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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论概略-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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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是根据内心的努力与否而有所进退的。譬如,有两个少年,都是生长在农村,都是性质朴素诚实毫无差别。他们为了经商或求学来到城市,最初,共同择友而交,择师而学,看到城市人情之刻薄也曾背地里慨叹过。但是经过一年半载之后,一人改变了原来的农民本质,沾染了都市的浮华,终于放荡堕落,贻误终身;另一人则不然,修身日严,品行始终如一,未尝失去农民的本性。这样,两个人的德行显然有了天渊之别。这种情况,从在东京求学的学生中,就可以看到。如果这两个少年留在故乡,他们都是诚实的人,天长日久,都将成为有德的老实人,可是,他们在中年以后,一人从有德变成了无德,另一人则能善保其身。现在如果寻求其中的原因,并不是二人的天赋有所不同,而且,他们所交往的人相同,求学内容也相同,所以也不能归咎于教育。那末,为什么他们的德行如此悬殊呢?这是因为其中的一人,在道德上忽然改变方向开倒车,另一人则保持而不失其本来面目。并不是外物的作用有强弱,而是在内心修养上有了努力与不努力的差别,因而造成了一个后退,一个前进。例如,有人从少年时代就放荡冶游,杀人越货,无恶不作,无人理睬,以致在社会上几乎无法容身,但因后来猛然醒悟去邪归正,痛改前非,开始考虑日后的个人前途,竞竞业业,后半生变成了一个有用的人。分析这种人一生的行事,显然可以划分两个阶段,前后判若两人,好象在桃木本上嫁接梅枝成长之后,但见梅花满树,而无从辨识其根本为桃木。社会上这种例子很多,如从前的赌徒,现在却吃斋念佛,大流氓无赖汉变成了诚实的商人等的事例并不稀罕。这些人并不是受到别人的教导而回心转意,而是由于内心的觉悟而悔改的。又如,往昔熊谷直实斩杀了平敦盛之后,归依佛门;某猎人打死了怀孕的猿猴,毕生不再打猎等等。熊谷既然归依佛门,就是念佛的行者,而不是旧日的慓悍武夫;猎人既然弃枪把锄,就是善良的农民,而不是往日的杀生者。从武夫变为念佛行者,从杀生者变为善良农民,这种事情并不需要别人教导,而是在一转念之间就可以作到的。德与不德其间不能容发。至于智慧就迥然不同了。人初生下来是一无所知的,不学习就不能进步。如果把初生儿放在旷无人烟的山野上,即使幸而不死,他的智慧也必和禽兽相差无几,甚至连黄莺筑巢这种本领,只凭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努力恐怕也是作不成的。所以人的智慧完全在于教导,如果教导有方,其前途是无可限量的,并且,一旦有了进步,就不会再回来。比如,两个少年天赋相同,如果进行教导就可以共同进步。如果两人的进步有了快慢,这可能是由于他们的天赋不同,或是教授方法不同,或是两人的勤惰不同而造成的。即使有了某种条件,也绝不可能由于内心的努力而马上打开智慧之门。昨日的赌徒,虽然能变成今天的念佛者,但是,人的智愚,若不与外界接触,绝不会一朝一夕之间发生变化。再如,去年的拘谨者可能变成了今年的浪荡儿,不复保留拘谨的形迹,但是,人的既得知识,如果不是患了健忘症,是不会消失的。孟子所谓“浩然之气”,宋儒所谓“一旦豁然贯通”,禅家所谓“悟道”,这些都是在无形的内心中无形的功夫,无从见其具体形迹。但在智慧的领域里,绝不会因一旦豁然开悟,就能象浩然之气那样发挥其巨大功用。瓦特发明蒸气机,亚当?斯密首倡经济学说,并不是独居默坐,一旦豁然而开悟的,而是积年累月研究了有形事物的道理,由一点一滴逐渐形成起来的。纵令达摩大师面壁九十年,也不能发明蒸气机和电报。即使现在的古典学者们读破中日的万卷经书,掌握了以无形的恩威治民的妙法,也不能立刻通晓现代世界通行的经国济民之道。所以说,智慧是学而后进步,不学就不能进步,已经学会,就不会退步;而道德就不同了,它既难教又难学,并且是由于内心的努力与否而有所进退的。

