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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自那遥远的地方-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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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经过证实，泰平确实不是共产党，也并没有鼓动过人们拒不纳税。他是因为家族恩怨被牵涉进来，确属冤枉。高原正冈非常不喜欢张名臣这公报私仇的做法，他向武进二郎说明情况，决定释放泰平。武进二郎虽然残暴凶狠，但信奉武士道的他也不喜欢张名臣这样的做事方式，而且，他也知道父亲在青城以及滕家在驿渡的声望，于是也乐得送个顺水人情，答应了高原释放泰平的要求。
但是监狱里的折磨毕竟太惨了，高原正冈又提出让泰平在城里静养两天再回镇上。他对滕家的长子说这样既可以暂时躲开张名臣，也好给张名臣有个说法。
泰平作为一个客人在宪兵部住了下来，友好的高原派来他们最好的军医给他治伤。又过了几天，直到外伤渐渐有些痊愈，泰平再也住不下去了。他再次提出回家的要求。高原见他回家心切，便修书一封，道明原委，向父亲表达了由衷的歉意。
泰平在日本宪兵部治伤的那几天，正是马代在镇上招摇过市的日子。他常常说：“看看滕家吧，恁大一户人家同皇军作对还不是自讨苦吃！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那个惨呀……你们这些草民……”
人们常常就因为这些话意志动摇了。恐吓的话一般吓不住他们，但我们家泰平和可怜的田家人却是一个再生动不过的例子。活生生的例子倏然击却了他们内心勉强建立起来的堡垒。
人们总是相信那些眼前可以看到的事实，没有看到的东西哪怕再危言悚听也不会对一个人构成多大真正的威胁。事实就摆在人们面前，他们可都不希望自己变成泰平那样。从这一点来讲，日本人让泰平延期回家让张名臣达到了收齐费用的目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日本人送泰平回家又等于是对张名臣的放虎归山。高原别有用心，他主动向父亲示好说明他还在打父亲的主意。这是因为他和副手武进二郎都觉得，张名臣在青城的声望还是远远不够。
高原让军医把泰平用过的药包在一起，又给他拿了一些好药。他提出让宪兵用摩托车送他回家，遭到了泰平的拒绝。向日本人道谢过后，我们家的大儿子踏着夕阳一步一步走回了镇上。
泰平从包袱里拿出日本人的书信，交给父亲。父亲接过来，对他说：“你先回家，别让你娘担心。”
泰平并没有走，而是扑通一下跪在父亲身前，眼泪刷刷而下：“五叔，此事这样不能算完。我们滕家在镇上好歹也是有名有号的，白白受这种冤枉气我心里受不了！那马代是个什么人，他也竟敢带人打我……”
看着面前跪在尘土里的，跟自己年龄大小差不多的侄子，父亲难过地闭上眼睛，摇了摇头说：“你先回去吧，稍安勿躁，此事从长计议。”
滕家的长子趴在地上，咚咚地向他的叔叔磕了三个响头，说：“五叔休怪侄儿不孝，如果你不替侄儿做主，此事侄儿自己解决。”
父亲啪地一拍，茶碗在桌子上蹦起老高。他高声喝道：“鲁莽！鲁莽！”
母亲拉了拉跪在地上的泰平，没有拉动。她对父亲说，“你先别发火儿了，泰平心里不好受。”说着，她又转过身去，对滕家的长子说：“泰平呀，你先回家看看你娘，你五叔说的对，他的话你回去再好好想想，可千万别干傻事呵。”
泪流满面的泰平看了看他的婶娘，咚地一声又磕了一个响头。他站起身来拍拍膝上的土，走了。
“不像话！”父亲重重捶了一下桌子，怒气冲冲地坐下。
母亲说，不管怎么说，他能平安回来应该算是一件好事儿。
父亲沉着脸说，你去，把二哥叫来吃饭。
父亲又让母亲去叫二伯父来商量事儿了。
我想，这一次，父亲也许不会再一味地以弱示人了吧。
可是，正当我想看看父亲怎样对付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却又一次感到失望了。我没有想到接下来，对这件事父亲又选择了那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沉默。让我们理解一下父亲为什么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忍气吞声的理由吧。
