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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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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这两次试验都准确无误,但从现在来看,好像仍然不能令民众信服,此后估计还要来第三次试验。恐怕说不准哪天它肯定会发生。
我们还需要很多很多的经验,而它们的代价可能同样让我们伤痛欲绝。
比如说,要想让整个民族相信,庞大的德国军队并不像30年前我们认为的那样,只是一支无害的国民卫队,就必须来上一次让我们损失惨重的战争,也许可能是两次。
再比如,想要让人认识到,推行闭关锁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会毁掉实行这种制度的民族,这就至少需要20年国家的灾难来作为试验周期。这种事情已经发生在鞑靼王朝统治下的中国,那个东方的民族为此付出的代价甚至要比这更多。
(6)第五:理性
我们必须要提到一点,群众从不受理性的影响,它们只能理解那些拼凑起来的观念。
正因为如此,那些知道如何影响它们的演说家,总是借助于它们的感情而不是它们的理性,因为群体从来也不会遵循正常的逻辑。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善于鼓动群众的演说家,是如何把握分寸的。
第一,如果想要让群众相信什么,就先得搞清楚让它们兴奋的感情,并且装出自己也有这种感情的样子,甚至要带着群众振臂高呼、大喊口号。
第二,演说家要以一种很低级的组合方式,用一些非常著名的暗示性概念去改变它们的看法。比如说捏造场景、追忆往昔、或是憧憬未来,只有这样做,才能够带着群众再回到最初提出的观点上来。
第三:在这个演讲的过程中,演说家一定要密切注意群众的情绪变化,看清楚他们是高兴还是沮丧,是悲痛还是愤怒。只有注意到这一点,才知道该如何调整自己的言辞,把群众的情绪引到自己需要的轨道上来。
说到底,想要成为一名成功的演说家,或者至少做一次成功的演讲,都必须把握这样一条原则:演讲者必须要遵循听众的思路,而不是自己的思路,否则他就不可能取得任何影响。
许多演说家都会犯这样的错误,就是他们希望以精密的逻辑来引导听众,或是用严谨的推理来牵制听众。因此在向群众讲话的时候,总是会借助一系列大体严密的论证步骤,而当这种手法不起作用,他们又会感到万分困惑。
曾经有一位逻辑学家在遭受失败后愤怒地说:“我的逻辑毫无谬误,我建立在三段论法上的推理公式是不可更改的。就算是无机物,只要它能来推演这组公式,也会不得不表示同意。”
这位大学者的话再正确不过,不过他在愤怒中也没弄清楚一点,群体不比无机物更聪明,它甚至没有理解的能力。
你只要尝试着用推理来说服原始的头脑,比如说服一个野蛮人或是儿童,你就知道推理是多么的不值钱。
事实上,不要说野蛮人或是儿童,即使是对付几百年前的那些宗教狂,理性也抵挡不过感情。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最清醒的天才也不得不在群体的感情面前俯首称臣。
直到现代,它们的真实性才多少受到了一些挑战。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也有不少开明之士,但没有一个人通过理性思考认识到自己的迷信中十分幼稚的一面,或者对魔鬼的罪行或烧死巫师的必要性表示过丝毫的怀疑。
不过,对于群体不受理性引导这件事情,我们倒不必过于遗憾。
毫无疑问,是幻觉引起的激情和愚顽,激励着人类走上了文明之路。在这方面,人类的理性反倒没有多大用处,它既不能带来音乐,也不能带来美术。这样看来,作为推进人类文明的力量,这些幻觉无疑是必要的。
我们在前面说过,每个民族都拥有其独特的民族性格。现在,我们甚至可以说,每个民族的精神成分中都携带着它命运的定律,它简直等同于一种神秘的力量,就像是那种使橡果长成橡树或让行星在自己轨道上运行的力量一样。
如果我们要对这种力量有所认识,就必须研究一个民族的整个进化过程,而不是这一进化过程不时出现的一些孤立的事实。
