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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北大留级生-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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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马克（１７４４—１８２９）是法国人，进化论先驱。他有句格言给了我深刻印象：“大自然就是时间。”
意思是：大自然创造万事万物都需要漫长的时间。
他说，大自然的动作很慢，她非得用悠缓的时间去完成她的大业不可。生物进化便经历了漫长时间。
毕业前夕，我还给上帝下了一个定义：
上帝—大自然＝时间＋空间
“上帝—大自然”是个德文术语：ＧｏｔｔＮａｔｕｒ。拿掉时间和空间，上帝便消失了。上帝用时空搭建大舞台。在台上，他一边创造一边毁灭。
圣希兰（Ｅ．Ｇ．ＳａｉｎｔＨｉｌａｉｒｅ，１７７２—１８４４）的《解剖学哲学》同样给了我智慧。他的专业是脊椎动物学。他和拉马克都是这类思想家：一方面注意观察，看重事实；另一方面又善于从大量事实中抽出普遍法则，追求哲理。从我的学生时代，直到４０多年后的今天，我偏爱１７、 １８和１９世纪的自然科学家追求自然界的普遍法则。记得１８０６年有位法国生物学家说过：真正的植物学家理应去追求普遍存在于自然界的永恒真理。
今天自然科学家的哲学倾向、气质和色彩比以前少了，淡了，我认为是退步。我建议把古生物学叫“古生物哲学”；把实验物理叫做“实验物理哲学”；把解剖学恢复到“解剖学哲学”，为的是在人心中激起一种神圣、崇高和庄严的感情。
圣希兰仔细解剖了各种脊椎动物，并作了比较。他发觉大自然是根据同一法则去创造一切生物的。主要、基本原理不变，只是在一些次要地方作了些改变。若是圣希兰活到今天，知道了ＤＮＡ结构，他会更加为自己的这一自然哲学信念而兴奋不已，并喊出：
“壮哉，造物主！伟哉，大自然！”
三、 为“进化论”卖掉裤子
“典衣买书”在我的６年北大时期是生活中一件不算小的事。开始萌念买批书是在１９５８年秋。我渴望自己能拥有一批心爱的名著经典。有下面几件事对我是个触动：
１． 温德先生的小书房很温馨，古色古香，书桌很大，是明式家具风格，拥有大约四书架的书，约一千本。我也想将来有朝一日有这么一个做学问的环境。当年我没有想到，这要等到４２年后（即２０００年）才得以实现，地点在上海浦东， 三室一厅，带一个阁楼，斜屋顶，共１３０平米——这是我的终老之地了。
２． 有一回我在温德先生家翻到一本１９４８年的英国杂志，里面有张照片深深触动了我：１９４０年纳粹飞机轰炸伦敦，有的书店和图书馆被毁。可是爱书的英国人照样从容地在废墟中淘书看，暂时忘却了现实的苦难。
一个热爱阅读的民族是不会被征服的！
３． 想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达尔文日记》。我特别羡慕他搭乘军舰“贝格尔”号在世界各地（主要是南美）进行古生物学和地质学方面的探险和考察。１８３１年１２月１７日，２２岁的达尔文在《日记》中写道：“如果能够实现考察世界的愿望，那是一个多么稀有和了不起的机会呀！要作好到海洋去的思想准备……”
我自己不能去考察，从书本上同达尔文一块去游历、开眼界，也是一件好事。这叫“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靠助学金是没有指望的。我拿的已经是最高一级了。对此，我要终生心怀感激之情。１４元５角虽不多，却使我有了基本的温饱。若是像今天去打工，消耗掉我的相当多的精力，我还有时间去“俯而读，仰而思”吗？
“坚硬的岩石是时间的女儿”（3）
温饱之后还想买些书，这对我毕竟是个奢望。为了满足这个正当的奢望，我只有一个办法：卖掉母亲给我的衣服。
一共卖过５回，共计一只表、１个金戒指、３条毛料裤，一条羊毛毯。裤子是父亲的，有八九成新。
第一次采取行动便是为了买回进化论和达尔文的书，还有几本是古生物学教程和地质学。它激起了我的有关太古时期的梦。
