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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思想史-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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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３７３
所作的大量交往形式的分析，其中真正有价值的倒是他的极富辩证精神的交往内容的分析。例如，他批评了一味地否定社会生活中的冲突因素和一味肯定一致因素的观点的幼稚，正确指出了不满情绪的发泄具有安全阀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种安全阀，很多社会关系就不能持久，指出社会总是冲突和协调这两种形式互动的结果。再如，关于时尚既是摹仿，又体现个性化；因为在追求最大限度的同一性社会中与由寡头控制的社会中，不存在出风头赶时髦的动机和条件；而当任何一种现象一旦成了时尚，它就会立刻开始变得不再时髦；时尚的魅力就在于，它既是新的同时又是在过时的。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认为社会化的个人与社会总是保持一种双重的关系：他被结合在社会里，又和社会相对立；他为社会而存在，也为了自己而存在；他既是社会的产物，又是自主生活的产物。
“一方面，我们面对（社会的）这个非人格命令惟有服从；但另一方面，它并非外在的控制力量，只有依赖我们个人的内在的激励力量才能为我们所遵循。”
①个人的心智可以保持行动者免受外部环境的控制，可心智同样也会将社会实在物化，创造一些事物，最后反过来奴役行动者，等等。在这些充满理趣的分析中，齐美尔处处追求的是社会内容的具体的、真实的、矛盾的及多维度的曲折往复的过程，如此丰富生动辩证的内涵，决非唯形式的社会关系语法学与几何学所能范围。他揭示出同一交往形式所包含的对立统一的方面（时尚既新又旧）
；刻画了不同的甚至对立的交往形式的
①引自沃尔弗编《齐美尔的社会学》（纽约，１９５０）
，第２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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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转化（如冲突具有整合功能，社会内在于个人）
；他敏锐地意识到人类文化的深刻的二律背反。所有这些都是齐美尔思想最具创见处。他的形式社会学固然聚焦于社会互动的抽象的恒定的形式，以及微观的小团体的相互作用，但如果忽视了他的大气象的理论旨趣、洞见及成果，那对他是很不公平的。
（３）历史与文化社会学
齐美尔历史和文化社会学的焦点是现代历史的发展趋势及社会客体的文化层次，即他的“客观文化”。
齐美尔创造性地重新阐述了现代历史发展的自由主义观点，即由圣西门、孔德、涂尔干、梅因、斯宾塞等人所阐述的近代工业社会取代传统社会的历史进步观。
“根据这种观点，演变就是从同质向异质、从共性向个性转变，从个人由传统的小范围的可预见行动向多重关系和开放性机遇的大范围的活动的转变。西方历史的潮流导致了从地位关系到契约关系；从机械的团结到有机的团结；从阻碍个性发展的封闭社会发展到由有着多重复杂联系和契约而产生的个性和个人自治的社会。”
①
这是齐美尔历史与文化社会学的自由主义进步观的一面。他的理论还有文化悲观主义的一面。这一面阐述了个人与社会、文化的创造与文化的创造物之间的深刻的二律背反，这一观点不是来自英法的进步思想，而是起源于德国哲学的
①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２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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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观点与马克思的传统。其直接的社会背景当然是欧洲工业文明正在经历的变化，但似乎德国哲人的唯美的浪漫主义气质更敏感于现代文明进步中的退步因素及个人日趋无奈的命运。
齐美尔文化理论的出发点是文化乃人类的创制，但一方面人类对自己的创造物有物化的能力或倾向（宗教是人之所创，到头来人却膜拜宗教）
；另一方面，文化一经被创造，其存在就独立于创造者，于是文化世界与社会世界似乎有了自己的生命，成为一种人不得不面对的巨大的、现实的客观实体，此即齐美尔客观文化的基本涵义。
关于客观文化的构成，齐美尔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这样一些成分：工具、科学成果、艺术、宗教体系、法律制度、抽象理念、语言、伦理规范、逻辑规则、信用制度、交易规则等。
近代客观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是，扩张逞指数形式，结构更趋复杂、独立与自足。它逐渐超越了创造者、行动者的控制，并反过来支配人、奴役人；这样，客观文化变得既脱离它的产生原因，又脱离它的服务于人的目的，变成一种异已的与人对立的力量。客观文化的成长，导致人的主观文化的失落，客观文化与主观文化的鸿沟的日益加宽等，正是令齐美尔真正忧虑的文化问题。
在最能表现齐美尔气象恢弘、成熟明达思想的巨著《货币哲学》中，提供了一个将微观的互动分析（以货币形式的交换为例）与宏观的客观文化概括结合起来，将过程分析（互动）与结构分析（社会制度）结合起来，做出一种文化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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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的范例。