我们历史上有一部非常重要的哲学经典，叫做《老子》，又叫《道德经》，就是杨云溪，也就是父亲的义父在临别时让他好好读的那一本好书。里面有关一个人在遇到别人盛气凌人的伤害时应该采取的方法，它有如下几种解释：
《老子》七十章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弗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是谓肥天，古之极也；
《老子》七十五章说，勇于敢者则杀，勇于不敢者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天之道，不战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单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老子》三十六章说，将欲拾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去之，必故与之。将欲夺之，必故予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强；
《老子》三十一章说，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故兵者，非君子之器也。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
我想，也许，当想起义父在临清曾经给他说过的：“要多看看《道德经》”的话，父亲才又一次决定要以弱示人吧。
当年，面对镇上的是是非非父亲所做出的选择让我想到，一个人的价值也许就在于他总能够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吧，而不管那件事的真正意义有多大。父亲一次又一次地忍气吞声，这在我们看来简直是太窝囊了。我们真不知道他到底怕什么。
这又让我想起了道家的哲学，让我想起了他们所说的以效法自然为宗旨，以自我实现为根本，以虚静物化为方法的人生观。说实话，像父亲那个时代的人，他们从骨子里并不推崇道家，处处提倡以儒家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的父亲，当年一直以一儒人自居。那，就让我们我们去儒家的道德体系里去找找他这种隐忍精神那深刻的思想根源吧，虽然，在中国从根本上来说儒道两家是分不开的。
几千年来一直作为文化主流的儒家有一部非常重要的不同于其他著述的经典，它叫做《易经》。一般的儒家经典，说的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这让人觉得儒家所有这一切好象都是通过修身来完成的。在传统的儒学十三经里面，只有这一部《易经》教给人如何去处事的道理。因此，它对人们日常生活有了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使得《易经》有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儒家典藉的特殊地位。
让我们看看《易经》对当时我们面临的那种情况是怎样解决的吧。
坤卦第二说：君子以厚德载物；
讼卦第六说，君子以做事谋始；
否卦第十二说：君子以俭德辟难；
遁卦第三十三说：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震卦第五十一说：君子以恐惧修省；
看到这些，我们就应该知道，当初父亲为什么不肯轻易反戈一击了吧。
可是，秀林却对我说，《易经》里也有不同的观点呀，比如，困卦四十七里的“君子以致命遂志”，还有夬卦四十三说的“刚决柔也，刚乃长终也”，这不都是主张人们反戈而击的做法么，父亲当时就没看到它们？
我知道他这纯粹又是为了跟我抬杠。其实秀林也知道父亲当初为什么不跟张家斤斤计较的原因，但他的特点与习惯就是不断去否定别人。因此，我没有跟他争辩下去。
几十年后的今天，当高科技的发展给我们的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富强，我们认识到，父亲当年的想法也只有在厚厚传统文化里才能找到根源。对于父亲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一本《易经》就如同现代西方人眼里的圣经，常常被当作行事的逐一参考。那时的人们认为，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说任何一种选择，都是可以在里面找到答案的。
