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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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Ａ蹒�明知胡氏“与后主有私”，不敢惹刘禅，气都出在胡氏身上。心想你再“有美色”，也只能作我一人房中私物，如今竟然给我戴绿帽子，天生尤物多的是，岂能再留你？于是命令兵卒殴打胡氏，甚至用鞋底打胡氏的脸，“而后弃遣”。胡氏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既成了夫家弃物，就向皇帝“情夫”告状，于是“琰坐下狱”。奉诏审理的官员自然不好追究刘琰侮辱、体罚、弃遣当今皇上“情妇”的罪，以“反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罪名处置他，居然作出了“卒非挝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的荒唐结论，“琰竟弃市”。

这在中国以言代法的“法治”史上，其荒诞不经，或许堪称一个绝版。如今透过绝版看胡氏，她的尤物、私物、猎物、弃物特征历历在目；看刘琰，看刘禅，他俩形似“情敌”，实际是一丘之貉。

较之刘禅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孙权的孙子，吴国的末代皇帝孙皓。孙皓于元兴元年（264），由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拥立即皇帝位，时年23岁。当年八月，张布因拥立有功，升为骠骑将军，加侍中；他的一个女儿也被孙皓纳为美人，“有宠”。但“皓既得志，粗暴骄盈，多忌讳，好酒色，大小失望”，濮阳兴和张布尤其“窃悔之”。有人密告给孙皓，当年十一月孙皓便“诛兴、布”。杀了张布后，竟问张美人：“汝父所在？”张答：“贼以（已）杀之。”孙皓当即“大怒”，“棒杀”了张美人。待怒气稍平，“好酒色”的孙皓又“思其颜色”，指派巧工“刻木作美人形象，恒置座侧”。还问左右说：“布复有女否？”左右告诉他，张布的大女嫁给了故卫尉冯朝的儿子冯纯。孙皓一听，立即派人“夺纯妻入宫，大有宠，拜为左夫人，昼夜与夫人房宴，不听朝政”。“房宴”之不足，进而又令宫廷尚方用黄金制作华燧、步摇、假髻数以千计，令宫娥彩女佩戴这些黄金饰品“以相扑”，为其“房宴”取乐助兴。相扑碰撞，往往导致黄金饰品“朝成夕败，辄出更作”，一些工匠便寻机偷盗，造成府藏为之空。

张夫人死后，孙皓将她“葬于苑中”，并且“大作冢”，命令工匠“刻柏作木人”，放到冢里“以为兵卫”，陪葬的金银珍玩更“不可称计”。孙皓“治丧于内，半年不出”，致使国人谣传他已经死了，以孙皓的名义复出的人并非他本人，而是“颜状似皓”的舅子何都。这在中国历代帝王的耽溺女色荒淫史上，恐怕称得上“天王”级的旷世绝版，唐代李隆基之于杨玉环简直可谓望尘莫及。裴松之注《三国志·吴书·妃嫔传》，特引《江表传》详加记载，才让后人知道世间真有这等之人，这等之事。

陈寿撰述《三国志·魏书·后妃传》，写了一段序文，值得后人注意。首先他引《易》：“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其次他以“二妃嫔妫，虞道克隆”和“任、姒配姬，周室用熙”作对照，提出了“废兴存亡，恒此之由”就在于能否做到“明后妃之制，顺天地之德”。然后才大发感慨：“末世奢纵，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旷，感动和气，唯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风教陵迟而大纲毁泯，岂不惜哉？呜呼，有国有家者，其可以永鉴矣！”这些话，基本意思相当剀切，“男女正”，男女要和谐确是千古不可移易的，关乎“废兴存亡”的“天地之大义”，“唯色是崇，不本淑懿”确会导致“风教陵迟而大纲毁泯”，自古及今，“有国有家者”均应当“永鉴”。但他并没有看出，天地间的男女关系既有生物性的一面，更有社会性的一面，决非单纯是《周易》讲的乾坤组合，自三代以降，男女之间就从没有平等过，从没有和谐过。