典衣物的地点在前门大栅栏，要带学生证。价钱压得很低。
第二次是为了买回普朗克论文和讲演集，是为理论物理学及其哲学基础而狂热。归根到底是一次“朝圣”，向我心目中的“上帝”走去。
第三次是为了买英、德文原版的莎士比亚和海涅的全集。
第四、五次是为了买火车票回家探亲。６年，共回过３次家。北京—南昌路远，车票自然是个不小的负担。
昨天（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７日），我和南昌的大妹通了电话，共同回忆起往事和母亲在世的情景，为的是填补我在北大读书期间有关母亲的一些记忆空白。在电话里，妹妹告诉我，有一次母亲对邻居说：“我的儿子在北京读书怎么不花钱？不交学费吗？买书、买练习薄，不要钱吗？”
后来她才知道我每月领取助学金。但详细情况，她始终不清楚。我对母亲永远是“报喜不报忧”，免得她再为我牵肠挂肚。人的一生就是身处烦恼之海。我母亲摆脱不了生存的“烦”。
我父亲则很达观。所以在我的基因里既有忧虑又有达观。后来，我都把它们提升到了世界哲学的层面，成了“世界痛苦”和“世界解脱”。（提升要受教育）
所以我这个人有两个灵魂。或者说，我是两个灵魂的交织物或混血儿：“世界痛苦”和“世界解脱”。前者是母亲，后者是父亲。两个灵魂的起步和开始形成，都在北大。对时间、空间的感受和体认便涉及到“世界痛苦”和“世界解脱”。
许多年（从大学时代开始），我一直处在“对生的沉思和对死的默念”状态，包括追问时空的本质。
有位法国文豪说：“时间盲目，人类愚蠢。”
前半部他说错了。时间缓缓悠悠，不慌不忙，总是朝一个方向流驶，给人柔弱、无所作为的印象或错觉。
其实时间是最有作为的。它的目的性和方向性特别清楚，特别明确，而且是永不回头，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时间创造一切，也毁灭一切。它知道创造什么、毁灭什么。它有自己的选择和最高法则。它是法治。
在第一回“典衣买书”的壮举中，我买到一本《进化思想史》（英文）。其中提到两位１９世纪的法国人：
奇内（Ｅ．Ｑｕｉｎｅｔ），是位诗人哲学家，在１８７０年出版的《创造》一书中，他写下了一句箴言：“大自然是不回头的；她绝不去重新创造她所破坏的东西。”
比如恐龙就是一个例子。地球上再也不会诞生恐龙了。
古生物学家道罗（Ｌ．Ｄｏｌｌｏ）于１８９３年发扬了奇内的观念，把它提升为“不可逆的进化理论”。
宇宙进化、地球进化、生物进化……统统在时空这个大框架内、大舞台上进行。所有的事件（天上人间发生的一切），都是大大小小的戏。宇宙一舞台，万事万物都是戏。没有空间，哪来时间？没有时间，何来空间？时空是一枚金币的两个面。当然还有物质。
２０世纪德国大数学家魏尔（Ｈ．Ｗｅｙｌ，１８８５—１９５５）有本经典就叫《空间·时间·物质：广义相对论讲义》 （１９１８年），我知道它很艰深。时空结构和本质，说到底是上帝的结构和本质。时间、空间和物质的起源，归根到底是上帝的起源。
生物进化有方向、有目的、有自己的路线和节奏，因为时间是不盲目的。不懂得对时间深表敬畏的人，我劝他不要去研究生物的进化（包括生物的多样性）——这才是我当年卖掉裤子得到的教益。
从今天的眼光去看，当年我涉及古生物学和地质学绝不是不务正业，而是我份内的事。因为它为我的世界观提供、搭建了一个地球和生物进化的大框架。学社会科学的人，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人，也有必要读点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等进化论的书（即使是卖掉裤子）。原因很简单：它能有助于你“善养吾浩然之气”。对各行各业，这气是至关重要的。气，可营造一个人的大将风度。
退一步来看，当年我跑到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去望野眼，的确有“以山林为小隐”、“以朝市为大隐”的味道。这是时代所迫。今天的大学生也许很难理解五十年代大学生的心态。特别是像我这样一个另类。像我这样的学生估计有一些。但我的生存方式和表现是很独特、很典型的。故意留一级恐怕只有我一人。这是病态环境下的健康反应；是健康的被扭曲或扭曲性质的健康。里面有坚强的主观战斗精神。（当然这是我今天的回顾和判断）
