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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首道文集-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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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东北局决定抽调400名干部由陈云率领担任接收工作。他们很快就总结出《接收沈阳的经验》,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保留原有的生产管理机构,留用旧有的管理人员和技术干部,以尽快恢复生产。 这个《经验》后来由中央转发给各中央局和前委。恢复工业生产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正确对待私人工商业。 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政府就明确规定保护工商业的政策。 提出对于私人企业,须尽力解决好劳资关系,凡是有利于发展国民经济和解决人民需求的,就应给以各种帮助,让其发展。 如对各地的火磨、烧锅、油坊,我们都继续供应原料保证生产,既满足了军民需要,又增加了财政收入。由于我们采取正确的指导方针,东北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例如,鸡西、蛟河、通化、赛马等各主要煤矿,1946年就生产原煤74万吨,1947年增加到235万吨。其他主要工业品生产也都大幅度地增长。若以1946年产量为10,到1947年,纸为14,橡胶为565,纺织为196。
国营工厂的工人,1946年有1300余人,1947年增加到5万余人。1949年政府发放国营工业贷款25亿元,使原煤、发电、纸张、纺织品、木村的生产成倍增长。 国营工厂职工人数增加到12万余人。在恢复工农业生产的同时,恢复和发展交通事业,同样也是一项十分紧迫而重要的工作。 我们刚进入东北时,铁路线均为苏军掌握,而且有些已经残破不全。 当国民党进入东北、我军撤出沈阳时,由于运输工具极缺,使得大量物资白白丢弃。 从此,我们十分重视交通问题,各部队均装备有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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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队或大车队,东北局也接收了部分铁路,有一部分是与苏军共管的。到1947年3月,由我们控制的4800公里铁路线,基本上做到了畅通无阻。到1948年,又修复线路2700公里,新铺侧线62公里。 铁路营运里程共达9600公里。
三、开展对外贸易,换取军民急需的紧缺物资
在敌人占据主要交通干线和大城市后,我解放区被分割。国民经济各部门都处于残缺不全的状态。 那时,即使我们手中的工矿企业全部恢复生产,许多重要物资也无法自己解决,如布匹、食盐、火柴、某些药品、汽油和许多种机器零件都很缺乏。 那时,一麻袋大米只能换到一盒火柴,用“更生布”做的军服一碰就破,军鞋用手一掰鞋底就断。 穿着这样的鞋子怎能打仗?李富春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个被迫向我们投降的国民党特务提出,如果我们没有盐,没有布,要想打破农民对国民党的幻想是不可能的。 可见,实行对外贸易以换取必需品是多么的迫切和重要。 其实,这也反映了经济工作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任何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 要动员农民生产大批商品粮来保证几十万军队和职工的需要,就必须向他们提供必需的工业品进行交换。 流通渠道不畅,农民手中大量的大豆就打不开销路,有些地方眼看成熟了的大豆烂在地里无人收割。 由于大豆价格比烧柴还贱,有人竟用大豆、豆饼做燃料。 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同苏联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展贸易,用我们的产品去换取必要的紧缺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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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苏联因春旱秋涝谷物歉收,需要进口粮食。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于1946年8月、10月两次同苏联远东公司驻哈尔滨代表波伊克商谈,要求进行贸易,但都遭到拒绝。于是在11月派刘亚楼赴苏联直接与苏联政府外贸部门负责人面洽,苏方开始同意谈判。 他们先提出要粮15万吨,后又一下子增加到100万吨,我方代表叶季壮开始只答应给50万吨。 以后苏方要得越来越多,直至要求每月运交30万吨。 经过多次谈判,才达成每年出口100万吨的协定。 对于这笔巨额的贸易,有些同志有不同的议论,但东北局的领导彭真、陈云等一直积极支持。 当时苏方用“秋林公司”
