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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生论-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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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别，也是三六九等，虽然差别有大小，却人人不同。这样说，是人生来并不平等。加上社会成分还会有新的不平等的花样。且不说受传统的影响，不同的人的面前会有不同的路，只说必不可少的分工，衣，有的人只穿不做，食，有的人只吃不种，住，有的人只住不建，行，有的人只坐车不开车。再举个突出的，人人要活，就不能不有人清除垃圾；人人不免一死，就不能不有人处理遗体。这是分工，理论上，或门面话中，没有高下之分，可是有的人可以在报头，在电视荧屏之上，出头露面，有的人不成；而无数的人则费苦心大力，想升迁，这山看着那山高。这就表示，人生的非天然一半也不是平等的。天然，非天然，都不平等，为什么却“应该”平等？或者说，平等信念的根据是什么？
我的想法，浅的一层，是由“德”来。德的精髓是推己及人，或说爱人利人的思想感情。这可以表现为多种说法或想法。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侧隐之心，仁也，相信仁是至善，也就不再问为什么应该仁。宋儒所谓“民吾同胞”也是这种思想感情，是我觉得这样，所以就应该这样。其实，这种思想感情是常人的，只是出于书呆子之口，理的气味就重一些。出于哲学家之口，理的气味还会更重，如康德说“我们应该把人看成人，因为他是人”，就是这样。这种思想感情还可以扩大到人以外，如佛家，他们誓愿度的不只是人，而是众生。于是杀生成为第一大戒，对虾之类不能吃了，连虱子也不能不放走，让它去啃石榴皮。放走，是承认它同样有生存权利，或说同样有佛性。同样有，人己不异，是平等。单说范围不扩大的人人平等，这信念的来源是德，即信，行，认为都理当如此。换句话说，根据不是自然现象，而是道德规律。
道德规律也不会凭空来。这看法，重理的各种家都会同意，分歧在于来的处所。以宋儒为例，与人欲对立的天理虽然可以在人心，总不能生于人心。康德举可敬畏的对象，是星空与道德规律并列，可见这律也不能生于人。人以外，是什么呢？可以称为天，称为理，称为上帝，称为绝对，等等，总之是人之上的神秘。讲与人生有关的种种，我是人本主义者，乐得把天、仁的神秘拉到身边，成为毛发之微。以牌号最堂皇的善和美为例，善是评论（人的）行为，美是评论感知的形象或意象，救人善，整人不善，二八女郎美，龙钟老太太不美，追根问柢，不过是在“利生”方面有差别而已。所以平等信念还有深一层的根据，是这样与不这样比，这样利较多，害较少，反之就害较多，利较少。这是打算盘。情况自然与具体地拨算盘珠有别。大别有这样几项：一，这要在生活习惯中慢慢养成，即前面说过的，离开别人，自己会觉得（纵使是无意的）不能活；为了能活，就不能不尊重别人。二，这就会产生“能近取譬”； “不忍人之心”一类感情，用康德的话说，是把人看成人。三，这慢慢养成，表现为爱恶，是非，取舍，都是无意的。四，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必不免有例外，就是，少数也可能，利己而不惜损人，甚至自信为天之选民，高人一等。封建重等级的时代，这祥的人物就不只是少数，因为就是被动居下层的，也有不少．同样相信，正史写入本纪的人物，是天之子，生时红光满室这类鬼话。
现在，至少是名义上，人死论定，不分别放入本纪、列传两堆了。这也是平等信念显神通的一个方面。会不会如时装一样，也有所谓过时呢？我不这样看。原因之一是，这信念，无论就信说还是就行说，都还没有及时，自然就谈不到过时。原因之二，意义更深远，是，无论从个人生活方面看，还是从集体（包括大小各种）生活方面看．平等都是有理有利的必要条件，这样，如果生活无所谓过时，它也就不会过时。以下想就平等则可以有理有利，再说说可以想到的一些理由。