“男女正”的说教，基本的信众主要存在民间，存在也不纯粹；

至于那些掌控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宗教权力的治民者们，除了其中一部分确能道德自律以外，相当多人就从没有相信过。他们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无论是王允那样的正人君子，还是董卓、吕布、曹操、曹丕、刘禅、孙皓之类的权贵豪强，乃至历代伪道学们，心目中的女人无非是以“色”分级的灵肉之物，其中的绝色美女无非是品级最高，标名尤物罢了。尤物也是物，同其他女人一样，无不可以“肆意侈欲”，随应时间、地点、条件的转换而用之如猎物、礼物、私物、替物、弃物，越是尤物越可能命运不堪。所谓“自古红颜多薄命”，即是这一社会历史定势的凄艳概括，“乱世”、“末世”中如此，“治世”、“盛世”中也好不了多少，充其量程度、形式有所差异而已。甚至于直至当今中国，不少男人仍然照不得三国美女那些镜子，否则丑恶嘴脸就会暴露无遗。有一句广告语“美食和美女，让味觉和视觉都放松”，就颇值得人们思索。

事实上，以美女为节点的女性问题，历来就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历史问题。早在公元前12世纪，希腊半岛南部的阿开亚人和小亚细亚北部的特洛亚人，就曾为争夺斯巴达美女海伦，打了一场历时10年的部落战争，希腊人最终整个毁灭了特洛亚城。人类进入21世纪，文明程度总体上高得多了，但在非洲一些国家、地区和部落，女孩子仍然必须经受“割礼”，国王者流仍然可以每年“选妃”。即便文明领先的国家，女人有权当女王、总统、首相、总理、国务卿、CEO了，平民家庭出身的英国黛安娜王妃可以与查尔斯王储分庭抗礼，追求个人爱情自由，挑战世袭王权、男权了，曾被誉为“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二十世纪的蒙娜丽莎”，现年79岁的前意大利著名女星吉娜·洛罗布里吉达，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同小她34岁的西班亚房产商贾维尔·里高·里福尔斯结为伉俪了，仍然只是表明女性命运改善了，地位提高了，而决不是什么“男女都一样”。美国《财富》杂志评选2006年度全世界最有权力的31名风云人物，女人只有2人，一人为现任美国国务卿赖斯，另一人为与其丈夫比尔·盖茨并列的盖茨基金创办人之一梅琳达·盖茨，男女比例的过分悬殊即为一个铁证。

风行全球的“选美”活动五花八门，表面上仿佛是崇尚女性美，实际上骨子里都是男人在变相猎艳，满足意淫，而不是女人在主动比美。通常多由男人“选”出来的“美”，无论封“后”称“姐”，事后总有不少的美女沦为富豪巨贾、政要名流甚至黑帮头子的新妇、二奶或者小蜜，就证明了诸多“选美”在现代文明包装下的男权购“物”实质。前不久，据英国媒体披露，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国家剧院附近的公厕里，安装了一批外形酷似女人性感嘴唇的小便池，池内竟然还有一排雪白的牙齿和一条鲜红的舌头。制造商纽合德，以及设计“女人嘴唇小便池”的专家们，究竟将女性当作什么，难道还需要作分析吗？而所有这些，较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拉链门”不乏后继之人，甚或后来居上，以及明娼、暗娼、“红灯区”广泛存在，国际间的贩卖性奴隶事件时有所闻，又都成了小焉者也。固然不容许以一当十，以偏概全，但只要不睁着眼睛说瞎话，谁能说，女性人格已经普遍得到充分尊重了呢？借全球“他山之石”，攻当今中国之“玉”，未尝没有必要。

第十三章　辱骂和恐吓也是战斗

《孙子兵法·谋攻篇》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辱骂和恐吓都可以当作心理战手段，用于军事对抗，也用于政治斗争，三国人物多有高手。某些辱骂和恐吓并无预谋，但只要出自敌对行动，也会凸显战斗色彩。

《三国演义》第九十三回下半回写“武乡侯骂死王朗”，三国历史上没有这回事，又是罗贯中虚构出来的。王朗字景兴，东海郯（今浙江嵊县）人，归顺曹操前曾任会稽（今浙江绍兴）太守，曹丕称帝拜为司空，曹叡即位升任司徒。在担任司空期间，他和时任司徒华歆、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等人，都先后给蜀汉丞相诸葛亮写过信，劝其审时度势，上顺天命，下从人心，举蜀国之地降魏。诸葛亮不为所动，作《正议》一文驳斥劝降理由，表达了以弱胜强，统一天下的信念。这些事都记载于《诸葛亮集》，《三国志》本传裴松之注详加引述，以葆忠贞。那以后，王朗于太和二年（228）病逝于洛阳，生前从未参与过对蜀作战，更未在两军阵前与诸葛亮发生对骂。罗贯中仅就一点劝降影子，就把王朗移花接木到诸葛亮的首次北伐事件当中，让他作魏军主帅曹真的军师，在祁山阵前劝诸葛亮“倒戈卸甲，以礼来降”，结果反被诸葛亮当场骂得又羞又怒，倒于马下而死。文学不等于历史，罗贯中如此虚构非但不足为怪，抑且活泛可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中还可以看出，辱骂俨若一种心理战手段，可以产生奇特作用。

