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首道文集-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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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写的《六十年的变迁》，描绘的是从１８９５年戊戌变法前后至１９４９年全国解放前后这６０年来我国革命和反革命、进步和反动之间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异常尖锐剧烈的斗争历史。　六如同志着意用文字再现这一中国历史上变化最剧烈、最伟大的时代。　他的写作动机和愿望是值得敬佩的。　撰写历史小说，必须忠实于历史。　六如同志写作态度十分严肃，查阅了很多历史资料、档案资料、图书报刊；１９６１年，他不顾年高，亲自到湖南、江西、福建一些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地方调查访问，收集写作素材；同时还走访了一些老同志，共同回忆当年情景。　他写第二卷《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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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雨》时，说到季交恕和方维夏同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请毛泽东同志给湘军讲武堂讲农民运动。　当他们找到毛泽东同志时，只见毛泽东同志正在对学员们讲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光辉著作。　因为我曾在毛泽东同志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六如同志亲自登门找我核对这一史实，我为这一认真的精神所感动。　我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同志讲授这篇光辉文献的基本观点时，常常运用他亲自调查得来的丰富材料和群众语言，讲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形象生动，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经久不忘。我详细地向他介绍，毛泽东同志讲到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时，把阶级压迫形象地比作一座多层的宝塔。　毛泽东同志一面讲，一面就在黑板上画出来，指着宝塔说：你们看，最下面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毛泽东同志说：压迫和剥削者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劳苦大众团结一致，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座大山就可推翻。　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

　　　　六如同志听到我的回忆，高兴地笑了，连说：“珍贵，珍贵，真是好史料！”

　　　　数易寒暑，大概在５０年代中期，我收到了李六如同志寄来的《六十年的变迁》打印稿，征求意见。　翻开第一页，熟悉的家乡环境，人物语言，深深地吸引了我，禁不住一气把它读完，作为真人真事的历史小说，这本书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刻画人物栩栩如生，文笔明快流畅，堪称为历史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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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文学巨著，我为六如同志在晚年取得的成就而庆贺。后来我才了解到，李六如同志写作《六十年的变迁》是倾注了全部心血的。不论是酷暑，还是严冬，他日日夜夜，伏案走笔疾书。为了斟酌词句，他有时绕室而走，搔头弄首，反复推敲。休息时，文思也未停止，偶有所得，即使是深夜，也马上披衣下床，展纸提笔。　六如同志深知自己已近垂暮，来日无多，他决心要为自己有限的余生争分抢秒，“不完成《六十年的变迁》，我死不瞑目！”

　　　　这是他的豪言，也是自勉语。第一、二卷文稿完成后，他自己出钱打印，分送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及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同志审阅，并请历史学家范文澜、吕振羽等同志及一些作家指导。　文稿中有关描述毛泽东同志的段落，都用红笔作了标记，请毛泽东同志审改。　经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有关同志批示，由林默涵同志审阅。　林默涵同志看后写了个报告给中央，肯定这本书是本很好的历史小说，对青年很有教育意义，并提了一些积极的意见。　六如同志极为珍视，经过几次修改，方提交出版部门。《六十年的变迁》第一、二卷，卷帙浩繁，共约５０万字，于１９５７年、１９６２年由作家出版社先后出版，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初版一问世即告售罄，再版７次，总印数达３１万余册。广州、武汉、哈尔滨等地方出版社均曾重印。《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文学》、《北京日报》、《文汇报》、《羊城晚报》、《武汉报》、《长沙晚报》等报刊，纷纷选刊连载。　这本书不仅载誉国内，而且蜚声国外，我外文出版社于１９６１年将第一卷译成英文，发行世界各国。　日本著名汉学家石川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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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入矢义高曾将第一卷译成日文版。　莫斯科外文出版局亦在１９５９年出版俄译本。中国评剧院薛恩厚同志执笔将第一卷改编为评剧，于１９５７年搬上舞台。剧名《如此家庭》，由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张德福同志分别扮演剧中主角童少英、季交恕。　演出时座无虚席，盛况空前。正当李六如同志呕心沥血全力创作《六十年的变迁》第三卷的时候，十年浩劫带来的一场血雨腥风遽然降临到他头上。　林彪、康生、江青一伙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对六如同志横加迫害，诬陷他是“叛徒”

