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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我误解你了吗-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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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06年7月5日，在中国境内已经发现了60个日遗化武埋藏点，范围遍布19个省（区）。其中吉林省敦化市哈尔巴岭是截至目前最大的埋藏点。据中日双方专家探测，推算约有近40万枚化学炮弹。在其他地方发现的少则几十件，多则成千上万件。
“8·4”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先后两次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其妥善处理本次事件，重视日本在战争期间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问题。其实，早在1999年中日双方谈判时，中国就要求日本将化武运送回日本进行销毁。然而日本声称国内法禁止化武入境，国民也难以接受，加之遗弃化武大多严重锈蚀变形，有的已出现渗漏，运输难以确保安全。因此，请求中方允许在中国境内销毁。最后中方出于尽早处理此事的考虑，同意将化武在中国境内销毁。
当时，对于日本政府处理在华遗弃化武的工作，中国外交部处理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问题办公室主任刘毅仁坦率地说：“我不能说满意。之所以不满意是因为日方的行动太慢！按照约定的时限明年就要到期了，可日方连一枚化学炮弹也没有销毁。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快！”
刘毅仁表示，在华日遗化武到底有多少，日方最清楚，遗憾的是日方却以种种借口拒不提供有关化武的埋藏资料。不过，有资料证明自1929年开始至1945年止，日本生产了7000多吨、700多万发毒气弹，绝大多数运到了中国。
根据《禁化公约》规定，自1997年生效起，日本应在10年内，也就是2007年之前，完成对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的销毁工作。然而，日方通过向相关组织申请，将期限延迟至2012年。
第三章 “慰安妇”
如果说，日本政府在化学武器问题上，虽然对于赔偿推三阻四，销毁工作也慢条斯理，但好歹认了，也总算处理了。可是，“慰安妇”的问题，就显得十分糟糕了。
根据《中国国防报》的报道，在黑龙江省靠近中俄边境的东宁县，居住着四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她们是李凤云、金淑兰、池桂花和李光子，都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当年在被强征到日军在我国构筑的东宁要塞作“慰安妇”时，她们受尽蹂躏。
东宁要塞坐落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宁县境内，据县文物馆的领导介绍，“二战”时，侵华日军曾在这只有3。5万人的小县里屯驻关东军3个师团计13万人，从1933年至1945年建立了数百个现代化的军事工程，被日本人称为“永久的东方马其诺防线”。面对这么庞大的队伍，为了稳定军心，日本人便用火车运来了1000多名慰安妇。仅有据可查的当年东宁5镇就设有慰安所达39个。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这些慰安妇也像谜一样地消失了。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1000多名慰安妇绝大多数隐姓埋名或客死异乡，即使活下来的年龄也都在75岁以上。
没想到的是，几位老人平静的晚年生活忽然被打破了。2001年8月上旬的一天，李凤云家里来了两个陌生人。其中的一名日本男人脸上强挤着笑容，叽里呱啦地和翻译说了一通。翻译说：“他是日本人，想来看看你们‘慰安妇’幸存者的生活。”日本人赶紧掏出了一叠钞票递给李凤云说：“只要你不再说过去给日本军人当过‘慰安妇’，这些钱就全是你的啦！”