对于《易经》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秀林与我有着类似的看法。
秀林说：“我们的人总是喜欢用这种方式去认识世界。其实，这跟人们的日常习惯，把所有的事物分成‘是’或者‘不是’，‘好’或者‘不好’，它们是一样的，只不过，它（《易经》）对事物的分类更加细致而已。所不同的是，他们把自己所生存的世界分成了六十四种，而不是两种，这是一种更复杂的世界观。用六十四种方式去讲清楚一个道理是很难的。相比之下，人们更容易接受有‘有’或者‘无’，‘是’或者‘不是’这样的定语。因为这样的说法更容易被理解。这跟近代西方人‘0’和‘1’的世界观从根本上来说是相同的，只是《易经》这种世界观更为复杂，更为具体，更加包罗万象。我们中国人从古代就有这样的传统，坐在那儿静静地一动不动地悟呀，悟呀，经过这一悟，他什么道理竟也都给悟出来了。像天文学呀等等，都是这样悟出来的。什么道理都想通了，到头来终也是难免一死，殊途同归。归宿都想好了，所以就懒得再去深究，他们不愿再费那个力气了。
比如同一个问题，就像研究什么样的饮食结构更有利于人的健康，究竟是肉食还是蔬菜？外国人研究来研究去，到头来还不是肉食和蔬菜调剂着吃？因为你吃的根本就离不开这两种东西。蔬菜有蔬菜的口味，肉食有肉食的口味，最直接的感受还是来自口感，我们不能光因为饮食健康而让自己的口感感到别扭。到头来，还不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因此，我们就懒得去研究什么营养学了。很简单的例子。中国人从来都没有真正严肃的实验科学。”
我对他对中国人意识形态的深刻剖析赞叹不已。我想，人们戴给他一顶东方学大师的帽子，仅仅因为这些话，就足以证明他绝非徒有虚名。
我说，正如你所说的，中国人缺乏的就是这带有一点点严谨的笨拙精神。对于似是而非不予深究，或者说，是对眼前现实的刨根问底不感兴趣，使得实验科学在传统的中国失去了诞生的可能。而现代文明却是以科技发展状况为衡量标准的。所以说，落后呀，贫穷呀还得从文化上去找原因。中国文化历来看重的的不是这方面的东西，对个人价值，一等人忠臣孝子，两种事读书耕田；对社会价值是其政闵闵，都离不开一个政治呀。离不开政治，于是就用儒家的标准做人，用道家的标准处世，再有一点法家的务实，佛家的慈悲，一点墨家的忠诚……
秀林笑了笑说，你这个卫道士也有这样的看法，这倒是很难得的呀。
我严肃地说，政治的和谐之说没错。政治也是为民，你总是先入为主地……
他说，政治根本没有你想得那么重要！
一谈到传统文化，尤其是说到有关类似政治对于文化的影响这样的问题，我们总是在不知不觉间产生分歧。也许，是因为这些年身居海外，秀林养成了跟人斗嘴的习惯吧。我不喜欢跟他争论有不休，所以当他提出与我针锋相对的看法时，有时我也会同他说上两句，但当看到无法说服他时，便沉默不争。一个人没有强迫别人同意他的观点的权利，而我，也没有说服他的激情与必要。就这样，每当说起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时，我们的谈话常常像在十字路口偶然相遇的两个人，点点头，打打招呼，又各自沿着自己的路走开了。
父亲常常对我们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想，在那个时代，这部《易经》对他的影响太大了。六十岁之后，我也开始开始潜心研究起《易经》来。但我研究的结果却是，尽管，《易经》的主旨是处处静观玄览以退为进，把退让作为人生最大的美德。但它却还是把积极进取放到了人生第一位，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作为开篇语。这充分说明这了这点。这说明，虽然谦让是一种美德，但一个人一生的意义还是在于积极进取。因此，有时候，我在想，父亲当年对张名臣一忍再让是因为是他勇敢，还是因为他的怯懦呢？难道他真的怯懦么？
当刚刚生出这个想法，我随即就否定了它。父亲绝不是一个怯懦的人。也许，他有他的想法。后来，当对软弱这个词有了一番更加深刻的认识之后，我才知道父亲当时真正的想法。有时候，人们很多行为看起来是那样地没有力量，这正是因为他有了强大的力量准备迸发，或者说，是他在拼命地为迸发积攒着力量。“我们之所以选择软弱，是因为我们更需要坚强，是因为我们很坚强，是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过像今天这样坚强”。
