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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的故事-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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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妇女太阳穴上绑着电线坐在视屏前，一些男人的名字一个接一个地在视屏上闪过。在附近的地方，一位研究者观察并记录着她在另一个视屏上出现的脑波。他看到的是正常的波峰和波谷——直到一位妇女的名字闪过，引起波峰尖锐上升一会儿，这表明小小的惊讶。研究者在研究脑波外形和振幅与情绪激励认知的相关关系，这是许多想理解大脑的思维及情绪电化基础的步骤之一。
——在一个冬天的日子里，鸭子在池塘里四处游动，两位穿得很暖和的研究者站在30码开外，其中一位每隔5秒钟往水里扔一些面包屑，另一位每隔10秒往水里扔面包屑。这样喂了几天后，每5秒钟扔一次面包屑的那边，鸭子的数量多一倍。可几天以后，研究者们做了一些变更：每10秒钟喂一次的那位研究者扔的面包屑大一倍。一开始，鸭子按老样子往原来的地方跑，有大半的鸭子喜欢扔得更频的那边，可5分种后，它们重新选择了位置，两边的鸭子各占一半。研究者们相信，这是天生的寻食策略中复杂的证据，鸭子不仅考虑扔食物的频率，而注意平均的食物多寡。这项研究增长了人们的知识，知道次数和数量在动物和人类的大脑中是以非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一组研究人员小心地把一些微型麦克风放在一位志愿者的耳道内，让他坐在一个环形结构的中间，在不同的高度上装设6个扬声器。然后，研究者一个接一个地用扬声器发送白噪音（一种广谱杂音），每收把这个装置旋转15度，直到从约144个位置上发送声音出来。志愿者每次通过角度来指示扬声器的方向和高度。后来，研究者利用麦克风抬音的录音，将声音通过耳机而不是扬声器发送给志愿者。志愿者可以辨认出明显的声源方向，他辨别的准确度与实际播放时几乎一样完美无缺。这项实验也增加了人类的知识，知道思维如何根据声音到达耳朵的时间差别来决定一个声源的方向。
——一组研究者通过引发面肌松驰的方法调查了减轻紧张性头疼的生物反馈的用途。他们将受试者分成两组，一组得到的生物反馈信号显示他们的面肌什么时候放松，另一组得到假的生物反馈信号，指示他们的面肌是松驰的，而实际上面肌是紧张的。放松面肌应该可以减轻头疼，而面肌紧张却会加重头疼。可是，两个组因为生物反馈而都减轻了头疼。研究者的结论为：生物反馈数据，不管是正确或者错误的，都能让受试者得到强烈的“功效”或者锻炼控制的能力的感觉。是功效感的增强，而不是肌肉松驰的程度使头疼的次数和强度减少和减轻的。
对这样一些杂乱的场景，我们还可以增加已经看到过的更多的场景——从一位心理治疗者通过苏格拉底式的办法引导一位病人重新认识他不现实的理想，到一位发展心理学家记录一个婴儿的眼球在观察不断从屏幕上闪过的图片时的运动，从一位神经心理学家给一只已经学会走出一道迷宫的老鼠注射肾上腺素，以观察这种荷尔蒙如何影响其记忆力，到一位认知科学家努力编写成千上万的计算机程序的步骤，面对数百条句子，这些计算机就会像婴儿那样学习语言。
在这一切之外，还有许多心理学家特别的兴趣和活动是我们尚没有时间进行探索的，其中很多对日常生活有相当大的关系。这里有几个例子：
——有些人在调查爱和交配选择心理学。有一阵子，这是一个相当热门的研究领域，后来，因为太“软”，它被搁置一边了。然而，最近，出现了对爱研究的复苏，这些研究基于对调查数据和采访进行的复杂统计分析。我们刚刚看过一个例子：一项研究将成人风流爱情的风格与儿童－父母依恋关系连系在一起。还有一个例子：如我们所见，早期的一些研究表明，人们往往会爱上其性格与自己的性格互补的人（“异性相吸”，这是民间的说法。）然而，最近，两位研究者利用极详细的问卷和仔细的分析显示，“高度自控者”（对自己的行为非常敏感的一些人）倾向于爱上与自己的行为和兴趣一样的人，而“低度自控者”却倾向于凭喜欢不喜欢和双向的教养爱上别人。