如果只考虑这些事实,历史就会变得仿佛是一连串不可能的偶然性所造成的结果。
比如说我们的上帝,如果不是犹太民族的坚信,耶稣也不可能由一个木匠之子变成一个持续两千年之久的全能的神,使最重要的文明以他为基础形成。
再比如说伊斯兰教的创立,假如不是阿拉伯民族那种无与伦比的虔诚,一小撮从沙漠里冒出来的阿拉伯人,也不可能征服希腊罗马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一个比马其顿王国领土还大的国家。
还有,如果不是法兰西民族对民主与自由的狂信,以拿破仑这样一个区区的炮兵中尉,又如何能在等级森严的制度下,征服几乎全欧洲的民族与国王。
于是,我们终于知道了,尽管理性永远存在,但文明的动力仍然是各种感情,就像是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爱这些东西。
正因为如此,还是让我们把理性留给哲学家,不要过于强烈地坚持让它插手对人的统治吧。
现在,我们的结论是:群体永远不欢迎理性,一切文明的主要动力也并不是理性。
对于群体来说,理性除了反面的影响,什么作用也无法施加,他们接触到的理性越多,就越是憎恶理性,也就变得更加狂热。
第三章 群体领袖及其说服的手法
(1)群体的领袖
有群体的地方,就有领袖。
不管组成群体的是人还是动物,也不管他们为什么聚在一起,只要他们组成了群体,就会弄出一个头领,并且本能地让自己处在他的统治之下。
对于人类来说,这个头领被称做领袖。有的时候,他只不过是个小头目或煽风点火的人,但即便如此,他的作用也相当重要。
这个人的意志帮助群体形成意见,再将意见汇成一致,可以说,他是核心,他是各色人等形成组织的第一要素。
这个人为群众组成派别铺平了道路,假如没有这个人,一群人就像是失去了头羊的温顺羊群,变得茫然而不知所措。
这个人让精神力量在群体中产生影响,然后把它有效地转变成实践的力量,尽管这种力量可能意味着破坏、杀戮,甚至是毁灭。
现在,就让我们展开新一轮的研究,看一看这个对群体至关重要的人,究竟是如何产生,又有着怎样的特征,以及他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2)领袖是如何炼成的
只有最极端的人,才能成为领袖。
在最初的时候,领袖可能和你我一样,混杂在芸芸众生之中,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接下来,他本人被一些观念所迷惑,然后变成了它的使徒。然而在这个时候,往往会产生一点变化,就是他对这些观念十分着迷,以至除此之外的一切事情都消失了。
正是这一点区别,才赋予了这个人成为领袖的条件。因为在他看来,一切相反的意见都是谬论或迷信。
当这样的人出现后,他就成为了群体中最极端的那个,而群体偏偏又最欢迎这样的人。于是,群体越是欢迎,他就越是极端;而他越极端,群众就越是欢迎他。当他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拥戴时,也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领袖的地位。
与其说在群体中存在着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还不如说是热爱偏激的群体造就了它们的领袖。
无论采用怎样的说法,这位领袖都会采取最偏执、最专横的态度对付那些反对者。而在他懂得利用群体的破坏力之后,这种态度就会付诸实践,做出为人不齿的暴行来。
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党魁罗伯斯庇尔,他本人在学习了一些哲学知识后,开始对卢梭的哲学观念如醉如痴。当雅各宾党人掌握了权力之后,他为了把卢梭的观念传得更广,用到的手段就连宗教法庭的刽子手看见都要自愧不如。
在这里,我们所说的领袖,更有可能是个实干家而非思想家。他们并没有头脑敏锐、深谋远虑的天赋,他们也不可能如此,因为这种品质一般会让人犹疑不决。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最适合成为领袖呢?