其一是由“机遇”方面考虑，为个人设想，平等可以得到保障，利大；不平等有倒霉的危险，利小。自然，谈机遇就不能排除侥幸，比如清朝晚年，就有可能生而为太后老佛爷；但这样的机会究竟太少了，而最大的可能是生为小民，则近的上有父母官，远的上有皇室，命运就可想而知，就是有幸读书明理，脱颖而出，如谭嗣同，最终不过是被拉到菜市口，断头而已。所以，为了多有保障，还是人人平等，不走侥幸一条路好。其二是为社会的蒸蒸日上着想，平等则人人有发展的机会，速度就快；反之就必致迟缓。其三，为社会的安定着想，平等则绝大多数人心平气和，动乱的可能性小；反之就会有很多人不服，动乱的可能性就大了。其四，只就人与人间的关系说，在平等信念的笼罩之下，面对，态度是和蔼的，心情是静穆的，总比一些人耀武扬威，另一些人低声下气好得多吧？就这样，人类社会，或者说，不同的国度都先先后后，扔掉九品中正的思想和制度，承认，或暂在口头上，平等为理所当然了。
二O 民本
民本思想是平等思想的进一步。在一个以国为名号的人的集体之内，信念上（不是实际上，因为不能不有分工、犯罪处罚等措施），所有的人价值“均等”，是平等，价值“最高”，是民本。这个信念很重要，因为它会，也必致成为一切社会方面的建树、措施等的出发点和评价标准。它的重要还表现为，它处理生活有自己的一套，举例说，与传统的“君君、臣巨”思想相比，它有强硬的一面，即认为历史上那样多的坐在宝座上横行霸道的专制魔王，都应该赶下去，换为自己作主。可是另一方面，它又表现为柔弱，这是与佛家的泛爱众生思想相比，它有自知之明，承认至多只能做到“君子远庖厨”，因为民为本，民看见熏鸡烤鸭等想吃，只好吃。胆敢自己作主，愿意吃什么就吃，近于狂放不羁，这种思想也有根源，即前面讲到的常情，既然有了生，总不能不希望活得好一些，人人这样希望，化零为整，除了“民本”之外就不再有别的路。
事实上是有别的路，那不是民本，是民末，即民俯首听命。这别的路不是由“理”来，是由“力”来。假定传说的历史是真的，黄帝与蛋尤战于琢鹿之野，黄帝胜了，蚩尤败了，宝座只好由黄帝坐。坐，未必是因为占理，而是因为有力。有力就可以生杀予夺，所以就可以说了算。其后是有力者说了算惯了，几乎所有的人，就以为“事实上”只能如此；其中一部分人还火上浇油，认为“道理上”必须如此。这类信念力量很大，有时甚至大得可怕，如方孝孺，两个姓朱的争宝座，他认为已经坐上宝座的那一位，稳坐不动是天经地义，就是诛十族也不改口。那是几百年前的事。几百年后怎么样呢？《大保国》《二进宫》等为维护皇位而痛哭流涕的戏不是还在演吗？可见所谓民本，不要说行，就是知也并不容易。不易还有个原因，或说情况，是行民末之实而戴上民本的帽子，人，总难免以貌取人，所以也就容易上当。这里只好撇开貌，单说理，假定已经接受民本的信念，之后是实施，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想由个体和整体两个方面说说。
个体指整体中的一个一个的人，民本，他或她是民的一分子，所以就成为本。对于这样的本，求名实相副，单单供在完里不成，要在实际中体现。实际千头万绪，说不胜说；只好说原则，或用事例来显示原则，原则也不少，只说重大的，可以总括为三个。一是“安全”。语云，好死不如赖活着，人，有了生，不愿意死，所以民本，就应该（或首先应该）求民能活。求之道，也可以分作两个方面：一方面，活的，只要不是有违约法三章之一章的，就不当迫之死；另一方面，也是活而不违法，不幸而有死的危险的，要尽全力救。先说迫之死，昔日不罕见，随便举一些例。是宋朝的事，见于某笔记，有那么个无知农民，一天发神经，拿水桶当高帽子，戴在头上，大声说“我要作皇上”。彼时也不少识时务的人物，立即举发。一直报到真皇上那里，据说圣上爱民如子，以宽大为怀，未夷三族，只杀他一个人了事。用民本或平等的眼看，他为什么不可以作皇上？可是，只是一说就死了。这是迫之死。又如现在一再演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杨乃武认罪是因为受不了酷刑。可以任意用酷刑，使民求生不得，也是迫之死。此外，不直接杀，不用酷刑，也未尝不可以创造其他种种花样，使民战栗，求死而得，那也是迫之死。迫之死，视民的安全为无所谓，所以不是民本。再说另一方面，是安全受到威胁的，要救。这威胁，可以来自天灾，如水旱、地震以至房倒、车祸、重病等等；也可以来自人祸，如抢劫、暗杀之类。因为相信民本，民都想活，所以人命第一， 要不惜一切代价，只要还有一线生机就不放手。
