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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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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什么要研究弗洛伊德呢？对任何一个恪守西方道德传统和理性传统的人来说，要坚定地、毫不畏缩地正视弗洛伊德所说的那些话，都不啻是一种五雷轰顶的体验。要被迫承认这么多宏伟理想也有其巨大的缺陷，乃是一件屈辱难堪的事情。至于去亵渎那些把种种缺陷遮掩起来的文明禁忌，则更是一种大胆妄为的行径。体会弗洛伊德的思想无异于第二次品尝禁果，因而本书不可能不犯罪过地将这种体会传达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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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生与死的对抗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在我们睁开眼睛之后，在无花果树叶不再能遮掩我们羞处的时候，我们便以充分的现实具体性，把我们目前的处境体验为一种悲剧性的危机。按照本书所提示的方向，一个开始变得明显的事实是，人类在其所有躁动不安的奋斗追求和进步中，根本不知道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弗洛伊德说得对，我们真正的欲望是意识不到的。同样开始变得明显的是，人类由于意识不到自己的真实欲望并因而不能获得欲望的满足，已经变得仇恨生活和准备毁灭自己。弗洛伊德设定死亡本能是正确的；毁灭性武器的发展，已经使我们目前的困境变得简单明了：我们只能与我们的无意识本能和驱力——与生命和死亡——进行对话，否则，我们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但仅有弗洛伊德还不够。在弗洛伊德手中，精神分析是一个处在不断进步完善中的有生命的机体。自从弗洛伊德死后，正统精神分析学已变成一种封闭的、几乎是学院式的体系；其本身也随着总体文化趋势而趋于陈腐和贫瘠。严格的研究表明，精神分析的整个心理形而上学基础需要作新的解释。众所周知，正统精神分析学已不能从弗洛伊德后期的死亡本能概念中生发出什么新思想；甚至就是弗洛伊德早期的、被人们认为是精心建立起来的性欲理论、压抑理论和升华理论，也需要作新的、进一步的解释。
在本书第二部分到第四部分中，以“爱欲”
、“死亡”和“升华”为标题，我对精神分析若干重要概念系统地进行了说明、批判和重新解释。
这一工作的艰难，可以从新弗洛伊德主义（ｎｅｏ－Ｆｒｅｕｄｉａｎｉｓｍ）的浩劫中略见一斑。站在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理性观念一边对弗洛伊德进行阉割，直到其完全与人们的常识相一致，这当然是极其容易的事情，只可惜这时候已没有任何弗洛伊德的东西保留下来。弗洛伊德思想是反常识的，否则它便什么也不是。最艰巨的事情是跟随弗洛伊德进入他所探索的黑暗的地下世界并停留在那里；同时，在显然需要重新绘制他曾经率先绘制出来的地图时，还要有勇气不依靠弗洛伊德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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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３
独立的工作。
弗洛伊德主义的潜在危机是一种生存上的暧昧和社会关系上的含混。即使是弗洛伊德本人，也没有能够免除这种暧昧和含混。私下里，弗洛伊德知道他手中掌握的东西要么一钱不值，要么能造成整个人类思想的革命；公开地，他所开创的精神分析运动却仅仅是作为一种由职业性的专家掌握的治疗方法。这种治疗仅仅施之于少数特选的有钱人，他们本来是于社会有用的人，只是后来因为某种挫折或精神障碍而受到了伤害。然而我们的目的却不同。我们所关心的是使精神分析成为一种关于人性、人类文化和人类历史的更为广泛的一般理论，是使它在人类逐渐认识自己的历史进程中，被人类意识从整体上视为一个崭新的阶段。
弗洛伊德富于天才和人文精神，他试图纳入精神分析领域的不仅是神经症病人的种种问题，同时还有整个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这一点特别表现在他关于文化的著作——从《图腾与禁忌》（１９１３）到《摩西与一神教》（１９３７）之中。然而人类总体神经症问题（本书第一部分讨论了这一问题）作为中心问题所可能产生的生存后果和理论后果，弗洛伊德却从未充分考虑过——在此之下人类需要治愈的将是它的总体神经症（本书第六部分“出路”对此进行了尝试）。弗洛伊德确实还不具备充分的条件来完成这一朝向人类学观点的转变——即不是在治疗室中，而是进入到文化和历史中，从人类罪恶与愚蠢的记录中获得第一手资料。这里所需要的是对精神分析、人类学和历史进行综合；而在这方面，基扎。罗海姆①的工作是意义仅次于弗洛伊德的先驱性工作。新弗洛伊德主义心理学的灾难给我们的教训是：这种综合不
①基扎。罗海姆（ＧéｚａＲóｈｅｉｍ，１８９１—１９６３）
：匈牙利出生的精神分析学家，是把精神分析法用来解释文化的第一位人种学家。重要著作有《澳大利亚人的图腾制度》、《精神分析与人类学》。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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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生与死的对抗