根据我们的经验,在那些容易兴奋的、半癫狂者、神经有毛病的以及一切处于疯子边缘的人中,尤其容易产生这种人物。
他们强烈的信仰使他们的话具有极大的说服力。芸芸众生总是愿意听从意志坚强的人,而他也知道如何迫使他们接受自己的看法。聚集成群的人会完全丧失自己的意志,本能地转向一个具备他们所没有的品质的人。
不管领袖们坚持的观念或追求的目标有多么荒诞,但只要他们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就使得任何理性思维对他们都不起作用。
他们往往心如铁石,他们对于别人的轻蔑和保留态度无动于衷,而且这只会让他们更加兴奋。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利益和家庭,甚至牺牲自己的一切。
自我保护的本能在他们身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孜孜以求的唯一回报就是以身殉职。
(3)领袖召唤信仰狂潮
每一个民族都不缺乏领袖,但是他们却并不全然是狂热的疯子。
在各群体的领袖之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狂信者,他们也没有被那种强烈信念所激励。
这些领袖往往精通巧言令色之道,他们一味追求私利,善于用取悦于无耻的本能来说服众人。鉴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把他们归到野心家的队伍中去。
野心家可以利用他们的手腕在群体中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这却只能奏效于一时。因为他们只是受野心和私欲的驱使,而这是无法令他们做到丧失理性的。
凡是能够打动群众灵魂的人,无不有着狂热的信仰。
在1095年,十字军在众多领袖的领导下向圣地进军。在所有的宗教领导者之中,最显赫的是一个叫“隐士彼得”的人。他又老又矮、肤色黝黑,不吃面包也不吃肉,只吃鱼,并且赤脚行走,衣衫褴褛。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外表卑微的人,却能用几句话就激励别人。几年之前,他曾经试图到耶路撒冷朝圣,但受到了土耳其人的虐待。在他回到欧洲之后,就成了收复圣地的死硬分子,心急如焚地想要报仇。
引领德国农民焚烧教会法典的路德,在一次回家的路上遇到了猛烈的暴风雨。当时雷声轰鸣,闪电撕破长空,而他则神奇地被雷电击倒了。这让他感到惊恐万分,苦苦哀求神灵饶命,并起誓愿意进入修道院来报答神的恩泽。从此,这个人把一生都献给了同教会的斗争。
在1496年的意大利,信仰“上帝之城”的萨伏那罗拉多次煽动信徒闹事。当教皇试图用一顶红衣主教的红帽子来扶绥萨伏那罗拉时,这个人傲慢地回答说,他只希望是一顶“用血染红的”帽子。
于是在第二年,这位宗教狂煽动佛罗伦萨的民众进行了暴乱,将美第奇家族颠覆,随后在德拉西尼奥列广场上,以一把大火烧毁了他所厌恶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包括了但丁的著作,奥维德、薄伽丘、彼特拉克的诗歌,所有古希腊哲学家的书籍,西塞罗的历史作品以及大量珍贵的绘画作品、雕塑,即使是乐器也没能幸免。在火焰腾腾之时,他带领群众高唱拉丁文圣歌,以表示对上帝的虔诚。
上面说到的这些人,都是在自己先被各种信条搞得想入非非之后,才能够让别人也想入非非。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在自己信众的灵魂里唤起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
这种力量,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信仰。
在人类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中,信仰的力量最为惊人。福音书上说,它有移山填海的力量。这话一点也不假。使一个人具有信仰,就是让他强大了十倍。
有了信仰,能让一个人变得完全受自己的梦想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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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信仰,能让一个仁慈的人变得冷酷无情。
有了信仰,能让最吝啬的守财奴抛弃一切。