当年，父亲分明是在等待时机。
自从想明白这个问题之后，我才真正认识到父亲的伟大之处。而因为这件事，使得我不再敢对任何事情轻易发表意见。世间所有事情自有它的来龙去脉，只是有些东西你还没能看出，只是因为有些道理你还没有想通，只是因为有些机会你还不会把握。时间最终将解释一切。
看看，时间是一种多么奇妙的东西吧，每个人都会受到上代人的影响，他也会反过来去影响上代人：随着时光的流转，每个人也都会作为上代人去影响下代人，同时又受到他们的影响。每个人都会因为时间受到影响并影响别人。
今天，从我们的孩子们身上来看看吧，父辈们曾或多或少地影响过我们的生活，作为父亲，我们也以同样的方式着影响他们。每个人都因受到这种影响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价值观与是非观。同时，这些观点既又对社会产生影响，又会受到了社会的影响。我们曾经以父辈与与社会共同影响的过观念影响过他们，也影响过属于我们的那个时代。如今，我们下一代他们正在主宰着这个社会，他们的观点反过来也像我们影响过我们的父辈一样，再次影响我们，并影响这个社会。
这说明在每一个时代活过的人，更多的是被他们那个时代改变着。只是，随着时代的改变有些东西会永远不会改变。尽管八十年前的西学东渐已经慢慢地修正了我们这个民族传统的道德操守与价值观念，但是，我们却发现，我们从来没有在如此热切地期盼着光明与美好。说得再明白一点，也就是说，尽管时代千变万化，但我们的信仰没有改变。
想到这里，已经年老的我心里又不知不觉间产生了这样一种假设：如果时间不动，我们好象就是落在这片土地上的一粒尘埃，也会呆呆地一动不动。但假设毕竟只是假设，它不会成为事实。由此却可以得出这样一种事实，我们一直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我对秀林说，父亲是多么地热爱这片土地呀！究竟是因为生活在这片土地而爱上这个民族，还是因为流淌着这个民族的血液才会爱上这片土地？
他说，看来，你真是老糊涂了，连时间这种基本元素都认不清了。你说的是两件同时发生的事，根本不存在因果关系。没有哪一个互为对方的第一原因……
我说你又是在说柏拉图么，他一个深受希腊影响的基督……
秀林笑了笑，你总是不太认同西方哲学。
我说，我们只有从我们民族自己的东西里才能看到希望，才能找到答案。
“食古不化……”
听，这个貌似的国学大师又在以他嚅嚅的口才讲着“月是异邦明”的歪理邪说，并展开对我的人身攻击了。
第三卷5
当年，四伯母坚决要改嫁马代，这对父亲说好象一记重重的耳光抽在了脸上。这记耳光可够重的，因为那些日子我发现这件事让父亲伤心透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面对四伯母父亲和二伯父都是这样的束手无策。那天晚上，他们商量来商量去，结果却是谁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既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好言相劝。一开始是二伯父，后来是母亲和大伯母，二伯母以及大伯父家的几个嫂子。但四伯母主意已定。不管谁来劝阻，他对男人采取的态度是一概拒而不见，对女人的态度是扑通一声跪在面前一声不吭。她提出一个要求，她不但要走，而且一定要体体面面地走，滕家必须给她一个正当的名份。四伯母的用意很明显：她要报复滕家这些年对她的不公了。
事情闹到这种地步，真是让人心乱如麻。四伯母是武城韩家的人，二伯父决定去一趟韩家让她娘家人给拿个主意。他说，这件事并不仅仅是在滕家的伤口洒盐，更重要的这会对她自己造成伤害。滕家是识书达礼人家，我们欠老四的太多，看着她眼睁睁地往火坑里跳，大家都于心不忍。
父亲向二伯父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改嫁可以，但滕家不希望她嫁给马代这样的人。他让二伯父把话捎过去。
次日，二伯父从武城回来，带回了韩家的态度。
四伯母的父亲，韩起隆，一个老实巴脚的小手工业者，对二伯父说：我们既尊重滕家的态度，也尊重女儿的选择。他言外之意是他不能替女儿作主，这等于把问题又踢给了我们。
那天晚上我发现父亲跟二伯父一直商量到很晚。他们又得出这样一个结果：家中有长，像改嫁这种事必须要等到在东北的大伯父回来才能决定。
四伯母怀疑这是缓兵之计，又一次跑到家里来大哭大叫。而马代，那个曾把自己的弟弟扔到河里的，曾经码头李家的手下而今又改投日本人的家伙也趁火打劫，带着一帮人到我们家里来大吵大闹，看来，这件事情不解决是不行了。