李凤云听明白这个日本人是想收买自己，放弃控诉当年日本侵略军罪行的权利，愤怒地说：“日本鬼子给我造成的痛苦和伤害，我几辈子都忘不了。用钱就能堵住我的嘴吗？我活一天就要骂狗强盗一天。”
当年和李凤云一样曾在侵华日军东宁要塞遭受过蹂躏的“慰安妇”幸存者金淑兰、池桂花和李光子，近年也都有过类似的遭遇。
提起过去伤心的事情，池桂花老人早已泪流满面：“现在我忍不住伤心呀！可当时我在那些禽兽面前从没有掉过一滴泪！”
一个日本人问道：“听说你们每接待完一个日本兵，会得到金钱补偿。”“他们在说谎！你有母亲吗，你有妻子吗，你有女儿吗？去问问她们，给她们多少钱，她们愿意每天被好几十个日本兵糟蹋！”
有记者谨慎地问道：“池大妈，你想得到日本政府的金钱赔偿吗？”池桂花的情绪再一次激动起来：“日本政府必须为此负责，赔偿多少钱能换回我的尊严！日本一定要公开道歉，要把这段历史清清楚楚地写进他们的书本里，让他们的母亲和女儿看看日本侵略军当年的罪恶行径。”
然而，这条中国“慰安妇”的索赔之路，异常崎岖难行。
1992年12月9日，东京。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首次“战争受害女性国际听证会”在那里举行。
在大会讲台上，中国的唯一代表、当时64岁的万爱花站了起来。她脱掉上衣，指着身体上的道道伤痕，揭露侵华日军的暴行。当讲到当年她在被日军摧残后并遭毒打，肋骨和大腿骨被打断以致终身残疾时，她当场昏倒在听证台上。
1943年6月到1944年初，年仅15岁的她先后三次被日军抓去充当“慰安妇”，百般蹂躏，导致终身不育。老人全身是病。当年受日军残酷迫害，万爱花大腿和肋骨有好几处骨折，身体严重变形，右耳被日军撕裂，左耳短了一截，下身严重溃烂。
老人对《国际先驱导报》的记者说：“我恨的是日本鬼子，不恨日本老百姓。前些年，一个日本女人，要给我赔偿道歉。我说这是你们老人的罪，跟下一代没关系，我不接受你们的道歉。”
对于中国来说，万爱花这次控诉的意义不言而喻，这是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第一次站出来向世界控诉日本的罪行。半个世纪前，超过20万名中国妇女沦为日军的性奴隶，包括她山西盂县的老乡侯冬娥。
本来，侯冬娥和万爱花是要一块去日本的。可是由于那天下雨，山路崎岖，接她的车无法赶到。那天，侯冬娥在家放声痛哭，这大概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过去几十年，她一直活在村里人的鄙视和猜疑中，很少有人叫她真名，都称她是“进过炮楼”的女人。
所有这一切，只因为她曾被日本人两次抓进炮楼，她因此从“盖山西”的美女变成了一个不成人形的病妇。对于那段历史，她却羞于向任何人提起，即便到1992年，一个叫张双兵的小学教师开导她走出来的时候，她还是说“丑啊”。
小学教师的开导不是没有来由的。1992年3月，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抗日战争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损失。《法制日报》在当年也专门发表文章提出“受害赔偿论”：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虽然放弃了国家的战争赔偿，但并未放弃民间受害赔偿。
两年后的春天，侯冬娥悄无声息地死在山西盂县高庄最破烂矮小的窑洞里。帮她完成索赔心愿的是她的同乡姐妹刘面焕、侯巧莲、陈林桃、李秀梅4个受害者。1995年8月，她们首次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并要求日本政府向她们每人赔偿2000万日元，由此拉开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的序幕。
然而，对于中国“慰安妇”的历史，当时很多人并不了解。即便是后来为“慰安妇”对日索赔担任中方律师的康健，一直到1995年9月才第一次听说相关事宜。“那时候没人吭声，之前一直传的就是军妓。”康健沉默了一下之后，继续说，“当时，从我的角度来想，即使是妓女的话，她们也有自己的权利啊。”
