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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僦欣山�，任用邴原为从事。当时曹丕身贵位尊，“天下向慕，宾客如云”，唯独邴原“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举动”。有一次曹丕宴请宾客百数十人，设问说：“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说纷纭，邴原不发一言。曹丕硬要他表态，他勃然变色答道：“父也！”弄得曹丕也不好再与他辩难。他这样应对曹氏父子，表明你要我做官，我不得不应命做官，但做了官我也要我行我素，决不会给你效力，更不会给你当奴才，这叫隐于朝。

另外几个人则属隐于野。管宁在辽东“庐于山谷”，与乡民同地而居，同井而汲，一住就是30余年。他“坏堵筚门，偃息穷卷，饭鬻糊口，并日而食”，却“吟咏《诗》、《书》，不改其乐”。尤其是“玄虚淡泊，与道逍遥，娱心黄老，游志六艺”，“经危蹈险”而“不易其节”。辽东太守公孙度与他对话，他“语惟经典，不及世事”。魏文帝黄初四年（223），明帝太和三年（229），齐王曹芳正始二年（241），都以太中大夫职位诏请他入朝作官，他一概都“固辞不受”。自甘于贫贱，管宁终得以守志全身，活到84岁。王烈与管宁相似，也“避地辽东，躬秉农器，编于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乐”。并且与当地土著居民相处极融洽，“东域之人，奉之若君”。公孙度让他当长史，曹操任他为丞相掾征事，他都不肯应命，于建安二十三年（218），以78岁之龄寝疾。巨鹿人张牛Ш陀贝ㄈ撕�昭，“亦养志不仕”。张牛б簧�“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诸侯”，袁绍、高干、曹操历次征辟，都不从命。他“笃学隐居，不与时竞，以道乐身”，活了105岁，才于正始元年（240）与世长辞。临终前几天，还“援琴歌咏，作诗二篇”。胡昭同样推脱过袁绍、曹操的征辟，“转居陆浑山中，躬耕乐道，以经籍自娱”。司马懿为布衣时，他曾私下里对司马懿有过救命之德，但“口终不言”，司马懿专权了仍不事声张，不邀报偿，时人誉为“天真高洁，老而弥笃”。嘉平二年（250）当局又公车特征，恰遇他辞世，终年89岁。这几位隐于野的高士，自觉、坚决、彻底、持久地与恶劣的政治和腐浊的官场划清了界线，保持了距离，不拖泥带水，不招是惹非，因而能够真正做到守志保身。从这一点看，非但邴原不及，就是阮籍、嵇康也略逊一筹。

至于放诞，嗜酒、服石、好美色之外，还有傅粉、纵欲、好田猎诸种表现。阮籍、嵇康一类的文人由于避世需要，染上了这一风气，而根子却在曹魏统治集团的上层。曹丕好田猎，曹爽纵欲到了淆乱宫廷的地步，此前章节已经涉及，不再赘述，这里只说曹植如何。曹植的文学天赋及其造诣，谢灵运有“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的极端赞誉（见李瀚著《蒙求集注》），虽然过头了，毕竟反映出魏晋第一，毋庸置疑。而在性格和行为方面，这位文学天才则又是一个纨绔子弟，浪荡公子。在《三国志》本传中，就明确地定性为“任性而行，不自彫励，饮酒不节”。黄初二年（221）他被贬爵为安乡侯，固然由于监国谒者灌均迎合曹丕的旨意进行诬陷，他自己“醉酒悖慢，劫胁使者”确也授人以柄。而在太子名分尚未确定时，有一次他接见文学名士邯郸淳，就尽显出放诞张狂。当时正逢天暑热，曹植让初次相见的邯郸淳先坐着，自己却去洗澡，傅粉。所谓傅粉，就是像倡优一样用粉涂成一张白脸（日本的艺伎可以作参照），当时的贵公子们以为时髦。然后科着头（不戴冠帽巾帻），用手拍打着半裸的身体，自鸣得意地跳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完了才问询来客：“邯郸生何如邪？”也不待人家作出反应，他就去更着衣帻，整理仪容，然后才与客人高谈阔论。他这些嗜好作为，浑如当今社会的某些贵胄公子、追风少年穿必进口名牌，言必夹杂外语，或染黄、白异发，或留披肩长发一样，不是出自于避世保身，而是借以炫耀身份，显示不同于凡俗。