齐美尔是把货币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交往形式来讨论的，即不只视货币为一种特殊的价值形式，而且还重视货币与行动者的关系，以及货币对于整个客观文化中各类现象的影响，这些现象包括交换、占有、个人自由、思维方式、生活样式、人格价值、内心感受、文化等。简言之，齐美尔试图从货币分析中抽象出时代的精神和文化发展的趋势。
《货币哲学》的思想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许多共通之处，这一点毫不奇怪。马克思对《货币哲学》的作者有深刻的影响，第一是马克思的劳动异化和商品拜物教概念的方法论启发；第二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制度及生活方式的批判的社会学的启发。但马克思的理论是特定的历史分析，他把异化与拜物教归于商品生产的范畴，是与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与社会经济形态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消灭了异化产生的社会条件也就超越了和消灭了异化。齐美尔则把它视为人与文化关系的永恒的悖论，在这方面，齐美尔更接近于韦伯，后者用工具理性与实质理性、职责伦理与信念伦理、目标合理与价值合理等一系列对立概念来阐述这一人类文化历史发展的悲喜二重奏。
首先，货币创造了一个物化的世界。货币把我们与所需物品隔离开，如果我们没有钱的话；货币又消灭这种距离限制，如果我们有足够的钱的话。货币成为一种无所不能的力量。货币还为市场与现代经济的发展提供基础，最后使一切具有市场价值（与货币价格联系在一起）的事物都成为外在于人并强制人的实体。
以物易物的交易并未导致物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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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物便是物化的世界。
货币促成了这一切。
货币为“大规模的企业”
、“信用投资体系”
等提供了条件。
货币不仅创造了物化世界，而且还发展出以货币为轴心的象征结构，这两种构造都对行动者产生控制的作用。
货币原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深广，有助于增进社会世界的理性化。齐美尔认为理性主义与货币经济原则本质上是相同的。
任何情况都不予考虑的理性，不接受主观的因素，任何人原则上都可使用，这一切既是现代货币经济的特征，也是唯智论的特征。化质为量，使一切事物和性质丧失其质的特征而都变成可量化的对象，这是智力与货币共同的特征。
货币本身是物的价值关系的纯粹反映，它是任何一方都可以同样享用的，所有的人在货币关系上都是等价的。
“化质为量的趋势，在货币中达到了最高最纯粹的表现。”
①此外，货币交换把一切关系都转变成计算关系，这又要求具有复杂的心智过程，这一切加剧“文化的智性化”
；也就是说，部分因为货币经济缘故，智力被视为最有价值的品质。
货币在现代社会里扮演的这种核心角色，使货币这样一种最极端的手段最终变成目的本身。货币的这种异化，导致许多负面影响。如果一个社会的所有方面，不论是最高层次的还是最低层次的，都能出售和化约为共同的分母金钱的话，就会产生犬儒主义与玩世不恭态度。因为每件事物都可以在市场上随意交易买卖，不论是一片面包还是美德与智慧。货币交易消除了一切事物的性质差异，也消除了个性的差异。
计
①齐美尔：《货币哲学》，（伦敦，１９７８年）
，第２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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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理性的发展保证着极不同的出身和精神气质的人们彼此之间理解的容易程度，而其反面则是过去时代所特有的内心感受的质量的下降，精神生活的平均化。
货币还导致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者与其劳动手段的异化，管理也失去了一种主观的个性成分，服从成为工艺的一部分，这是个体在生产过程中的异化。
在这普遍的异化过程中，人们丧失了自己的主观性和独特性。一个吊诡的情景是，我们的生存日益依赖处在其它社会地位上的他人，但我们却对占有这一位置的人知道得越来越少；填塞在特定位置的具体个人变得不重要，人格消失在这个位置背后。人的价值被用金钱来计算，人变成交易的一部分。
齐美尔甚至拿卖淫与货币的本性相类比，“货币在听任对其作任何一种用途时的那种冷漠，抛弃任何一个主体时的那种轻率——因其与任何一个主体都没有真正关系，它们作为纯粹工具所固有的那没有任何情绪活动的物性，这一切使货币与卖淫有某种相似。”
①
总之，通过分析货币关系这种现代社会最基本最普遍也是最纯粹的交换形式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影响，齐美尔揭示了理性文化客观文化成长的过程，也是文化的主观性、个体性、特殊性、差异性趋于丧失的过程。客观文化的财富在不断增加，主观文化却日渐贫乏。劳动分工的发展，带来个人独立性创造性的发展，促成人类以更精良的能力去创造文化世界
①齐美尔：《货币哲学》，第３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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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成分；但同时，高度专业化的个人也丧失了整体文化的意义，丧失了控制它的能力。例如，语言本身在大量扩展，但既定人群的语言能力却衰退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个人所需的技能却大大退步；知识总量在急剧扩张，而越来越少的人可称之为知识分子；客观文化在使人丰富（数量上）的同时，又在使人单一化（性质上）