二是“幸福”。什么是幸福？问题也不少。比如与快乐的关系，初看，像是可以重合，细想又未必尽然，因为如一般所谓嗜好，赌博、酗酒之类，可以换来快乐，却未必可以称为幸福。或者加个限制，说不会产生不如意后果的快乐是幸福。就是这祥，也太多了，说不胜说。只好还是举其大者，以期举一反三。先说其性质，是欲望的合理的满足。欲望，古人总括为两类，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无妨即以此为例。那么，所谓幸福，就要一方面，有口福，不只能饱，而且吃的喝的都不坏；另一方面，能够如孟子所说，“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这显然很不容易，因为要具备富庶、教养、均等之类多种条件。幸而这里不是谈具体措施，可以不管。只是要记住，既然相信民本，就应该把个个人的幸福放在第一位。
三是“向上”，这是指往高处发展。何谓高低？以人类历史的发展为喻，古，野蛮成分多，是低；今，文明成分多，是高。一个个人也是如此，刚出生，不识不知，是低，应该往高处发展，即增加文明程度。这增加，内容很复杂，如智能方面，由不识字变为知识丰富，由无技能变为通晓某种或多种技艺，成家；体质方面，由未必健壮变为健壮；道德方面，由鄙野变为品德高尚；等等，都是。这多种变，有如农作物的生长，要有合适的土壤。所以求人人能够向上，就应该使人人有发展的机会。比如专就求知说，就应该有学校供给教师，有图书馆、出版机构等供给读物。
再说整体方面。关心整体，也是为个体，因为真能感知的只有个体。但着眼点不同，措施也就会有别，至少是重点会有别。这着眼点，可以从两个方面说：一个方面，可以说是空间的，由看个人变为兼看全体；另一个方面，可以说是时间的，由看现在变为兼看将来。兼看的结果是兼顾；因为要兼顾，对于个个人，有时就不能不要求节制。举个最明显的例，有些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就是照顾不吸烟并讨厌烟气的人，要求吸烟的人节制，这样做，显然就是来于着眼全体。又如计划生育，要求一对夫妻只生一个，于是三多九如的信徒就不能不节制，这样做，是来于着眼将来。要求有些人节制，有目的，仍是个个人的安全、幸福和向上，所以出发点或理据仍然是民本。
以上说组成社会，信和行，都应该以民为本。现在常说是民主，与民本是不是一回事？也是也不是。说是，因为民主由民本来，民本偏于指目的，民主偏于指手段。说不是，因为同一目的，可以采用不同的手段。如孟子，说“民为贵”，是信民本，可是不反对君主专制，是没有采用民主的手段。未采用，是因为他想不到民还可以主。他失败了，理想或幻想破灭。这也有好处，是伴同历史的无限事实，足以证明，想实现民本，就只有走民主一条路。走是行方面的事，内容复杂，问题不少，留到后面慢慢谈。
二一 教养
前面由民本说到民主。民主，现时是个大走红运的名号，至少是口头上或纸面上，几乎没有一个人反对。其实是，无论理论方面还是实行方面，问题都不少。譬如说，如果孔子和康有为还健在，你想说服他们，说为了如何如何，“君君，臣臣”和“保皇”那条路行不通，必须换为民主，你就要举出理由来，这理由就是理论。本书前面也谈到这方面的理论，要点是，人都是常人，生而有欲，权力过大就必致为所欲为，所以为了不冒受迫害的危险，最好是把权力谋在自己手里，不无条件地交给别人。这也是理论，付诸施行，还会遇到种种间题。种种，很多，也许还都很大，难于处理，所以要慢慢说。本篇先说个最基本的，是教养。