跟何晏相比，曹植犹如小巫见大巫。何晏其人，不仅如鲁迅所说“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而且喜欢傅粉和服石，是正始年间官僚士大夫傅粉和服石的班首。他仗着母亲改嫁曹操为妾，自己因而成为曹操“假子”的特殊地位，娶金乡公主作为正妻并不满足，还十分好色，曹爽的淫乱多参与其间。又“性自喜”，爱描容打扮，“动静粉白不去手”，走起路来一扭二摇，“行步顾影”，唯恐自己的回头率不高，争得眼球不多。他和王弼、夏侯玄一帮玄学名流，都热衷服石，就像现今的“K粉族”成瘾。他们服的寒食散，多以矿石为基本成分；其中一种以石钟乳、石硫璜、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等五种无机物矿石粉末组成，称作五食散，特别受到青睐。

各种寒食散均含毒素，丹药和酒服下后，身体就会忽冷忽热。药性一旦发作，浑身痛苦难言，精神进入恍恍惚惚的虚飘状态，使人暂时忘记了其他一切，仿佛超脱尘世之外。寒食散好似魏晋的“白粉”。何晏、王弼、夏侯玄等辈正始名士开了服石先河，延及两晋、南北朝，衍生成为官僚士大夫的一种时尚。这当中，借助药性而放浪形骸，暂除烦恼，无疑具备共通性，但究竟有多少人主要是麻醉自己以消极避世，有多少人如何晏等主要是寻求精神刺激，更加放纵自己，实在不宜一概而论。如嵇康服石，理当就与何晏等服石既有其同，又有其异。

究其实，何止于服石一项需要具体分析，玄学、清谈、避世、放诞……莫不如此。具体分析起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个体层面，二是总体层面。从个体上看，在朝与在野，在朝得势与在朝失势，在野半隐与在野全隐，以及个人性格、资质、阅历、身世等等，每一个人都好比一片树叶，纵然大体相似，细析纹理也是有所差异的。何晏有别于王弼，阮籍有别于嵇康，邴原有别于管宁，诸如此类，莫不尽然。从总体上看，个体差异性却在摈弃之列，质地关联性更须当注意。为什么除了遁隐避世古已有之，玄学、清谈和放诞都始发于正始年间，而遁隐避世在那一时期也在加剧？毫无疑义，诚如众多史学论著业已诠释的那样，在那一时期，曹爽与司马懿两大帮派的权力之争异常酷烈，司马氏获胜以后运用杀戮手段铲除异己，搬弄名教纲常桎梏思想，交合在一起造成如斯种种。但只是归究这种政治因素，还解答不了何以玄学、清谈、放诞都牵连到老庄思想，所以尚需作更深层的文化基因探测。

从两汉直至三国，儒、道两家学说一直在交替式地乃至兼混式地产生精神影响，被汉儒先后以“天人感应”或谶纬之说改造过的儒家思想多数时候占主导地位，司马氏搬弄的名教纲常主要取自于儒。而不管其间存在多少同异正伪，孔孟倡扬的“仁者，人也”，都规定了人在社会结构里的“二人”关系定向，由兹才有“三纲五常”。这种“二人”关系定向，决定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群伦主导的价值体系，积极性是尽人皆知的。但同时，也带来了另一面，就是抑制甚或消解个体价值，引出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否则就是不忠不孝那一套。鲁迅说的“吃人”，基因正在其中。老庄道家学说则与之有所对立，主张“万物得一以生”（《老子·法本第三十九》），“天地与我并生”（《庄子·大宗师》），比较重视“一人”，讲究个人要保身养生。魏晋玄学、清谈、放诞之类的表现形式不一，文化根须却全都伸向保身养生，同样毋庸置疑。如果全面讲以人为本，儒家的“二人”和道家的“一人”就应当兼收并蓄，而非只执一端。尤其在当时那种政治恐怖格局下，个体生命时刻遭到屠刀的威胁，依从名教正面迎上去无异送死，即使不死也是在恶运的阴霾里徘徊和挣扎，一部分人如此寻求自保的可能途径，应该视为珍惜生命的意识觉醒。即使扭曲，即使荒诞，总不宜无分青红皂白，劈头盖脑一概斥之为消极、颓废。