　　　　、“反党分子”。

　　　　《六十年的变迁》一书亦同被祸，被贬为“反党小说”。从此，六如同志遭到非法软禁，他企望用来讴歌中国人民革命伟大胜利的笔，也被迫放下了。

　　　　三、秉性耿直　情深义重

　　　　李六如同志１８７年出身于湖南省平江县，早在青年时期，他目睹列强欺凌，满清腐败，国无宁日，民不聊生之状况，痛心疾首，努力寻求救国救民之道。　他１９岁献身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致力于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参加了辛亥革命。　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封建军阀窃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犹如昙花一现，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六如同志怀着彷徨和绝望的心情，毅然东渡日本，苦读６载，于１９１９年学成归国。他变卖家产，在家乡兴办工厂，倡办夜校，普及平民教育，试验“实业救国”

　　　　、“教育救国”的道路。　可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深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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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洋纱洋布倾销市面，工厂倒闭，他自己也倾家荡产，两袖清风。　残酷的现实教育他，不容再幻想了。　何去何从？他一时找不到出路。李六如同志在探索真理的实践中屡次遭到失败，原因何在？

　　　　正如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的：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都看，努力学习西方。　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间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可以救中国，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向西方人学得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　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民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就在这时，俄国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份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李六如同志正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那一类先进知识分子，他在旧中国探索了３０多年。“实业救国”

　　　　、“教育救国”这些维新妙药，都试过了，都失败了，都救不了中国。　在山穷水尽，无路可走中，他接受了毛泽东、何叔衡等同志的思想影响，开始转变，“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认识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一真理，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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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革命运动，在群众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启蒙教育。１９２１年党成立，经毛泽东、何叔衡同志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党。　大革命时期，他参加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先后担任中共湘区文委委员，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常委，广州第二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北伐第二军第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等职务。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李六如同志受湖南省委的委派，回到平江开展党的工作，发展农民武装，参加秋收暴动。１９２８年受党组织派遣前往香港等地从事革命活动，直到１９３０年回到中央苏区。经历无数艰难险阻，对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李六如同志具有中国典型知识分子的美德，谦逊文雅，耿直刚正，嫉恶如仇，坚持原则，勇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３０年代初，他在闽西工作时，坚持执行党的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政策，允许自由贸易，并组织商人去蒋区办货，以供军需民用。　当时，“左”倾教条主义者认为红白对立，禁止往来。　因六如同志不盲目服从，便加以打击，给戴上“社会民主党”

　　　　的帽子。　延安整风后，六如同志认为自己身为共产党员，作为毛泽东同志办公室的秘书长，忠心耿耿、光明磊落地向党组织写过一个书面意见，他对整风中某些人对知识分子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和过左的做法有不同意见，因此得罪了康生，从此种下了祸根。　六如同志在延安任毛泽东同志办公室秘书长期间，江青骄横跋扈，虐待服务员，工作同志们积忿在胸，愤懑不平，纷纷将意见反映给六如同志。　六如同志反复思忖，权衡利害之后，出于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决定把同志们对江青的意见向毛泽东同志作一次汇报，请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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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同志从严教育江青。　正汇报中，江青进来了，听见六如同志对她的批评，当即大哭大闹，蛮横地说六如同志没有资格批评她。毛泽东同志生气了，指责江青说：“你摆什么老资格，六如同志是我的老同志，他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

　　　　从此，江青怀恨在心，每遇见六如同志都视而不见，昂首而过，六如同志也针锋相对，不以笑脸相陪。　建国初，一次节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六如同志见到毛泽东同志时，江青适在一旁。六如同志以江青是毛泽东同志夫人，主动问好，江青前嫌未释，扭头不理。“文化大革命”开始，康生、江青小人得志，炙手可热，六如同志预感到这是不祥之兆，屡屡叮嘱王美兰同志要做好思想准备，迎接厄运降临。　后来，事实果然被六如同志不幸言中。李六如同志联系群众，平等对人，对被压迫欺凌的人民群众和处于困境中的善良人们尤富于同情心。１９５７年，中国评剧院排演根据六如同志《六十年的变迁》改编的剧本，剧终后六如同志赶到后台，称赞新凤霞同志扮演的少英演得好。那天新凤霞同志的小女儿也正好在场，六如同志一看到她就满怀感情地叫：“吴祖光！