后来的情况是康健事先没有想到的。“本以为跑一次山西就完了，却一参与就是12年。总共四起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诉讼中，我参与了三件。”康健说，为了调查取证去山西至少十次以上。
次年春节刚过，康健就和助理一起去山西进行调查取证。让康健最为深刻的记忆是，“1996年春节刚过我去侯巧莲家的时候，她就说，要是村里人问起来，就说是北京来的亲戚，不是律师来调查。我们调查的时候，‘慰安妇’们也不让自己的子女在旁边听。”
2001年4月，黑龙江东宁要塞附近的一个偏僻的小村，75岁的慰安妇幸存者艾香，当初就是这样小心翼翼地接受了《辽沈晚报》记者的采访，谈起了56年前那段屈辱的历史：
艾香的身世其实有点特殊，她的父母渡海到日本打工，她便出生在日本。她从7岁时就开始在日本一家旅店做苦役，劳作到15岁。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陌生女人。后来，艾香才知道，这个女人的丈夫在日本关东军。女人让艾香跟她去中国工厂，说顿顿可吃上大米饭，工钱也比家里这边多得多。到时，母亲和妹妹都可以接过去住。
不久，艾香别了母亲妹妹，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和那个女人登上了开往牡丹江的火车。这一年是1942年。火车开到了东宁要塞，在一处平坦的山坡上，孤零零地坐落着两排盖着稻草的平房。每个平房都能有五六十米长，中间是走廊，两边有20多间小屋。到处是年轻的女孩子，每个平房里都有20多个18至20岁的女人。
艾香开始的工作就是烧开水，她每天从早到晚要烧10多炉水，后来她知道，这些水是慰安妇用来洗下身的。艾香还看到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日本军官和士兵，站着排进进出出，从早上7点到凌晨两点。屋里，女人的惨叫声不断。
10多天后，艾香同样分到一间小屋。小屋有10多平方米，屋里有一铺炕和一个放东西的柜子，柜子上面有一面镜子。一扇木门挨着走廊的方向，没有锁。老板给她起了个日本名字叫“米脂高”（音译），并把写有她名字的牌子挂在房间外，另一个牌子挂在柜台那里。前来寻欢的日本兵先向柜台点人，再拿着日本钱给她，她不认识上面写着什么，但每次是一张纸钞或一个铜板。她再拿着钱去老板那里换一个纸壳做的，上面写有“2”字的票。
第一次，进来一个日本兵，把她吓坏了，然后，一个接一个……还是处女的艾香痛不欲生。艾香说，每天达不到15个小票，老板和日本兵不让吃饭，还要打耳光、泼凉水、罚跪。
后来，艾香知道了自己这间慰安所叫“爱简所”，另一个叫“东京亭”。每天都有日本兵排队等着，最多一天要接待20多个人，有时达到休克为止。
等得不耐烦了，日本兵们就用脚踢门，白天一般是士兵，在半小时左右；军官从晚8时到次日晨2时，但只要有军人到，慰安妇就不能休息。慰安妇多数都得了病，且不能生育。至今艾香仍是腿痛不断。艾香说，完成任务的慰安妇吃的是高粱米饭、大葱蘸盐面。过年时高粱米里掺一些大米，没有钱。没有完成任务的慰安妇饿得受不了，就去偷点青萝卜吃，被日本兵发现后，扒光衣服，用木棍往死里打，边打边取笑。
每次慰安妇接待完了，再难受也得化妆抹粉，笑脸迎接下一个。否则，一经发现，就打得死去活来，还往鼻子里灌辣椒水，醒过来还得接客。对于生病的慰安妇是不给治的，也不给饭吃，眼看着死去。艾香说，她亲眼看着一个姐姐病死后被裹上自己的被子，由两个日本兵抬到山顶扔了下去。
慰安妇是跑不出去的，因为四面都是日本兵营，没有通行证就会被抓回来。
3年，1000多个日夜，艾香一生最美好的青春岁月、自由、爱情、尊严，全都埋葬在这间慰安所里。
1945年的夏天，艾香发现这天早晨一个日本兵都没来。老板也没了，她和姐姐们走出去，发现天上是轰鸣的战斗机。她知道自己解放了。慰安妇四处逃生，艾香就在附近的一个村子生活下来。19岁时，艾香嫁给了当地一名24岁的小伙子，他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了。31岁时，艾香又找了一个老伴，1995年去世了。她从未向家人透露过自己的身世，这段屈辱的人生经历始终深埋于心。
当记者把2001年2月日本右翼势力称“能成为慰安妇，对这些妇女而言，反而是出人头地，且收入稳定，也可以存钱，并非被迫从军，而是自愿且享有尊严”的言论说给艾香听时，她大声喊叫，并从炕上冲出屋去。这是老人气愤至极的表现。她不忍当着客人面发作，过了10多分钟，老人才回来，深深鞠躬，表示歉意，却仍是心绪难平。