、我方用“东兴公司”的名义进行贸易。 由于缺乏各方面的准备和经验,早期的对外贸易确实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是运输,一下子集中和调运这么多的粮食,简直难以想象。 因此,运粮问题曾被列为东北解放区第一位的中心工作,东北局为此专门讨论了4个钟头。缺少火车头,确定由吕正操负责解决,要求在1946年12月份突击修复280台机车。还要组织大批干部、工人集中、保管和装卸粮食,这个工作由李立三、刘向三负责。 至于具体的收购、调运工作,各级地方政府都安排有专人负责。东北财经委员会内部分工由我和叶季壮负责。 各省、县、区都成立了购粮委员会。 各省委并为此发出紧急指示,如合江省委在指示中明确指出:“购粮任务之能否完成,对我解放区之成败,有直接重大影响。”由于上下同心协力,这项外贸任务终于顺利地完成了。 通过出口粮食和肉类换回食盐、布匹和机器零件等,不仅使东、西、北满各根据地的军需供应有了保证,而且普遍改善了农民群众的生活。农民们拍手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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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是“经济上的解放”
、称赞“共产党真有办法”。在开展外贸工作方面,始终得到陈云的热情关怀和支持。 如他到图们、大连和朝鲜了解情况后,在准备和肖华赴南满的前一天,即1946年11月20日,曾亲笔写信给我、叶季壮和邵天同志,对于用500吨麦、200吨肉类同苏军管理的大连换取食盐、火车零件等问题,作了详细而明确的指示。
四、建立健全财政经济体制,逐步加强和统一财经管理工作
东北的财政经济工作机构、工作体制,也是根据发展生产和支援前线的需要,从无到有逐步建立健全起来的。 东北统一政权机构正式建立之前,在东北局领导下,就已成立东北银行、东北军区军工部、东北铁路管理总局、东北贸易总公司等机构,分别由曹菊如、何长工、伍修权、陈云、李富春、吕正操、叶季壮等负责或兼管。 当时为了解决军队的供应和工作的需要,主要采取两种办法:一是依靠清理没权敌伪物资,以供一时之需。 为此,各省、市、县都成立了“敌伪物资清理委员会”
,负责清理敌伪储存或散失在各地的武器、弹药、粮食、布匹、运输工具等。 二是辅之以发行纸币。发行纸币开始也是各地根据需要自行办理,并没有统一的计划管理,可以说这只是一种临时应急措施。如当时在沈阳,有时一次就从关内调来上千名干部,组织部门就要临时多方联系,想各种办法解决他们的吃饭、穿衣、居住问题和必需的办公用具。 实际上财政经济工作尚处于初创阶段,并无可靠的财政来源,只能采取分散自给的方针。 这样就免不了会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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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种种难题,如收支脱节,入不敷出,通货膨胀,物价波动,物资极度匮乏,人民群众的正常经济生活没有保证。 当时我军各部队正在东北迅速展开,接着又面对国民党的进攻,须进行频繁的流动作战。这就根本谈不上建立正规的财经工作。当中央号召“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以后,随着人民政权的巩固,财经工作才得以逐步走向正轨。东北的财经工作,开始由东北局财经委员会领导,它是党政军民统一的财经行政机构,对外称“财经办事处”。
1946年8月,新成立的东北行政委员会设置财政委员会,由陈云任主任,我们都是在陈云具体领导下进行工作的。1947年1月中旬,举行东北第一届财政经济联席会议。 我在会上做了《目前财经工作的方针与任务》的报告,叶季壮同志做了《关于金融贸易问题》的报告,李六如同志做了《关于财政问题》的报告,林枫同志做了《关于政权改造与生产问题》的报告,彭真同志做了《关于工业建设问题》的重要讲话。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东北解放区着手建立财政经济体制的开始。这次会议前后,预决算制度,对内、对外贸易制度,经济计划制度等都在逐步制定和完善起来。1947年4月,又设置了东北行政委员会财经办事处,由我任主任,叶季壮、吕正操、李六如任副主任。此时,我们面对的经济形势仍然十分严峻。敌伪物资已经用尽,货币发行平均每人在1300元以上,已经达到饱和。 而且商业不活跃,工业未恢复,人民生活仍然贫困,群众负担已不能再增加。 当时又是战争环境,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的80%以上,因而包括东北各省在内,财政赤字占财政总支出的75%以上。 为此,我们一方面大力抓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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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厉行节约,一方面着手建立自己的财务。 首先是清理和集中各单位的资金,用以兴办经济事业,增加财政来源。记得我们刚进入哈尔滨时,针对当时物价飞涨和财源枯竭的严重局面,采取了许多应急措施。 为了掌握市场动态,每天都有市场方面的情况简报。 那时管财经的同志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研究简报,以便了解情况,采取对策。 为了筹集必要的资金,也开始搞商业,如开办松花江银行,进行贸易活动,一个月的利润就高达10~20万元。总之,通过各种途径开源节流,以增加收入,为恢复生产和开展对外贸易准备必要的资金。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外贸工作的开展,财政经济形势也在逐步好转。根据支援战争的需要,我们又着手进行统一财政的工作。1947年8月中旬到9月下旬,东北行政委员会在哈尔滨召开东北解放区财经会议,有各省主席、财政厅长及各有关系统代表共100余人参加。 会上由李富春代表东北局做报告,我和叶季壮作了发言,各省作了汇报。最后由富春做了总结。会议通过了东北财经工作的总方针和总任务,制定了1948年经济建设计划。 会议号召东北各级党政军机关加强对财经工作的领导,由分散转向统一,使财经工作能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把统一观点、群众观点与发展观点贯彻到财经工作中,以体现“发展经济,支援战争,依靠群众,军民兼顾,统一筹划,分工负责,精密计算,结成整体”的财经工作方针。我们首先统一了北满7省的财政。到1948年6月,南满3省也统一进来了。