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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边上的思考-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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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分社的领导下，按照统一战线思路，办得有声有色。两大报刊还办起了《新晚报》、《香港商报》和《晶报》等立场中间的报纸，增加大量副刊，刊登香港人喜爱的马经、狗经、武侠和色情内容。梁羽生和金庸的武侠小说最先是在《新晚报》上刊登出来，此后《大公报》、《文汇报》也刊登了武侠小说，一时间出现了武侠小说擂台赛，开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在“文革”之前，受新华社香港分社领导或影响的报纸发行量占香港报纸发行量近三分之二。
左派思想在香港的发展与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二战”后香港的经济开始迅速发展，内地的移民大规模涌入香港，香港社会的贫富分化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比如一九六六年四月四日，香港中环天星码头的小轮公司因为船票加价一毛钱就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骚乱。而此时，国际局势发生了逆转，中苏主导的世界“反帝反殖民”运动在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地如火如荼地展开。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和中国在东南亚的扩张也与英国联手，在东南亚各国与共产党展开政治较量。而中国内地激进的反帝、反殖、反修的“文革”迅速波及到东南亚乃至全世界。香港就像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随时有被掀翻的可能。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澳葡政府与群众之间发生了冲突并进行镇压，引发澳门左派团体的罢市运动，在内地与有关部门积极配合下，迫使澳葡政府屈服，从此澳门成了“半个解放区”。澳门左派的胜利直接刺激着备受港英政府打压的香港左派。他们纷纷派人到澳门学习取经。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通过廖承志向香港新华社发布了指示：“香港不能照搬内地，内外有别，香港不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宣传上千万不要使香港同胞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将席卷香港。至于我们党政企业组织内部，不搞大字报，不搞群众运动，不搞揭发批判。》》务必避免我们在香港的党组织和各企业机构自己内部大斗，发生大乱子，毁掉香港长期工作的深厚基础和战略部署。”（转引自张家伟：《香港六七暴动内情》，20页）然而，在“文革”背景下，内地激进左派在政治上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一九六七年负责港澳事务的中央外事办被造反派夺权，廖承志完全失去权力，周恩来的外事权也受到牵制。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左派内部的激进派势力开始抬头，中央确立的港澳长期政策实际上被一种激进的“解放香港”路线所取代。
一九六七年，各地零星的劳资纠纷引发的罢工运动由于“工联会”的介入将劳资纠纷的阶级斗争转化为民族斗争，从香港局部问题转化为中国全局问题，转化为中国工人阶级与英美帝国主义的问题，由此赋予香港左派抗议运动的世界史意义。而此时的港英政府体制极其僵化，没有任何政治手段，只有暴力镇压。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控制的外交部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在京召见英国驻华使馆代办，对港英政府的镇压表示强烈抗议并发表声明。在内地的支持下，香港左派成立了“港九各界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和内地的红卫兵运动一样，他们手持毛主席语录，佩戴毛主席像章，采用贴大字报、批判会和斗争会的形式，正式向港英政府发起了全面的思想政治斗争。广东各界左派团体纷纷予以声援，北京的造反派更是惹出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外交事件。
