百位我的
客人,穿着统一的
T 
恤衫,上面印着节目的名字,让我首先欢迎他们吧——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大综艺》。”

《正大综艺》,我的老朋友,久违了。我们曾经共处四年,使我成为你
任职最长的主持人。是你让我爱上了电视这一行;为了电视这一行,我又离
开了你,飞到地球的另一边,重新做起了学生。有人说我聪明,有人为我可
惜,而你是应该了解我的,这个选择是我事业的必然,人生的必然,几乎不
需要得到更多人的肯定。对于这一选择,我是不假掩饰地感到骄傲的。屈指
算来,离开你已经有两年了,《正大综艺》,你好吗?

当我取出母亲为我翻录的从第一期到第二百期的《正大综艺》录像带,
看到那个最熟悉而又最陌生的“我”,我突然有了表达的冲动。那个因第一
次上电视而不知该往哪儿看的女学生,是多么幼稚,却又多么认真!身上穿
的还是从导演那几借来的连衣裙。姜昆、戴宗显、赵忠祥,我的搭档们都是
我称为“老师”的人,却又与我建立了朋友的关系。如果没有他们的提携,
我的那点薄薄的天分何以在短短几年中造就了所谓的“成功”?还有同一个
办公室的永远忙碌的同事们,我们曾一起看素材,写稿子,搬磁带,接电话,
遇到有精神不太正常的男人打电话来,要“找杨澜谈谈”,同事们总是很果
断地冲我摆摆手,叫我别出声,然后很有派头地对那人说:”杨澜不在,我
是她的上级,有什么事就跟我谈吧。”在办公室的一角永远有一箱方便面。
直到现在,我一看见方便面就恶心——那时候吃得太多了。隔壁的《动物世
界》组,有一张单人行军床。每到录像期间,同事们就把它让给我,好让我
中午打个瞌睡,而他们,都睡在拼合的椅子上——我的那间温暖的办公室已
经变样了吧?我的那张办公桌,是不是已经分配给了新来的实习生?在向《正
大综艺》告别的时候,赵忠祥老师一再叮嘱我:“咱们别伤感,要有洒脱的
心态。”我们力争在主持第二百期时把一切离别之情加以淡化,但我在现场
还是哽咽了:因为曾经与《正大综艺》共担荣辱,因为曾经尝过酸甜苦辣、
人情世故而忽生了由衷的人生感喟。

《正大综艺》,已经永远地留在了我的人生里,抹也抹不去。它改变了
我的人生轨迹,却没有改变我的个性。相反,它让我更清楚地知道了我想做
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为了这些,我感谢《正大综艺》。我既不以它
带给我的荣誉而满足,也不因我过去的稚气而羞愧。这是我社会人生的起步,

是我事业的开始。我曾经全身心地投入过,而且过得很充实。关于它,我还
有很多话要告诉观众,告诉自己,那些荧屏后的故事。

于是,我开始了与那个过去的自己的对话,用的是舒服的方块字,陪伴
我的是纽约冬季的灯光。

启蒙老师姜昆

我的生日在三月底。一九九○年,我刚过二十二岁生日,《中国电视周
报》在头版登出了《正大综艺》即将开播的消息。关于主持人,只有一句话:
“这个节目将由著名相声演员姜昆和初登荧屏的杨澜主持,”接下来的星期
六,我出现在中国几亿电视观众面前。播出的时候,我正坐在家里的沙发上,
听见片头的音乐,手里捏出了冷汗。那是我生平最紧张的一次。周围的一切
都模糊不清,爸爸妈妈说了些什么也听不见,只有电视、电视、电视。。

一个人有机会审视自己,是件很特别的事,甚至感到不可思议:在恍惚
之中似乎有了时空的倒转,不由会对自己产生从未有过的兴趣。我知道不少
人喜欢照镜子,或反复看自己的照片,而现在家庭录像机的普及也使这种奇
特的感受进一步得到满足。但是,如果对效果毫无把握,而且对自己的第一
次审视是与几亿人同时进行的,再自信的人也会心慌。