——一些研究小组对一些经受反复发作的压抑折磨的人进行长期纵向研究。研究小组跟踪其受试者生活中的事件和变化，把这些跟情绪状态挂起钩来。他们最近的发现增强了有关压抑、特别是童年时代被虐待的影响、家庭冲突、夫妻虐待和其它创伤的“压抑理论”的重要性，还有像养育亲朋好友这样一些补偿性的因素的反向作用。
——智力的本质已经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得到广泛研究，可是，当前有些研究者又提出了一种新概念：智力既不是总体的知识能力，也不是相关能力的集合，而是一整套不同的过程和策略，它们也许会在同一个人的身上以不同的水平操作起来。哈佛大学的霍华德·加德纳就说过，每个人都具有七种不同的智力：语言能力、逻辑－数学能力、空间能力、身体运动能力、音乐能力、人际关系能力和待人接物能力。耶鲁大学的罗伯特·J·斯顿博格的研究数据表明，智力结构有三层：思维对自己的能力的了解，它对自己积累的经验的利用和它对目前情形的评估。
——许多研究者在研究比以前深得多的性别角色行为和性偏好的来源。有些人集中在父母对大脑发育的影响上，还有些人专注于基因异常。更有一些人集中于家庭影响，还有人强调文化因素。每个组都把它的因素看作是最有影响力的，可是，正在形成的一种观点是，在每种情况下，所有的东西都涉及在内，其程度有所不同。在任何人的历史中，具体的相互影响才是决定结果的东西。
——意识的本质也许是心理学中最为深刻的谜团，可是，它长期以来被搁置一边，要么是因为无法了解，要么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最近，一些研究者又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而且是可以回答的一个问题。弗朗西斯·克里克提出，一组神经元连续和半振荡的启动会在大脑的许多部分引起神经活动暂时的统一。这种形式的自我缴发本质是意识的基础。菲利普·约翰逊－莱尔德把意识比作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即一组引导和控制不管什么程序信息的指令。杰拉尔德·埃德尔曼相信，低水平的意识来自于大脑主管内部生理驱动力的那个部分与处理来自外部世界的信息的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可能的一种解释在于，大脑的一个部分是饥饿的，另外一个部分看见食物，而最后“啊哈”的一声惊叹就是意识。）反过来，高水平的意识来自于语言和大脑的概念形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它能够给事物取名，并把它们装配进一些范围之中，使思维不再注意实时的事物，因而生成对它自己的思维的意识。
为心理学家的特别兴趣和活动形成一个典型的形象是如此困难的一项工作。可是，我们难道不能至少把典型的心理学家当作一个人来看？不行。心理学家男女都有，身材大小、高矮、色彩、年龄和教育水平及地位各个不同。
许多人认为心理学家是白人，男性，是一位“医生”，而且，如已经说过的，他一定就具有对人类天性的独特看法，也能治疗不少有精神病的人。众所周知，这最后两种涉及洞察力和治疗的本领，只符合约半数受过高等训练的心理学家。
而第一个形容词，即白人，却很有道理：在所有受到聘用的博士级心理学家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二的人是黑人，不到百分之二的人是西班牙人，百分之九多一点的人是亚洲人。
（黑人的情形的确不怎么样。1975年，他们在心理学中得到的博士学位为百分之三点八，而在1990年，这个比例为百分之三点五。很明显，黑人博士级心理学家就业的机会是如此稀少，以至于在这个领域中没有博士学位的相对增加，其就业位置的分配也没有增加。这个职业中的一些领导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可对此也无能为力。西班牙人和亚洲人的进展却好得多。西班牙人得新博士学位的人数从1975年的百分之一点二增长到1990年的百分之二点九；亚洲人的比例从百分之一点一增长到二点六。）