我一直认为，民主，戴近视镜看是方法方面的事，问题不小；戴远视镜看是能力方面的事，问题更大。方法，分歧在于采用或不采用，虽然由不采用走向采用，路上会有不少坎坷，但总是问题摆在明面，想解决就不难下手。能力就不然，民主，顾名思义，主要有所作为，就不得不有主的能力，这能力，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是否短时期所能培养，都是既迫切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近年的历史可以为证，“五四”，已经是易君主专制为共和政体之后，由西方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尊为师表，不少好心人认为，至少是希望，这样一输入，民主精神和科学头脑就可以逐渐占上风，终于主宰一切，于是而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刀而解，漆黑一团就变为清风朗月。不幸是事实常常不像希望的那样如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应该主的民竟又经历了十年浩劫，不少无辜的民死在红卫英雄等的掌下。这是德先生并没有起作用。赛先生呢，电视机，甚至电脑等，走入家门，这是一面；。但是还有另一面，是为了趋福避祸、求心之所大欲，或预知未来，有为数不少的人，奔赴寺庙跪拜．或用《 易经》 等算卦。就这种现象说，我们比周平王时代，梁武帝时代，究竟前进了多少呢？单说民主，民各式各样，有主张“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如孔子，有著《尊王篇》的，如辜鸿铭，有以跪拜山呼万岁为得意的，如很多遗老和新进，有以迫害人为正义的，如红卫英雄之类，有以损人利己为业的，由尖端的偷盗到委婉的造假药假酒等等都是，有不能容忍异己的，例很多，从略，显而易见，像这徉的民，其所信或所行，纳入民主的水流就难了。
所以，一个社会，想民主，先要有能主的民。民，能主不能主，关键在于有没有教养，或者说，绝大多数有没有能主的教养。何以不说全体？因为要减去三群：一群是未成年的，另一群是神志不健全的，还有一群是教而不受，甘心作害群之马的。三群的情况不一样。第一群，占全体人数的百分之多少，大致是有规律的，这部分人正在走向成熟，虽然也有教养问题，却应该等待，不必急。第二群，数目多少，决定于全体人民的素质，当然越少越好，但多变为少，要多方面尽大力，这多方面里也有教养。第三群，数目多少，主要决定于教养，但我们也要承认，无论在教养方面如何用力，总不可轻视天命之谓性的力量，也就总会有少数人不愿意守常规，当然，这部分人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为好，这就不能不在多方面尽力，其中重要的有风气、法律等，恐怕最重要的还是教养。
以下谈教养的所指。这可以指泛泛的，可以指特殊的。如识本国的文字，用口说手写都能表情达意，这样的教养是泛泛的，至于用口能唱京剧，用手能写拉丁文，就不能算是泛泛的。民主的民，要求具有的教养是泛泛的。这加细说，还可以分作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知，另一个方面是德。知有程度问题，一端是丰富，一端是贫乏，当然以丰富为好。但好是愿望，至于行，就不能不多考虑，至少是兼考虑可能。这里着重谈的仍是理论，只好假定为并非不可能。这样，能主的民要具有什么样的知呢？难于具体说。大致是，一方面，要具有现代文化的、各方面的、常识性的知识，另一方面，要能够以这样的知识为根据，判断非专业事物的是非、好坏，纵使这判断未必能十拿九稳。话说得过于模棱，想举一点点例来补救一下。生而为人，应该大致了解自己的周围。这有时间方面的，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单说从哪里来，就要略知本国历史，如果连朝代的递嬗也毫无所知，就得算知的方面不够格。空间方面也是这样，如果还以为天圆地方，而不知太阳系、银河系以及河外星系，光年之类，就也得算知的方面不够格。判断是非，问题更复杂，只举广告吹嘘的药效为例，如果以广告上总是这样说为理由，就推论药必有效，也得算是没有判断是非的能力。再说另一方面的德。德指品格修养，似难说而并不难说。它最突出地表现在人己利害不协调的关键时候，不肯损人因而放弃利己的是有德，利己而不惜损人的是无德。有教养是有德，所谓泛泛的，是不要求希圣希贤，只求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也想到别人，需要节制的时候能节制，至少是知道应该节制。