日本是唯一一个建立慰安妇制度的国家。但对于那段历史，日本人也并不比中国人了解更多。“他们对那段历史了解太少。他们问的问题太荒唐了，当时日本支援会的人问老人‘你怎么没跑啊’。我说日本鬼子拿枪逼迫着怎么可能跑呢。”律师康健回忆说。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说：“在战争结束时，由于日本政府和军部有意地销毁档案，使得这个性奴隶制度的秘密被掩盖了半个世纪，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被人们逐渐地了解。”
第四章 拖到死
据了解，目前在中国幸存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估计有几百人，而经过有关机构调查访问到的只有五十几名，她们最小的已经71岁了，而最大的已有92岁，并且大都疾病缠身，生活艰难。
日本亚洲女性资料研究中心主任松井耶与里说：“我们认为日本政府在等这些受害者都死去，目的就是不想解决这件事。”
不仅是这些活人证等不得，连见证了那段历史的死物也岌岌可危。2004年6月，在四周林立的高楼中，南京利济巷2号民国老宅“慰安所”显得破乱不堪。一个月后，这里就被拆迁了。
2003年11月20日，82岁的朝鲜老人朴永心来到利济巷2号。这里曾是国民党将领杨普庆的私产，“南京大屠杀”之后被日本人征作“慰安所”。这是一栋两层、每层约30个房间的筒子楼。朴永心站在雨中痛哭良久，然后喃喃地说：“就是这里了。”
2004年，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盛鸿向媒体表示，“利济巷2号－18号的九栋楼及周边附属设施，约4800平方米的范围，是侵华日军的重要罪证。尤其是2号，是目前唯一被健在的‘慰安妇’指认过的‘慰安所’。”
南京市政府有关人士介绍说，利济巷2号所在的南京白下区长白街科巷地块，经市政府批准，纳入2003年南京市土地储备计划，系以危旧房为主的旧城改造区。由于这一地块所涉及的建筑（包括曾经被韩籍“慰安妇”指认的“慰安所”——南京利济巷2号）目前并没有被确认为文物单位，遵照新拆迁法，市房产局经过严格审查后，依法颁发了拆迁许可证。作为日军侵华期间慰安妇制度的实物见证，许多慰安所遗址都和利济巷2号一样，面临着被拆迁的命运。
尽管原因各异、过程曲折，上海最早、最完整的两处日军慰安所遗址还是被保留下来。前者是位于虹口区的“大一沙龙”，后者位于浦东钱仓路350号。
“浦东那个是因为它是民国时期特色建筑被保留。”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上海已发现超过160个慰安所，且主要集中在虹口区四川北路沿线，这里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聚集之地。
苏智良是国内介入“慰安妇”研究最早的学者。而事实上，在1991年之前，他连“慰安妇”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
“1991年之前，中国教科书中的二战史、抗日战争史都没有这个提法。”苏智良说，“这里头有很多原因。本身战后的审判没有把‘慰安妇’作为性奴隶制度来审判，另外日本政府和军队毁掉很多文件，受害国的女性受害者又难于启齿。”
苏智良得知有这段历史的时间是在1991年8月，韩国慰安妇金学顺站出来，讲出了自己的身份并向日本政府抗议，举世震惊。
上海是日军实行“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1931年底，日本驻上海海军当局已将虹口一带的‘大一沙龙’、‘小松亭’、‘三好馆’、‘永乐馆’４个日本侨民经营的场所，指定为海军特别慰安所。”苏智良说，这正是“慰安所”名称的第一次出现，也是世界上第一批慰安所。
下了高速的轻轨，穿过繁华的四川北路，虹口区东宝兴路125弄就在眼前。和周围林立的商厦比，这几幢房屋矮小、寂寞。20世纪30年代，它们有另一个称呼：大一沙龙。
如今，房屋内外和过去似乎有些“脱节”：1号门口附近2个日式花瓶，被放上居民种的盆栽；地面上当年的彩色花纹，亦大半褪色。走进屋，白天要打开灯；踏上木质楼梯，“吱吱”声传来。