《孙子兵法》第一篇《计篇》，即已强调“兵者，诡道也”，指出为“将”五要之一就在智计。第三篇《谋攻篇》又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这些文字里，虽然并没有直接列举“诡道”智计，但像诸葛亮骂死王朗那种辱骂，分明合乎“不战而屈人之兵”一说，堪称一种“谋攻之法”。事实上，中外古今的军事对抗和政治斗争当中，不只是辱骂，还包括恐吓在内，都经常成为一种心理战的具形选择。其间也有一些猝发性的辱骂和恐吓，尽管沾不上“谋攻”的边，但只要出自军事上或政治上的敌对行动，同样能见人见事，凸显出战斗色彩。这方面，三国人物多有高手，也多有好例，值得后人仔细咀嚼。

“建安七子”中有个陈琳，擅长写章表书记，曹丕《与吴质书》评价他的“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官渡之战前，他在袁绍麾下作幕僚，袁绍命他撰写檄文声讨曹操。这篇檄文被后人题作《为袁绍檄豫州》，收录于《文选》卷四十四，与后来唐初骆宾王撰写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异曲同工，都以辱骂得痛快淋漓著称于世。就檄文性质而言，肯定是一篇遵命文章，属于职务行为，而非个人专利。但诚如明人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陈记室集题辞》中所说，陈琳“为袁本初草檄诋操，心诚轻之，奋其怒气，词若江河”，“后世即有善骂者，俱不及也”。其“善骂”表现在，从曹操祖父曹腾骂起，称其“与左悺、徐璜（汉末擅权宦官，左称‘左回天’，徐称‘徐卧虎’），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次骂操父曹嵩，“乞丐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然后骂到曹操头上，指其“赘阉遗丑，本无懿德，狡锋协，好乱乐祸”。这样查三代，骂三代，极尽人格侮辱之能事以后，才洋洋洒洒，真真假假，或夸大其辞，无限上纲；或无中生有，肆意诋毁，历数曹操的桩桩罪行，斑斑劣迹。其宗旨，就是要给曹操政治上定性：“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从而“布告天下”，追随袁绍起兵讨贼，建立“非常之功”。借用当今的话说，这篇以“骂”名世的檄文，实质上是袁绍集团在官渡之战前公开发布的罪行榜、声讨书和动员令，兵马未动而先打宣传战，意欲在心理上先将曹操逼到死角。

据裴注引《典略》说，这篇檄文传到曹操手里时，他的头风痛老毛病正巧发作了，是卧在病榻上面读的。读罢居然翻身而起，兴奋地说：“此愈我病！”尽管这样的心理效应恰与袁绍期望相反，但檄文之骂对于曹操心理刺激之深之巨，殊非常人所能想象。其后经官渡之战，曹操打败了袁绍，进而占领冀州，陈琳归降曹操。曹操对陈琳说：“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陈琳赶紧谢罪。幸好曹操这位政治家确有宽怀大度的一面，“爱其才而不咎”，留下他在身边担任司空军谋祭酒，掌管记室，相当于现今的文字秘书。对这段“骂”的前后因果，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檄移》中评论道：“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实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然抗辞书衅，激然露骨。

