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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的故事-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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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这是相对原始的一种防卫办法，一个人只是简单地不接受或者不承认容易产生焦虑的现实。一位伺候行将过世的丈夫的女人，可能会告诉自己说（尽管所有的证据都不是如此），他很快会恢复过来，或者，她也有可能说，“我希望让他尽量多活一些日子”，可实际上，她在无意识里却希望这一切早点过去。一位吸烟的人可能会相信，所有证明抽烟与癌症有关的一些证据都可能是有误的，或者，他会想，自己的家族中还没有因抽烟而殒命的。
合理化——这是更为复杂一些的否认版本。一个人本来出自一种动机从事某事，却找到另一个动机来说明它的公正性。一位小气的人可能会说，时势未定，我只不过是在小心行事而已。一位受尽折磨的女人自信心很差，她的依赖性太强，无法离他人而独立，她说，之所以与辱没她的情人或者丈夫生活在一起是因为她爱他。反应形成一这一步走得较远，夸大，展示，让所有人都看见与压抑下去的特征相反的那一个特征。一个压抑了同性爱愿望的人可能会以异常的形式表现自己，并对同性恋者实施人身攻击。有可能变成声色犬马之徒的一个人可能会革心洗面，或者成为性爱艺术和性爱文学的死敌。
移位——它会把压抑起来的感情导向一个可接受的替代物。一位对父亲过分依恋的女人可能会选一个与父亲年龄差不多的男人做丈夫。一个埋藏了对专权的父亲的深刻仇恨的男人可能会成为一个长期的反叛者，一辈子与任何形式的专权者争斗不息。
智力化——这可以通过选择一门对某个不允许的欲望，一种痛苦的失落，或者类似的学科的极大的兴趣，从而达到排谴焦虑的目的。一个压抑了施虐狂冲动的人可能会成为专事施虐狂或者迫害者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弗洛伊德的同代人哈弗洛克·埃利斯虽然一辈子没有能够有性生活，但他却写了一大批有关正常及异常性行为的学术作品。
投射——这是常见的一种防卫机制，它是指一个人把自己不可接受的冲动转向这种冲动的变向目标。否认感觉有种族仇恨的人相信，其它种族的人很仇恨他们，或者把自己否认有的某种冲动转到别人身上去，如在三K党情况下即是，三K党徒们认为黑人是邪恶的，而且在性行为上有动物的野蛮。
升华——最后，这是防卫机制中最有社会效果的一种，通过升华，超我和自我可以把本能需要转变成某种有社会价值的活动。绘画经常是儿童时期希望糊屎或者用手玩屎的冲动的升华，写作或者表演通常是表现自我冲动的升华；外科是想伤害别人的冲动中一种崇高的升华；而大多数运动项目（包括像国际象棋这些非运动型的游戏）都是侵略性这个冲动中可接受和好玩的升华。
可这是科学的吗？
自弗洛伊德开始发表他的思想以来，他的心理学一直就是激烈攻击的对象。几十年来，人们从各个立场抨击他，一开始是一些医生和心理学家们，他们说它肮脏变态，到20世纪30年代，共产主义理论家们说它是腐朽堕落的资本主义思想，同一个年代，纳粹说它是犹太垃圾并焚烧他的书籍。心理分析学逃过了这些攻击，可是，许多年以来，它一直面对着另一种更为值得人考虑的攻击：一些心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都宣称，心理分析学不是科学的。他们主要的论据是，心理分析研究不是实验性质的，心理分析师们不能够建立一个情形，在这样的情形之中，他可以控制变量，并一次处理一个案例，以检查其影响力，并建立一个重要的联系。可是，实验不是进行科学探索的惟一方式，通过观察进行推理也是一种方式。在一大堆数据当中得出一个模式，科学家就可以假想其成因，然后通过查看更多的例子来测验这个推想。如果它们也可以适合推断，则这个假想就得以加强，如果不能，则其推断力量减少。正是这样的方法才确立了心理分析研究的基础。