第二个形容词，即男性，曾经是正确的，可很早以前就不再如此了。1910年，只有百分之十的博士级心理学家是妇女，而到1938年，这个数字变成了百分之二十二。到1990年，已经变成了百分之四十。而且，由于妇女现在拿到五分之三的心理学博士学位，她们很快会成为多数。这种增长主要是由于临床心理学的增长所致，因为这个职业一直以来就主要对妇女开放。搞学术的心理学家却没有，在几十年的时间内，男性心理学家一直就没有让女性心理学家进入学术岗位，其理由是，一旦有了孩子，她们会在几年时间内，或者终身抛弃她们的研究。相应地，男性心理学家写出了更多的研究论文，而且把持着几乎所有的高水平学术和研究位置。只是在相对较近的几年内，妇女的名字才像男性一样出现在一些研究论文中，可是，妇女仍然没有在重要的心理学部门占据重要位置。
“医生”这个称呼也是另一个错误的说法。的确，美国心理学会的10．08万成员中的四分之三会员和美国心理学协会（我们很快就会讲到这个组织）更高比例的人都有博士学位，或者在少数几种情况下都有心理学博士学位，或者叫教育学博士。可是，有约15万人有心理学硕士学位或者学士学位，他们当中的大部分都在美国心理学会和美国心理学协会之外。他们做测试、咨询、心理治疗，并在工厂、幼儿园、学校、诊所政府机构和私人营业场所做一些低水平的心理学工作，并被人口统计局登记为心理学家。
对许多人来说，“心理学家”意味着“教授”，而在本世纪早期，许多心理学家也的确是一些学究，因为他们主要只有在学术机构里才能谋生。今天，美国心理学会和美国心理学协会只有约三分之一博士级的成员是教授级研究人员，而约有半数的人是私人诊所的临床医生或者被一些诊所、医院和其它组织所聘用，百分之十二的人在工厂、政府机构和其它服务机构中，其它的人在学校和其它地方工作。
所有这些都说明，心理学家有各种各样的类型，一些人与另外一些人如此不同，以至于他们就好像除了这个大类的名字以外彼此完全不相干。
给这门科学画张像
心理学家及其活动多种多样，他们在兴趣上也是各个不同：尽管称作一门科学，但它太过异常，除了用最为广义的词以外，无法加以定义或描述。
上面所见的以及我们在前几章里看到的东西证明了这些杂乱和多样性。可是，要想更详细地了解心理学已经成了何等变化多端和混乱的一门科学，人们只需翻几卷《心理学年鉴》就可以一目了然。每年的年鉴包含约20个章节，有些回顾最近在知觉、推理和运动技能获取等心理学中心领域的工作，还有一些涉及更深奥难解和不着边际的课题，如大脑多巴氨及奖励、听觉生理学、社会及社团介入、半脑对称、音乐心理学和宗教心理学。在五六年的时间内，《年鉴》涵盖了约100多个不同的领域，每个领域都有其分支领域，任何一个分支领域都有可能占据一位研究者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有哪一门如此不整齐，如此繁杂，如此没有组织的学问会被称为一门科学的呢？我们有没有理由相信，它对人类天性和人类思维所说的话是科学的真理？
一个世纪以前，威廉·詹姆斯在机智地阐明了当时的心理学是什么以后，很悲伤地说，它目前还不是一门科学，而只是“一门科学的希望所在”。我们看到过他是怎样描述它的：
一串粗浅的事实；一点点闲谈和就一些观点产生的口角；在仅仅是描述性的水平上进行的一些分类和概括；一种强烈的偏见，即我们有不同的思维状态，我们的大脑使这些状态定型；可是，没有一条像物理学一样的定律，没有哪一条假说是我们可以从中推出结果的。
把这种说法与心理学如今的情况做一个对比：事实有了巨量的增多，这些事实不是粗浅的，而是经过了复杂的统计分析的；同样有很多闲话和口角，但大多数是有关可检测的解释和理论，而不仅仅是一些意见；也有大量处于理论水平上的分类和总括，还有大量有关思维状态及其与大脑现象之间的关系的规则和假说，而且其后果有可能，而且经常是可通过因果关系推论出来的，并加以证实。心理学早已经成长了，超过了一门科学的希望所在，而且成为一门科学的现实。