就在这个关头，我们家那委屈的大儿子泰平带着一身伤痕从青城监狱回来了。
滕家的长子能从日本人那里带着性命回来是对马代来的一个不小的打击。他马上就不敢到我们家里来胡闹了。而父亲已经知道，无论如何四伯母也已经留也不住。因为她的心已经走了。
他决定派我们家受到莫大委屈并急于报复的泰平走一趟东北。这对于家族中两个鬼迷心窍的人来说，或许都是一件好事。
泰平出发了，我们一家人等在无尽的盼望中。尽管大家都知道泰平把大伯父请回家来可能出现的结果，但都还是盼望着他能尽快带来一线良好的转机。
就在大人们忙着为这件事儿发愁的时候，我和秀林心中也增添了一分淡淡的忧愁。
学堂里新来了一个年轻的教书先生，名叫张济愈，他有着高高的身材，浓秘的黑发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那是一双怎样的让人看过一次就终生难忘的眼睛呵，苍白，深遂，充满了一种无奈的力量。
张先生对我们来说始终是一个神秘的人。谁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我们曾经问过二伯父，他晃了晃胖胖的脑袋没有说话。张先生一个人住在学堂后面一间小屋里，并时常在镇子上转来转去。他最喜欢钻到码头上那些蒙着肮的脏白毛巾，身着破旧对襟棉袄，带着一脸愁苦的人群中去谈天说地。我和秀林都觉得这个张先生有着与众不同的两面性，在他心中，似乎总是忧伤要远远地大于快乐。我们发现，只有在教给我们唱歌的时候他才是真正快乐的。他教给我们唱《长城谣》，唱《送别》，有时候，他也会把教我们歌教给镇上那些没学可上，在码头转来转去的孩子们。他把他们叫在一起，认真地一句一句地唱“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两边是故乡……”过后，在课堂上，他总是忧伤地对我们说：“看吧，他们想把我们这些人变得多没文化！你们一定要争气，你们一定要争气，……”
他会常常带着我们走到河滩上，让我们去看河里的流水。他会大声地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样的话。他也会带着我们看那些南来北往的船只，或者远远地看驻在码头的日本兵营。在这时候，他总是眉头紧锁，让人感到他那年轻的激情已经化为乌有。他指着滚滚而过的流水轻声地对我们说：“看我们的大地多美呀！”
说到这里，他总是低下头咳嗽个不停。
张先生的样子让我想起了父亲，秀林也有与我一样的感受。我们都觉得他们两个人好象有着某种共同之处。他们这样的人，心里都有一个隐藏很深秘密，他们两个都是像有着深仇大恨并正在忍辱负重的人。我想，那一定是他们心灵深处一定那隐藏得很深的东西吧。有时，我就想那东西一定是一种忧伤，那是与四伯母的话给我的心灵带来的同样的忧伤。
那个春天，父亲有时候还会带着我们出去转转。我们在清晨走上高大的河堤，在小树林里看着太阳在东方升起；我们在黄昏走进田野，去看晚霞怎样染红了大地。我们看到春天怎样来到身边，我们看到开冻的河水哗哗流淌。我们看到小镇上空飞过鸽子，我们看到，每隔两个小时就有一队日本兵在码头巡逻一次，镇上的人都远远地躲着他们，我们还可以看到张家大门紧闭，留着长长胡子的李老爷子手里捏着两个明晃晃的大铁球在码头转来转去……
有时，父亲背着手跟在我们身后，我们一起走在村西的杨树道上。
镇子很大，它跨过了河堤两侧。河堤东面的繁华使得一部分喜欢清静的人有意西迁，于是，在镇子西头河堤之外，又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而又安静的小村落，它向西一直延伸到很远的地方。镇子西面有一小片草地，父亲就带着我们坐在草地上浅吟低唱。我们给他唱张先生新教我们学会的歌，而他教给我们应该怎样去观察自己身边的生活。
河堤之外与河堤之内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我们走在广阔的田野，看到小草在微雨中渐渐发绿。往往这时，父亲会要求教我们作一首诗。
我看了看秀林，他说，你先来吧。
我想了想，作了一首五言，于是低头吟道：“隆冬杳去远，阳春日上时。风熙凌开早，雁归日已迟。小雨湿崭绿，炊烟起相思。花莺鸣暖树，绿波漾清池。一年好光景，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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