可能通过调合精神分析与传统的学院派观点之间的分歧和差异来廉价地实现。本书第五部分考察了弗洛伊德学说中一个最奇怪的悖论给人类文化科学带来的革命性后果。
对精神分析所作的这种新解释，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副产物便是重新解释弗洛伊德本人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只要仍然把弗洛伊德简单地视为个体治疗法的奠基人，便足以把他仅仅看作医学史的一部分，看作是夏科和布洛伊尔的继承人。但如果精神分析代表着人类自我意识总体进程中的一个新阶段，那么，去发现和估价弗洛伊德与其他现代思潮之间的隐秘联系，就成了对人类现状所作诊断的一个组成部分。弗洛伊德与尼采学说之间不谋而合的亲缘关系是众所周知的；弗洛伊德本人也曾承认，诗人们先于他而发现了无意识。
真正使人感到吃惊的，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发现那些通常未被发现的亲缘关系：首先是弗洛伊德的方法与那种可以被称之为辩证法的逻辑学中的异教传统所具有的亲缘关系；其次是弗洛伊德的学说与由雅各布。波墨①作为其最重要代表人物的神秘主义异端传统之间的亲缘关系。本书最后一章“肉体的复活”则较为一般地从总体上勾画了我的观点，即精神分析是形形色色的现代思潮（诗歌、政治、哲学）之间的一个被漏掉了的中间环节；所有这些现代思潮都深刻地批判了现代文明的非人性，所有这些现代思潮都不愿放弃对美好事物的希望。
这种想要更新精神分析，并通过更新精神分析而更新关于人性和人类命运的思想的努力，其结果便是这本相当怪诞的不合时俗的书。
既然怪诞，当然就不可能“正确”
；但本书也并不期求所谓“正确”。
它
①雅各布。波墨（ｊａｃｏｂＭｏｅｈｍｅ，１５７５—１６２４）
：德国著名的神秘主义哲学家。重要著作有《曙光》、《伟大的神秘》等。因其思想不见容于世而备受迫害并曾在法庭上受审，但他也得到身为贵族、医生和文人的朋友们的敬重和保护。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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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５
所希望的仅仅是把某些新问题，把某些新的可能性引入公众意识。因此本书的风格也是如此：修辞上的严谨并未冲淡其怪异悖谬。我毫不犹豫地追循新思想直到最终得出“疯狂”的结论，因为我深知弗洛伊德大约也已经“疯狂”。实际上，已经有某些迹象表明：我的思想并不像它刚刚开始酝酿时（１９５３—１９５６）那么怪诞和不见容于世。这些表示欢迎的迹象包括赫伯特。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１９５）
，此书是自威廉。赖希命途多舛的学术冒险之后的第一本重新展望消除压抑的可能性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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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问 题
进入弗洛伊德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会使你感到恍若
置身于一个陌生的世界和一种陌生的语言之中——这是
一个病人的世界，这是一种可怕的、用作诊断的技术性语
言。然而这个陌生的世界恰恰就是我们大家实际生活于
其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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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生与死的对抗
第一章 人是一种疾病
有一个词如果能被我们理解，它便能成为开启弗洛伊德思想的关键。这个词就是“压抑”。诚如弗洛伊德所说，整个精神分析的大厦就建立在压抑理论上。
［１］弗洛伊德为研究他所说的压抑现象而贡献了他的全部生命。弗洛伊德式的革命是对传统的人性理论和人类社会理论所作的激进修正——只要压抑被确认为事实，这种修正就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
按照新的弗洛伊德式的观点，社会的本质是压抑个人，而个人的本质则是压抑自己。
考察压抑这一概念的最好办法是回顾弗洛伊德在作出这一假说之前所走过的道路。弗洛伊德的突破，是从一整套前此一直被视为没有意义——至少在科学界中是如此——的现象中发现了意义。这些现象包括：（一）精神错乱的“疯狂”
症状；（二）梦；（三）种种可以被笼统称之为日常心理病理学的现象，如口误、过失和杂乱无章的思想。
弗洛伊德是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认为神经症症状、梦和过失是有意义的呢？他当然意指这些现象是被决定的，是能够给予一种因果性解释的。他严格地坚持要毫不动摇地忠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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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３
心理决定论的原则，但他的意思却并不仅止于此。因为，如果能够按行为主义的原理把这些现象解释为肤浅的观念联想的产物，则这些现象虽然有了原因但却并无意义。有意义指的是表达了一种目的或一种意图。
弗洛伊德的关键性发现，是发现神经症症状和日常生活中的梦与过失确实具有意义；而由于它们具有意义，“意义”
一词的含义便必须作极大的修正。