　　　　一看她这两道眉毛，就活脱是个吴祖光！“一边亲切地爱抚她，一边关切地对新凤霞同志说：”祖光有信来吗？你要写信给他！“这番话语，久久使新凤霞同志感念不忘。２０多年后，新凤霞同志怀念六如同志时说：”李老的话，犹如春风化雨，直入我的心扉，使我感到极大的温暖，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能满怀感激地点点头。　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吴祖光三个字是不能提的呀，可是李老却毫不顾忌这些，当众向我询问祖光的情况，这对身处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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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予了多么大的支持和力量啊！“

　　　　李六如同志秉性忠实，淳朴敦厚，情操高尚，特重情义。他出身富室，负笈日本，学有专长，回国后不混迹官场，不钻营私利，而是一心探索谋求救国富民之道。１９３４年，在中央苏区，他与王美兰同志结合成为夫妻，一时传为美谈。　王美兰同志是江西永丰县人，出身清寒，１９３１年红军打开永丰城，这个童养媳才挣脱锁链投奔革命。六如同志建立家庭后，对王美兰同志恩爱异常，教她识字，学政治，努力在文化上、政治上帮助她提高。　王美兰同志对六如同志温柔体贴，细心照顾他的生活，夫妻二人互相敬重，和谐美满。　红军长征后，六如同志和王美兰同志留在中央苏区，风餐露宿，在枪林弹雨中转战于赣南山区，茹苦含辛，坚持不懈。　六如同志在吉安被捕，被判处死刑，王美兰同志忍住眼泪为他送牢饭，含着眼泪为他搓洗血衣。在漫长的艰难岁月里，他们同生死，共患难，相依为命，革命生涯更加锤炼他们情深似海的夫妻感情。　吉安脱险后，他们来到南京我党办事处，劫后余主，王美兰同志摄了一帧小像，六如同志提笔在照片背面题日：“吾妻美兰，赣人也。　性忠实而重情义，曾与吾共生死患难于枪林弹雨之中，跋山涉水，艰苦备尝。　在吾遭难时，尤得其辅助之力不少，吾是以爱之重之。古人云：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吾与美兰，患难之交也，糟糠云乎哉！故数年未尝离左右。”

　　　　意赅情长，六如同志高尚情操跃然纸上。１９３９～１９４２年，王美兰同志因病去苏联治疗，关山阻隔，书信难通，六如同志在延安日夜思念。　有人劝他另结新欢，但他忠贞于爱情，一心等待王美兰同志从苏联归来。全国解放后，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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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志身居要职，他和王美兰同志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几十年来，始终如一。

　　　　四、六十多载　奋斗不息

　　　　１９６７年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康生有一次在北京接见湖南造反派时造谣说：“湖南历来各种势力都有……还有一个李六如，就是写《六十年的变迁》的那个李六如，他是叛徒、反党分子。”主子一声令下，喽罗们蜂起上阵，抄家、揪斗、隔离软禁、专案审查等等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来。　李六如同志清白之身蒙此弥天大冤，自由失去了，写作辍断了，使他痛心如焚。１９７０年春，林彪、康生、江青一伙把李六如和王美兰同志强行迁离北京到桂林软禁，与世隔离，企图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折磨摧毁他们。　南方多雨，空气卑湿，六如同志精神上十分压抑苦闷，常以酒浇胸中的块垒，“借酒浇愁愁更愁”