社会上的道德家曾这样说:道德是一切的根本,社会上的任何事业,若不依靠道德就不会成功,如果有了道德修养,则将无往而不利。所以道德是不可不教,不可不学的。社会上一切事业都可以暂时放下,而应该首先修积道德然后再谈其他问题。世上如无德教,犹如暗夜无灯,就无从辨别事物的方向。西洋的文明是由于德教的成果,亚洲的半开化和非洲的野蛮也是由于修德的深浅而使然的。德教犹如寒暑,而文明如同寒暑表,前者一有变化,后者立刻起反应,道德增长一分,文明也随着上升一度云云。他们为不德而悲叹,为不善而忧伤,或主张应容纳耶稣教,有主张恢复业已衰微的神道,或主张推广佛教等等,儒家有儒家的说法,国学家又有国学家的论调,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忧伤焦灼情况,有如水火之即将波及家门真是狼狈不堪!但是,我有另外的看法,我认为可以抓住事物的极端,但不能以此作为议论的唯一目标。现在如果以不善不德的极端情况作为唯一目标而欲进行挽救的话,这固然也好象是燃眉之急,然而,只是挽救这一方面的缺陷,还不能算做到了一切。这正如人只获得了从手直接到口的食物,还不能说是达到了人类的全部生活一样。如果以事物的极端作为议论的目标,则德教也是不解决问题的。假如,现在只以德教作为文明的根本,使全世界人人都诵读耶稣的圣经,除读经以外无所事事的话,又将怎样呢?如果盛倡禅家不立文字之教,使天下人们都忘了文字,又该怎样呢?如果有人只知背诵古事记和五经,专门学习忠义修身之道,连谋生的方法都不懂,这样,能说他是一个文明人吗?如果一个人舍弃了五官的情欲,甘愿忍受艰苦,不知人间世界为何物,能说他是个开化了的人吗?又如常见路旁有三只石猴雕象,一只蒙着眼,一只堵着耳,一只遮着口。这可能是表示不见不闻不言的忍耐之德的寓意。假若按照这种意义解释,则人的口耳目便成了不道德的媒介了,好象天之生人,就赋予了不道德的工具。如果口耳目是有害的,那末,手脚也将成为作坏事的工具了。这样看来,盲聋哑也不能算作完全的善人了,最好是连四肢的机能也都去掉。不,与其创造这样残缺不全的生物,倒不如使世界上根本没有人类,才是尽善尽美。但这能说是造化的规律吗?我不能不有所怀疑。但是,诵读耶稣的圣经、信仰不立文字之教、尊崇忠义修身之道、舍弃五官肉体情欲的人,都是德教的忠实信徒。这种对德教坚信不疑的人纵然是无智的,也没有理由责备他是坏人。责备无智是智慧的问题,和道德没有关系。所以,如果极端地说,从德教上看来,凡是缺乏私德的人,都是坏人,德教的目的似乎只在于减少这种坏人。然而,如果广泛地考察人心的活动,并详细分析所表现的事实,就有理由认为不能单把减少这种坏人的一件事,叫作文明。譬如,现在以乡间人和城市人作一比较,衡量一下其私德,究竟孰多孰少,虽然很难确定,但是,根据社会一般的舆论,总是认为乡村的风俗纯朴可爱。即使不喜爱乡村的人,也不会认为乡村的道德浇薄而城市的风气纯厚。若以上古与近世比较,或以儿童与大人比较,也是如此。但是,一谈到文明问题时,则无人不认为城市是文明的,近世是文明进步的。所以,文明与否是不能单纯以坏人的多寡来判断的。同时也可以证明,文明的根本并不在于私德一方面。但是,那些道学家们的议论一开始就趋于极端,思想偏狭不留余地,不知文明的宏大,不知文明的复杂,不知其动向,不知其进步,不知人心的变化多端,不知智德有公私之别,不知公私相互制约和相互均衡的关系,更不知把一切事物综合起来全面地判断得失的方法,只是一心一意想减少社会的坏人,结果陷入错误的见解:要使现代人回复到上古时代的人,使都市变成乡村,大人变成儿童,众生变成石猿。本来,神儒佛和耶稣教的本旨,并不是如此偏狭,只是,在世上一般传教和信教当中,人心的反应上,终于不免有这种弊端。这个情况,恰如对一个严重胃酸过多的患者,不论给予任何饮食,都被酸化而不能获得营养效果。这并不是饮食之罪,而是疾病所造成的。学者必须认清这个道理。