；文化的创造物越多，个人的创造力似乎越枯竭；人需要文化使自己受到教育，但人创造文化吸收文化的能力却越来越衰退。这种趋势的结果，使现代人感到自己深深处在一个不可知的世界中。人们从绝对主义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又陷入了一个失去价值、意义、内心敏感性的相对主义的困境中。客观文化使我们的所得低于所失。齐美尔警告人们，小心警觉现代客观文化与货币经济对人类的不良影响，对于未来他的态度是悲观的，他预言铁笼将把人禁锢在社会功能里，客观世界的完善将以人的心灵的衰退为代价。齐美尔的文化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在文化领域内的深刻矛盾，他的著作开了专门分析“资本主义精神”
的无数尝试的先河，他的后来人写下的同类的著作中，声名遐迩的有桑巴特（Ｗ。
Ｓｏｍｂａｒｔ，１８６３—１９４１年）的《现代资本主义》，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斯宾格勒（Ｏ。
Ｓｐｅｎｇｌｅｒ，１８０—１９３６年）的《西方的没落》等。批判理论的工作也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齐美尔的传统。
齐美尔对社会学发展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但并没有什么齐美尔学派，这是因为他的著作缺少连贯统一的体系，也因为他一生处在大学学术圈的边缘。
齐美尔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第一，他的哲学观点与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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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学观点有助于摧毁支配１９世纪的社会思想模式，传播一种新的互动的与人文主义的社会思想。齐美尔用关于社会互动的科学取代关于社会的科学，用人文主义观点取代自然主义观点，从而对超越有机论与进化论的遗产有重要贡献。
第二，齐美尔的纯粹社会学对一些社会学家有较大影响。
一种形式主义的社会学，将社会理论转变为术语及分类体系，后者将普遍适用于对社会事实的描述。形式主义就是将社会交往的观点扩展为一个详尽的体系。其主要代表是维泽（Ｌ。
Ｖｏｎ。
Ｗｉｅｓｅ，１８７６—１９６９）
，古尔维奇等。
但他们并非一个什么学派，他们的引人注目的成就也与形式主义理论假设没有关系。作为一种学说，形式主义的不结果的教条主义对正在挣脱哲学思辨传统的社会学弊多利少。
最后，齐美尔的交往互动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在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中间很受欢迎。
斯莫尔、帕克、伯吉斯等人出版了齐美尔的译本，并对那些对他们影响最大的齐美尔著作进行了广泛的宣传。齐美尔还被认为是冲突理论的思想先驱之一。科塞认为，虽然我们今天的社会学拥有比齐美尔时代优越得多的技术手段和理论工具，但只有傻瓜才会因此认为齐美尔的思想过时了。
“齐美尔永远和涂尔干、韦伯一样有力地激发着社会学的想象力。”
①
①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２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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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６马克斯。韦伯：理解社会学A对许多社会学家来说，韦伯是一位伟大的导师。他系统阐述了一个理论上包罗万象，其影响最为深远的人文主义社会学体系。他提出了许多深刻的问题，却从不使自己接受任何轻而易举的答案。现代社会的性质是什么？世界历史的规律是什么？行为者必须遵循的规则是什么？人们能赋予自己的存在于世以什么意义？
每个人的价值观念与他的生活方式，对经济、对国家的态度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韦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回答所形成的概念与理论，已成为现代社会学知识传统的主要部分。
韦伯的兴趣十分广泛，他的研究包括法律、经济史、比较宗教史、政治经济学、政治行动理论、社会科学方法论、社会学等。韦伯的主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１９０４—１９０５）
，《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１９１５年）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和佛教社会学》（１９１６—１９１７年）
，《古代犹太教》（１９１７—１９１９）
，《经济通史》（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和《经济与社会》（１９２０—１９２）等。
（１）思想来源与学术旨趣
韦伯是社会学的中心人物，他的著作，他的思想也成为人们研究评论的焦点。柯林斯说，“没有争议也就没有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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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