这就是我第一次坐在电视机前,等待自己出现时的心情。

我从未发现自己有那么多小毛病。比如,眨眼太多。

连姜昆都发现了。

节目播出后的一天,他在电梯里对我说:“杨澜,电视会把你的一切毛
病放大,所以你得学会控制自己的形体,特别是眨眼的习惯要改改。从现在
到演播室这一段路上,你强迫自己一次都不眨眼试试。”

我很听话。

一路上果真圆睁双目,不敢让上下眼皮有任何接触。五分钟的路程在我
看来足有半个小时。我浑身冒汗,眼睛发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当电视
主持人真是活受罪。”我在心里诅咒着。更要命的是旁边姜昆还时刻“监视”
着我。“坚持住!别眨!”——还让不让人活了?!——但我知道他是为我
好。我就这样走上了电视,做起了节目主持人。一开始,我认为这是个意外,
但不久我就明白了:命中注定我就是干这一行的。

最先跟我这么说的是姜昆。

那时,我的心理压力大极了。毕竟从未经过任何专业训练哇,就这么往
上冲,行吗?第一次录像就一口气录十三集(这个数也有点不吉利)。我把
家里的衣柜翻了个里朝外,也凑不出几套能上镜头的衣服。向台里申请置装
费,被抢白了一句:“中央电视台是个什么地方,有多少人倒贴钱都愿意,
就为出个镜头。”幸好,热心的女编导们把自己的衣服都拿来给我挑,碰巧
我们的身材又差不多,真帮了我的大忙。接下来的大问题是我总怕摄像机:
那些黑乎乎的大东西,怎么看就怎么别扭,对它们怎么有感情?怎么说话?
一看它们,连台词都忘了。有一次,一位摄像师扛着流动摄像机走到我面前,
想给我一个特写。我下意识地一下把头转向一边,弄得那位老兄莫名其妙:
“别人都抢镜头,这个女孩子怎么躲呀?”

我心灰极了,心想:早知道自己这么怕镜头,还不如把这个位置让给别
人呢。那些没选上的人,看我这么糟蹋了一个好机会,肯定气死了。有一天
与姜昆讨论串联词时,我谈起这个苦恼,他突然打断我说:“看着我。”我

一愣,以为他又要说什么笑话了,就盯着他问:“这么严肃?领导要找我谈
话?”他也不回答,问:“你觉得这么面对面与我说话有问题吗?”“没有
啊!”“如果摄像机离你这么近,你能不能照现在这样说话?”——好像可
以。可以。

心理的障碍就是一层纸,捅破了没什么稀奇。

从那以后,我真的不那么怕镜头了,甚至觉得过去的恐惧完全没有道理。

姜昆告诉我:”你有天分,干电视这行干对了。”

是吗?我可有点不相信。

《正大综艺》刚播出,观众来信就像雪片似地飞来了。我从小没听过那
么极端的赞美,也没有受过那么直截了当的批评。我虽然不会因为接到几封
表扬信就沾沾自喜,但是被人家评头论足却真有点受不了,往往会因为一封
批评信而沮丧一天。一会儿,有人来信说我笑得不够;一会儿,又有人来信
说我笑得太多,一会儿,他们要求我多一点幽默,一会儿,又要求我别忘了
东方女性的含蓄端庄。而我是多么希望满足每一个人的标准!我自问:“我
到底有没有天分?”