　　　　，苦闷至极时，他便仰天长啸，这声声啸声像鞭子鞭挞在王美兰同志心上。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后，六如同志夫妇获准返京，六如同志欣喜若狂。　但北京等待他的不是欢喜和温暖，他的心顿时又灰暗了。　回家后，伴随而来的种种冷遇、凌辱，使得他的病情迅速恶化。１９７３年４月１０日，这位革命了一辈子的老同志，凄然抱恨离世。李六如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新中国奋斗的一生。他从本世纪初就从事革命活动，在６０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奋斗不息，革命意志始终不渝，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他出身于富室，生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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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却能奋勇地冲破旧家庭的包围，背叛自己的阶级，出污泥而不染，不谋名利，不贪荣华，投身工农群众运动。　他一生参加过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随着历史的变迁和发展，他没有落伍，从一个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战士转变成伟大的共产主义国际主义战士。六如同志追求革命的一生雄辩地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是历史的真理。我们要学习他把一生献给人民事业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革命情操，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为完成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各项任务，为早日把我国建设成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贡献力量。李六如同志离开我们了。　我痛心中国人民损失了一位忠诚战士，党损失了一位优秀党员，我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好战友。　历史是公证的，嘲弄历史和篡改历史的人，终究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今天，林彪、康生、江青一伙终于逃不脱正义的审判，他们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党中央已为六如同志作出了正确的结论。１９８０年７月２日在京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我怀着沉痛的心情为他致悼词，千古奇冤已经昭雪。　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重新出版六如同志的《六十年的变迁》第一、二卷，他生前未能完成的第三卷遗稿８万多字不久也将出版。　他的家乡《湖南日报》“洞庭”副刊已在１９８１年５月开始连载《六十年的变迁》第三卷。　六如同志如九泉有知，当也会欣慰欢笑了。（原载《怀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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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联系　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　　　—９６３—

　　　　加强联系　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在美国众议院的讲话

　　　　１９８１年１１月

　　　　尊敬的众议员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我有机会同各位众议员先生见面，感到非常高兴，请允许我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代表团的名义，对你们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借此机会，我愿对中国政协这个组织作一简单介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的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国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行互相监督的主要形式，是以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的代表共同组成的。　早在１９４９年９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同志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议，代行全国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法》等一系列重要文件，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以及首都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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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７３—王首道文集

　　　　１９５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过后，作为全国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政协便不再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从１９５４年起，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一直由周恩来担任。１９７８年２～３月举行了政协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邓小平同志为全国委员会主席。　现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包括１０个党派及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近２００名委员，并建立了各省、市、县各级地方组织约１６００余个。　现在，人民政协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委员们列席人大会议，经常讨论国家大事和方针政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献计献策；到各地参观、视察，进行调查研究，并向各级政府提出批评建议与意见；全国人民政协积极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事业，并为增进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女士们，先生们，我们这次应邀访问你们美丽的国家，是为了增进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和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各位众议员都是关心中美关系发展的，你们中不少人曾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过贡献。　我愿在这里告诉诸位，在两国建交公报的基础上发展中美关系，也同样得到中国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因为它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　我们全国人民政协将加强与美国各界人士的联系，为促进我们两个伟大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而努力。谢谢各位！

　　　　（全国政协档案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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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阶级久经考验的战士陈郁　　　—１７３—

　　　　工人阶级久经考验的战士陈郁

　　　　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２４日

　　　　陈郁同志的一生，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走过的光荣的、曲折的道路。　他历尽艰险，百炼成钢，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英勇奋斗了一辈子，他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是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我同陈郁同志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　我在中央苏区工作时，就知道陈郁同志的名字。１９４０年周恩来同志把陈郁同志从苏联找回延安后，我们就熟悉起来，成了推心置腹的革命战友，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们始终不渝地保持着革命友谊。我同陈郁很要好，很谈得来。　我们的个人经历不同，他是一个工人的孩子，童年做工，很早就从事工人运动，参加领导过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后来遭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残酷打击迫害，差点葬身异国，历尽困苦才回到延安。　我是一个贫农的孩子，从小参加农业劳动，早年投身农民运动，１９２６年被选派到毛主席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参加了秋收暴动，后来也遭到了王明“左”倾路线的无情打击迫害，险些丢了脑袋。　这种不同经历和共同遭遇使我们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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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３—王首道文集

　　　　非常亲近，彼此对对方的工作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很喜欢听农民运动的情况，我很喜欢听工人运动的业绩，特别是谈起使中国革命遭到重大损失的王明路线，看法完全一致。　记得我们在延安的一次交谈中谈过，我们当时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