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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思想史-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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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所选择的是，把自己看作选民，把所有的疑虑统统视为魔鬼的诱惑，并与之进行斗争。因为缺乏自信是信仰不坚定的结果，因而也就是不完整的恩宠的结果。
另一方面，为了获得这种自信，勤奋工作被当作是合适的手段。只有世俗活动能驱散宗教里的疑虑，给人带来恩宠的确定性。信仰须以其客观效果来加以证实，以便为信念的确实性提供一个坚定的基础。它必须是“有效的信仰”。在这个意义上，善行是必不少的，是成为选民的信号。
但善行不是用来购买救赎，而是用来消除罚入地狱的恐惧的技术性手段。这实际上意味着上帝帮助那些自助的人。
“因此有时人们指出加尔文教徒自己创造了自己的救赎，或者更准确地说，创造了对得救的坚定不移信念。……这个信念……存在于全面系统的自我控制之中，这种自我选择时刻面临着冷酷的选择：成为选民还是沦入地狱。”
①
信徒的生活完全是为了一个超验的结局，即获得拯救。
但上帝的绝对超验与预定铁则，象一道大堤挡住了宗教禁欲主
①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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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９０４
义摆脱日常的世俗生活的潮流，加尔文教于是将出世禁欲主义变成了入世禁欲主义。
“一切为了增添上帝的荣耀”
这一信念必须在世俗活动中得到证明；于是，修行生活从无计划的来世性和荒谬的自我折磨中解放了出来，而发展为一套合乎理性的行为的有系统的方法，目的是克服“自然状态”
，使人摆脱非理性的冲动的影响，不要太看重尘世的财富，并节制自己的消费；另一方面，尘世的成就既然被视为是天职，视为上帝恩宠的信号，那么勤奋地有条有理地工作，获取财富又不耗用财富，则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
以神意来解释追逐利润，为实业家们的行为提供了正当理由。
“这种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与自发的财产享受强烈地对抗着；它束缚着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而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把获取财产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心理效果。它不仅使获利冲动合法化，而且（在我们所讨论的意义上）把它看作上帝的直接意愿。
①“当着消费的限制与这种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要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
②
在上述的讨论中，韦伯清楚地阐明了他的理解方法、意义理论的一个实例的应用。韦伯表明的是经济活动与全面的世界观极为有关，每个人对这种或那种活动的兴趣与价值体
①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１３４页。
②同上，第１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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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对生存的全面观点不可分割。
“对于一个加尔文派教徒来说，还有什么东西能比发现决定自己命运选择的信号更有意义呢？神学左右着生存的方向……因而他们以某种方式劳动着。”
①但韦伯并不认为特殊的神学思想本身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着决定性作用，只有从加尔文教预定论和自我成就证明的观念中产生的心理律令保持有效的情况下，“这种伦理观念才对生活行为，从而对经济秩序产生独立的影响，”
韦伯强调“这才是整个文章的主旨。”
②此外，韦伯认为应当分别解释清楚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过程和资本主义的运转情况。资本主义一旦存在，个人要想适应资本主义的法则已经不需要什么形而上学的或伦理上的动机了。清教徒曾经希望成为忙碌的人，而我们则是不得不成为这样的人；对圣徒来说，身外之物只应是披在他们肩上的一件随时可甩掉的轻飘飘的斗篷。
但命运却注定这斗篷将变成一只铁的牢笼。当天职观念已转化为经济冲动，从而也就不再感受到了的时候，个人也就不会再试图找什么理由为之辩护了。宗教的根慢慢枯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世界趋于合理化的过程，也是昔日神圣的价值被祛除魅力的过程，今天的人，注定要生活在一个不知有神，也不见先知的时代。当韦伯断言人类在将来极有可能会陷入自己制造的铁笼之中时，有一点变得很清楚了：他关于世界历史的理性化进程的观点，与其说是乐观主义的，不如说是悲观主义的，我们在康德、齐美尔那里，不先已发现
①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第５７１—５７２页。
②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１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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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种德国哲人特有的文化悲愿吗？