可是，哲学家阿道夫·格伦堡说，按这样的过程收集到的证据是很脆弱的。一方面，得出了模式的观察有一个“共同的污染物”——即分析者的影响。例如，分析师提供了某种行为片断的解释以后，病人可能会按部就班地得出一个确认性的记忆（这有可能事实上是杜撰的）。另一方面，当应用自由联想来探索像神经症状、梦想和小毛病等的十分不同的领域时，数据之间存在的一致性可能是使用同一个方法来探索不同现象的结果，而不是发现的结果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共存。格伦堡说，这并不能担保这个结论说，心理分析是不可证明的，相反，它指明，其理论的检验应该在治疗室以外来进行。“看起来，如果的确有效的话，弗洛伊德的主要推断的有效性主要得从设计良好的临床外研究中得出，不论是从流行病学的角度，还是从实验的角度。”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实际上进行了许多的工作，以实现这个目标。有些人进行了一些实验室实验，让志愿者受一些刺激，这些刺激按弗洛伊德的理论应该得出某种特定的结果。另外一些人依靠测试来测量某些性格特征，在这些特征当中，应该有某种心理动力学的联系，这些人在这些特征当中寻找统计学上的互动性以支持这个假设。还有一些人采取了发展学意义上的方法，观察并测量儿童在成长期间的性格特征和行为，以确定性格成长是按弗洛伊德理论进行，或者要求别的解释。
到目前，已经积累了一大批这样的研究成果。它们在方法论的可靠程度上有很大的差异，范围也有很大的不同，测试了总的理论，也测试小的具体的子项。这就很难衡量其积累下来的东西，可是，有一小部分学者还是奋力这样做了。对于这样一些研究，有一种观点是由心理学家赛穆尔·费希尔和罗杰·P·格林堡提出的，他们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结果上面，而不去穷究方法论的完善与否。费希尔和格林堡提出，弗洛伊德的下列理论是有足够根据的：他的口唇和肛门期特征概念；男性同性恋病源论（弗洛伊德提出，一个敌意的、排斥性的父亲和一位亲密的、有约束力的母亲会促发俄狄浦斯式的敌对状况，使儿童无法选择一个女性的同伴）；偏执狂的起源，它是对同性恋冲动的防卫措施；俄狄浦斯理论的好多方面；还有他有关梦作为心理学张力出口的功能的大多数梦幻理论。
他们认为下面这些论题是有错误的，即梦是隐蔽的无意识愿望，心理分析学在治疗精神病时优于其它治疗方法的宣称，俄秋浦斯理论的一些部分，还有弗洛伊德关于女性的大部分观点。
他们的总结如下：
总观我们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测试，我们得出一个总体印象，即检测结果常常与他的理论预期相吻合……当我们把这些总的检测结果加起来，并把正确的和错误的部分平衡起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弗洛伊德一路走得相当不错。可是，跟所有的理论家一样，他已经证明，在这漫长的探索之中，他所取得的成功决非完美无缺。他的许多理论议题的确是正确和无可挑剔的，但在有些重大的观点上他也同样出现了谬误。如果我们只考虑他关于男性的一些理论体系，甚或，如果我们只考虑他的理论推想（相对于他进行心理治疗上的实际方法），则他的正确记录的确无与伦比。
在这样的一些研究当中，稍晚一些，在保尔·克兰1981年版的《弗洛伊德理论中的事实与幻想》中，进行了一些比弗希尔和格林堡更为详尽一些的研究。按照克兰的说法，这种研究也更加有区别性，因为他只以非常可靠的方法论进行的研究中得出结论。他并不想办法去评估弗洛伊德有关死亡本能和快乐原则的大理论，因为它们“是形而上的心理学”——基本上是哲学的讨论因而也无法检验——克兰只发现有不少于16种的弗洛伊德概念已经得到检验。他的总结如下：
客观证据证明，精神活动分成自我、超我和本我三重层次是可以确认的。发展理论得到了支持，因为口唇期和肛门期性欲（指婴儿口唇快感中涉及性欲的成分）、俄狄浦斯和阉割情结都好像是出现过的。另外，成人性格模式中像口唇和肛门性格一般也可看见。防卫机制压抑经常使用这一点好像不用怀疑，其它一些防卫机制也似可见。性象征是一种经过证明的现象，在梦幻里外都已经存在过，它的确是与人性基本的冲突相关联。另外，弗洛伊德关于精神病的一些推断似乎也得到了支持……（总起来说）在弗洛伊德的概念当中，对心理分析理论致关重要的一些概念都已经得到支持。