香港左派的文化斗争并没有斗垮港英政府，相反港英政府以恢复法治秩序为名，紧急通过各种立法进行镇压。矛盾进一步激化，香港左派动用全部力量发动罢工、罢市和罢课的“三罢”行动，最后随着港英政府镇压的升级，左派抗议发展为极端化的“武斗”和“飞行集会”，发展为所谓“反英抗暴”斗争。港英政府在确知北京没有收回香港的意图后，肆无忌惮地全面镇压，查封左派报纸、关闭左派学校，大规模地逮捕左派人士，一时间香港陷入白色恐怖。而此时内地“文革”乱局，根本顾不了香港。香港新华社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香港左派既没有国内政治力量支持，又丧失了香港民众的支持，且备受港英政府的打压，只能在孤立无援、自我封闭和风雨凄惨中度过了漫长的七十年代。
“六七抗议运动”给香港左派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使其力量和影响力降到了低谷。大批左派工人被解雇，生活陷入困顿。在“三罢”斗争中，港资和外资公司迅速占领市场，导致大量内地中资公司和左派公司倒闭。在极“左”思潮指挥下，所有报纸走向“反英抗暴”前线，并且取消了副刊、武侠、“马经”这些“封、资、修”的内容，再加上港英政府的打压，导致销量大跌。最终《商报》被收购、《晶报》等凄然停刊，《大公报》和《文汇报》虽苦苦支撑，但在香港市民中几乎没有影响力，更谈不上统战功能。左派电影公司及其经营的影院在极左文艺路线下也纷纷倒闭。当年周恩来担心“毁掉香港长期工作的深厚基础和战略部署”，不幸被言中了。
然而，比起这种有形政治力量的损失，更为深远的负面影响是港英政府镇压“六七抗议运动”奠定了香港人基本的心态结构。近代以来，香港虽然割让给英国，可香港人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尤其新中国刚刚成立时那种生机勃勃的景象使得香港人的爱国主义高涨，并在“反对殖民主义”的爱国旗帜下参与、支持或同情香港左派发起的抗议运动。可是，当左派抗议运动极端化，发展到“三罢”斗争最后发展到“飞行集会”时，引发了香港市民对左派的不满和恐惧。上层精英和普通市民反而投靠港英政府，寻求港英政府的庇护。港英政府意外地获得了香港市民的认同和支持。港英政府正是利用镇压左派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开始实施“洗脑赢心”（winning the hearts and minds）工程。
“洗脑赢心”这个概念是由大英帝国在马来亚的高级专员泰普尔将军（General Templer）在镇压马来亚反殖民运动中发明的。它专指大英帝国和殖民地政府运用新闻宣传手段来进行“新闻管理”，通过新闻、报告、演讲、研究等各种官方话语渠道将殖民地起义和暴动描绘为“恐怖主义”，从而塑造公共观念，制造“恐怖主义的氧气”，加剧公众对这种反抗运动的心理恐惧，以配合殖民者的武力镇压，起到稳定政治秩序的效果。这是大英帝国在“二战”之后镇压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起义（一九四四—— 一九四七）、马来亚政治危机（一九四八—— 一九六五）、肯尼亚矛矛党人起义（一九五二—— 一九六》）和塞浦路斯奥爱卡（EOKA）运动（一九五五—— 一九五九）中发明的全新政治武器。大英帝国意识到，冷战中重要的武器就是思想观念，这是一场争夺“思想领地”的战争。英国人成功地把镇压殖民地人民起义与美英反对共产主义的冷战结合在一起，把反殖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通过把共产主义宣传为恐怖主义，从而抹黑反殖民运动。相反，却把帝国与英联邦和殖民地的关系描绘成利益互惠关系，大英帝国由此被塑造为仁慈的统治者。随着这种宣传策略的转化，大英帝国维持殖民地的理论基础也从早期种族主义的文明传播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论，发展为道义责任论，即帝国具有保护殖民地人民免受共产主义恐怖专制的道德责任。港英政府在镇压左派反英抗议运动中，成立了专门的宣传委员会，并在英国成立了“香港心战室”（Hong Kong Working Group），专门负责舆论宣传，通过政府文件、媒体采访、新闻报道，采用焦点放大等手法系统地将这场反抗运动描述为“暴乱”和“恐怖主义”。而港英政府镇压“暴乱”的主要对象也是左派报纸和学校，从而彻底剥夺左派的话语权，将“左派”、“中国”、“文化大革命”、“古拉格群岛”和“共产主义恐怖政治”等等联系起来，描绘出一幅恐怖的政治图景，制造出恐怖的心理效果。