不少人认为韦伯提出了一个与马克思历史唯物论根本相反的观点，即用宗教观念来说明经济，而不是相反。韦伯本人并不这样认为。他说他只是尝试性地探究了新教的禁欲主义对其它因素产生过影响这一事实和方向。尽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但也应当而且有必要去探究新教的禁欲主义在其发展中及其特征上又怎样反过来受到整个社会条件，特别是经济条件的影响。
“以对文化和历史所作的片面的唯灵论因果解释来代替同样片面的唯物论解释，当然也不是我的宗旨。
每一种解释都有着同等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不是作作准备而已，而是作为一次调查探讨所得出的结论，那么每一种解释都不会揭示历史的真理。“
①
（４）政治社会学
如果说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着重于行动的主观意义分析与理解，那么他的政治社会学则更关注行动的“以他人为目标”的方面。
“以他人为目标”这一范畴源自于法学的“承认”概念。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是合法统治问题。统治是一种特定的权力施用关系，即具有特殊内容的命令（或全部命令）得到特定人群服从的可能性。所谓合法性，乃是促使一些人服从某种命令的动机，而不论这些命令是由统治者个人发出的，还是通过契约、协议产生的抽象法律条文、规章或命令形式出现的。简言之，合法性就是人们对享有权威的
①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１４３—１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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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地位的承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可见，涉及相互承认的“以他人为目标”
的期待乃是政治合法性问题的要点：统治要求相互的承认和期待：命令者期待他的命令得到服从；服从者期待命令具有他们所承认的性质。也就是说，任何形式的统治，只有在它被人们认为其统治具有“正当”理由时才为人们所服从，从而具有合法性。关于正当性，韦伯的定义是“行动，特别是在社会关系中发生的社会行动，会受到行动者对存在着的一种合法秩序的信念的支配。行动事实上受到这种信念支配的可能性称为这个秩序的‘正当性’。”
①
正当性信念的分类基本上对应于韦伯的社会行动分类，即传统型行动，是对习惯正当性状态的期望；价值合理型行动，是对伦理、美学、宗教等终极价值正当性的信念；情感型行动来源于对情感正当性的信念；目标合理型行动则是对法律正当性状态的期望。
②在韦伯看来，行动者正是依据上述四种正当性的信念把一定社会秩序视为具有合法性的。韦伯又将这四类正当性表述为合法性的三个基础，情感的正当性被视为合法性的“奇里斯马”
（或个人魅力型）基础；传统的正当性被当作合法性的传统基础；审美、伦理、宗教价值的正当性与法律的正当性被归并为合法性的理性基础。这就是韦伯所说的历史中产生过的合法性统治形式的三种基础。
理性基础及法理型统治，依据对经由立法产生的法令规
①韦伯：《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第１２４页，引自帕森斯编《社会理论》，第２２９页。
②引自帕森斯编《社会理论》，第２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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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以及拥有权位的人依法律规则有发布命令的权利的相信，这是法理型的统治。人们服从法理型权威，是因为法律建立成功的是非人格的秩序。该权威仅仅根据正式的法律并且仅在确定的范围内才是合法的。
传统的基础及传统型的统治，相信古老的传统的神圣性，以及拥有权威的人依传统权威实施统治的合法性。在传统型统治形式中，统治者应据有传统上所认可的权威而享有他人服从的权利。
但在这里服从的义务不是基于非人格的秩序，而是表现为在习惯所规定的义务范围内对个人的效忠。
奇里斯马的基础及奇里斯马的统治，对个人和个人所启示或制定的规范模式与秩序的超凡神圣性、英雄气质或非凡人格的献身。在这种统治形式中，奇里斯马的领袖因人们确信其有启示、个人魅力、非凡品质而受到信徒的服从。
①
韦伯多次强调这里说的每一种统治类型都是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纯粹的理想型。在现实中各种统治形式是彼此混杂重叠的，科塞解释道“尽管希特勒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个人超凡的才能上的，但法理型统治的因素仍存在于德国法律的结构中，而德国民众的传统则基本上可说明国家社会主义对他们的吸引力。”
②
在韦伯看来，这三种统治类型未必有前后发生次序上的固定联系，但他也曾暗示，奇里斯马型统治属于历史的早期阶段，而法理型的统治则要到相当晚期的世界史中才出现。
下
①同上，第２３５页。
②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２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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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我们讨论这三种统治类型，重点放在法理型的科层制上。