姜昆则问“你有没有勇气做你自己?”作为名人,姜昆有难得的平常心,
总是说实实在在的大白话。某种场合下大实话会得罪人,于是他就用俏皮话
接上去。大家哈哈一笑。一琢磨,他说的还是大实话。这样的功夫让我颇为
羡慕,可惜适合女孩子的幽默实在太有限了。所以我选择说老实话,或者干
脆什么也不说。对于老师的提问,做学生的本能是如实相报。

我说:“有时有,有时还缺点儿。观众的批评总不能置若罔闻吧?”姜
昆说:“你首先应该放弃想讨好所有的人的想法。先做你自己,然后再考虑
那些批评到底有没有价值。有些人眼中的你的缺点,恰恰就是你的特点。中
国看过的从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人太多了,你别迫不及待地再去加入那个行
列。”

别看姜昆给人的形象似乎是满口的笑话,他认真起来却一点也不含糊。
而赵忠祥呢?给人的印象是持重、厚道,不苟言笑,一般人想不到他讲起故
事来,能笑翻一个办公室。主持电视节目几年后的今天,我已经接触了不少
我在学生时代曾经仰视过的名人,说实话,有些人走近后,并不那么可爱。
而姜昆和赵忠祥,一直是我尊敬的师长,不仅因为他们对我以诚相待,无私
地给予我提携,也是因为我看到了他们艺术功底的深厚:一个玩笑中带着犀
利,一个深沉中带着幽默,于是他们的玩笑和深沉都变得不同凡响。而我呢,
至今还是个很表面化的人,好在还年轻,路长着呢。

但我永远会记得,当我摇摇晃晃地走上主持之路的时候,在岔道口,姜
昆带着我,走了一条正路。对此,我心存感激。

应该说,在《正大综艺》的头一年里,姜昆比我承担了更多的压力。我
是新人,观众总是抱着比较宽容的心态来看我。主持得有进步,大家都忙不
迭地鼓励;主持得不好了,大家反而去怪姜昆没有控制场面。有时我只顾把
自己的话说完,而考虑不到为姜昆打铺垫;说惯相声的他,没有捧逗的,怎
么抖包袱?但姜昆从没有埋怨过什么。他很洒脱:“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
风骚三五年。”(这两句诗是从清代诗人赵翼的一首《论诗五绝》诗中的“江
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里演绎出来的。目前演艺圈新旧交替周期
缩短,于是这句话又成为“各领风骚三五月”了,以特指某些明星因一剧一
曲火爆,却没有潜力继续发展了。)他认为,这是艺术规律,而观众对成名

艺术家的苛刻,则是有目共睹的。当姜昆因为行政事务繁忙(他当时任中国
广播说唱团团长),一年后辞去《正大综艺》主持人的位置时,我茫然了。
制片人告诉我剧组将为我另配一名主持人。那时我在大庆实习锻炼(大学毕
业后我们被要求下到基层工作一年),当我风尘仆仆回到北京时,又听说剧
组决定采用两组主持人,一组由方舒、方卉姐妹组成,另一组呢,则物色了
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戴宗显教授与我搭档。希望通过一个”试用期”,最后敲
定其中的一组。这样的决定对我来说是意外的。但年轻气盛的我毕竟懂得那
不是生事的时候,而是埋头努力的关头。实际上,那段时间我一下子成熟了
不少。戴教授在学校是位以口才著称的学者,但在电视主持上,他还没有任
何经验,导演固然想发挥他学识渊博的长处,但实在也难为了他。而我呢,
从过去的小学徒,转眼要“辅导”别人,天知道有多苦恼。独自一人时,我
哭过,不止一次哭过。但我的倔劲儿又被激了起来:怨天尤人有什么出息?
路,不是别人铺出来的,是靠自己走出来的。正是从那时开始,我坚持自己
写稿,而且主动承担起调动观众情绪的责任,比如在录像前,跟观众聊天,
讲笑话等等,过去,这全是姜昆的“活儿”。那时姜昆送了我一幅字,是他
自撰的打油诗,可惜写这篇文章时,那幅字静静地躺在我的北京的家里,不
能抄在这里。大概的意思是:天下有不尽的烦恼。哭哭笑笑,才是人生,你
只要记住自己的本分,就好了。而他的一番心意,尽在不言中了。