可是，这是一门与大多数科学不一样的科学，它复杂而且繁芜。
在自然科学中，知识是慢慢积累的，并不断向着对自然更深的理解进发。相对论并没有推翻牛顿物理，而只是吸收了它，并超过它来处理一些牛顿没有看到的现象。现代进化论并没有推翻达尔文主义，而只是增加了更多的细节、例外和能够解释达尔文不了解的证据的复杂情况。反过来，心理学却产生了许多特别的学说，这些学说要么后来被推翻了，或者被证明只能应用于如此有限的现象领域，以至于不能为更大和更有包括性的理论提供一个基础。行为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再说，心理学充满了杰罗姆·凯根所说的“不稳定思想”——一些并不指固定和不变的现实，而只是主观的和可变的概念和理论说明。心理学中的许多现象涉及某些现象对人类的意义，这跟物理学中的许多只发生在物理世界里的现象不同；两位心理学家利用同一个词可能是在谈完全不同的事情。凯根最近回过头来看了看他以前写的东西，并“意识到，使我感到窘迫的是，像成熟、记忆力和情绪及习惯的连接性等思想，我一直以为它们有固定的意义”。今天，他看到，这些思想，以及心理学中许多别的思想会根据一位研究者收集数据的方式而有不同的意义。一个人对恐惧的定义以及对这个概念进行的工作是指一系列生理现象，另一个人却认为恐惧是他的受试者在感觉到害怕时体验到的内心感受。可是，这两套数据并不是享有共同边界的，生理迹象经常在一个感觉到害怕的人身上是不存在的，而情绪在一个表现出其生理迹象的人身上也找不到。以为是对害怕所作出的科学定律的真实取决于一个人用这个词所代表的意义。
还有，与物理学不一样，心理学有很多定律只在观察发生的那种文化里才是正确的。最近几年，心理学家对这门科学中的一些规律在跨文化中的有效性产生了兴趣，并发现有一系列规律看上去是全球一致的，包括皮亚杰对发育阶段、儿童获取语言元素的顺序、人类喜欢分类的自发倾向、社会蒙混的倾向及其它的一些观察。可是，他们也发现，许多只在这些规律得出来的文化环境或者类似的文化环境中才有效，其中有男子气、女人气、爱和嫉妒的定义和发育，顺从大多数并服从权势的倾向、推理当中对逻辑的运用、亲情和归属感的发育。
所有这些并不是说心理学就不是一门科学。可是，这不是一门有连贯和综合理论的科学，它是一种智力和科学的旧货拍卖。
30年前，当认知革命打破行为主义封闭的大门时，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一开始看上去十分刺激，令人欢欣鼓舞，可仔细一看却令人困惑和烦心。雷克弗里斯特大学的大卫·L·克兰茨曾描述过心理学一开始和后来在他眼中的情况：
当我最开始知道有心理学时，我因为它广泛的范围和多样性所激动……我只是稍有注意，而且大部分时间并没有关心，其导言部分的课文是彼此不相关的。实际上，它们彼此互不覆盖的情况正好突出了发现的新鲜感。
后来，读研究生的时候，由这样一些多样性引发的激动被不断增多的、对专门性的强调和只能埋头于其中一两章的压力所抵消。我还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心理学的多样性经常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它会成为不连贯的指标，或者更坏的是，它成为一门“假科学”的试金石……
职业生活也是同样的。心理学令人激动的多样性仍然受到怀疑，各专业之间的沟通很困难，有时候完全不存在。随着信息爆炸时代的来临和新的关心点持续不断地被合并进各种学问之中，调查者与概念系统之间彼此的隔绝感一直都在增强。
跟克兰茨一样，许多心理学家也因为这个研究领域的多样性和不连贯性所困扰。乔治·米勒嘲笑地称它为“智力动物园”。可是，动物园至少还关住并控制其动物，而在今天的心理学中，很多人具有逃跑的倾向。一系列生理心理学家已经转移到了生物系，有些大学的认知科学家已经远离了心理学，开设了他们自己的系别。有些社会心理学家转移到了临床部门和商业学校。《美国心理学家》最近的一篇评论文章预测，在接下来的50年内，心理学主要的研究领域将会分解，并获得单独的身份，并会在大学里设立他们自己的系别；心理学会被正确地看作行为科学发展的一个暂时阶段。