如果寻究那些有识之士,为什么深忧世间不道德的话,就可以知道,他们竟把社会上的人都看作坏人,而力图挽救这种趋势。这种仁慈心肠,原是可贵的,然而把世人一律称作罪孽深重的凡夫,这只是随便云云。其实未必尽然,人生在世也并不是只作坏事。古今世界不论任何善人,也不能保证毫无恶行;不论任何坏人,也不能说他一点好事都没做。综观世人的生平行为作一比较,总是包括善恶两方,而善的方面要多一些。正因为善行较多,所以社会的文明才能逐渐进步。而且这些善行,并不完全由于德教的力量产生的。引诱人作恶的企图未必都能达到目的,同样地,企图诱人为善,也未必能够导人于善。总之,人心的善恶,在于每个人内心的努力,并不是他人可以任意左右的。在教化尚未普及的上古时代有善人,智力尚未发达的儿童,多半是诚实的,因此,不能不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德教的最大目的,只在于不妨碍这个善的发展而已。家庭朋友间的劝善规过,并不是从外部灌输这个人天性中所无的东西,而是教给他怎样排除为善的障碍的方法,使他自己努力来归到自己固有的善而已。所以,道德不是单纯依靠人为的教诲可以造成的,而是由于学者的自修产生的。所谓德行,在本章的开头已经说过,是被动的私德,归根结底,就是要一个人彻底去掉一身的私欲,不贪财、不盗窃、不欺诈、不慕虚名、心地纯洁,为了诚,可以舍弃自己生命的意思,也就是所谓的牺牲精神。牺牲精神当然不是不好,这和那些贪婪讹诈穷凶极恶的不道德行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是,在人的品质中,这种牺牲的善心和这种不德的恶心之间,尚有许许多多情况。在前一段中,曾把智德的内容分为四类,若详细分类,那是举不胜举的。恰如把善恶比作极热和极寒的两极,中间不但有春秋,还有薄暑和微寒,冷暖之间有着无穷层次。如果人类能够保全其天性,则早应摆脱极寒的恶心而跃居于高尚的地位了吗?人没有盗诈之心,算得上什么美德?没有盗窃欺诈等恶行是理所当然,根本就不能算是人类的品德。象那种贪吝诈盗穷凶极恶者,徒具人之名而无人之实。这种思想如果存于内心,则必然受到社会的轻蔑,如果表现为行动,则必须用社会的法律加以制裁。总之,因果报应都是十分明显的,可以说是外备惩恶之具,内存劝善之机。然而,现在却只教人以私德,使万物之灵的人类,仅仅努力避免这种非人的不道德行为,并且以避免这种行为当作人生的最高准则,企图只用这种德教来笼络天下人心,反而使人们天赋的智力衰退,这种行为就是蔑视人,压制人,从而阻碍人的天性的发展。人心一旦受了压制,就难以重新振作起来。如“一向宗”之流,以“凡夫”自居,企图依靠他力,以求得极乐的来生,专心致意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除此以外无所事事。汉学家醉心于孔孟之道,除诵读经书以外也无所作为;皇学家信仰神道,除钻研古书以外也毫无用心;洋学家们迷信耶稣教忘了日新不已的学问,除诵读圣经以外也毫无事事;这些都是“一向宗”之流,当然,这些人信其所信,各修一己之德,可以美化人间交际的风气,对社会也是有裨益的,并没有理由责难他们无用。不过,文明事业好比是智德的担子,人人都应分担,只是信教而修一己之德也就是担起了担子的一头,尽到一头的责任,但这只不过是信其所信而已,还难以逃避应作而不作的罪责。这恰似有脑子而没有神经,保全了头而失掉了臂一样。这种人毕竟还不是尽到人类的本分,不是完成了人类天性。

如上所述,私德不是可以依靠他人的力量轻易养成的。即使可能养成,如果不依靠智慧也是徒然的。德和智,两者是相辅而成的,无智的道德等于无德。以下举例证明这个问题。现在的学者为什么笃信耶稣教而认为神儒佛迂阔呢?是因为教有邪正的区别吗?孰正孰邪我不知道,本书的目的也不是要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姑置不论。若就其对人民思想所起的功效来说,耶稣教也未必永远有力量。例如欧洲的传教士到东洋各岛和其他野蛮地区传教,使当地土人改变了宗教信仰的例子,历来已经有不少。然而直到今天,土人依然是旧日的土人,其文明情况根本不能和欧洲相比。一群赤身裸体不知夫妇区别的土人,聚集到教堂,给一母多父所生的孩子举行耶稣正教的洗礼,这只不过是改变宗教信仰的仪式而已。即使偶尔在某一地区有了文明的开端和进步的趋向,这种文明也必然是随着传教士传授的文学技术而进步的,绝不是单纯由于宗教关系而产生的,因此,宗教只能说是表面的仪式。再从另一方面来看,在神儒佛教教育下的日本人民,只是不能称作文明而已,从日本人的心术来讲,不能说全是坏人,也有很多正直的人。从这点看来,神儒佛教不见得没有力量,并不见得只有耶稣教有力量。那么,为什么要说耶稣教对文明有益,而神儒佛的道理迂阔呢?学者的看法似乎前后有些矛盾。