财政的统一,对于支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对于最后集中全部财力、物力支援辽沈战役,起到了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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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重要的组织保证作用。 在统一财政的同时,进一步整顿了财经纪律,加强反对铺张浪费和打击贪污盗窃的工作。 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李富春专门讲了打击贪污盗窃的问题,会后严惩了一些贪污盗窃犯。 这对整顿财经纪律,抵制资产阶级的思想腐蚀,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47年底,财经办事处撤销,设立经济委员会,由我任主任,陈郁、邵式平任副主任。1948年7月改为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兼主任,李富春、张闻天、叶季壮任副主任。我改任工业部长。 机构的逐步健全,反映了财经工作体制的日趋完善。1948年8月,陈云针对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给中央写了《把财经工作提到重要位置上来》的报告。 报告在回顾了东北财经工作的情况和问题后,提出“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
同年9月15日,东北局提出《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东北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草案)
》。这是张闻天同志在协助陈云同志抓经济工作的过程中,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的。《提纲》中第一次分析了我国经济中存在的5种所有制形式,并据此就党对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提出了建议。 11月6日,中央在给东北局的复文中表示:你们发来的《提纲》很好,我们再加修改后分发全国各解放区,并作为各解放区经济建设的方针。
五、积极动员人力物力支援解放战争
东北根据地的建设,包括政权建设、生产建设和财政经济工作的建设,都首先是根据支援革命战争的需要而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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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通过人民政权的各方面工作,大力动员人力、物力支援解放战争,一直是政府工作和财经工作的中心任务。对人民战争的支援,首先是人力的支援。 大批翻身农民经过动员踊跃参加自己的队伍,为部队增添大量的新鲜血液。在这方面我们有着非常深刻的体会。 我军进入东北初期,我们住在城市扩兵,不了解情况,除了改编伪军外,招收的也多是敌伪人员、散兵游勇、社会流民,成分十分复杂。 因而在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面前,新扩编的部队很多暴动叛变,使我们受到一些损失。 但是,经过土地改革、民主建设,动员翻身农民大量参军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深受敌伪多年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工农群众,一旦做了国家主人,就踊跃参加自己的军队,政治素质和军事技能提高很快,作战非常勇敢。由于大量工农积极分子和青年学生踊跃参军,到1947年4月,我军主力部队已发展到近20万人,连同地方部队,总兵力达到42万人。 此外,还有大量民工进行支前工作。对我军的物力支援,同样是一项不可缺少的重要工作。进军东北初期,我们依靠收集敌伪物资,保证了部队的基本需要。 在撤离大城市的过程中,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们尽力抢运出各种军用物资和工业原料约500车皮。在国民党军队进攻初期,我们尚未建立起自己的家务,但也多方努力设法支援前线。 如1946年4~5月,为支援四平战役,自通化运往前线的各种弹药计20列车共200余车皮,粮食1200石,做工事用的铁轨30车皮,收容伤员8710名。 同时从通化向北满后方疏散各种物资多达700余车皮。为了支援战争,我们不但着手恢复工业生产,而且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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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工矿企业都尽自己所能兼办军工生产,制造弹药、武器配件和各种军需物品。 在此基础上,到1947年3月,正式建立起军事工厂13处。 除军工部所属厂子外,还有哈尔滨、北安、鹤岗、鸡西、牡丹江、珲春和大连的军工厂,它们生产子弹、手榴弹、炮弹和六○炮、雷管、火药等。 东北地区最大最好的军工企业是大连甘井子军工基地,对外称“建新公司”。
至于对军粮和军用被服的供应,更是根据地政府的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 我们刚到东北时,对东北的严寒气候不了解也不适应,有些干部战士被冻伤。 因此,十分重视部队的被服装备。如对棉军服须做多厚,军鞋怎样达到保暖要求,陈云都亲自过问,并定出了严格标准。从1947年夏季攻势开始,我军进入战略进攻,支前任务更加繁重。 到1948年年底,我东北部队人数骤增2倍多,军需装备自然要随之增加。 辽沈战役一打响,支援工作更需全力以赴。如原计划准备10万俘虏的冬衣,结果俘虏多至30万人。 从这件事可以想见当时的任务是怎样的紧急和繁重。解放战争3年中,东北地区共有160万工农群众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共动员了300多万支前民工,30万副担架,3万辆运输大车,90万匹骡马。 至于后方医疗和护理伤病员,安置荣誉军人,以及为军人家属代耕等各项支援工作,则是无法完全用数字统计的。