有了信仰,就能让平时里最温顺的民众,在一瞬间干出杀人放火的残暴勾当来。
无论信仰是宗教的,还是政治的,或是社会的。
也无论这信仰的对象是一本书,还是一个人,或者是一种观念。只要想让信仰建立并形成蛊惑人心的狂潮,就离不开人群中那位伟大领袖的作用。
正是在这一点上,领袖才体现出巨大的影响力。
重大的历史事件一直是由一些默默无名的信徒造成的,他们除了自己赞成的信仰之外,几乎什么也不知道,而他们往往都是群体中最受尊敬的那个人,也是最狂热那一个。
无论是传遍全球的伟大宗教,还是从这个半球扩张到另一半球的帝国,它们之所以能够建立,靠的并不是学者或哲学家的帮助,更不是怀疑论者的帮助。
没有人知道在1618年5月22日晚上,究竟是谁鼓动了群众。我们只知道的是,在第二天的布拉格,骚乱的群众冲进了王宫,把几个皇家官吏从王宫的窗口扔了出去。而正是这次“掷出窗外事件”,引发了那场长达三十年的战争,让德国人民陷入了长久的灾难之中。
这样的事情直到今天还在发生,或许,就在今天的某个烟雾缭绕的小酒馆里,某个人正在向自己同志的耳朵里灌输只言片语,慢慢地使其入迷。
对于那些话的含义,他们自己可能也很少理解,但是根据他们的说法,只要将其付诸实行,一定会导致一切希望和梦想的实现。然而无论它能否实现,带给我们的都可能是一场不小的灾祸。
(4)领袖的权威
毫无疑问,领袖是群众的引路人。
在每个社会领域里,无论是最高贵者还是最低贱者,只要他一脱离孤独状态,便立刻要处于某个领袖的影响之下。
不客气地说,大多数人,尤其是群众中的大多数人,除了自己的行业之外,对任何问题都没有清楚而合理的想法。
正因为如此,群众才需要一个人来带领他们。
尽管历史经验表明,定期出版物可以取代领袖的作用,但是效果绝没有某个领袖亲力亲为来得直接。它最大的用处就是制造有利于群众领袖的舆论,向他们提供现成的套话,使他们不必再为编造演说词操心。
像这样一个引路人,往往握有非常专制的权威。
我们在近年来的罢工运动中可以发现,领袖的权威无须任何后盾,就能轻易使工人阶级中最狂暴的人听命于自己。
领袖们规定工时和工资比例,他们发出罢工命令,罢工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全凭他们一声令下。
由于我们政府的软弱与妥协,使得自己越来越没有力量。因此,这些领袖和鼓动家正日益倾向于攫取政府的位置,用自己的权威和信条,逐步地取代国家的威信与法规。
这些暴政带来的结果是,群众在服从他们时,要比服从政府温顺得多。如果因为某种变故,领袖从舞台上消失,群众就会回到当初群龙无首、不堪一击的状态。
在一次巴黎公共马车雇员的罢工中,政府尝试了种种办法,也没办法让骚乱的群众平息下来;而当两个指挥罢工的领袖一被抓起来,这场罢工便立刻结束了。
领袖之所以会拥有如此的权威,是因为群体的奴性心态。
可以说,在群体的灵魂中占上风的,并不是对自由的要求,而是当奴才的欲望!
他们是如此倾向于服从。因此,不管谁自称是他们的主子,他们都会本能地表示臣服。
(5)两类不同的领袖(上)
和生物的多样性相比,领袖的类型显得很是十分单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天下的领袖都是一样的。
大体上,这些首领和煽动家可以分成明显不同的两类,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意志力的持久度。
第一类领袖往往充满活力,但是只拥有一时的坚强意志。这一类领袖通常一身蛮勇,在领导突然决定的暴动,带领群众冒死犯难,让新兵一夜之间变成英雄这些事情中,他们特别派得上用场。
比如说,拿破仑手下的内伊元帅就属于这种人,甚至于连拿破仑也不得不对他感到钦佩。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里,他奉命指挥左翼对抗威灵顿公爵率领的英军。当时他的手下只有五万名毫无经验的新兵,而这位元帅面对他们念念有词,祈求士兵们奋勇作战,夺得最后的胜利。
他热泪长流,感人至深。这一切都被聚集在身边的新兵看在眼里,他们的士气一下子就高涨起来,每个士兵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虽然他们对战争一无所知,但浑身却充满了力量,急着上阵抗击敌军。
于是,迎着英国方阵密集的排枪,法军一排排地冲锋,全然不顾伤亡,踏着死者的尸体不断前进,而当他们面前出现了一道壕沟时,冲在最前面的士兵毫不犹豫地跳入沟中,用自己和战马的尸体将沟填平,为后面的战友打通道路。