假若寻求这种议论发生的原因,并分析他们意见的内容,也许是因为耶稣教是流行于文明国家,可与文明相辅而行,而神儒佛之道是流行于不文明的国家,不能与文明相辅而行,所以才说后者迂阔,前者有利吧。可是,宗教的流行与不流行,并不在于宗教本身的力量强弱,而是在于装饰宗教、为宗教增光的智慧作用巧妙不同而已。西洋各国信奉耶稣教的人,大都受过文明的教育,尤其是传教士,并不是只会读圣经,而且是受过学校教育,具有一定的文学艺术修养的人。所以,以往曾到外国作传教士的人,今天就能在本国从事法律工作;今天在教堂讲道,明天就可能到学校当教师。因为法俗兼备,在传教的同时附带教授学术技艺从而提高人的智慧,因此,才能和文明并行不悖。人们所以重视耶稣教,并不仅仅是信仰其十戒,而是因为传教士的言行并不迂阔而能适合于今天的文明,所以才信仰它。假使耶稣教的传教士不学无术,和我们的山寺和尚一样,即使他的行为端正如圣人,朝夕不停地背诵新旧约圣经,哪个文明人士会信仰这个宗教呢?即或有信仰它的也不过是手数念珠口诵阿弥陀佛的村妪野夫之辈而已。在这类人的眼里,不论耶稣、孔子、释迦和大神宫都没什么区别,甚至把狐狸也当作神佛合掌而拜,听到连意思都不懂的经文,也能感激流泪。对这种愚民,还能施什么教,收到什么效果呢?绝对收不到文明的效果!即便深入到这种愚昧落后的人中,强行传授耶稣圣教,向他们讲经说法,甚至施财诱导他们,也可能逐渐有人相信,但实际上这也不过是在佛教中添设了一个耶稣教派而已。这绝对不符合有识之士的愿望。有识之士的意见,必定是要招聘博学多才的传教士,在学习宗教的同时学习他们的文学技艺,以提高我国的文明。要知道,文学技艺是属于智慧的范畴,传授智慧,不一定非耶稣教的传教士不可,只要向有智慧的人学习就行。那末,认为耶稣教有利,神儒佛迂阔的见解,这岂不是有识之士的误解吗?我并不是厌恶耶稣教传教士,只要是有智慧的,不管他是耶稣教传教士也好,普通的教师也好,并没有爱憎之分,只是欢迎博学多才品行端正的人而已。假使除耶稣教传教士以外,世界上再没有正直的人,当然一切事情只好向传教士学习。但是,耶稣教不见得是正人唯一的所在。广大的世界里,自然也有许多博学正直的仁人君子,任凭人们自由选择,有什么理由非专向耶稣教寻求不可呢?总之,并不是宗教本身有什么利弊,而是由于信教人的智慧高低而其价值有所不同。不论是耶稣教,或者佛教,如果到了愚人手里,只能为愚人所用。今天的神儒佛教正因为掌握在神职僧侣和儒者手里,由他们来教化今天的人民,所以才陷于迂阔。如果使这些人(虽然很难做到)努力学习,用文学技艺装饰他们的宗教,能够使文明人也听其说教,则这个宗教必然立即声价百倍,甚至普遍受到景仰。用比喻来说,宗教如同刀,奉行宗教的人民如同工匠,虽有利刀如果落在拙工手中就没有用处。不文明的人就是有了德行,也不能发挥文明的作用。那些讲德行的识者们,可以说是把工匠的巧拙,误认为是刀子的利钝了。所以说,私德须依靠智慧才能发扬光大,有了智慧的指导,私德才能卓有成效。如果智德不能兼备,则社会文明就无从设想了。

讨论汲取宗教的得失,虽然不是本章的目的,但因在论述中牵涉到这个问题,只好顺便谈一下。无论要求得到什么事物,总是为了取得我所没有的,或者我所缺少的东西。比方有两个要求、需要决定先后缓急时,应该首先观察我们现有的情况,考虑哪个是我们完全没有的,或二者之中哪个是最缺少的,然后决定其先后缓急。并不是需要这一个而不需要那一个,而是二者都需要,只是应有先后缓急之别罢了。前面已经谈过,文明是一国人民的智德表现在外部的现象。日本的文明,还远不及西洋各国,这是普遍承认的。然而,日本未能达到文明,是因为人民的智德不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追求智慧和道德。这就是目前我国的两个要求。因此,进步的学者必须广泛地观察日本全国情形,衡量轻重,分清孰多孰少,否则,就不能分清先后缓急。无论如何不明智的人,也不会认为日本全国人民道德不足而智慧有余。关于这一点,有很多明显的例子,举不胜举,不过,为了便于说明,下面提出一二例。本来,在日本流行的德教是神儒佛,在西洋流行的德教是耶稣教。耶稣和神儒佛的学说虽然不同,但是,在其以善为善,以恶为恶的主旨上,彼此之间是没有多大差别的。正如,日本认为雪是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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