四、 死不瞑目
我是地球人。在我死之前，我怎能不对地球和生物现象谈谈我的看法呢？过几年，我一定写本《生物学的哲学》，为的是总结我多年对生物现象（包括地球的进化、气候变动和生物多样性）的惊叹。
“坚硬的岩石是时间的女儿”（4）
如果不写，就死不瞑目。
各人有各人的“死不瞑目”。
我想起１９６３年被人暗杀而身亡的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１９６４年４月的一天，她去找牧师，问：“如果我自杀，你认为上帝还会将我和丈夫分开吗？”
牧师开导她，说她的两个孩子需要她照顾。这样，她才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我也有需要照顾的人和事物。撰写《生物学的哲学》便是其中一件。我忘不了当年我在北大卖裤子和在中国农业科学院１７年的经历。每个人都要找到继续活下去的顽强理由。
写完这一章是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９日夜里１１点半。我缓缓放下了笔，看着窗外连夜的风和雨，想起唐朝韩愈的诗：“从今有雨君须记，来听萧萧打叶声。”
多亏当年我的初恋失败，促使爱的目标大位移，居然把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大门也推开了一条长长的缝！
汉朝焦赣说：“因祸受福，喜盈我室。”
又说：“初虽啼号，后必庆笑。”
此时此刻的我，书斋灯火通明，不正是这样吗？
都是情人，又都是妻子（1）
爱哲学就是爱智慧。这是古希腊人给哲学下的定义。
哲学家就是爱智慧的人。
从一开始，我就很满意这种说法。不久，我更赞成这样一个定义：
哲学是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世界终极原因”的学问——人们把它称之为“第一哲学”。走进哲学王国有多条路。最后是殊途同归。
一开始，我是从西方哲学着手、上路的。后来才推开了中国哲学的大门，其中包括印度哲学。这一推，便陷了进去，脱不了身，成了俘虏。
搞哲学，我是野路子。
那么，什么是正统路子呢？读哈佛大学、北大哲学系？或者是进复旦哲学系？我却不这样看。
依我看，最好的路子是先从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然后再去推开哲学的大门，这才是“入正门”。哲学必须是个钟摆，来回在科学、艺术两端摆动。科学使哲学可靠、可信，艺术使哲学可亲、可爱——这是我在北大领悟到的，是我的一大收获，是用我的心血和灵魂换来的。这摆动其实是一种独特的生存方式。
一、 西方哲学智慧
大学６年，我在西方哲学上下的功夫仅次于物理学，同中国哲学相当。我有意识地做到东、西方哲学并重。当然都不深，也不系统。只是往犁沟里撒种。不为什么，只是为自己，为灵有所寄、魂有所托；为获得、达到“四禅心不动”。涉及主要人物除古希腊哲人外，还有笛卡儿、康德、黑格尔、叔本华、狄德罗、孔德、雅斯贝尔斯、马里坦、泰依亚、罗素、怀特海和“维也纳学派”成员等人。
不管是谁，他是属于哪个派别，只要能震撼我的，能给我惊叹的，我就同他一道，精神自由奔驰，从不问唯物、唯心。后来在我的笔下，从没有出现过唯心、唯物这两个词。我拒绝用，拒绝这样划分！
从我的学生时代起，就表现了我独立思考和精神自由的个性——这是研究哲学的第一要义和前提。一开始，我就拥有这个起点。在校６年，我和西方哲学的交往是一个长长的故事。若是把它都写出来，估计是本单独的书。但在这里，我还是坚持长话短说。我只想提示：２千５百多年历史的西方哲学究竟是什么东西最触动我的灵魂？
我注意到康德在早年大量研究了自然科学。这不奇怪，因为他在大学里学的是数学、哲学和神学。所以康德的哲学是可信的。
爱因斯坦一直在精读他的书，并为他的深邃思想发出惊叹或叹服。能打动爱因斯坦的人不多。康德、休谟和叔本华是其中三位。爱因斯坦对尼采的评价并不高，说他的书只有语言的价值，缺少深度。