六、支援全国解放战争
伟大的辽沈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全部消灭了东北国民党军。 这本身就是对全国解放战争的有力支援,同时也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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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东北解放区作为解放战争总后方的战略地位,对全国解放战争开始了直接的支援。东北解放区主力部队,在辽沈战役结束后休整还不到两周时间,即不顾疲劳,迅速挥师南下入关,协同华北解放军进行解放华北的平津战役。80余万人的主力部队和10万匹战马,浩浩荡荡地分由辽沈、辽东、辽西3路出发挺进华北,并有15万民工随军担任各项战地服务工作。这样的场面多么壮观!
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解放区勇敢地负担起建设新部队的巨大任务。 东北军区在1949年6月底编成10万人8个师的地方正规部队,并建立2个高射炮团及11个工兵营;在过去组训二线兵团的基础上又组训5万人(据统计,从1947年8月~1949年7月的两年内,东北我军共先后3批组建二线兵团189个,合计422万多人)
;成立联合军事学校,训练A近200名连排步兵干部,近200名炮兵、工兵及通讯干部。东北的军事工业,为前线生产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物资。1949年还担负了入关作战的第四野战军的全部费用。为帮助关内各解放区克服经济困难,东北解放区提供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支援。1949年共上交中央粮食80万吨,木材150万立方米,钢铁20万吨。 为及时修复粤汉、陇海、淮南、同蒲等铁路线,东北解放区从全局利益出发,忍痛拆掉境内的好几条次要线路,将全部铁轨和桥梁器材赶运关内。为了开辟新区工作,东北局根据中央决定抽调53万名A干部随军南下,以后又增调800名职工积极分子、青年学生和500名老干部进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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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东北解放区也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生产管理和财经工作等积累了经验,锻炼了干部。 例如,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的各部第一任部长、副部长中,有许多都曾在东北政权中担任过相应的职务,如叶季壮、何长工、陈郁、贺诚、吕正操、李六如、曹菊如、王鹤寿、王一夫等,都曾是东北行政委员会各部的负责人。1948年11月23日,东北局根据东北全境解放以后形势的变化,作出了《关于东北解放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及时地将东北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使东北地区率先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总之,东北解放区军民在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正确领导下和各解放区支援下,在各条战线上取得了伟大成就,在许多方面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原载《辽沈决战》,人民出版社1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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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对待知识分子是关系党的根本路线的原则大事 —345—
正确对待知识分子是关系党的根本路线的原则大事
1985年2月
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全面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拨乱反正,彻底肃清“文化大革命”影响,纠正“左”倾错误的伟大实践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大家都知道,知识分子问题,并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它历来是关系到党的根本路线的大问题。 这是由知识分子本身对于革命的重要意义和我党的历史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
一、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是革命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保证
对于知识分子问题,我党一向是十分重视的。“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著名论断,充分表达了我党对于知识分子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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