（ａ）奇里斯马型统治韦伯用“奇里斯马型”一词，旨在表征某些人的人格特征，他们被认为具有超凡的力量与品质，因而被视为“天纵英明”。
奇里斯马式人物及其追随者都相信他们具有天赋的神圣权力，能同宇宙中最主要最强大最权威及最神秘的力量保持联系。
韦伯认为，人们如何认定奇里斯马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奇里斯马式人物具有吸引一些人使之成为其狂热的崇拜者、追随者的能力，因此这一概念表征了一种统治—服从的类型。在这个意义上韦伯的奇里斯马概念是纯粹形式的和价值中立的。他把宗教运动与政治运动中伟大的先知、救世主、英雄、领袖等都纳入奇里斯马概念来考虑。这样，佛陀、耶稣、穆罕默德（世界宗教创始人）
，梭伦、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伟大的立法者和征服者）等都是具有神授才能的奇里斯马式人物。
韦伯把奇里斯马统治的出现同社会变迁的观点结合起来考虑。当社会发生危机，社会处在一种“失范”状态时，普通人期望某种根本的变化或新的秩序，就为某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大显身手创造了机会。此时真可谓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登高一呼，万众响应。在前理性时代的社会中，对非凡个人的追随很容易变成狂热的崇拜与迷信。韦伯认为“神授”人物的统治与传统型的统治是正相对立的，后者因循守旧，而前者则是“伟大的革命力量”
，因为它动摇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改变了人们的信念，并使失去了活力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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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结神授人物与其追随者的关系的是情感性的和个人性的，是领袖对信徒的感召力与个人魅力，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崇拜与效忠。这与无个性的法理统治关系正相对立。韦伯强调，正因为如此，神授的领袖们应当经常证实神授的存在以保持其对信众的殊誉和魅力。其统治没有常规的准则，或依启示或依个人的榜样，是一种独断的人治。
（ｂ）传统型统治传统型统治的权力来自传统，其基础即为传统型行动。
获取权力的方式乃根据相沿成习的惯例，西方历史中的长老制、东西方都存在过的家长制、世袭制都属于传统型统治形式。
韦伯认为这种统治的最纯粹形式是宗法家长制，其结构类似于家庭结构，这一情况使其统治的合法性显得特别稳固。在传统型的统治—服从结构中，最基本的特征是对个人的忠诚与臣服，最基本的关系是臣民人身依附于统治者。统治合法性依据的是传统古训，任何事实上可能有的创新，皆须在古已有之的典籍中找到根据才有可能取得合法性。因循守旧，压制创新是传统型统治的固有倾向。
（ｃ）法理型统治韦伯认为法理型统治是现代社会的统治形式。它的基本特征是（一）它是对受规则支配的管理功能的持续不断地组织；（二）
它有明确的职权范围，包括Ａ执行劳动分工系统划分出的特定功能的义务；Ｂ授予在职者完成这些功能所必需的权力；Ｃ明确规定具有强制性的必要手段及使用这些手段的条件。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行使权力的单位被称为“管理机构”
；（三）各种职位按等级原则组成，下级服从上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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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和监督，而下级亦有权向上级陈情与上述；（四）调节一个职位的行为的可以是技术性规则，也可以是法规。实施规则若要充分合理，就必须经过专业训练。只有具备适当的技术训练的人，才有资格充当行政管理人员。一种理性组织的管理人员都是由典型的“官员”所组成的，不论这组织是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还是其它性质的；（五）在这种理性组织中，行政管理人员应该完全与生产或行政管理工具的所有权相分离。官员、雇员及工人只是在履行职责时使用这些工具，而不是拥有这些工具。官员有义务汇报与说明其对财物的使用情况，进而组织的财产与官员的私产相分离，办公场所与生活场所相分离；（六）在这种理性组织中，官员的职权有明确的划分，不能越俎代庖。为保证管理行为的完全的客观性与独立性，必须各守其位，各尽其责；（七）一切管理的行动、决议和规章均须用书面形式表述和记录，即便是在口头讨论中也应如此；这一原则至少适用于预备性的讨论与提议，最后的决议及所有类型的法令与规章。书面文件与行政功能的持续不断的操作的结合构成“职位”
一词的内涵，这是现代各种法人组织行动的主要特点；（八）
法理统治可有许多不同的形式，科层制（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是其主要的理想型。
①
韦伯认为科层制是最符合法理型的行政管理制度。科层制是由“官员”组成的，他们的任命及行动依据下列标准：
①参阅韦伯《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第３３０—３３１页，帕森斯编《社会理论》，第６２９—６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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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他们有个人自由，仅仅听命于非人格的公务上的职责；（２）他们按明确规定的职位等级组织起来；（３）法律上明确规定了各自的职责权限；（４）职责依自由的协议而产生，原则上是一种自由的选择；（５）职位的候选人是按其专业的熟练程度挑选的。在最合理的情况下，专业资格是通过考试来测定或由专业训练机构颁发的文凭来保证，或两者兼而有之。