还是回过头来谈民主，为什么绝大多数人要有这样的教养？先说知口民主的主，表现为行，是选择，即要这个，不要那个，要这样，不要那样．选择之前要有所见，这见由知来，所以无知就谈不到选择。还会更坏。这有多种情况，只举一点点例。一种来于传统，明哲保身，莫谈国事，大事任凭大人物管，好坏认命，也就无所谓选择。另一种是过于传统，如我的一位老长辈，就一直认为还是大清国好，因为他是生于大清国并在大清国长大成人的，所以，如果选择，他就一定选择君主制度，而且是大清国的君主制度。还有一种，是随波逐流，你说要这个，好，他说要那样，也好，因为自己没有主见，就只能名为管而实际是不管。民主，要求都要管，都管，意见会不同，之后是有争论，有比较，最后还是要选择。选择是否得当，显然，就只能靠知来决定。再说德。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反“民可使由之”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即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的一种生活态度。在不同意见的争论和比较的过程中，这种生活态度表现为既坚持又容忍：信自己之所信是坚持，尊重别人之所信是容忍。坚持来于认真，只有人人认真，整体才有较多的走上正路的可能性。容忍来于克己，只有人人克己，意见不同，甚至利害冲突，才有可能文而不武也可以解决问题。总而言之，民主作为一种集体的生活方式，走向它也好，在其中也好，为主的民，至少是大多数，要有教养，否则必是此路难通的。
可是谈到教养，问题又是一大堆。时间短了不成，可以耐心等，也只能耐心等。等，来不来，决定于许多相互牵制的条件。比如说，教育，人人承认绝顶重要，可是在民可使由之、八股取士的时代，其作用究竟如何就成为可疑。还有时风也，或尤其，不容忽视，比如，不幸而金钱与物质享受成为多数人信奉的最高价值，培养民主之基础的德就太难了。不过难是事实的一面，还有另一面是非此不可。怎么办？也只能说个原则，是知难而不退。
二二 授权
到现在为止，任何社会都有治人者和治于人者的分工。治人者有权，治于人者无权。这权，旧说是牧民之权，新说是办理众人之事之权。至少用世俗的服看．有权比无权好，权大比权小好，因为权的一种作用是有求必应，至少是有求多应。黄金屋，颜如玉，一种说法是可以由书中来，即使这说法有时竟成为事实，那也是说的人图简便，略去中间站，这中间站是权。权有这样的大用，就难怪有史以来，普天之下，用各种方法，直到最尖端的，刀锋见血，争了。这情况，读史，或不读而只是睁眼，都显而易见，可按下不表。这里想探索的是这治人之权由哪里来。古今看法不同。古是“天佑下民，作之君”，所以君王称为天子，直到清朝退位之前，还要定期郊天，因为天对治人者有恩，给了他治人之权。头脑维新的人说这是封建意识。新或今的说法当然是反封建的，于是变为民本或民主，说权是全体人民所授。由天一下子降到民身上，此之谓现代化。就不会有拖泥带水的情况吗？也可能有一种情况，是治人者处在“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的地位，于是先就须带路，而也就有了治人之权。在从蒙昧走向开明的时代，这也许是不可免的，甚至需要的，不过就其性质说，还是贤人政治一路，也就不免有贤人政治的致命伤，那是可能不幸而不贤或变为不贤，就除了孔孟的老办法（磕头和忍受）以外，不会有另外的办法补救。还有深一层的困难，是如何证明所谓先知的所知是好的（对绝大多数人民有长远利益）。理论上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小则议会式，公开争论，占理者胜；大则如战国时期，处士横议，百家争鸣。这办法像是有优点，用俗话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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