敢矣撄曹公之锋，幸哉免袁党之戮也！”倘若转换为辱骂袁绍，陈琳不但本人必死，势必还会祸连于三族。

无独有偶，半个世纪后，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举兵造司马氏的反，也使用了辱骂手段。时在正元二年（255）正月，有慧星长数十丈，起于吴、楚之分，划过西北方向的夜空。毌丘俭、文钦“以为己祥”，“遂矫太后诏，罪状大将军司马景王，移诸郡国，举兵反”。在仿造的太后诏令中，他们历数司马师的11条大罪，不乏恶语相加。如罪一“盛年在职，无疾托病，坐拥强兵，无有臣礼”，罪二“为臣不忠，为子不孝”，罪四“权势自在，无所领录”，罪五“有无君之心”，罪六“不顾大义”，罪八“不奉法度”，几乎将封建宗法纲常伦理固有的各项罪名都扣到司马师头上了，有的罪名还是从不同角度反复加重。不忠不孝就类于禽兽，在封建社会深入人心，虽然尚未明指司马师类于禽兽，但妇孺皆知其理，等于已经说了。到第十一罪，更由政治、品德牵扯到生理，抓住司马师新割眼瘤未愈，骂为“天不长（助长）恶，使目肿不成”，也够刻毒的了。其用意，仍同袁绍当年令陈琳草檄骂曹相似，就是要多向度地把司马师骂绝搞臭，从而广泛地造成舆论，以使自己从心理上尽可能地取得将吏士民的认同响应，而置对方于心理劣势，舆论劣势。这一场“谋攻”，一度部分奏效，母丘俭、文钦得以“迫胁淮南将守诸别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寿春城（今安徽寿县），为坛于城西，歃血称兵为盟”，拥众五六万插旗割据于一时一地。另一方面，司马师也承受到了一定的心理压力，担心朝廷内外反对者甚多，万一用兵战败，将会难以收拾。犹豫再三方决计出兵，亲征淮南，以母丘俭被杀，文钦逃往东吴为最终结果，平定这场叛乱。

曹操也曾骂过刘备。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率军攻汉中，阳平（今陕西勉县西北）一战杀死曹军大将夏侯渊。曹操闻讯极为震怒，亲自率军入汉中，直抵阳平关欲与刘备决战。刘备却驻军山头之上，凭借险峻地势，森严壁垒，拒不与曹操决出一个你死我活。刘备间或也挑逗一下，派遣养子、时任副军中郎将刘封出面挑战，重要将领都不出营。曹操气得不行，大声呵骂：“卖履舍儿，长使假子拒汝公乎？待呼我黄须来，令击之！”所谓“黄须”，指他的四子曹彰。曹彰与其兄曹丕、曹植雅好文学不同，“少善射御，膂力过人，手格猛兽，不避险阻”，一向以卫青、霍去病作为榜样。此前一年（218）代郡乌桓人造反，曹彰以北中郎将职衔，代理骁骑将军，率部北征，所向皆破，北方悉平。曹操在长安召见凯旋而归的曹彰，曹彰不伐己功，功劳尽归诸将。由于曹彰的须发微黄，曹操持着他的黄须夸奖：“黄须儿竟大奇也！”如今抬出“黄须儿”，无非想从心理上刺激刘备，促其在曹彰到来以前就决战。殊不知骂了“卖履舍儿”，称了刘备的“爷爷”（自称“汝公”，犹如骂了刘备“孙子”），仍如400年前项羽骂刘邦一样，传承“高祖之风”的刘备心理承受能力极强，坚决不上当，坚持不应战。从三月围到五月，曹操心理上先拖垮了，决计撤军北还。正是在此背景下，他传出了“鸡肋”的口号，引发杨修自作聪明，抢先收拾行装，招致杀身之祸。很可能，当时曹操的心气不舒，也是杀杨修的一个偶然因素。

同在这一年，庞德骂关羽，另是一种情况。庞德原为西凉马腾、马超父子麾下的一员勇将，建安十六年（211）随马超逃到汉中，依附张鲁；二十年（215）曹操进入汉中，收降张鲁，庞德也随众归降。曹操素闻庞德骁勇，一来就拜为立义将军，封关门亭侯。二十四年（219）关羽攻襄樊，庞德率领所部参战，驻守樊城南。他的堂兄庞柔在蜀中，樊城诸将颇疑之，他表明态度说：“我受国恩，义在效死。我欲身自击羽。今年我不杀羽，羽当杀我。”与关羽战场交锋，庞德一箭射伤了关羽额头。他常骑白马，“羽军谓之‘白马将军’，皆惮之”。曹军主将曹仁派他驻防到樊北十里，恰逢霖雨十余日，汉水暴溢，平地水深五六丈，造成水淹七军之惨，庞德只好带领余众避水上堤。关羽引水军乘船攻击，乱箭从四面射向堤上，庞德被甲持弓，奋力抗击，从黎明一直力战到午后，矢尽又以短兵相接。他告勉将士：“吾闻良将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毁节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战至最后身边只剩下将士三人，仍弯弓傅矢，乘小船欲投奔曹仁。不幸船翻被俘，兀自立而不跪。关羽对他说道：“卿兄在汉中，我欲以卿为将，不早降何为？”庞德怒目圆瞋，斥骂关羽道：“竖子，何谓降也！魏王带甲百万，威振天下，汝刘备庸才耳，岂能敌邪？我宁为国家鬼，不为贼将也！”终不屈被杀，与七军主将于禁跪地乞降，适成鲜明对照。方其时，骂声已经成为他的唯一可用的武器，他就运用这一武器，壮烈地展开最后的斗争，直到杀身成仁。没有任何预谋，但却正气凛然，浩气长存。