后记：无心PK易中天

只正说，不戏说。循史以钩沉，见真而立论。我的《三国十八扯》，介乎张大可《三国十二帝》与《易中天品三国》之间，属于当代人解读三国史的另外一类文本，可以任人评说。

历时四个月，基本上按照个人预期，写完了这本《三国十八扯》。其间重庆主城的气温，高，高到了摄氏44度，低，则低到6度，真正堪称暑寒交替，秋光不多。公私事务，友朋交往，几番导致时停时续。但不管怎样，终究没有改弦更张，有始而无终。

作家王继是我的一个朋友，原先在武汉大学读书，与易中天也有师友之谊。听说我正在写这本书，电话上劝我趁早放弃，以免徒耗功夫。理由之一，易中天正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三国，上海文艺出版社还出高价买断了《易中天品三国》的出版权，强强联手已经炒得很火了，要想赶上过于困难。之二，“三国热”已经“热”过头了，势将很快冷下来，不如另辟蹊径。我告诉他说，易中天以往的书我曾读过两本，他在《百家讲坛》亮相我也看过两场，的确见识独到，诉说精彩。但我并不是附其骥尾，在他品三国以前，我早已在为写这本书清理思路了。众人凑热闹炒起来的“热”，当然闹过了就会退火降温，可我决然自信不是凑热闹，并且断然不信解读三国历史会因任何人的某一著述而止息，所以我一定坚持写下去。

只正说，不戏说。循史以钩沉，见真而立论。我的《三国十八扯》，介乎张大可《三国十二帝》与《易中天品三国》之间，属于当代人解读三国史的另外一类文本，可以任人评说。

九月中旬王继到我家里来，我给他看了十八“扯”的预订标题。我说我的“扯”，确定是正说，不是戏说。每一“扯”都有一个文化视点，从标题就能看出我的视度，无论别人认同不认同，我都那样看，有的话题还没有人像我这样说过。他放弃了原先的意见，说你可以写下去，争取也上《百家讲坛》。既而建议道，出书的时候，就公开标明PK易中天。

我能够领会王继的创意，然而，不能接受他的建议。老实说，虽与易中天缘悭一面，但我尊重他把三国文化引出书斋，推向大众的胆识造诣，而不欣赏某些人士对他的指摘非难。不与他PK，只因为我扯三国与他品三国，文化诉求、叙述方式和文体选择都有所差异。我是力求循史以钩沉，见真而立论，决不把《三国志》等史籍跟《三国演义》搅混在一起来说人说事。凡所引述，宁可用文言原文（除《三国志》外都标明出处），也不改写为现代白话。改写并不难，但截头去尾、添字加词难免变味走形，不及原文经得品咂。纵然个别文言语句与现代表述存在间距，联系上下文，也不至于不知所云。整个文本以叙事为主，辅以纵横贯连，远近旁通，分析和点拨穿插其中，力图写成随笔体的散文系列。这些都与易中天品三国不同类，不同类就不宜比，不宜比也就无所谓PK。我不要PK。我欣赏共存。

由易中天我联想到了张大可。他也是一位大学教授，更是一位三国史专家。20年前，张大可主持编撰高等院校通用教材《新编历史文选》，我客串性地写过一点文字，与他有过接触。一别20年再未联系过，今年10月间忽然见到他的一本新著《三国十二帝》，恍若重遇其人。翻了翻，居然觉得就对三国史的把握度而言，我不及张大可那样“专业”，也不像易中天那样“业余”，大致若在张、易之间。如果这样的类比区分不算过度狂悖，那么我的《三国十八扯》就介乎《三国十二帝》与《易中天品三国》之间，也算当代人解读三国史的另外一类文本。

另外一类文本，自有另外一类优劣长短得失，一切都任读者评说。既写出来了，我唯有欣慰，没有遗憾，任何誉毁都会包涵，都求共存。此时此际，我仅止想说，十分追怀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局面。那时的诸子百家，没有空调、电脑、高楼、汽车，没有职称、基金、奖项、靠山，也没有什么理论、权威的独尊樊篱，都能放心大胆地学因实立，见从己出，各张旗帜，标榜辩难，从而促成了哲学、史学、文学的皆大繁荣。我衷心期盼，已经进入了21世纪的当代中国，不但能早日重现那种文明盛景，而且更加风光无限。

情系古今，言难尽意，仅以四句打油诗，收结我的十八扯：

着意放言三国史，无心PK易中天。

多元文化聚薪火，孔见犹期贻后传。

2006年12月12日于淡水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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