结论
“一部世界史就是一部世界判断史”，席勒说，而这在弗洛伊德的情况下的确就是如此。有对他的人格的攻击，有就他的理论进行的哲学争论，有很多人花费精力来验证他的理论正确与否，可是，对这个人的衡量和他的思想的评价，本身就是他对心理学和西方文明史的影响。
到20世纪30年代，尽管行为主义已经是一统天下，可是，还是有一系列心理学家同意威廉·麦克道尔的说法，他是这个领域里一言九鼎的权威人士。麦克道尔说，弗洛伊德“对心理学作出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最大的贡献”。在心理学的学术圈外，许多人用更崇高的字眼来形容他的影响。1936年，在弗洛伊德的80诞辰上，托马斯·曼，罗曼·罗兰，威尔斯和其他近200领导时尚的知识分子给他送了一段话，其中有：
这位勇敢无畏的先知和救人疾苦者，他一直是两代人的向导，带领我们进入了人类灵魂中未曾有人涉足过的一些领域……哪怕他的研究当中有个别结果将来可能会重新塑造或者加以修正，可是，他为人类提出的一些问题却永远也不会被遗忘。他获取的知识是无法否认和被埋没的……如果我们这个种族有什么业绩能够永垂青史的话，那就是他探索人类思维的深度所创下的业绩。
今天，弗洛伊德的论敌和崇拜者在这一点上都达成了一致意见，即他的理想已经渗入西方文化，产生了一大批不同的心理分析疗法，而且，更重要的是，深刻地影响到了艺术家和作家、立法者、教师、父母、广告人和大多数有文化的人思想人性和他们本身的方式。如费希尔和格林堡所言：“弗洛伊德的理论现在已经是我们文化实质的基础部分。”从任何数量的客观标准来说，事情毫无疑问地就是如此。但是，我们都直观地感觉到事情应该如此。我们只需要稍为想一想就可以看出，我们多么频繁，多么自然地引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术语来进行思考：不同物体的性象征，许多的幽默当中的隐藏的敌意（或者半藏半露），小错误和小毛病里面无意识的理由，冒险和自我毁灭行为当中的隐秘的动机，同性恋发展中父母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努力寻找一些人的所作所为的“真实原因”的答案，等等，等等。这样的思维方法遍及我们生活当中的每时每刻。
这些想法以及类似的信仰，都是以一个更大的东西为基础的：即动力学无意识的存在。弗洛伊德在晚年对一个崇拜者说“我不是一个伟人——我只是作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时，他所指的正是这个东西。
他的伟大发现展现了以前从未有人涉足的一个思维领域，永久地扩大了现代心理学的视野并改变了它的方向。按照英国这方面的史学家L·S·赫恩肖的说法：
（弗洛伊德）让心理学家面对面地解决人类的全部问题，古往以来，一些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和作家们都曾经探索过的一些重要问题，而这些问题总是被一些学术流派排挤在外而没有得到解决——这些问题包括爱和恨，幸福和悲伤，包括社会不满和暴力的喧嚣，也包括每时每刻生活当中的一些枝微末节的小事情。既有宗教信仰上的宏伟构架，也有每天的家庭生活里小小的、然而又是悲伤的紧张感。
雷蒙德·番切尔说得更大胆一些：
他显示出了无意识精神因素的重要性和普遍性，这种提示如此有效，今天，这个革命性的思想几乎就是理所当然的结论。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艺术和文学都描述了人类作为自我冲突的物种的矛盾，他们受制于一些自己无法进行清醒控制的力量，对自己的身份无法确认。虽然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中许多具体的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检测和质疑，可是，毫无疑问的是，这种人性观点触及了一个反应强烈的和弦。西格蒙·弗洛伊德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他们的工作极大地影响到了不仅一个专业领域，而且改变了整个的文化气氛。