毕业前夕，我注意到：德国大自然科学在他们论著的扉页上常引用三个人的格言，作为照亮自己道路的灯塔：柏拉图、康德和歌德。他们几乎闭口不提黑格尔——这一现象给了我难忘印象。也是在毕业前夕，在聆听贝多芬《Ｄ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时候，我突然悟出：康德哲学体系是教堂尖顶的十字架。它由自然律（必须）和人间道德律（应该）交叉而成。
这样的领悟于我，就叫幸福。
雅斯贝尔斯原是学医的。毕业后，开过精神科诊所，在２０世纪初精神病领域有过不少发现，后来才转向哲学。他的精神发展轨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医学（精神病学）→哲学
我主张如下的路线：
物理学→哲学
生物学→哲学
土壤学→哲学
地质学→哲学
经济学→哲学
考古学→哲学
……
我不赞成这条路线：
哲学系→哲学（这是空对空“导弹”）
于是我很看重法国的泰依亚（Ｔｅｉｌｈａｒｄ， １８８１－１９５５）。他是古生物学家，又是神学家和哲学家。曾任法国地质学会主席，在我国天津生活过多年，发表过大量有关哺乳动物化石研究的论著。１９５６年出版《动物学分类：结构和进化方向》，然后转向哲学，但他始终在古生物学研究的第一线进行探索。
１９５５年出版《人的现象》，１９５６年《人的出现》问世。光这类题目对我便有很大的煽动性。的确，在我偷偷形成世界观的最初三四年，一个意味深长的题目于我就是天空一下闪电、雷鸣，催我猛醒。
泰依亚的少数作品译成了英文。我只有通过英文去走近他。大概是１９６１年５月，我从一本英文杂志上读到他的思想，内心受到了一次不小震撼，就如同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一开始的那段如钟声般的引子——缓慢、均匀而庄严，其音响从倍弱发展到倍强——对我的冲击。
都是天风海涛，都是天地间绝妙的语言符号系统！
泰依亚说（大意）：世界是一个过程。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它拥有无限的容量。它必然会朝着上帝宏伟、壮丽的目标和场所前进。世界进程是有意义的。
他说出这个哲学命题和其他人说出的不同。他在世界各地（包括非洲）发掘过多少哺乳动物的化石啊！这些化石必然会引导他作生的沉思和死的默念。其主角只能是时间。事实上，１９７２年后他出版了《在时间·空间中的反省和祈祷》。
人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人的生命进程是有意义的——这是我的引伸和发挥。其时未名湖畔土坡上钟亭的周遭已是夜色沉沉的情景。但我的内心却是月光如水水如天，此夜一轮满的澄明境界——这就是哲学的价值和用途。如果我不研究哲学，我这一生便是白过。
都是情人，又都是妻子（2）
最后我想提一下马尔萨斯。走近他的“人口哲学”是我走近西方哲学智慧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由批判马寅初校长才把我推了一下，才去读有关他的生平传记和论著。
从书本上结识一位新的杰出人物是人生一大乐事。因为这意味着多了一个火把。火把是照亮人生之旅的智慧之光。
天上有“日月无私照”，地上有哲人的智慧烛照。
马尔萨斯（１７６６－１８３４）在本质上是一位进行哲学思考的经济学家。今天，他在世界思想史上的名声主要来自他的《人口原理》（１７９８年出版）。他是个悲观主义者。不过乐观不一定是进步，悲观不见得就是堕落。他确信：世界上的罪恶来自人自身。这是既定的，无法改变。让我说，这就是“人与人自身相遭遇”。或者说是：人与人性相遭遇。人的最大敌人是自己——这也是２１世纪人类文明的最大课题。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０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连续几次发生恐怖主义爆炸事件便是人与人性相遭遇的罪恶表现之一。
为了说明问题，马尔萨斯列出了一张表格。今天我还记得这张表格。我是坐在大图书馆读到的。阅览室的桌（长方形）、椅和台灯，古色古香，都是燕京大学留下来的财产。我最喜欢坐在那里自由自在地读书，因为那里有种古风，有种“场”：“三万六千日，夜夜当秉烛”。那表格如下：
年 １ ２５ ５０ ７５ １００ １２５ １５０ １７５ ２０ ２２５