官员经由任命而非选举产生；（６）
官员有固定的薪金报酬，绝大多数有权获得养老金；（７）把自己的公务看作是唯一的或至少是主要的现职职业；（８）有一个‘晋升’的制度，或根据资历，或根据成就，或两者兼有。晋升取决于上级的裁断；（９）官员的工作完全与行政管理手段的所有权相分离，不能利用职位挪用公物；（１０）
服从严格的制度化纪律并控制自己的管理行为。“
①科层制是一种以工具—目标合理性为取向，讲究效率与功利的管理组织。随着构成现代经济支柱的高度专业化分工的发展，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及其在经济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以及“世界解除魔术”的世俗化过程的彻底完成，必然导致科层化的更大发展。在韦伯看来，科层化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因它正是世界历史理性化的一种具体表现，不仅国家、法律领域如此，而且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政党、企业、群体、社团、大学、教会、军队等，无一不被科层化了。尽管韦伯本意竭力反对这种技术至上、效率功利至上的做法，但他不得不承认科层化是现代人不可避免的“命运”。在任何一个领域中，要想实施连续不断的行政
①引自帕森斯编《社会理论》，第６３０页—６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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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而不以官员办理公务的方式进行，不啻是一种幻想。在行政管理领域，要么科层制，要么外行作风，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科层制组织方式在技术上优于其它方式，它是大规模计划和资源利用不可缺少的条件。只有通过科层制，国家才能调动和集中政治权力，才能动员起经济力量，也才能促进资源使用的合理高效与节约，促进政治、经济、技术等各方面的发展。科层制组织形式高于其它各种管理形式，一如现代机器生产高于手工生产方式。
但是，人类也为科层制带来的进步付出了代价。首先科层制导致它的非人化。一切行为及计划的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及其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适应性越是得到充分的实现，科层制就越是使自己非人化，它从公务中排除爱憎等各种纯粹个人的感情，尤其是那些非理性的难以预测的感情。人们要做出有意义的社会行动就必须加入一个大规模的科层组织，在那里他们占有一个整体所要求的功能位置，他们必须牺牲个人的偏好，全心致力于系统的目标。组织是一种个人必须无条件适应（而不是相反）的巨大的异在。科层组织方式极大地提高了效率，但合理化的世界也变成了一个怪物，它把自己的制造者非人化了。这一思想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观极为接近。但马克思认为异化只是人类解放道路上的一个历史阶段，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特别联在一起的，共产主义将必定超越这一异化。韦伯不相信人类能从自己制造的困境中解救出来。不管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地位如何，科层化理性都不能不继续有所发展。合理组织生产以达到用最低的成本从事生产的必要性，在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中还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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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科层制既是西方社会合理化民主化过程的产物，它的发展却又产生和加强了反民主的趋势。一方面，合理化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利益多元的分权结构；但另一方面，进步导致了科层组织的高度集权和官僚的独裁，以至于科层制已成为现代世界的主要的权力来源。为了把握韦伯这一吊诡的命题，让我们先来简述一下韦伯的权力及社会分层理论。
与马克思主义者用经济利益与阶级结构解释权力的观点有所不同，韦伯认为在一个利益冲突、变动不居的开放社会中，知识技能、生活方式及政治组织都不只是经济利益的从属的派生现象，而是对现代多元分层结构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的积极的独立因素。
产生权力的来源不是一个，而是多个，这是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分层的结构，对韦伯来说意味着存在着阶级、身份集团、和政党等多重结构因素。
韦伯认为，阶级结构当然是重要的权力来源，同时阶级的划分，显然与财产（经济利益）紧密相关。
，财产之有无，“是一切阶级地位的基本范畴”。但他反对把阶级地位仅仅归结为财产地位。他还认为，阶级地位是按向市场提供的服务类型加以划分的，也就是说，技艺也可以成为一种产生内部等级差别的财产。市场结构中的“机会”对于个人的命运具有决定性作用。
为此韦伯强调“阶级地位”与“市场地位”的密切关系，在“有产阶级”之外，又划分出一个“获取阶级”
，后者是因向市场提供服务从而享有特殊地位的人，如企业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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