最后，我们只得不同意弗洛伊德的说法：他作出了伟大的发现——可只有一个伟大的人物才可能做到这一点。
第八章 测量者
“能数尽量数”：弗兰西斯·高尔顿
1884年伦敦国际健康展上，在展厅里一个只有 36×6英尺的小小展台上，堂而皇之地标着“人体测量研究室”。展台里面有3位服务人员，长桌上摆着一些简单的仪器，其中有一个摆锤和一个反应键，一个手柄和转盘，一台光度计，用它可以比较小块的色彩，还有一个长管子，在助手往里充气时，它可以发出一阵哨音，音调可以通过调节管子终端上一杆有刻度的螺丝来调高，直到访问者再也听不到为止。参观者只需花3便士的费用，就可以测试和测量13项特征：反应时间、视力和听力的灵敏度、色彩分辨能力、判断长度的能力、拉力和拧力，吹气的力量、身高、体重、臂长、呼吸力量和肺活量。
人们为什么愿意花3个便士去获取这些数据，这是很难说的一件事，不过，在展览期间，共有9337位参观者真的付了钱。也许，这项活动本身就是值得奖励的；在那个时代，准确测量正成为科学的品质证明，它有很高的威望，哪怕人们在心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具体的目的。
如果说，到“人体测量实验室”参观的人思想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具体的目的，其经营者倒是有的。他就是弗兰西斯·高尔顿，一位小个子的秃顶男子，他有白色的鬓脚，极具穿透力的蓝眼睛，突出的鼻梁和狭长的嘴，这些都给他一种大个子男人可能会嫉妒的权威风度。高尔顿是位业余的心理学家，他相信，人与人之间智力上的差别很大程度上是遗传所致，因此，应该奖励智力最好的一些人多多繁殖，这样的话，社会就可以使人类的进化得以进步。可是，怎样认出这些人呢？他相信，若干遗传的生理特征或者能力，特别是感官和反应时间的敏度，都与智力相关联，因而是辨识这些人的标准。（他之所以这样想的原因，是他自己的两项观察结果：首先，智力迟钝者的感官分辨度较差；第二，因工作要求而产生的感觉敏度，比如钢琴调音师、品酒师或者羊毛分捡者通常都是由男人进行的，他相信，这些人比女人聪明多了。）
高尔顿的遗传也许先天就决定了他的智力观。一方面，他是著名的医生和植物学家伊拉斯谟·达尔文的曾孙（另一个曾孙查尔斯·达尔文是高尔顿的堂兄弟）；另一方面，他还是极成功的银行家的孙子和儿子。可是，他还有另外的长处。早先，他曾收集了大量杰出男人的家谱，并证明，显耀——他认为这跟智力没有什么分别——是以家庭为单位传播的。
高尔顿自己花钱租用展台展示“人体测量实验室”，正是为了进行测试，以测量与智力相连的生理特征，并收集成果。这样一来，他就开启了一条心理学研究新形式的先河，与冯特当时正在莱比锡大学进行的实验研究完全不同，与通过内省法在哈佛实践的詹姆斯也不同，与“谈话治疗”的弗洛伊德正在维也纳与布罗伊尔商讨，并于不久后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使用的方法亦有差异。
不管大家对高尔顿的观点作何感想，他本人倒不是一位花花公子，不是维多利亚时代闲极无聊的沙文主义者，而是一位有超凡智力天赋的科学家，他有热情，有好奇心，也有对工作的专注。他是一位真正的博学者，一位成功的发明家，一位赢得过大奖的地理学家，权威的游记作家，气象学家，他开发了第一套鉴别指纹的实用方法，第一个使用对成研究法来挑开遗传和环境的影响，他还发明了关联分析法，这是心理学和其它科学当中最有价值的研究工具。
最为重要的是，高尔顿是第一位使用智力测验的人，因此，他也就宣布了一种心理学研究的新形式，也宣布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个体差异。其他的心理学家，特别是冯特派的心理学家，都在寻找万用的心理学原则，比如，对一种声音产生反射反应和有意识的反应各需要多长时间。高尔顿在寻找个体特征之间的差异（比如反应时间）以及这些差异与他们其它的特征和能力之间的关系。