其他人认为，有些新的概念、学说或者比喻会而且一定会找到，以统一心理学的半自治专业。美国心理学协会的执行副主席雷蒙德·福勒说：“我们必须坚持寻找‘宏大的统一理论’。对多样性这个问题的解答不可能是进一步的分化。”最近几年，一系列理论家已经在《心理学新观点》的好几期里做到了这一点，他们说，一种新的和统一的比喻或者概念极为需要，也一定会出现。
可是，还有另外一种观点：没有哪一种学说是可能出现的，也不需要这样一种统一的学说。西格蒙德·科克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想看看这个领域更大些的问题，他说：“心理学不连贯的问题最终（应该）通过以某种类似于‘心理学研究’之类的词来替代它而加以承认。”其它一些仔细研究过这些问题的人也这么说。欧内斯特·希尔加德在总结美国心理学综合史时说，一种统一的心理学科学也许更多的是一种美学理想，而不是实际的目标，“心理学可以被看作是许多心理学的大家族，它只能通过社会实践和大学的分科结构进行统一。”大卫·克兰茨说，我们预期，心理学的分支可能会成为联系紧密的一个家族的成员，可是，一种更为现实的模式可能是一种不整齐划一的联邦，或者是不同共和国及民族组成的国家－省份，通过某些共同的兴趣捆在一起，但讲不同的语言，生活在不同的世界，每个成员都在忙他自己的生意。
有很充足的理由怀疑，不可能有任何一种单独的理论能够既解释神经传递器的动作，又能解开一道密码；既能展示神经网络的分布情况，又能解释清楚真正的爱产生的过程。一种总缆一切的理论，只有在我们知道得很少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心理学中存在，可它再也不可能了。
分裂
不管这门科学会分解的预测是不是会兑现，有一种分裂是最近出现了的——学术派和科学家派以及临床派和行医派之间的组织分裂。
学术及应用心理学家之间的分裂在美国心理学协会里算不得什么新鲜事。这个协会成立于100年以前，当初是一个知识分子协会，其成员主要都是学校教师和研究者。从一开始，应用心理学家就被瞧不起，很少被选拨到重要的岗位上来。他们的价值和目标被认为是腐败的、商业性的、非科学的和总起来说是污秽的。约翰·B·沃森因为桃色新闻而被赶出学院，可是，美国心理学协会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忽视了他，因为他把自己的技能出卖给了广告世界。
临床工作者更是被学术研究者看作低人一等的东西。在1917年的美国心理学协会年会上，一小组人——当时总共也才不多的几个人——很苦恼，感觉他们的兴趣被忽略了，系决定成立他们自己的组织，即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协会。这个协会慢慢成长起来，美国心理学协会也采取了行动。它创立了它自己的临床分会，宣布它愿意接受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协会的任何成员为自己的成员，并修改了自己的议事程序，其目的是要推进作为一门科学的心理学，并把它当作一门职业。这条办法奏效了：变节者回家了，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协会也解散了。
当美国心理学协会中的临床心理学家和应用心理学家人数增多时，类似的事件又反复发生了。每次，不满意的人重新组成他们自己的组织，美国心理学协会就进一步修改它的结构，以留住他们，或者把他们弄回来。可是，要真正使学术研究者和临床心理学研究者的兴趣和世界观得以谐调却是不可能的。在1984年的《美国心理学家》中，一位心理学家借用C·P·斯诺的概念悲伤地写道了“心理学的两大文化”，两种都决不相容，充满敌意，而且彼此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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