港英政府的“洗脑赢心”工程彻底改变了香港人的深层意识和心理结构，形成了港人对“左派”、“共产党”、“大陆”、“社会主义”的极度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与内地逃往香港的国民党达官显贵、大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仇共”心理相呼应，使得“恐共”、“仇共”成为香港社会的基本民情，再加上港英政府采取“行政吸纳政治”成功地团结了上层华人精英，香港社会形成了对内地的排斥心理，随着香港经济的起飞，更增添了对内地的优越意识，不愿意香港回归，这成为今天困扰香港政治的深层原因。正如斯科特教授所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共产主义者的目标而言，这次骚乱的最终结果反而是增强了对既存港英统治秩序的支持和正当性。当面对文化大革命这种共产主义的变种与当时还没有改革的殖民资本主义国家，多数人选择了他们都知道充满着罪恶的这一边”（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p。104）。用刘兆佳教授的话来说，“六七暴动加深了香港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及左派分子的恐惧与不满，并损害了香港同胞与中国政府的关系。香港同胞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至今仍未消除。这种对中央的逆反心态，不单使香港回归中国的过程充满曲折，而且亦对回归后香港同胞与中央建立和洽关系增添困难”（《香港六七暴动内情》，序言）。
“六七抗议运动”的悲剧无疑是“文革”悲剧的一部分。而这场悲剧理应放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反帝、反殖民运动中来理解，放在十九世纪以来人类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的种种政治试验中来理解，放在中国革命和第三世界革命“为穷人讨公道”的道德基础中来理解，放在中国革命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的伦理追求中去理解。香港左派一直拥有最为高尚的道德品质，他们曾以毛主席的教导为道德训诫，公而忘私、无私奉献、助人为乐。香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沦为“难民社会”时，左派自发组织内地同胞团结自救，共渡难关，成为当时香港社会的道德楷模。正是这种道德品质的支持，当国家和革命事业需要时，左派群众不顾个人安危，放弃私利，参与反英抗议运动，毫不顾忌个人和家庭损失。要知道，他们不是一腔热血的青年，而是拖家带口的工人、市民和文化人。他们被捕入狱后，在赤柱监狱中展开了类似红岩故事的狱中斗争，然而，由于港英政府采取“洗脑赢心”工程的系统宣传，左派被彻底妖魔化了。随着七十年代香港经济的起飞，内地又结束了“文革”，整个世界开始向右转，左派所代表的道德品质彻底被自私自利的市场伦理所否定，左派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也被右派妖魔化为“暴乱”。香港左派似乎被整个世界抛弃了，只在公共话语中留下“左仔”和“维园阿伯”两个包含了道德侮辱和政治贬低的形象。
进入八十年代，香港开始回归，中央对港工作的重心转向统战工商界。香港回归大局已定，内地改革开放前景无限，原来“恐共”、“反共”的商界精英纷纷向内地靠拢。然而，在香港左派看来，这些“忽然爱国派”是为了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才爱国，并非政治上坚定的爱国派。但在“着眼于香港回归祖国统一大业”、“爱国不分先后”的背景下，国家利益、民族统一大业这些传统左派坚定的政治信念再一次战胜了他们的个人利益和历史恩怨，使他们与工商界在香港回归的风风雨雨中携手合作。香港左派几十年来在香港背负“暴乱”包袱，在内地又背负“文革”包袱，可究竟谁来为这无怨无悔的爱国代价买单？历史的悲情一直困扰着香港左派，既是他们自我封闭的心结，也是他们与时俱进的包袱，他们曾生活在“没有天空的都市”中，如今虽走出封闭，但要进入香港精英阶层，依然有漫长的路要走。