由于这些具有目的性的表达方式所表达的目的通常并不为表达目的者所知，弗洛伊德不得不考虑这样一种悖论，即人心中有种种不为自己觉知的目的，有种种非自觉的意图；［２］或者，用较为技术性的语言讲，有种种“无意识的观念”。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心理现实世界。关于这个心理现实的内在性质，我们也像对外部世界现实一样全然不知；我们的通常所作的自觉观察所能告诉我们的，最多只能像我们的感官知觉关于外部世界所能告诉我们的一样。
［３］弗洛伊德据此而把精神分析定义为“仅仅是发现了精神生活中的无意识而已”。
［４］
然而弗洛伊德主义的革命却并不仅止于在人的自觉意识之外假设了一种无意识的心理生活。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假说是：某些无意识观念不可能以寻常的方式变为自觉意识，因为它们遭到意识的自我（ｔｈ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ｓｅｌｆ）
的竭力否认和拼死抵抗。从这一观点出发弗洛伊德可以说“整个精神分析理论事实上建立在对拒斥作用的发现上，每当我们试图使病人意识到他的无意识，病人便行使这种拒斥。”
［５］因此，无意识与意识之间的动力关系是一种彼此冲突的关系，精神分析彻头彻尾地是一门关于心理冲突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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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生与死的对抗
当个人拒绝把一种他自己的目的、意愿或欲望接纳进他的自觉意识，并在这样做的同时在他自身中建立起一种与自己的想法相反对的精神力量的时候，无意识领域便形成了。
被个体拒斥了的意愿或想法仍然保留在他身上，而这种拒斥就是压抑。
“压抑的本质很简单，它就是拒斥作用或将某种东西摒弃在意识之外的功能。”
［６］用较为一般的话来说，压抑的本质是人拒绝承认其人性现实。受到压抑的目的和意愿仍然存留在个体心中，这一事实可由梦和神经症症状得到证明。梦和神经症症状是无意识对意识的入侵，但它所产生的却并不确实是纯粹的无意识意象，而是两种相互冲突的体系的一种妥协，它们因此而展示了心理冲突的现实。
没有压抑理论，无意识这一概念便成了玄妙难解的东西；正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我们从压抑理论中获得了无意识的理论。”
［７］换句话说，无意识是“从动力学上讲不自觉地被压抑着的东西”。
［８］在整个体系中，压抑是个关键词，这个词是经过挑选来指明一种建立在心理冲突基础上的动力结构的。弗洛伊德在说明心理压抑的性质时，从社会现象如战争、警察制度中援引和列举了一系列譬喻和类比。
［９］
从神经症症状、梦与过失到关于人性的一般理论，这中间似乎有一个飞跃。但即使承认这是一个飞跃，弗洛伊德也可以争辩说，他有资格去探索把一种从狭小领域中获得的假说应用到最广泛的领域中去的可能性。他可以冒犯世人地声称：传统的人性理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关于这些外围现象（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它们没有任何东西可说。
除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还有什么人性理论能够对梦和神经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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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５
乱说出一点有意义的话来呢？难道梦和神经错乱真的是人类生活之外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吗？
然而事实是，弗洛伊德坚持认为，从神经症症状、梦与过失到新的人性一般理论，并不需要再向前跃进，因为受压抑的无意识假说赖以建立起来的根据，本身就包含着这样一种结论，即这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所有人身上的现象。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病理学现象，尽管从实践的观点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但在理论上却十分重要，因为它表明，无意识意愿已经闯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闯入人们公认的正常行为之中。
从理论上讲更加重要的现象是梦，因为梦虽然也是一种“正常”现象，却不仅详尽无遗地展示了无意识的存在，而且还显示了压抑机制的存在（梦的检查制度）。
但既然同样的压抑机制也是产生神经症症状的原因，既然神经症患者的梦——这些梦是理解其神经症症状的含义的线索——在结构上和内容上均与正常人的梦没有什么不同，其结论便自然是，梦本身就是一种神经症症状。
［１０］我们所有的人因此都是神经症患者。至少，梦向我们表明，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只在白天才有差别。但既然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病理学也显示出同样的机制，那么，即使“健康”人白天的清醒生活，也显然渗透了无数的症状形式。因此，“正常人”与“非正常人”之间，并不存在质的差别而仅有量的差别，这种差别仅仅取决于这样一个实际问题，即我们的神经症是否已严重到使我们丧失工作能力的地步。
［１］