在意大利的统一战争中,加里波第也属于这种人物。他虽一无所长,却是个精力充沛的冒险家。他只带领一小撮乌七八糟的渔夫、水手、矿工、木匠,就能够拿下古老的那不勒斯王国,尽管它拥有着一支纪律严明、装备精良的军队。
不过,尽管这类领袖的活力是一种应予重视的力量,但它却不能持久,很难延续到使它发挥作用的兴奋事件之后。
当这些英雄回到日常生活中时,他们往往暴露出最惊人的性格弱点。他们虽然能够领导别人,却好像不能在最简单的环境下思考和支配自己的行为。
可以说,第一类领袖具有这样的特点,在某些条件下,他们本人也受人领导并不断地受到刺激,总是有某个人或观念在指引着他们,有明确划定的行动路线可供他们遵循,不然他们就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6)两类不同的领袖(下)
和第一类领袖相比,第二类领袖更为罕见,他们的意志力也更持久。
尽管这一类领袖未必那么光彩夺目,但他们的影响力却要大得多。我们在这些人当中,常常可以找到各种宗教和伟业的真正奠基人,比如圣保罗、哥伦布和雷赛布都属于这一类。
这一类领袖或是聪明机智,或是心胸狭隘,或是有着这样那样的毛病,然而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属于他们的。
第二类领袖所具备的持久意志力,是一种极为罕见、极为强大的品质,它足以征服一切。强大而持久的意志能够究竟成就什么,并不总是能够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挡住它,无论自然、上帝还是人,都无法阻挡他们的步伐。
关于强大而持久的意志能够造成什么结果,来自法国的德赛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新的例子。
在1854年,雷赛布从埃及人手中取得了开凿苏伊士运河的权力。在十年的时间里,他将这条运河凿通,成为了第一个把大陆分成两半的人。他所成就的事业,在过去三千年的时间里,即使是那些最伟大的统治者也没能做到。而他后来败在巴拿马运河的开凿上,但那是因为他年事已高的缘故,包括意志在内的一切事情,都会在衰老面前屈服。
如果想说明单凭意志的力量能够完成什么事业,只需仔细想一下与开凿苏伊士运河时必须克服的困难有关的历史记载就足够了。
在雷赛布的事业中,他战胜了一切阻力,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而他在遭遇一切反对意见、一切与他作对的联盟、一切失望、逆境和失败时,都没有灰心丧气。
英国人尝试着打击他,法国人与埃及人犹豫不决,在工程初期,法国领事馆居然也带头反对他,有人试图用拒绝供应饮水,使他的工人因口渴而逃跑;包括海军部长和工程师在内,一切富有经验、受过科学训练并且有责任心的人,全都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他的敌人。
这些人全都站在科学立场上,断定灾难就在眼前,预言它正在逼近,并且计算出它会在某日某时发生,甚至就像预测日蚀一样言之凿凿。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成为一位真正的领袖,不是只靠信仰与技巧就足够的,这也正是人类历史上野心家与宗教狂居多,伟大的领袖却寥寥无几的原因。
我们可以断言:涉及所有这些伟大领袖生平的书,不会包含太多的人名,但是,这些名字却会同文明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永久地联系在一起。
(7)领袖的名望
对于如何动员群众,你可能已经有所领悟,甚至可能很快列举出一些手段。它们或许是正确的,不过比起一个关键性要素来,这些手段都可能会黯然失色。
这个要素十分重要,在这里,我们把它称为领袖的名望。
如果想在很短的时间里激发起群体的热情,让他们采取任何性质的行动,譬如掠夺宫殿、誓死守卫要塞或阵地,就必须让群体对暗示做出迅速的反应,其中效果最大的就是榜样。
不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群体应当在事前就有一些环境上的准备,尤其是希望影响他们的人应具备某种品质。
举个例子来说,在1815年的2月26日的傍晚,拿破仑带着三名将军和一千名士兵乘着七条船趁着夜色逃厄尔巴岛。拿破仑以充满自信的腔调向布下们宣称,他可以不放一枪就到达巴黎。
三天后,拿破仑在法国南部的儒安湾登陆,一整个掷弹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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