吴质的骂也无预谋，从中凸显的本质，却与庞德的骂决意不可以相提并论。吴质其人，在建安时期跻身主流文人之间，以才学通博深得曹丕以及诸侯礼爱。他政治押宝押在曹丕身上，替曹丕出主意修理死对头杨修，送曹操出征独自痛哭流涕以博取眷爱，都使曹丕将其视为第一号心腹，多次写信全都写得情文并茂。曹丕一登上皇帝宝座，就破格提拔他任北中郎将，振威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封列侯。黄初五年（224）吴质从任所入京朝见，曹丕特为破例，诏令上将军及特进以下官员都到吴质住所聚会，并拨出专款设置酒宴。酒酣耳热之际，吴质意欲尽欢，针对上将军曹真身体肥胖，中领军朱铄身体瘦弱，他故意召来倡优当场表演说肥瘦。曹真仗着是曹氏本亲，官职又尊显，生气地责问吴质：“卿欲以部曲将遇我邪？”在座的骠骑将军曹洪、轻车将军王忠也批评吴质，曹真趁势拔刀瞋目，声言“俳敢轻脱，吾斩尔”，骂起座来。吴质怎么服得这个软，当即案剑责骂道：“曹子丹，汝非屠几上肉？吴质吞尔不摇喉，咀尔不摇牙，何敢恃势骄邪？”朱铄实在看不过，起身说：“陛下使吾等来乐卿尔，乃至此邪？”吴质掉头呵叱他：“朱铄，敢坏坐！”朱铄也是一个急性子，面子上过不去，旋转身就拔剑斩地，大家不欢而散。这其间，吴质比曹真更是恃势骄横，恶语伤人，连皇亲国戚、官高于他的曹真也没有放在眼里，当面辱骂人家是屠案上的肥肉。通过这样一场权贵高层内部的特殊战斗，可以让人看到吴质之类的无行文人一旦有了“最高”一人的权势作为冰山，将会怙威肆行到什么地步。然而就是这样的匪类，在专制帝王庇护之下却能固宠至尊，难道不值得后人深省吗？

吴质辱骂曹真表现出来的怙威肆行当中，显然含有恐吓的成分。辱骂不一定都是恐吓，恐吓也不一定都要用到辱骂，三国时期的第一个军阀董卓便习惯于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对文武官员进行恐吓，以达到特定政治目的。初平元年（190）关东诸侯联兵讨董卓，他打算放弃洛阳，迁都长安。司徒杨彪以“迁都改制，天下大事，皆当因民之心，随时之宜”为由，发表了劝阻意见，董卓当即脸红筋胀地申斥道：“杨公欲沮国家计邪？……宫室官府，盖何足言？

百姓小民，保足与议？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驱之，岂得自在！”这一番夹枪带棒的话，吓得在场的公卿臣僚莫不恐怖失色。太尉黄琬小心翼翼地恳请董卓“重思”，他当即“罢坐”，拂袖而去；并且当天就命令司隶官员参奏杨彪和黄琬，撤了两个人的职，致令无人再敢劝阻。如其意愿迁都长安后，董卓筑郿坞，召见文武百官。他预设帐幔聚众宴饮，席间突然传令带出数百名诱降来的北地俘虏，“于坐中先断其舌，或斩手足，或凿眼，或镬者之，未死，偃转（横七竖八倒在）杯案间”。如此凶残地杀人取乐，实则是威慑、警告众人，直吓得“会者皆战栗，亡失匕箸”，而董卓本人却饮食自若。在董卓一类擅权肆虐者的手里，恐吓既是战斗利器，又是驭人谋略，不管花样上如何变幻，意图达到的政治目标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从心理上摧垮要对付的人，压迫其服服帖帖地畏从于己，以利自己随心所欲，倒行逆施。

—》文—当过董卓的“义子”，又因私通董卓的侍婢反叛董卓，杀死董卓的吕布，也曾凭借实力恐吓过别人。建安二年（197），反复无常的吕布先被曹操打败，逃跑到徐州投奔刘备。不久，袁术与刘备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