换用一种更为悖理的说法，或许能使我们更加接近弗洛伊德的观点。这就是，“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之间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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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生与死的对抗
别仅仅在于，“正常人”的神经症具有社会通用的表现形式。
总而言之，在引用一种更为技术性和更为小心谨慎的表达方式来表达同一定理时，弗洛伊德要说的是：从梦的研究中我们懂得了，神经症患者所采用的是一种业已作为一种正常组成部分而存在于我们心理结构之中的心理机制，而并不是一种新的、由某些病理失调或其他原因创造出来的心理机制。
［１２］
因此，弗洛伊德的第一个悖论——存在着受到压抑的无意识——必然暗含着第二个更加重要的悖论：人类普遍患有神经症。这是精神分析的一座过渡桥梁。神经症并不是一种偶尔发生的反常和变态；它并不仅仅存在于别人身上；它就发生在我们身上，而且任何时候都伴随着我们。它同样也发生在心理分析者身上：弗洛伊德便是通过自我分析才发现俄狄浦斯情结并将它视为一切神经症的根源的。
《释梦》是对苏格拉底的训诫“认识你自己”
的一个了不起的运用和拓展。
或者，换一种方式讲，人普遍具有神经症的教义是神学原罪教义的精神分析学翻版。
弗洛伊德基本假设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指出心理冲突的存在；不进一步详细说明这种冲突的性质和种种相互冲突的力量，上述假说就不可能成为有意义的公设。于是弗洛伊德在不同的层面上并从不同的角度，反复地致力于分析基本的心理冲突。现在且让我们从这些不同的陈述中抽取出共同的核心和要点。
在我们开始表述弗洛伊德的压抑理论时，我们曾使用ｐｕｒｐｏｓｅ（目的、意向）一词来指称那些被压抑在无意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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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７
的东西。这个十分模糊含混的词掩盖了一条基本的弗洛伊德定理。产生出梦和神经症的心理冲突并不是由知性问题造成的，而是由目的、意愿、欲望造成的。弗洛伊德经常使用的术语“无意识观念”在这里可能会使我们迷失方向。但正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只要我们考察的仅仅是记忆和观念，我们便始终停留在表面。
心理生活中唯一有价值的是情绪。
所有的心理力量只是通过其激发情绪的倾向才变得有意义。观念只在其与不容发生的情绪释放联系在一起时，才会受到压抑；所以更为正确的说法是，压抑仅仅涉及情绪，但这些情绪只有与观念结合在一起，才能为我们所理解。“
［１３］弗洛伊德不倦地强调，梦本质上是愿望的满足，它所表达的是受到压抑的愿望，神经症症状也同样如此。
现在，如果我们把“欲望”
（ｄｅｓｉｒｅ）作为这一系列术语的一个最适合的概括和抽象，那么，一条弗洛伊德式的定理就是：人的本质并不是笛卡尔所说的我思，而是我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大体如此）认为人的ｓｕｍｕｍｈｏｎｕｍ（至善）
止于观照和沉思；由于目的乃是任何定义中的基本要素，这就相当于说，人的本质就是观照或沉思。然而，与人是沉思者这一教义杂然并陈在一起的，是柏拉图关于爱欲的教义。正像柏拉图在《会饮篇》和《斐德若篇》中反复论述的那样，爱欲的教义向我们暗示，人的基本的追求是为他的爱找到一个满意的对象。人是沉思者和人是爱欲者这一暧昧不明的杂然并陈，同样也见之于斯宾诺莎和黑格尔。西方传统的转折开始于对黑格尔的反拨。费尔巴哈和继之而来的马克思，都呼吁放弃沉思的传统而主张他们所说的“实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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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生与死的对抗
性活动“
；讨论这一概念的含义及其与弗洛伊德的关系，将会使我们离题太远。然而叔本华及其意志至上的思想——无论他本人对意志至上的竭力逃避会在多大程度上勾销他的思想——却是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对伟大的、确实精神已相当不正常的西方传统——即人的目标是尽可能地成为一个沉思者的传统——的摒弃。弗洛伊德心理学将纯粹的沉思作为根本不存在的范畴予以取消。在他看来，只有愿望才能发动我们的心理机器。
［１４］
与这种把欲望视为人的本质的思想相关联，欲望被定义为其指向是获得快感逃避痛苦的能量。
弗洛伊德因而可以说：“我们的全部心理活动就是一心要获得快感和逃避痛苦，它自动地受快乐原则的调节。”
［１５］或者，“简言之，正是快乐原则安排了生命所意欲的种种活动。”
［１６］在这一分析水平上，快乐原则中并不暗含复杂的享乐主义理论或任何关涉快感渊源的特殊理论。这是一个来自常识的假设，其含义正如亚里士多德的箴言——所有的人都追求快乐；所以弗洛伊德说：快乐原则的目标是快乐。
［１７］
然而人追求快乐的欲望却与整个世界相冲突。现实迫使人放弃对快乐的追求；现实使人的欲望受到挫折。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相冲突，这种冲突即是造成压抑的原因。
［１８］在压抑状况下，我们存在的本质体现为无意识，只有在无意识中，快乐原则才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梦与神经症症状表明：现实的挫折不可能摧毁我们存在的本质——欲望；无意识是人的灵魂的不可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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