近代百年以来的中西文化冲突中，无论香港，还是内地，都被各种难以调和的敌对思想、情绪和利益所撕裂。这既是发达国家的国际战争在后发达国家的国内化，也是一个中华民族在生存困境中寻找出路的痛苦挣扎。而如今，面对中国崛起的现实，我们需要一点点从容，来面对这些历史和现实的旧怨新仇，甚至需要某种程度的遗忘，以便让时间来慢慢地治愈心灵上的创伤。今日香港政治困局，很大程序上是港英政府（其实是西方）培养起来的中产精英（比如法律界、教育界）从心底里不认同共产党中国、不认同香港左派，乃至在“一国两制”的宪政秩序中，在中国崛起的世界格局中迷失了自己。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心灵的和解，人心的回归，需要时间、耐心、理解和宽容，就像“一国两制”本身，将巨大的矛盾包容在一起。想一想，时间才是最大、最有力量的政治。政治也许就是遗忘的艺术。许多问题随时间推移而消逝，不一定是问题解决了，而可能是被遗忘了。以至于在香港回归十年之际，似乎没有人提到香港的殖民或“去殖民”问题，更没有人提到“六七抗议运动”。然而，我们要明白，这善意的遗忘背后包含着“无言的幽怨”。
“当酸苦的泪水使我眼泪朦胧，/我看到你头上的白纱在微风中飘旋，/你的手握在陌生人的手中，/缓步走来，而你眼里有无言的幽怨，/我仍为你祝福，带着最伟大的悲痛。/当你再也不，再也不会回转。”（《悲歌》）力匡（郑建柏）的这首诗曾经风靡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坛。这本是一首爱情诗，却似乎更能表达香港左派的心声。然而，香港的右派不也有类似的爱国悲情？这种悲情不也时时冲击着香港政治？八十年代以来的香港右派，就像六十年代以来的香港左派，彼此就像这心怀怨恨的恋人，虽有“无言的幽怨”，但自觉带着“最伟大的悲痛”。假如这“伟大的悲痛”多一份对民族未来的信心，多一份国家责任的承担，多一份超越和从容，或许香港左派和右派能够面向民族的未来而了却恩怨，治愈创伤，在心灵上达成宽恕、原谅与和解。
二○○七年一月于港岛西环
（Susan L。 Carruthers； Winning Hearts and Minds： British Governments； the Media and Colonial Counter…Insurgency （1944…1960）； London and New York： Lel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香港六七暴动内情》，张家伟著，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二》》》年版；《六七暴动迷辛》，梁家权等著，香港经济日报出版社二》》一年版）
帝国的技艺——香江边上的思考之三
强世功/著 原载《读书》2007年第11期
十九世纪被霍布斯鲍姆称之为“帝国的年代”，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全球建立殖民地的时代，大英帝国就是十九世纪全球政治的象征。然而，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十九世纪的全球政治体系，催生了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新秩序。在这一国际新秩序的形成中，帝国政治家丘吉尔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说美国在国际政治问题上一直在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与西奥多·罗斯福的现实主义，或在威尔逊的世界主义与亚当斯的孤立主义之间徘徊，那么，对于英国政治家而言，赤裸裸的功利主义是其唯一的政治传统，他们时刻将英国的利益（尤其长远利益）作为政治的最高宗旨。此时的丘吉尔已意识到大英帝国的衰亡，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力缓解其衰亡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护英国的利益。就此而言，丘吉尔的高明之举并非抑制印度独立和拒绝归还香港，而是一九四七年著名的 “铁幕”演说，其目的是挑拨苏联和美国在“二战”中的合作关系，创造出“冷战”局面，迫使新兴的美国与英国结盟，利用美国的力量来维持大英帝国不至于彻底崩溃，利用美国对抗苏联的力量来压制殖民地解放运动。
尽管如此，整个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使得全球整体形势有利于苏联而非美英，尤其一九五六年英法出兵阻止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行动的失败，标志着大英帝国开始走向崩溃，因为苏伊士运河是大英帝国维持整个远东殖民地的军事和商业通道。从此，大英帝国在暮气沉沉中走向没落，进入了所谓的“非殖民地化时期”，殖民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政治体系开始走向结束。一九六七年，英国殖民地部被取消，人员并入了外交部，后来连共和国部也并入了外交部，从此英国思考的是如何从殖民地撤退。