良师益友赵忠祥

跟赵忠祥老师第一次见面,是我刚刚入选《正大综艺》的时候。当我知
道我将和这位著名的播音员兼主持人在同一间办公室上班时,那种神秘感和
新奇感不亚于第一次出镜头。荧屏下的赵忠祥穿戴很平常:一条布裤子,一
件半新的
T恤衫——几年后的现在,他还时常穿那件
T恤衫,惹得同事们善
意地笑他:“老赵,攒钱给儿子娶媳妇呀?”他憨憨地一笑:“你们年轻人,
多打扮打扮。”因为他的宽厚善良,小辈们都称他为“赵大叔”。

我当然极想给这位前辈留个好印象,但又不愿冒昧地多言多语,让人家
反感,于是站起身,很恭敬地打了招呼。老赵也很客气:“你就是新来的主
持人吗?”“是。请赵老师多指教。”“别客气。该说的我会说的。好好干
吧,”说完,他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开始整理已经堆成一摞的信件。

与赵老师的第一次接触就这么简单,可以说完全是客套。我相信自己没
有给他留下任何印象:电视台天天进进出出的女孩子,实在太多了。再说自
己嘴也不甜。

过了几天,快下班的时候,我见赵老师似乎没有什么要紧事在做,就鼓
足勇气征求他对我主持的意见。大概见我诚恳,赵老师直截了当地说:“中
国人嘛,首先要讲礼貌,几千年的礼仪之邦嘛。你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怎么
可以在节目中对年长的来宾直呼其名呢?”其实我有自己的苦衷:当时制片
人明确告诉我不要用“先生”、“小姐”之类的称呼。遇到陈强、田华等老
前辈,称他们“同志”吧,似乎有点过于严肃,不太适合综艺节目的氛围;
“先生”、“女士”又不许用;叫“老师”吧,我又不是学表演的,哪儿来
的师生关系?总不能叫“叔叔”、“阿姨”吧。情急之下,就只好直呼其名
了,自己也非常别扭。但没想到这回赵老师一点也不客套,当着办公室同事
们的面指出这一点。我的脸腾地红了,用很低的声音把理由说了。没想到赵
老师一点也不同情:“别人让你别叫你就不叫了?损坏的是你自己的形象。

有很多事情,内情人可以原谅你,但观众不会,节目是最后的标准,你不能
跟观众说:我的工作有多辛苦,多不容易。‘没有功劳有苦劳’的说法,在
电视这行行不通。”

《正大综艺》往往是集中录像,通常是一周录十几集,最多达到八天录
了二十四集。这意味着一个缺憾会在电视上呆上几个月。就拿称呼的问题来
说吧,虽然在节目开播后的第三个星期,赵老师就指出了这一点,但在这以
后的十周内,观众还是看到我在电视上没大没小的。每周看《正大综艺》,
都成了我的一种负担,真想变成鸵鸟,把头埋到沙子里去。这样的录像方式
对我这个新手,的确是很不利的,很难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但从另一方
面来说,也锻炼了我。那些缺点被重复得越多,给我的教训就越深刻。等到
下一次录像,我真会使出全身解数,恨不得脱胎换骨。

这样高强度的集中录像,到了最后几天,简直就成了疲劳战。特别是主
持人每天早晨八点钟要开始化妆,晚上还要讨论第二天的稿子,一天五六个
小时站在强光下,要保持亢奋的状态,还要随时准备临场发挥,体力上脑力
上的负担都很重。有时想不出什么好点子,似乎总有一个声音在说:“算了
吧,这集就凑合吧。”但是剧组的同事们不甘心这样,我也不甘心这样,因
为“没有功劳有苦劳”的说法,在电视这本字典里是不存在的。我们一时的
马虎,到了观众那儿,就是几亿人的失望。

话说回来,我虽然从心里感谢赵老师对我的批评,但也有点儿灰心:这
下,这位赵老师对我的印象肯定坏透了。以后见到他,竟有些怕起来。

一九九○年八月,《正大综艺》开播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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