人口 １ ２ ４ ８ １６ ３２ ６４ １２８ ２５６ ５１２
生存资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于是马尔萨斯得出结论：人口如果不受限制，在２２５年之后会增长５１２倍，而食物的供应只增长１０倍。（当时我强烈地感到：用数字说明问题最有说服力。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只有上升到了定量，上升到了数学，才是科学。这种观点影响了我一生，影响了我的科学哲学观）
这张表格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直到今天。因为它很直观、形象、生动。
马寅初校长是对的。他姓了“马尔萨斯”的“马”是种光荣。这个马家是真理的同义语、代名词！我忘不了这张表格对我的启蒙！
诚然，世界上的许多不幸的确来自社会制度，但归之于人口爆炸是更为基本、更潜在和更持久。今天，在大上海的我，对此有深切的感受。１９８３年，岳阳路还很清静的。早上上班时间在１００米的路段，行人只有１０人。到１９９３年已是５０人！２００３年是１５０人！这就是呈几何级数增长。这是我粗略点数点出来的，并作了记录。我感觉到里面潜伏着巨大危机。走在岳阳路上，我自然会想起马尔萨斯和马寅初。马寅初是马尔萨斯的“马”家又怎么样？至今我还在为那场批判忿忿不平。
在极左时期的中国，马尔萨斯就等于“历史反革命”。但在我的心目中，他却是一座灯塔。
叔本华有言：“大思想家真是凤毛麟角，千万人中未必能挑出一个大思想家来。他们是人类的灯塔。如果没有他们，人类就要流落在迷茫无际的大海里。”
看来，大学６年，我只做了一件事：
在众多领域，寻找这些灯塔。没有比在海上生风暴的黑夜中从远处瞥见到从灯塔射出的一线亮光让我更兴奋、更幸福的了！
这就是我的学生时代。
哲学不是我学的专业。恰如理论物理学不是我在课堂上的专业。西方古典音乐又何尝是我的专业？哲学、物理学、数学及其哲学基础、音乐、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统统都是业余的！业余的才最美，最有吸引力，最新鲜，也最勾魂！
统统都是业余的，但又都是我的专业，我份内的事。
情人最勾魂，于是才有婚外恋。哲学、物理、古生物、音乐……都是我的情人，我和它们在心理上的关系正是“婚外恋”，但又都是我的妻子！（当然这是我今天回过头去看我的学生时代。当年的我，并没有“婚外恋”的意识）
我记起我的童年。对面邻居李嫂有５个孩子，家境贫寒。孩子常以白薯（地瓜）当主食。这是穷人的早中晚三餐。我见了，特别心动，老是盯着他们的白薯。李嫂看出我的心思，常塞给我一块。母亲把门一关，说：
“你怎么啦，家里有大米饭，有肉有蛋，你反而没有胃口，专门盯着别人家的白薯！你有毛病啊？”
这里面有个心理学问题。
当年我对数学、物理、古生物学、地质学、音乐和哲学……有种狂热劲，便是我童年时代两眼盯着李嫂孩子手中白薯的继续和扩大。两者的心理结构有相似之处。
其实研究哲学的快感或快乐，归根到底是把握、理解世界结构的满足。这比做皇帝还过瘾。因为皇帝的威风不过是统治一个国家，而哲学是个“王”字：三横代表天、地、人，中间一笔，贯穿天、地、人，一一串起、收拾，便是哲学——这是我毕业离校时的认识水平。算是一篇毕业论文吧，仅仅是业余的。
三四十年后，我的所有写作（包括迄今为止出版的四十六本书），统统都是这个“王”字的深入、详尽展开。我是为这个“王”字才朝气蓬勃地活在世上。
都是情人，又都是妻子（3）
如果有来世，我还会为这个“王”字燃烧。
其实献身于哲学更需要热情、激情，更需要上下把自己的身心全部点着，让自己两头烧。
哲学不能吃，不能穿，又不能住，它的价值全在精神、灵魂的需要。我一再说，从事哲
学研究就是“朝圣”，向上帝走去。后来，好多次我看过藏民“朝圣”的纪录片，深为感动。好几百公里，一路跪拜，五体投地，用自己的身体丈量着土地，动作一丝不苟。心目中只有神。
这就是我一再说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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