说到帝国，人们常常想起的是罗马。罗马的辉煌塑造了欧洲文明，其漫长的衰落过程犹如落日余晖，令人惊叹。相比之下，作为十九世纪“日不落”帝国，英国的衰落多少显得有些沉闷。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两个帝国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罗马帝国作为一个大陆帝国，承载了古希腊文明、基督教文明与东方阿拉伯文明的三大文明，并塑造了西方现代文明，共和、主权、混合宪法、自然法、万民法等等这些重要的现代政治概念都来源于罗马。相比之下，大英帝国形成的原动力并非文明的力量，而是商业的力量，是资本主义的力量。资本主义商业从兴起的那一天起，就打上了英国的烙印，帝国的海洋性质，以至于陆地国家与海洋国家在十八世纪以来，成为欧洲思想家思考封建与资本主义、君主专制与宪政、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政治基础。
正是这种海洋帝国的思维模式，使得大英帝国对于如何经营北美这片大陆殖民地缺乏经验，他们按照商业逻辑将北美作为攫取财富的对象，繁重的赋税导致了北美独立和大英第一帝国的失败。帝国思想家柏克在反思北美政策的《美洲三书》中清晰地反映出了这种思路，即不是依赖直接的政治控制，而是依赖商业利益和文化认同上的忠诚纽带进行遥控。对于善用军事征服和法律治理的罗马帝国来说，这无疑是完全陌生的概念。而这种思路确被成功地运用到经营印度殖民地。帝国殖民者在这里不仅采取“间接统治”的手法，而且帝国将英女皇宣布为印度女王，这既树立了殖民地臣民政治效忠的对象，也利用帝国的优势在民主化的时代中成功地保留了君主体制。这不能不让我们佩服帝国政治家的智慧。当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矛盾最激烈的要数老牌工业国英国了，恩格斯专门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来宣传社会主义，然而，社会主义运动在英国毫无起色，倒是把欧洲大陆搞得神魂颠倒，其中一个秘密就在于通过宣布英女王为印度女王来凝聚英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使得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开拓海外殖民地。
英国取得印度大陆，为其提供了一个建立大陆帝国的希望。有人建议帝国应当迁都德里，然后再殖民伊朗和中国西藏，这样就会取得地缘政治的大陆心脏地带，建立统治全球的帝国，这是英国一直染指中国西藏和云南的原因。然而，惯于海洋思路的英国人，最终没有采取大陆帝国的思路。毕竟资本家的商业利益在海洋贸易中，而不是那片土地贫瘠的大陆。于是，环顾英国殖民地，大英帝国简直就是一个岛屿的收藏家，把海洋中邻近大陆的岛屿作为殖民的首选对象，编织了遍布全球的商业殖民网络。这无疑是一个精明的商业策略，即可以利用岛屿与大陆的商业关系，取得大陆上一切商业利益，但却不需要像罗马帝国那样，承担繁重的、往往吃力不讨好的治理陆地殖民地的政治责任。如果说大陆帝国征服之后要承担起治理的责任，大英帝国则如同吸血虫一样通过商业的管道汲取大陆的资源，但不需要承担任何政治或道义责任。就这一点而言，大英帝国毫无罗马帝国的气象，毫无政治使命感和文明抱负，和恺撒、屋大维这些具有伟大文明抱负的罗马皇帝相比，丘吉尔、迪斯累利等帝国政治家充其量是精于打算、损人利己的可耻商人。
大英帝国这种政治精明不仅体现在帝国的建立过程中，更体现在帝国解体的撤退过程中。如果说建立帝国取决于时代的机缘，维持帝国统治则是需要良好的制度和坚韧不拔的意志，那么能让帝国荣耀的解体，无疑是一项高超的技艺。大英帝国在殖民地的撤退就经历了被迫撤退到主动撤退的转变。在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初期，由于英国不想放弃自己的殖民地，故采取高压手段，导致与殖民地人民的对立，最终在殖民地解放运动中彻底丧失了自己的利益，被迫交出了政权。比如印度、缅甸的独立。而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政治家意识到大英帝国的瓦解不可避免，就以退为进，通过主动撤退来最大限度地保证英国人的利益，尤其是其经济利益。这就使“非殖民化”包含两个相互对立的过程。表面上宗主国采取民主化进程逐步放弃直接行使殖民统治权，但另一方面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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