记得旧事者，存世已不多。“隔壁一个老头，住这里几十年。去年刚走了。”1号屋里一个阿婆说。她是1983年搬进来的，“住下后，才晓得这里曾是慰安所。”这些年来，随着楼里人家增多，他们都按自己的需要重新装修房子＇。。＇。原来相连的3幢房屋被隔了起来。眼下，1号楼住着20多户人家，3幢楼住户近100家。
虹口区公平路是条小路。公交车经过时，路有点嘈杂。记者找到这条路425弄12号前，得穿过一个一个公厕。
“这里和对面原本有墙隔开。”12号居民老徐说。实际上，真正隔开对面房子的是一段历史。这是一个民营慰安所，号称海军在沪最大的慰安所——“海乃家”。当时，他的主人是一个日本退役海军士兵，叫坂下熊藏。
他的儿子坂下元司在《海乃家慰安所的证言》中记载了不堪回首的一段历史：日军用刺刀赶走房主，办起了“海乃家”，最盛时有45名“慰安妇”。1944年，他去上海与父亲团聚，“在我睡房里，安全套在榻榻米上堆成小山。一位军妓瘦黄的腿肿得高高的，比普通女孩粗一倍。她躺在床上，被子只遮住肚子，约10天后便死了。遗体暂放海军那儿。大车拉来伙食，又拉走尸体。”
如今，“慰安妇”们陆续离世，当年的“慰安所”也相继被拆，所有事情都会成为过往，没错，但并不是所有的历史都会被人遗忘。拖着，等着，等她们去世，等它们被拆，然后拍拍手说：我没干过，否则你拿出证据来。什么样的人，会干出这种事？
2001年10月4日，美国联邦法院法官驳回了15名慰安妇对日本政府的起诉，称由于日本是主权国家，因此无法在美国起诉其政府。
据路透社报道，原告15名妇女只是当时20万慰安妇的小部分，她们来自朝鲜半岛、中国大陆、菲律宾及中国台湾。20世纪30至40年代期间，她们被日本军方强迫提供性服务。这些妇女认为在美国法院更容易打赢官司，于是，2001年5月她们在美国法院起诉日本政府，但却遭到了美国司法部和日本政府的反对。
2001年12月4日，荷兰海牙一个针对日本“慰安妇”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开庭审判，判决日本裕仁天皇和冈村宁次、松井石根等8人因为二战时期在亚洲推行“慰安妇”制度而犯下反人道罪。可是，日本政府不会因为这个判决承担任何责任，因为这个模拟法庭的宣判只是民间行为。在模拟法庭进行的判决结果没有法律效力。
2010年3月3日，日本最高法院终审驳回了8名中国慰安妇要求日本政府赔偿的上诉，维持一、二审判决。此前一审判决称“原告即使有赔偿请求权，也超过了时限”，二审认为“中国在《日中联合声明》中放弃了个人赔偿请求权，因此原告失去了索赔权”。
第七卷 谁威胁谁？——日本财团“布控”中国
第一章 穿西装的军团
2010年的博鳌论坛上，日本经济学家山崎养世说：“日企搬到中国引发日本高失业率。”
内容提要
日本三井财团就如一艘核潜艇——它就潜伏在你身边，但你却感受不到它。
对于日本经济，人们看到的其实是两个：一个就是本土经济，遭遇天花板而步履蹒跚；另一个则是它的离岸经济，在全球配置资源，暗自发力，由跨国公司与财团为单位串联起来的庞大帝国已经悄然形成。
日本经济学家长谷川庆太郎，曾在日本《呼声》月刊上发表题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的文章，写道：“只要仔细分析中国的实态，我还是认为，中国的未来掌握在日本和美国手中。”这篇文章充满了日本人的傲气，长谷川庆太郎预测：“中国对日本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加强而不会越来越削弱。”这就意味着“日本越来越有能力控制中国”。
人们可能不知道三井，但肯定知道丰田、东芝、索尼、松下、三洋，这几个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而它们竟然都属于同一个财团——三井财团。而由这些企业组成的经理会称为二木会，是三井财团的最高领导机构。作为三井财团的最大分支，三井物产早在1995年就排名世界500强第二，并且连续5年以上进入世界500强前三名。
日本有6大财团，三井是其中历史最悠久的，日本明治维新就是三井背后投资，此外，三井资助过孙中山，二战期间，三井是军国主义的帮凶，三井类似于中国温州的“商帮”，是一个将贸易、投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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