高尔顿对个体间差异的兴趣反映了他那个时代心理学在英国的地位。与德国大学不一样，英国大学不支持心理学，没有建立心理学实验室，也不设心理学系。对这个领域感兴趣的人不是把它当作生理学或者心理疗法下面的一个专业，而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兴趣，并当成一个个人爱好。在德国大学，高尔顿也许很可能就被导人生理心理学；而在英国，他可以自由地要求使他成了一位极有天赋的人物的东西，而且宣扬社会如何可以增多象他这样的人的人数。
高尔顿1822年出生于伯明翰，远远早于冯特、詹姆斯和弗洛伊德，不过，他对心理学的贡献都是在中年和晚年作出的，因而与前面几位几乎就是同时代人。高尔顿少年老成，在一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里，他是7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两岁半就开始读书，5岁前就可以读任何英语文体了，懂很多拉丁文，懂一些法文，还能解决最基本的算术问题。6岁时，他上当地一所学校，瞧不起其他的孩子，因为他们从没有听说《麻米翁），也不知道《伊利亚特》，7岁时，他就把阅读莎士比亚和普薄的作品当作消磨时间的办法了。
这颗极有希望的新星在寄宿学校显得十分暗淡，这里强调死记硬背，而自然的好奇心和独立精神被鞭打、布道和惩罚性的课外作业所压抑。他转到剑桥去连声招呼都没打：他感觉自己处在出人头地的压力下，整天被考试和学习成绩不如人所困扰。到三年级的时候，他还是没有能够在班上名列前茅，而且也看不到可以成为顶尖生（数学成绩特别好的荣誉生）的希望，他慢慢患上了心悸、头晕和走神的毛病。“头脑里面好像有台榨机在转，”他还说，“无法排谴这些念头，有时候我连书都看不进去，光是看到有字的纸都烦。”在精神崩溃的剧痛中，他离开学校回家了。只有在后来决定不去竞争荣誉生而只当普通生毕业后，他才回到学校完成了学业。他对考试和学习成绩的名次耿耿于怀，一直留在心里，一辈子都难以忘怀。
剑桥毕业后，高尔顿完成了医学培训（这他早就开始了），可当他父亲于1844年去世时，他已经很富裕了，因此放弃了行医的打算，过了好几年的绅士生活，骑马、射击、赴宴和旅行。可是，富闲的生活对他无法宁静的大脑来说远远不足以使他满足，因而，在二十七八岁的时候，他在咨询了皇家地理学会后，决定花自己的钱到西南非腹地进行两年的探险生活。他带回了大量制图信息，使原来地图上的一片空白有了内容，而在31岁的时候，他被授予这个学会的金奖，并被表彰为杰出的探险人。
1853年同年，他结了婚，而且让自己的旅行生活稍加收敛了一些，通过写游记来保持自己对冒险的兴趣，并帮助别人安排一些大型探险活动。可是，这些活动不能长期使他满足，因而，他转向了发明，生产出了一系列有用的装置，其中包括印刷发报器（电传的前身），一种改进的油泵，一种橇锁销的装置，一种旋转蒸汽机和一种潜望镜，这种潜望镜可以使他在拥挤的地方越过高个子看一些地方。
到他40岁的时候，因为需要一种新挑战，他捡起了气象学。他曾想到，他可以通过最近研制出来的一种发报器同时收集不同地方的天气数据，把这些数据弄在一张图上，看看重要的模式是否能够变得明显起来。当他这样做，并把具有同样气压的点用线条连接起来的时候，他就发现，它们可以描述几近环形的低压区和高压区（气旋和非气旋），其在地表的运动就是预测天气的基础。
约在同时，高尔顿终于来到他一辈子最感兴趣的领域，即智力的遗传。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发表了他划时代的《物种起源》，这部著作极大地影响了高尔顿，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达尔文最基本的假设之一是，在任何物种的成员之中，都有少量遗传的变化或者差异，进化是通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发生的。尽管《物种起源》主要是针对动物而言的，但高尔顿把它的结论运用到了人类中。他推想，人类物种的进化也可能是通过有最好的大脑的有及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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