①不仅是因为当代社会学的许多问题不能不追溯到韦伯，或从韦伯处汲取灵感，还因为韦伯思想包含着多种取径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倾向，遂使各种十分不同的解释成为可能。
韦伯的学说阐述了一系列对立的主题，如目标合理与价值合理、职责伦理与信念伦理、文明进步的开明观点与文化演进的悲观主义等，这一系列对立主题多少反映了他内在精神的两个极端，韦伯终生为这两极端对立的紧张所苦。而对此种分裂的人格的形成影响颇大的是韦伯双亲在观念上、道德上及性格上的重大差异。
韦伯的父亲并无出众的人格魅力，事实上是个贪图俗世利益的人，但他仕途上顺利，政治上腾达，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名流会集。韦伯从他父亲处学到了政治的现实感及妥协的必要性。韦伯的母亲与其父亲性格迥异。她生长在一个虔诚但颇开明的加尔文教的家庭。
她信念坚定，极端节欲，心地仁慈，德行高尚。热衷于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双亲间的巨大差异，导致婚姻关系的紧张，这对韦伯产生深刻影响。
最初，他以其父亲为榜样，后来受其母亲影响更大。从外表看他像他冷静、务实的父亲，但内心却受母亲道德的支配。在生活中，他严峻、男子气，热衷于向学生灌输纪律概念，并以豪饮为荣；韦伯当过兵，军队的制服与决斗的伤痕都令他骄傲。但在内心深处，母亲的信念与影响业已扎根。这两种人格的激烈争斗，加之他父亲的突然病故，导致韦伯染上精
①柯林斯：《马克斯。韦伯》（贝弗里山，１９８６年）
，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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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崩溃之疾。
１８９７年后的六七年内，韦伯无法入眠、无法工作，直到１９０３年才稍事复原。
这种人格的二元性也在他的政治生活与学术生涯的矛盾中表露无遗。受其父亲影响，他热衷于政治事务，并对政治的本质有透彻的理解，在他的著作中他一直坚持认为在政治中恪守纯洁无染的道德信条是灾难。但他的个人行为始终表现出最极端的道德立场，这无疑是受了其母亲的影响，这也决定了他在政治上不可能如他父亲那般顺利。韦伯最后转向学术工作，并非他本心所愿，而是因为他的性情很难适应政治。韦伯试图在政治与学术、行动与反思、现实与道德、享乐与禁欲等两极端间求取解决，他那多重取向的智力工作便是这种冲突的结果。
当然，人们会羡慕韦伯家的极其有利的条件助成韦伯智力探求的成功。从他很小起，他就认识了他那时代的一些大知识分子。德国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与哲学家们常在他父亲书房里会面。在大学读书期间，韦伯有机会听了许多名教授的课，这无疑成为韦伯的渊博与自信的源泉。大历史学家孟森（Ｔ。
Ｍｏｍｓｅｎ）曾参加韦伯博士论文的答辩，提名韦伯为他的教席的继承人。孟森也是韦伯家的朋友，他的儿子与韦伯的妹妹结为秦晋之好。
韦伯还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学有所成的朋友。尽管他本人是一个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思想家，他的一些概念仍受益于他的同仁。韦伯的“理想型”概念可谓如雷贯耳，但最早使用这个概念的是杰林克（Ｊｅｌｉｎｅｋ）
，一位法学学者，他碰巧是韦伯在海德堡大学的同事与朋友。在其方法论著作中，他受李凯尔特的影响极大，李凯尔特的父亲也是柏林的一位政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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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与韦伯的父亲是至交。韦伯对宗教奇里斯马（即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
的著名分析取自图尔希（Ｅ。
Ｔｒｏｅｌｔｓｃｈ）
，海德堡的一位神学家，他曾一度与韦伯同住一幢公寓。在他的知识圈子里，韦伯常与那时代最优秀的思想家们展开热烈的对话，这自然是使韦伯置身于当代思想中心的最好途径。
从学术渊源上说，韦伯思想与学术旨趣与现代德国的历史主义（狄尔泰）
、新康德主义（李凯尔特，齐美尔）及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这几大思潮有甚深的关系。首先，韦伯的社会科学代表了一种以历史主义观点超克实证论者的自然主义的努力。韦伯称自己是历史学派的门徒，强调他的努力旨在获取社会事实之历史方面的知识。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是典型的历史科学。系统的社会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辅助的历史学科，方法论旨在推进历史学家的自我认识，改善其研究历史事实的方法。
韦伯对狄尔泰的历史主义的许多观念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他看来，狄尔泰历史主义在对现实的丰富性的认识问题上走了一条错路。错误首先在于狄尔泰试图直觉地把握历史的整体，而抛弃了研究手段的精确性；其次，狄尔泰相信，无须设定理论假设，也可能认识事实。而韦伯认为，放弃自然科学的模式并不意味着对社会生活的研究可以放弃精确与理性思考的要求。
其次，韦伯接受了新康德主义的一些重要思想，尤其是接受了典型的李凯尔特与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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